【题记】今日元宵节，清华大学刘石教授兄将拙文审定发回，再作调整，补所用参考书目于后。忽然想起宋女词人朱淑真的《元夜》句：“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佩玉记。

引子

乙未岁暮，灯火阑珊，芥子兄、元斤兄来访，坐豆下，出二小印，一为陶印、一为寿山，皆名姓印章。陶印印面不算佳好，唯印钮可玩儿，仿汉钮式样，四面梅花。寿山素章，视边款，白石老人川籍弟子萧友于；印面，居然为很典型的齐派气象。难怪马国权先生在《近代印人传》中，对萧的篆刻大加赞赏。赏毕，又出一册，谱出于旧家，可惜年久被水浸湿溃烂近半，经修书师傅老卢修葺装帧，妙手回春，焕然一新。打开一看，哈，三谱之一的《飞鸿堂印谱》清版原谱第三集卷一二。芥子兄说，此册就权作新春之贺，赠与老兄。心中欢喜，遂打开了话匣子。谈到影响了少年徐无闻一生的事，那就是拜他父亲所赐，接触了蜀中众多第一流的老师。徐无闻先生一生所请益的老师甚多，少年时期，重要的有三位：周菊吾、易均室、李璠。中年时期是他自己寻觅而来，重要的有三位：沈尹默、方介堪、启功。此处单讲少年时期的徐无闻。

徐无闻的父亲成都益生公徐寿（1904-1988），是民国时期的四川佛学院教师、青铜器鉴赏家、篆刻家。他出生于前清成都库兵之家，这库兵，就是仓库的管理员，照现在比对就是最低层的公务员。但是，如同古来所有大家成长的故事一样，一定有一位孟母。中国传统家庭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真是非常到位，徐寿不仅在他母亲的精心培育下得到了很好的文化教育，也受到了很好的人格培养。长大后，论学问、鉴赏、金石，益生公在成都的文人圈子算作一等一的人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的交友之好，也是一等一的。他的这些朋友后来都是国中赫赫有名的文化人物。如古典文献专家王利器，古文论专家周虚伯，古典文学专家周菊吾、屈守元，植物遗传专家李璠等等。益生公因为生活，一直在外谋生，无暇管教自己的儿子。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这些朋友。

一、与周菊吾先生

周菊吾（1912-1968）成都人，是蜀中名宿林思进的得意门生。林思进对周菊吾的文采、篆刻评价是很高的，说其文采是“典丽风华，旬堪垂远，老夫欲焚笔砚矣”；说其篆刻“西南第一”。周菊吾先生一生三件事，一是学问高，是唐宋文学的研究专家，曾主持编撰了煌煌巨著《宋文选》；二是篆刻精妙，近现代篆刻大家方介堪夸赞其印作：“海内刻圆朱文者，蜀中竟有如此高手，精妙绝伦。”三是如父子般带出了一位继承其衣钵并发扬光大的弟子徐无闻。

少年徐无闻对于文学、书法、篆刻非常的痴迷，以至于严重偏科。晚年，他在回忆少年学习的情形这样讲：“我八岁起，就跟我父亲益生公学习书法。开始时用的就是《三希堂法帖》。后来，因为生活，他老人家到处跑，并没有多少时间教我。我就自己学习写字、刻章。十二岁那年，就在城外的庙子里拓了一副对子。那对联真高，我搭起架子，趴在上面拓，一点一点的，真惊险。”现存最早的一件手拓并跋作品《汉画凤砖》，是他十七岁时在成都北郊白马寺侧遗址寻得的一件汉画像砖。他在题跋中如此写道：“为之狂喜，殆天以斯甓为余好古之报施者。”很显然，这样的痴迷，不偏科才是怪事。

