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后，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国家教委高教司开启了对高校各类学科专业教材的重建工作。全国财经类专业教材建设由国家教委统抓。中国人民银行科教局（后改称教育司）根据国务院和国家教委的要求，重点负责统一组织全国普通高校金融类专业教材的规划、编写、编审和出版工作。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高到新的高度，人民银行教育司在人行党组的领导下，历任的司领导和教材处领导更加重视教材建设。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作为教育司的工作重点，教材处就普通高校金融类教材的建设做了全面规划。由于我有机会参与人行教育司在规划、组织编写、审定国际金融专业教材方面的工作都希望我能协助参加。这样，我就接触并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高校国际金融专业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工作。以下通过一些往事的片断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国际金融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如何经风雨见彩虹的进程。

国际金融教材提纲讨论会

1979年人行教育司教材处加大了财经类高校金融教材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教材的建设工作。那时重点组织编写了两本试用统编教材，即《国际金融概论》和《外汇概论》。

在此，我集中回忆有关《国际金融概论》一书的编写情况。此书从1980年 冬，由人行教育司教材处处长谭秉文亲自主抓，从挑选高校编写人员到拟定编写大纲，从讨论大纲到分工撰写，从讨论初稿到最后审定出版，为时将近两年。此书于1982年12月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受到全国财经院校师生的欢迎，后多次再版，并被评为全国金融学科的优秀教材。此后，许多高等院校也各自编著了《国际金融》的相关教材，

最令人难忘的是，1980年12月，编写组在距上海财经学院较近的一个内部招待所，召开了有关教材提纲的五天讨论会。该书编写组的成员为：朱元（组长）、谢树森、沈锦昶、张景文、吴开祺、王海北、赵尚质、黄有土、曹世儒。当时这九位老师中，黄有土、赵尚质不到50岁，其他几位都50多岁，个别已过60岁。上海12月份的天气阴冷，除了上海财院的编写及讨论人员每天来招待所讨论外，其他人员都住在一个里外间的套间里。我记得里间住有曹世儒、黄有土、赵尚质和我；外间住的是谭秉文、张景文、王海北和吴开祺。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房间里只有一张很小的书桌，讨论时在外间，因椅子不够，大多数人都坐在床上。

谭秉文起得最早，他在楼道做自编的体操30～40分钟，据说已坚持了十几年。他身体修长，虽然年近六旬，但精神很好，动作灵活，弯腰双掌能触地。他是老一代革命家谭平山的儿子，解放前毕业于上海财院，是学校的高材生，在大学时就翻译出版过西方经济学名著，后在银行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大区行合并，他与夫人一起调到北京。他分配在《中国金融》杂志当编辑，爱人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工作。50年代末，他与爱人兰好仁支援新疆建设，一去就是几十年，在新疆，他自学了维吾尔语，能读懂书籍和报纸。70年代后期，他们返回北京，他分到人行教育司，兰好仁又回到中国银行，这时，他把全部心血投入到财经院校教材基础建设工作。上海是他父亲上世纪20年代从事革命的地方，又是他大学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对上海、对上海财院充满了感情。有一年，我正在上海探亲。他与女儿竟然找到我在上海弄堂深处的家，令我十分吃惊。老谭退休后，身体一直很好，从不上医院。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著，如《美国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与戴乾定合译）、《美国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等。大概在1996年冬，他发高烧转成了肺炎，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其实，他是最有资格回忆，在改革开放头十年，人行教育司如何组织财经类高等院校金融教材建设的。今天，我们绝不会忘记在他组织下，编写出了的十几本金融专业教材，他的辛勤工作对我国高校金融学科和教材的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

朱元当时是上海财院世界经济系系主任，编写组织中唯一的教授。他40年代中期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到大学任教，他与老谭一起主持讨论。此书绪论由他执笔。他提出学习并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方法来研究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各种各样问题。

谢树森当时是上海财院世经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他19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任教，曾担任系主任，当时刚30岁出头。他直率、好辩，思维活跃，善于言谈，往往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英文水平出众，钟爱国际金融教学。他一直主张把国际金融学与金融学并列为相同地位的学科，以便更好地培养国际金融的人才。为此，谢教授2002年上书教育部，并向吴启迪副部长当面谈了上述意见，并建议提高高校国际金融专业入学的英语分数的门槛。

