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晨光

〔摘要〕新编巴陵戏《远在江湖》的剧作评论。

〔关键词〕巴陵戏编剧剧作

《远在江湖》，剧名化自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句“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剧情大抵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演绎，搬演的就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故事。“谪”“守”为两个关键词，其中，“守”字铺展成戏剧情节，即滕子京治理巴陵郡的过程和业绩；“谪”字则是全部情节发生的背景和条件，滕子京是以贬官的身份领导巴陵郡并取得不俗业绩的。也就是说，“守”为剧之表，“谪”为剧之里，两者互为依托映照，而尤以“谪”字为全剧的焦点。

和庙堂相对的“江湖”是民间，是偏远之地，滕子京的“远在江湖”就是遭贬谪的境遇。被贬谪到偏远的洞庭湖畔，按情理，当事人该是灰头土脸抑郁自卑的，巴陵郡的下层官员就在等待这样一个贬官的到来。然而，从高处摔跌到他们面前的的滕子京却是神采焕发，没有一丝落魄的愁容，这出戏的戏剧性和主题正是从此处生发出来。滕子京就是这样出人意料，他不“忧谗畏讥”，也“不以己悲”，完全不气馁于逆境，不就缚于世俗逻辑。他是自信自尊地走马上任的。到任后则是毫不畏葸，雷厉风行，一年过去，凋敝颓败的巴陵郡就面目一新，破败的名胜岳阳楼也扩建重修了。

《岳阳楼记》所写滕子京的政绩，资料想必是其本人提供的。嘱朋友为他重修的岳阳楼作记，也难免意在借其生花妙笔宣传自己。范仲淹没有辜负朋友的嘱托，开篇就亮出其“百废具兴”的功绩，但这显然不是全文的重点，范仲淹更感兴趣的是支撑滕子京取得如此成绩的精神状态，且进一步借岳阳楼的视野想像整个文人处境和心态，并将滕子京标举为文人的精神典范。那就是，即使遭受贬谪，即使身处逆境，也要不为所困，照旧甚至更好地履行自己的政治使命，而不是心灰意冷，自惭形秽，缩手缩脚。这一思想的提炼虽是范仲淹对朋友嘱托的超越，但仍局限在政治视野中的文人群体。陈亚先的《远在江湖》则对此作出了又一步的升华，将它推向更普遍的人生层面，剧本的“题记”所引《黄果树大瀑布》的歌词点明了这一点：“人从高处跌下，往往气短神伤；水从高处跌下，偏偏神采飞扬！……原来水可以成为人的榜样！”这就使该剧不仅给沉浮中的官僚文人，而且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思想的启迪。多数观众并不是官，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像成“迁客骚人”并不容易，“进亦忧，退亦忧”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缥缈的豪言壮语。但若将该剧作为“逆境对策”的人生故事来看，人们都容易贴近主人公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了，因为是人都会跌落，都有陷入灰暗的时刻，在此人生江湖上，滕子京的策略是最可取的。所以，《远在江湖》是滕子京外传，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励志故事。

从《远在江湖》全剧看，对滕子京“不以己悲”的积极处世态度的赞赏仍是较为浅在的，其更为深潜的题旨是，在固有的权力阶梯上，权力等级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权力专横地分配着人的尊严和意志，决定着两者的份额，横扫一切其他关系及其价值。这一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人心和权力的本质。与此相关的情节构成该剧的骨架，贯穿其始终，成为其思想最硬的部分，而此处的“江湖”就成了以官场为主的整个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员自然都镶嵌在权力结构的相应位置上，平民大众更逃不脱权力的威压。这一主题就表现在滕子京和王钧第的关系中，尽管滕子京的性格和上述“江湖处世主题”也在其中得以表现。

为表现这一权力主题，剧本特别设计了滕子京和王钧第之间的复杂关系。两人原有师生之谊，年轻却为滕子京上级的湖广镇抚使王钧第是他当年的学生，前者是后者的恩师。在科举时代，恩师等于举子的赏识者和擢拔者，可以说他的官位就是恩师给的，对举人具有极大的恩情，对恩师应该敬重是不言而喻的。而恩师对于即使是处于上位的学生也是不需要特别恭敬的。这正是一般的情理和推论，滕子京也持此观念。但这种观念和权力的本性并不吻合，两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远在江湖》更激烈的戏剧性和更深刻的主题就表现在这一冲突中。