其实，严重偏科不仅在今天是很严重的事情，即使在民国时期也是很麻烦的。小学虽然毕业于成都实验小学，中学可是一波三折。因为儿子的偏科，徐老先生煞费苦心，想了很多办法。无奈此时正宦游川南，无暇顾及，遂委托朋友周菊吾协助管理。好在那时从中学到大学都是自主招生。周菊吾兼职于中学、大学，受人之托，便带着这位数理化、英语科科危险的学生。徐无闻一路过关斩将，由石室、树德、蜀华直至教会大学、成华大学，最后经院校调整合并，被蜀中名宿、时任主考的庞俊先生评为中文、书法第一，进入四川大学，毕业后又执教西南师范大学，成为国中赫赫有名的学者、书法篆刻家。

徐无闻能够有后来的成就，一是家学渊源，二是勤奋执著，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周菊吾先生对早年徐无闻的一路扶持、栽培。我想这就是古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当然，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反馈于老师的就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徐无闻之于周先生有三件事可述。

一是探师。1968年，周菊吾先生在四川大学被迫害致死之前几日，徐无闻不顾自己的安危，奔赴四川大学看望周先生。自己的“反动学术权威”学生来看望自己，令周先生感动得抚床大哭。

二是觅砚。周先生嗜古，富收藏。周先生夫人毛文教授曾告诉我，周先生收藏的字画、古籍、古砚被抄，被烧，被砸，佳墨五百馀碇也被倒入一口大锅，化掉作大字报书写之用。其中，“井田”“荇翁”二名砚未被砸，文革后，徐无闻得知去向，经多方努力，觅回归周家。

三是出书。周先生一生刻印，生前未给自己出一本篆刻集。1988年，徐无闻与周菊吾家人一起整理交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册《周菊吾印存》。

二、与易均室先生

易均室（1886-1969），湖北潜江人。他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学者，治学严谨精深，博学宏通，著作等身。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的王福庵，在为其所治印边款中曾言：“均室道盟人品诗词似南宋白石道人”“精研三代文字”；沙孟海《沙邨印话》总共114条，道及均室先生就有13条26处之多，在论其搜罗印石、刊布流传之功时，大赞“世间不可无易均室”，更言其“于历代金石之稔熟，当世几无出其右”“治近现代印学史，不可不知易均室”。

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自刊蓝印本《稆园论画绝句》，题跋理应名宿同好来作最好，却让十七岁的门人徐无闻作跋。老先生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意思。追溯起来，的确带点传奇。

徐无闻先生晚年因病，在成都铁路医院动手术后，应医生的嘱咐、师母的督促，先生每日晚饭后必出来走走。这样，我就较早地到先生家里去陪走。后来我写了一篇文字《我的老师徐无闻》记载这段经历：

这时候的先生，非常的虚弱，更显得苍老。他拄着拐杖慢慢沿着通往一环路的人行道上走。他似乎对周边的环境产生了兴趣。一路上，华灯四射、霓虹闪烁，临街的茶楼，一家接着一家，一个挨着一个。一次，经过一家名为傣家楼的酒楼，看着楼台门前停放的若干小轿车。先生说：“我数了数这几晚的小轿车，每次看见的都有七八辆，这些人哪有那么多的钱，吃得到多少。要是这些钱拿给那些读不起书的娃娃，该有多好啊！”然后，就摇摇头，拄着拐杖，继续散步下去……

先生边走边回忆起他十五岁那年，与易均室先生相识于成都西玉龙街一家旧书店，邀至玉泉街，纳为弟子，出其所藏，观览品评，学习篆书并印学史。但是，这件事我总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作引子才对。你想，一个小小少年会一点古文，看一点古书，对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讲应该不是奇特的事情。过了二十多年，在一个偶然的事情中，我才弄清楚是咋回事。

千禧年以后，书画市场被拍卖行当弄得红红火火的。2011年，北京泰和嘉成组织了一个拍卖专场叫做“嫏嬛墨缘—蜀中徐氏和他的朋友们”。征集了一批作品，包括印谱。打开该期的拍卖图录一看，其中有《飞鸿堂印谱》，这是印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名谱之一。图录是这样描述印谱的：“纸本，清乾隆刊本，线装4函16册。提要：《飞鸿堂印谱》由清代藏印名家汪启淑编辑而成，汪启淑自称印癖先生，飞鸿堂是其室名，其所辑《印谱》卷帙浩繁，收录名家名作数千方，可谓印谱中得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拍品有木箱封装，品相完美。此拍品为初印四集本，纸墨精良，极初印。在序文及卷中尚存墨丁，应为此书未成时最初刊稿，原装书衣，犹存旧时风。 29cm×17.5cm 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