上海财院的沈锦昶带着金丝边眼镜，清瘦，显得很斯文，他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硕士学位，进入上海中国银行工作。因肺病离职，后又应聘为圣约翰大学的教师，院系调整后并入上海财院，成为教授国际金融专业的骨干教师。他英文根底好，无论英翻中，还是中翻英都有较深的造诣。至今在我手边还保存着由谢树森、沈锦昶主译的美国林德特与金德尔伯格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打开封页就看到他们赠与我的签名。这本书近50万字，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贸、金融领域一本重要的理论与实务参考书。

中央财经学院的张景文，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派到上海中国银行总处，大区行合并调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上海迁至北京，他也调到北京。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安排到东北工作。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北京。这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回中行总行，另一个是去中财，因为当时中财刚刚恢复招生，急需教师，而他在中国银行工作多年，搞过外汇管理、外汇信贷，英文水平也高，他是金融学科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中财领导的盛邀下，他决定去中财，并组建金融系国际金融教研室并担任该教研室的主任。他对此书编写浸注了很大心血。他与虞关涛教授共同指导的人行研究生部学生张礼卿，如今早已是中财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国际金融学科学术带头人。

陕财的王海北副教授，身材矮胖，看上去年事已高，我印象中，他曾留学海外。他讨论时发言不多，主要承担国际金融机构的撰写。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了我国合法席位后，1983年，基金组织在陕财举办了一个有关基金组织的知识与业务培训班，据说，王海北承担了主要资料翻译工作，从中反映出他不仅英文功底深厚，而且具有扎实的西方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

吉林财院的赵尚质，当时显得较为年轻，个子比较高，看上去精神而且挺拔。他日文很好，曾于日本商专毕业。那时有关国际金融的资料有很大部分由日文翻译过来，因此从信息来看，吉林财院一点也不落后。他是吉财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专业的创始人，编著了教材，带出不少优秀学生。

厦大的黄有土年龄与赵尚质相仿，福建人，身材较矮，是世经系国际金融教研室的负责人，在讨论时，他喜欢辩论，有时与谢老师争得面红耳赤。我是1979年参加社科院世界经济学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认识他的。此后，他也多次参加国际金融学会组织的活动。1992年他与学生朱孟楠编著了《国际金融新论》，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今，朱孟楠教授已是厦大金融学院院长、博导。

辽财的曹世儒是个大胖子，有东北人的豪爽劲，开朗和蔼，他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辽财从事世界经济的教学工作。他称得上是该校国际金融学科的创建人，80年代被评为副教授后又晋升教授，带出一批优秀的学生。他也多次参加国际金融学会的活动，我们都有机会相见。

天财的吴开祺中等身材，戴黑边眼镜，操苏北口音。他原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职工，50年代后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离开银行，后在天财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任教。90年代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立信会计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新编国际金融》、《现代投资学》、《现代国际结算》三本专著。当时，天财的国际金融专业力量很强，与吴开祺一样，有好几位教师都在天津中国银行工作过，他们是徐国勋、马作舟、苏宗祥、石岷、蒋辑等教授。现在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的实力仍然很强，有一批年轻新秀。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王爱俭教授就是天财培养的接班人，她的教学和科研方向也是国际金融。

在提纲讨论中，我们对国际金融这门教材是从国际收支讲起，还是从外汇与汇率讲起，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既然国际金融说的是国际间资本周转与流动，那么应该先谈外汇与汇率，也就是从微观说起。但有人认为，应该从宏观说起，因为国际收支能全面反应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存量与流量，它是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商品、劳务、资金交易等形成的债权、债务的综合反映，而这些变化将对汇率乃至经济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如何表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性质作用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该组织维护国际货币体系正常运转，促进世界商品、劳务、资本流动的作用以及缓解国际货币体系危机仍给予了充分肯定。谭秉文和我还强调，在国际资本流动这一章，要把利用外资的内容放进去。大家十分赞同，决定用一节专门谈此问题，即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可能性、理论与实践、指导原则、渠道方式、注意问题。最后，在充分讨论了各章节应撰写大纲后，由老谭和朱元确定各章节的执笔人选。以上所涉及此书编写的人和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这次讨论会情景还历历在目，提到的人绝大多数是我的学长和朋友。如今，我国高校国际金融专业正在蓬勃前进，已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才；所提及的老师大多都已故去，但是新一代的教师和学者正在不断崛起，他们以崭新的、与时俱进的学识必将把我国的国际金融学科建设推向更新、更高的水平。

国际金融教学大纲审定会

1987年，国家教委高教司通过组织中外教授讨论，确定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共11门，它们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数学基础、会计学、统计学性、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展经济学、计算机应用基础。并先着手组织编写和审定“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