虽然滕子京是王钧第的恩师，后者是他的“贤契”，但这贤契却比恩师的官位高，是恩师的上司，而恩师不仅处于权力的下级，且是遭到贬谪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权力欲望说了算还是师恩说了算？权力意志处于人的本能的顶端，拥有权力的人不会放弃享受权力，也不会容易这种享受被打折扣，它刚性地要求与之匹配的尊重和仰视，要求下级表现出应有的惶惧和卑抑，不管这下级是什么人，处于什么样的人伦位置上。“官大一级压死人”是没有附加条件的，王钧第不会因为滕子京是他的恩师就不想要他的崇敬了。下级对上级如果没有相应的臣服的表现，本身就构成一种挑战，上级是不会不在意的。权力的本性如此，偏偏遇上滕子京的自尊自傲，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滕子京到巴陵郡上任，内心其实是害怕僚属的冷眼和慢待的，至少他会预感到这种可能性。他到达时诸下属正准备去给湖广镇抚史王钧第拜寿，确实把他的到来不当回事，不仅因为他是贬官，还因为和王钧第相比他是小官。他因此才强硬地予以阻止，其实是要求下属对他的尊重。这也是出于心理自我保护的本能。他本人就更是不去巴结“贤契”了。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的恩师身份看得很重，不但不去拜寿，反倒在王钧第已经很不高兴的情况下不知趣地去告贷。他没意识到或故意不在乎他所怠慢和与之较劲的已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他的上司，一个比他权高位重的人。后来王钧第到岳阳检查工作，滕子京竟又把这上司放在客舍里晾了三天而不闻不问。受到如此轻慢和冒犯的王钧第怎么能心平气和！王钧第的要求不过是和人性共谋的权位的要求，就是要求权力下级的服从和尊重，巴结和仰视。而滕子京表现出的却是冷淡和对抗，他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权力本性的挑战，他挑战了权力江湖上的规矩。这又和他的不以现实处境为意、无视各种潜规则、未被现实驯化的性情相联系。

《远在江湖》的“权力主题”可能不是作家有意识要优先表达的，而只是附带地藏身在“江湖处世”这一主题下面的，但却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这一主题中的滕子京也可能是更受观众欢迎，更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因为，生活中的每个人，即使是官位很高的人，也必然受到上位权力的压抑和侵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委屈，都有对上位权力扬眉吐气的需求，都有反抗的冲动，而付诸实施的毕竟少之又少，当看到滕子京那样任性勇敢地开罪上级，观众会感到是压在自己心头的一块石头被掀掉，都会站在他这一边，在幻想中获得解放和翻身的快意。因此，权力主题角度上的《远在江湖》也会很有观众缘的。

滕子京解决巴陵郡各项积弊时采用的是“雷霆手段”，其含义是打破常规，敢作敢为，其中关键的一招是帮助商人逼还被长期拖欠的债款。滕子京通过这一措施和众债主达成协议，催还的款项一半归公，填充空虚的府库，而还不上欠账的人则被官府拘押。这几乎成了他突围财政困境的绝招。但是，剧本在对相关细节的描写上出现浮泛不明确之处：一，滕子京对王钧第对他滥用刑罚的指控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辩护，没有论证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这差不多等于他无言以对甚至认罪了，而这是要接受处分的，但滕子京却用赢得圣旨御批成功脱逃，无法被继续追究。这样的情节是足以损害正面主人公形象的，又很像是作者曲意回护滕子京。二，与此相关，第五第六场在时间上已是一年以后，巴陵已经“百废具兴”，而且要修岳阳楼了，怎么还有大量的欠账人被关押？这局面不仅不能算“政通人和”，而且，既然是仍被关押，那就是还没有还账，官府还没有拿到那一半的债款，兴办各项公共事业的资金也就还没有筹足，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就无法做到“百废具兴”，怎么还要来重修耗资巨大而并不急需的岳阳楼来了？还有，既然被关一年都没有交出欠款，那就说明欠债人真的没钱，那么，这些人将被关押到何时，关押他们还有什么意义？这其中的用意和道理都是费解的，让人困惑的。（责任编辑：蒋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