前面引子写到，芥子兄赠我《飞鸿堂印谱》残卷，心中的喜悦那肯定是欢喜无比了。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这本图录给徐家二兄看后，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这是他爷爷益生公徐寿先生讲给他的故事：当年为何易均室先生在书店一见少年徐无闻，就延至家中纳为弟子，原来就是因为这套印谱。可以设想一下情景：民国时期，老成都老街的一家老书店，来了一位少年，手持厚厚的乾隆版《飞鸿堂印谱》来修，让嗜印的老先生眼睛该是如何一亮，脑海不免呈现出一个问题，这印谱是谁家的？问问看。想来，这种场面，真是令人激动不已啊！

收藏印石、印章、印谱对于西南一隅的成都来讲，并没有像江南那样形成风气。在这里，遇到三大名谱之一的《飞鸿堂印谱》，对易先生真应该说是一件意外之事。而遇到这样的少年，想来当时易先生就生出一种欲衣钵传人的感觉。为此，我把少年徐无闻隶书跋识、易均室自刊蓝印本《稆园论画绝句》的文字全文录下，以感受易先生的心情：

艺术考古，雅韵之囿，历代士林，品诣以征，顾或导其猥率，或自侪驵侩。风会之寙，谁实为之？丁亥岁秋，敂菊吾师门请业，茶散香沉，随谒稆园先生于北郭。睹其风神吐纳，令人萧然意远，初不必乞以问学、沃以言说也。因思士君子，品诣为上，学问其次，此论画绝句所示，多流略鉴别之要。品诣之超，评泊之雅，浣读一过，顾尚有丝毫鄙吝存留胸臆，祗令世间馀子瞠目失色已耳。三十有七年阳月，后学徐永年并记纸尾，时同在浣谿。（印鉴：年鈢）

拜读是记，直觉得文辞典雅深情，文笔开阖有致，书法老辣深厚，如何看起来也不像十七岁的少年手笔。次年徐无闻十八岁时，易均室先生又命其为“沧浪一舸”印补刻百余字隶书长款，得与易均室、唐醉石、姚石倩、徐松安等大名家同列并处，这对一位年未及冠的少年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提携。由此可见，徐无闻少年时代的文史涵养和书法功力已远远超过侪辈，成为静藕轩衣钵传人，岂偶然哉！

为报答易先生的赏识与栽培，1954年大学毕业前夕，徐无闻精心刻作“稆园游艺”一印。他在边款中记录了此时的心情：“年猥以末技，获承清诲，迄今七年，收益实多。年今夏毕业大学，且辞家远游，求如往日之追陪杖履，谅亦难已。乃亟刻此报命，自惭丑拙不堪，贮藏之静藕轩中，倘有观者，请勿以工拙论也。”

徐无闻《纪念篆刻家易均室》一文记录了十年浩劫给恩师易均室先生无穷的摧辱，那些“破四旧”者们把他的几十年积蓄的文物典籍、书画篆刻，抄掠一空，并把他的十余种手稿、大量的明清书画和旧拓碑帖焚于寓舍中，余烬至次日犹热不可近。……1967年，他费了许多周折找回了被抄走的大多数藏印，他想“我那时在成都，感到物之聚散无常，应及时辑拓，方不付先生珍重一代篆刻艺术的苦心。于是穷半月之力为先生钤拓了三部，共二十四家刻印一百六十方，仍署名为《稆园印鲭》。”

后来，徐无闻又专门到湖北图书馆看易师的藏品并题跋，还专文撰写《纪念易均室先生》揄扬先师书印成就，纪念先师百年诞辰，发表在《书法》1988年第六期。

三、与李璠先生

李璠这个名字，对于书画圈来讲是很陌生的。但他是徐无闻先生每次到北京必拜见的四位老先生之一。其他三位，大家都很熟悉：启功、周汝昌、王利器。

李璠（1914-2007），湖北大悟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遗传研究所植物遗传室主任，专著有《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曾于1991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在研究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