在国家教委启动组织编写和审定高校财经类专业11门核心课程教学大纲后，人行教育司于1991年12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高校金融类专业“国际金融教学大纲审定会”。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王学青教授牵头组织承办。这是一次全国国际金融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大聚会。人行教育司副司长孙荣欣出席会议，会议由教材处处长赵蒂英负责。

当时人行教育司将国际金融专业确定为八门主课程，这八门课程是：国际金融概论、外汇管理概论、金融市场概论、外国银行业务与经营、国际信贷、外汇会计、国际结算、外汇英语选读。我手中还保留这次会议的代表名册，名册不仅列入参加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还列出参加哪一门教学大纲的讨论。此名单帮助我回忆这次在国际金融教材和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会议。

参加《国际金融概论》讨论的有华东师大的陈彪如、黄银柱教授，辽宁大学的刘亚副教授（五道口博士），河北大学的康书生讲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周祥生研究员，中国银行研究所吴念鲁研究员、陶礼明助研。由于陈彪如所著的《国际金融概论》出版不久，获得好评，但该教材定性为高校文科教材，适合综合性大学使用，于是大家建议，由我和周祥生牵头，由中行研究所和上海分行研究所以及辽宁财大的刘亚参加编写国际金融概论新教材。在确定主编和编写人员后，由我、周祥生、刘亚、陶礼明就教材的框架也即各章的顺序作了较深入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已不少，但都是从国际收支谈起，即从宏观抽象谈起，而人们实际接触的是外汇、汇率，而对国际收支比较陌生。我们一定要把这本金融类的统编教材编好，写出特色来。我们确定绪言由刘亚撰写。他深入浅出的阐述了本教材为什么先从外汇、汇率谈起，以及国际金融核心内容的特点。接下来是外汇、汇率、国际货币制度、外汇管理、国际储备、国际收支、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国际结算与支付、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的发展变化及前景。我执笔写了5章，在规定的半年完成了初稿工作，但其他撰稿人迟迟未交稿，而这时，我被派驻卢森堡中国银行分行工作。我把未了事项交给陶礼明，由于人行教育司和西南财大出版社催稿，即交付出版社。

1993年底，我才看到已出版的教材，全书都未看见刘亚所写的绪言，因为作为开篇的绪言就强调本书不同于其他教材，我还发现细微之处错误很多。后责问出版社时，责编答复为绪言与第一章内容有重复，他们就撤下了。对此事我很不满意。总之我们按时完成了人行教育司组织的高校金融类《国际金融学概论》教材的写作，此书共印12000册。该书的结构顺序、内容观点体现了国际金融的理论性、实务性和创新性。但我作为统编教材的主编是有责任的，虽然我在海外忙碌，但是没有盯紧此书出版的关键环节，此事一直深感遗憾。

参与《外汇管理概论》讨论的有人大王传伦教授、他的学生王军博士生，东北财大刘善讲师。人行教育司邀请了对外经贸大学刘舒年教授和天津财大马作舟教授，但他们都未到会。刘舒年教授曾牵头参与1983年人行教育司组织编写的高等财经学院试用教材《外汇概论》一书。马作舟教授按照人行“七五”金融科研规划（院校部分），承担了《现代外汇学》的科研项目，他与王令芬博士于1989年10月以《现代外汇学》作为高等财院教材，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由于他们没有到会，此教材的讨论没有深入展开。

在此，我要特别强调，人大财政金融学院的王传伦教授对国际金融学科建设作出的特殊贡献。王传伦教授是学贯中西、横跨财政金融两大学科的学术泰斗。在戴相龙、黄达主编的《中华金融辞库》中，他担任国际金融卷的分主编。他用了二万多字的篇幅写下了“国际金融”这个分卷词条。我认为，这是我国学界迄今为止，全面阐述解析“国际金融”最清晰的词条。他从国际金融发展历史和所涵盖的基本内容，以及理论的演变发展进行阐述。不仅十分到位，而且具有理论高度，阐述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经得起推敲，从字里行间也都看出他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他所撰写词条的观点和具体内容，见后面第四部分。我十分赞同他对国际金融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内容顺序的排列，这一思想也贯穿在我主编的《国际金融学概论》教材中。

每当在国际金融领域发生重大事件时，或对某些问题有所困惑不解时，我也随时查阅《中华金融辞库》，阅读王传伦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卷的相关词条予以解惑。王老师也是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曾帮助我的第一本书《欧洲美元与欧洲货币市场》一书修改、出版。我与王传伦教授有着30多年的深厚忘年之交。

