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

学前印象

1958年，我刚刚6岁，就被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建设运动感染，运动的名字叫“大跃进”。那时候，广播里整天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至于什么是总路线，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搞明白，那是中共提出来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19个字，这就是总路线了。怎样体现总路线呢？在城里是除四害、大炼钢铁，在农村是开展深翻地运动。

除四害据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这里为什么将麻雀也作为四害了呢？因为那个年月粮食产量不高，人还吃不饱肚子，麻雀却在到处啄食粮食。一天清晨，我在睡梦中惊醒，院子里到处是敲铜盆声，原来是街道办事处统一组织的消灭麻雀运动，据说这样可以将麻雀惊醒，通过呐喊和铜盆敲击使麻雀不敢往自家院子里落，让麻雀在空中不停地飞，最后就会累得从空中掉落下来。那天早上，我迷迷糊糊跑到院子里，看到大婶大姨们一边敲铜盆（当年洗脸盆大多为铜制）一边喊一边笑，偶尔也能看到三五成群的麻雀惊慌地叫着从院子飞过，但我看它们都往东飞去了。我们家的东边是县水利局堆放木材的露天场地，除了木材垛以外就是树木杂草。麻雀飞到那里就踪迹全无，也没见到有累死的。

除了消灭四害外，令人印象更深的是大炼钢铁。当时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提出中国经济要十五年超过英国，想超过英国就得进行指标比较，那么英国15年前（1943年）钢产量是多少吨，中国就要力争使1958年的钢产量达到多少吨，这样才能和英国有得一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出了一个人民战争思想：不管什么事，只要依靠人民，只要发动群众，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在钢铁产量追英国的问题上也就要用人民战争的思路，诀窍就是各个单位不仅厂矿还包括机关和学校，到处自建土高炉，让炼铁厂遍地开花。我哥哥当年只有17岁，已上高中，正在争取加入共青团，属要求进步靠近组织听党的话的热血革命青年一类。大炼钢铁标语到处张贴后，县第一中学也自建了一座炼铁小高炉，没有耐火砖，学校领导就号召学生回家把多余的水缸砸掉，用水缸碎片作耐火砖；没有原料就让学生回家把多余的铁锅拿来，砸碎扔进炼铁炉。我们家当年闲置在仓房子里的一口派子缸和两口铁锅可倒了霉，都被我哥砸碎背到学校交给了党组织，那一年，我哥哥也在大炼钢铁的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那的确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大家所干所忙的就是一件事——在党的领导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样？老爹说，那就是每天可以至少喝两顿酒；老妈说那就是经常吃猪肉炖粉条子；我又向哥哥求教，他说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加上土豆烧牛肉。我当时还颇为疑惑：土豆烧猪肉难道就不算了吗？哥哥说：“这不是我说的，是赫鲁晓夫说的，赫鲁晓夫是苏联的大领导，相当于中国的毛主席。”噢，原来如此。

当年的前郭县县政府所在地前郭镇，人口有两万多，分成四个街道，按东西南北分别取名为文化、繁荣、建设、胜利。我家属于文化街。在共产风刮来的时候，文化街曾组织过幼儿园，还尝试着开办大食堂，但只是风传，可能是找不到大锅也无法解决粮食集中、菜品配给等复杂难题，就只好作罢。宣传大跃进赶英超美那阵子，我哥哥常买回一些报纸到家来，我当时已认得一些字，我看他拿回的报纸上第一版常有XX县农民XX粮食亩产放卫星一亩地打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粮的特大喜讯，上面还配有漫画：一群小孩站在成熟的麦田密植得有如厚地板的尚未收割的麦穗上跳舞。我家当时没农村亲戚，但有一狗叔住于家围子，时不时到我家来坐坐。狗叔姓张，小名叫黑狗子，解放前我爹开砖厂时，他很小就在我家做长工，当年我爹雇了五六个伙计，吃住都在砖窑上，我妈妈每天给他们做饭，所以像一家人一样。我拿了这个带漫画的报纸给狗叔看，问这是真的吗？狗叔说：“反正吹牛不上税，整天瞎吹一气，早晚会饿死人的。”大跃进开始后，我老妈也开始憧憬共产主义，还到街道参加了扫盲班，思想开始进步，听到我狗叔的评论常常说他思想不进步，有意和共产党唱反调。我狗叔说：“不是我唱反调，我们每天生活在农村，人民公社大家出工不出力，地里根本打不了多少粮食，哪来的亩产几千斤上万斤之说。”

1958年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姥姥从扶余我二姨家来到我家说想死在我家，我爹妈都表示热情欢迎，姥姥到来后就睡在炕头，想吃啥我妈就给做啥，但她每天都在吐痰，我妈给姥姥准备了一个痰盒，我看到痰盒就恶心，当时整天哭着不肯吃饭愣说恶心。我姥姥当时神志清醒，说我还是走吧，别把孩子哭坏了。就这样姥姥又回到了扶余二姨家，一年后死在扶余。姥姥是在一个萧瑟的秋天离开前郭县的，姥姥走后，我爹和我妈开始商量拆院墙的事，我敢发誓，这肯定是个最糟糕的主意。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红砖墙大院子里，我爹当年开砖窑是前郭县18家砖窑的头儿，相当于现今的行业协会会长，开砖窑唯一的好处就是砖多，所以在那个家家都用黄土泥掺草墙的年代，我家有6间红砖房，还有清一色红砖砌成的一人多高的墙围成的大院子，这给人一种家境殷实的感觉。有个大院子，院子有个黑大门，院子内的租客都是经过人品评判才决定是否接收的，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全是温馨幸福的记忆，因为邻居就像家人一样，彼此关照和谐相处。在1950年代，大家的日子都差不多，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整天挨饿的穷人。那么，我爹为什么要把院墙拆掉呢？那就是共产风运动风的压力。从1957年反右开始，中国社会开始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越来越重视家庭出身政治立场，各个工厂机关事业单位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那个年月谁家出身越穷就越光荣，我们家是“小资”成分，这是全国只有吉林省才有的一个怪成分，相当于小商、小业主，相当于农村的中农或者上中农。但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小资就是小资本家，小资本家再配上一个固化形象的红砖墙大院，那对我爹对我们不断往出冒的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子女，就显得极为不利。所以拆院墙的建议也得到了哥哥姐姐们的支持。历史经验证明，红砖院墙拆了之后，我们家的好时光即安宁祥和的生活环境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先是看到有人随意在我家地盘上穿行，随后是水利局来了几个人又是测量又是钉木桩，在我们家南园子的位置竟盖起一排家属房，再后来就是你家猪圈离我家后窗太近，他家鸡鸭跑到我们院里抢食等等这些鸡零狗碎的麻烦事了。而且院墙扒掉后，原来的租房们搬走，后来的租房客越来越不友好，房租每月一元两元的低租金交上来后，背后还说我家剥削人。

在我看来，我家的衰落自1958年开始，标志性的事件有二：一是拆墙毁院，二是我大姐到长春去打球。我大姐初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除了打篮球她一无所长，万般无奈，硬着头皮报名省女篮新队员选拔考试，到长春去竟然一考得中。我大姐走了，家里好像人气下来一大截，院子没了，我家经济地位再也不受尊重，所以我多年以后总结，我们家变得没意思就是从1958年开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