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现代川派古琴家，二十世纪川派古琴代表人物裴铁侠的弟子。他以古琴家的身份名列2008年文化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这样的一位老先生与徐无闻先生有什么关系呢？

癸巳三夏某日，夜中不眠，起来整理先前锦里走访、查阅资料所得的有关李璠的材料，辑录了一篇短文《川派古琴家李璠逸事》，现择其要者简述于下。

1、成都隐士鸿冥翁徐寿有二子，一曰徐永年，一曰徐永康。徐公承耕读传家之古训，长子读书，次子务农。长子自幼于文史、金石、书法独有领悟，然于外语、数理化甚差。遂延请好友同道古琴家李璠为长子徐永年补习外语，效果不好。徐永年即徐无闻。

2、鼎革后，杜甫草堂恢复，需专门人才，李璠介绍鸿冥翁徐寿参加。与易均室、余中英等效力十年。1961年，杜甫草堂成为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3、1939年，李璠在成都读书期间，师从蜀中琴家裴铁侠学琴，后经裴铁侠介绍，又师从胡莹堂。赴京任职中科院，受学于查阜西。得裴铁侠传授《高山》《流水》；得胡莹堂传授《平沙落雁》《鸥鹭忘机》《长门怨》《潇湘水云》等曲。

4、1948年秋，成都“秀明琴社”在喻府花园雅集。集体合影，前排左起：白体乾、裴铁侠、喻绍唐、伍洛书；后排左起：李璠、卓希钟、喻绍泽、李奇梁、阚大经。

5、李璠鼎革初，至京华任职中科院，临行前，乃师裴铁侠赠明琴“虎啸”一张。忆及往昔先生赠琴一事，李璠作长诗感念之：

良俦不可疏，阔契弥参商。

贤达既一时，慨古非寻常。

于唐重李杜，递宋称苏黄。

永怀在天末，从游纪篇章。

非维并世稀，实贻典册芳。

嗟子生代晚，抚臆空彷徨。

十载访钟期，笃好结中肠。

蹉跎滞形迹，艰路阻且长。

思君令人瘦，相见俱老苍。

夫岂言周旋，左顾亲尘光。

不必投遵辖，何用拂衣裳。

感谢期许重，举酒勿轻尝。

同轨喻一旨，异概不殊量。

逘然照情愫，今日讵能忘。

6、《徐无闻年表》载：“1991辛未，60岁。冬，赴北京出席中国书法会议。会后，由弟子刘石博士陪同看望拜见启功、周汝昌、王利器、李璠诸老。”

7、客居成都为官的浙江秀水篆刻家盛光伟在《盛光伟日记》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与律和琴社的袁朗如有交往，这是由于袁亦善操琴之故。律和琴社是西蜀派的重要团体，盛光伟因行动不便，故未参加该社活动。从日记看，他可能有较长时间未能操琴，其所蓄明代断纹琴因琴弦久绝，故曾先后借袁朗如琴和九妹的琴温习。丙子十一月廿二日通过邮寄买到琴弦，袁朗如还向他介绍东鹅市巷琴瑟斋卓希钟能上琴。卓希钟亦为律和琴社成员，能制琴，北京一古琴家李璠所藏之柏木琴，即是请卓希钟用成都明代白塔旁遭雷火焚馀之柏木制成。（摘录四川大学历史教授何崝《读<盛光伟日记>》）