《金融市场概论》由上海财经大学世经系朱元教授、沈锦昶教授牵头，参与的还有该系霍文文副教授，厦门大学财金系赵磊讲师也参加该组讨论。

《外国银行业务与经营》有复旦大学世经系陈观烈教授，陈伟恕副教授，厦门大学财金系黄宝奎教授，辽宁大学郝国胜副教授，上海财大金融系许谨良副教授，戴国强讲师，刘波讲师，中南财大刘慧好讲师，武汉大学叶永刚讲师与会。该书由黄宝奎教授主编，复旦著名教授陈观烈执笔写了第一章“银行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该书题目改为《西方银行业务与经营》，是八门课程中编写力量最强的一组。该书于1995年7月由西南财大出版社出版。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我几乎每年去一次上海，参加上海国际金融学会的活动，开展人民币汇价改革的调查，为《国际金融研究》杂志组稿。在上海期间，我通过上海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周祥生研究员在上海中行招待所座谈。邀请了华东师大陈彪如教授、复旦大学的陈观烈教授、马之騆教授，上海财大的谢树森教授、沈锦昶教授，上海银校的姚念慈教授等人。这样的活动举办过多次，他们对编写国际金融学科教材认真负责的态度，为办好《国际金融研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我受益非浅终身难忘。

《国际信贷》有北京财贸学院萧朝庆教授，对外经贸大学费修梅副教授，人民大学财金系李春副教授与会。此书确定在1986年刘舒年主编、吴永福副主编《国际信贷》教材的基础上增补修订，最后由刘舒年主编，萧朝庆、李春为副主编。该书在1993年5月由西南财大出版社出版。此教材后经多次修改。2009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萧朝庆教授，他赠给我由刘舒年与他主编的《国际信贷》第四版，该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扉页上萧老师写道，“请吴念鲁教授指正，1991.12.5，上海教材会议的成果延续至今。萧朝庆赠，2009.1.16。”萧老师为人谦厚，我退休后参加过一段北京国际金融学会组织的活动，还见到过萧老师和刘舒年教授。刘舒年长期在对外经贸大从事国际金融教学科研的工作，还编著了《国际金融》、《国际融资与外汇》等教材。

《外汇会计》参与讨论的有天津财院金融系石珉副教授，西南财大会计系的吴艳鹏副教授，曾晓玲讲师，广州金融专科学校外汇保险系郑师有副教授。还有几位实务工作者，他们是广东发展银行高级会计师陈懋嵩，他原是广州中行会计专家，为支援而去了广发行，辽宁省建设银行财会处的杜宇。此教材后由石珉牵头。石珉原在天津中行外汇会计工作，由他主编的教材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这次会议中国银行总行教育部教材处处长朱一鸣也到会，在这次会上她约请石珉为中国银行职工编写了《外汇会计实务》一书。

《国际结算》参加会议的有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的苏宗祥副教授，乔捷讲师，上海财大世经系的徐秀琼副教授，陆美琦讲师，西南财大国经系吴富林讲师。此教材确定由苏宗祥主编，他原是在天津中国银行从事多年国际结算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主编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样朱一鸣也约请他为中国银行在职干部编写《国际结算》一书，作为干部培训教材。

《外汇英语选读》参与会议讨论的有中央财院英语教研室郝国华副教授、陈抗风副教授、西南财大国经系倪克勤讲师、北京财贸学院金融系李书强讲师。陈抗风、郝国华是夫妻，原都在中国银行国外局工作，与我是同事。他们5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财大，进入中行后，专门到外贸学院脱产学习三年的英语，改革开放后，郝国华先去了中央财金学院，后来陈抗风也去了。他们原来就有较扎实的英语基础，通过进修后英语水平有很大提高，加之他们又有外汇业务的实际经验，因此由他们担任此教材编写特别合适，这时陈抗风刚退休不久，我主编的《国际金融研究》正缺少编辑，同时也缺少既懂理论又懂实务并具有较好英语水平的人员。因此，我请他担任兼职编辑并请他翻译一些西方大银行有关研究报告，在杂志上刊用。回京后，我专门到他家拜访。同样，朱一鸣也与他们夫妇约定，为中行干部培训，编写《外汇英语选读》教材。

如今参加会议牵头编著教材的老师，大都已离世，有的已年近90岁。当时年轻的副教授、讲师，现在已是全国高校金融、国际金融学科的著名教授或校院、金融机构的领导，有的也到了退休年龄。20多年前的这次会议，组织促成我国国际金融学科数门教材的面世，这对当时的教学起到积极作用。如今，有的教材被评为普通高校“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等，他们在国际金融教材和学科建设上的贡献不会被人遗忘，记忆将永远留在他们所编著的教材上。

（作者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