父亲徐寿与李璠先生的交往，种下了后来儿子徐无闻与古琴研究有关的因缘。

在徐无闻学术生涯中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即《鲍廷博手校张奕枢本<白石道人歌曲>》的整理出版。这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著名收藏家大关唐百川珍藏的一部书。为了弄清版本上的沿革，徐无闻亲赴各地，考察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目验群籍。为了进一步印证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表彰的“厉抄本”与此本的关系，他于1981年10月专程去杭州，在杭州大学图书馆见到了厉抄本。他与鲍氏校出的底本对读，通过反复的对校，认定“这部鲍校张本堪称词林珍秘，在已知的姜词各种版本中，这是一个兼有众长的善本，现在影印出来，必有助于姜词的文学和音乐的两方面研究的发展”。他在确凿地掌握一手证据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梳理，得出翔实可靠的结论，故其整理出版的《鲍廷博手校张奕枢本<白石道人歌曲>》影印本，至今为学人所宝。

为什么他要在这本书上下这么大的功夫？这与李璠有什么关系？

徐无闻在跋中记录了整理出版此书的原因：“唐鸿学，字百川，云南大关厅人，唐友耕之子（有耕传见《清史稿》）……唐氏晚年困窘，藏书渐渐散出，抗日战争初期病死后，大部分的藏书，遂辗转流入英国。舅氏太平崔之雄先生爱好书画文物，与唐氏友好。这部张本《白石道人歌曲集》，便是五十年前由唐氏让与崔氏的。书归崔氏后，深自珍秘，不轻示人。一九八一年，崔先生八十四，病危易箦时，犹殷殷念及此书，希望能流传印行，才能确保此书不至演灭，有助于学术研究。”为了实现舅氏的愿望，徐无闻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系，得到有意影印出版这一善本。

为了确保这部图书出版的质量，徐无闻先生“费去半年的业余时间，奔驰四千多公里，得到有关单位和老师、朋友的帮助”，前后比较了五种版本，才对这个本子的价值，做了基本基本判断。除了前面所述徐先生整理的过程以外，我特别注意到他请教李璠先生的细节。这个细节是很多宋词研究专家都不可能具备的条件。

崔氏秘藏的张本《白石道人歌曲集》渊源于元代陶宗仪钞录的宋嘉泰二年钱希武《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可以肯定是姜夔手定本子。现存宋词大约两万一千首，其中有旁谱的仅仅只是白石道人作曲的十七首。这是流传至今唯一的宋词音乐文献。所谓旁谱，就是姜白石为自作词配乐的乐谱。这里面有自度曲十四首，据旧谱填词二首，范成大谱曲、姜夔配词一首。

鲍廷博手校张奕枢本时非常谨慎。他采用的维扬马氏底本和古佚抄本，与张本的旁谱进行对校。但是，他不懂音乐，就很细心地照谱字原样描出。那么这个张本旁谱的价值如何？徐无闻写道：“至于琴曲的谱字，更是外行，曾写信去请教父执李璠研究员。今得李老复示：‘白石所用的，琴曲符号与传世的一般琴谱符号就是相同的，只有极个别的用字不同，如白石谱上的‘晖，即一般谱上的‘徽；白石旁谱上的‘□，即一般谱上的‘□等是。校者（指鲍氏——无闻注）所校出的与刻本（指张本——无闻注）不同的符号都比刻本上正确。接大札后，我按谱试弹，弹到有问题之处，如果按原谱弹，则声不相应，音不谐（不落韵）；如果按校正符号弹，音谐而有韵味，声相应也。李老是科学家，同时对古琴有深湛的修养，早年学琴于裴铁侠，解放后又从查阜西西游，他的鉴定是可信的。”

徐无闻先生讲鲍氏校勘严谨矜持，从这里可以看到，徐先生的校勘更胜古人，不仅比对版本，而且还请父执李璠古琴家来进行科学实验，真是一般研究者很不容易做到的。

丙申正月初六，佩斋南窗下

参考文献

[1]姜夔著，徐无闻校勘.鲍廷博手校张奕枢本<白石道人歌曲>》（影印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周菊吾.周菊吾印存[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

[3]徐寿著，徐无闻编.鸿冥老人游艺留珍[M].成都：成都民生印刷厂印，1993.

[4]徐立编.徐无闻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5]唐中六.巴蜀琴艺考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6]向黄编.二十世纪四川书法名家研究丛书·徐无闻卷[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

[7]无慧.广陵散[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