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恂

为解决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所存在的问题，“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逐步减少营业税征收范围，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在此背景下，2011 年国家“营改增”试点方案出台。从总体上看，“营改增”全过程大体可分为部分行业地区试点、部分行业全国试点和全行业全国推行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试点。2012年1月1日上海率先进行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试点，2012年7月25日北京等十省份也开始试点，2012年12月达12个省份。第二阶段，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2013年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由试点推广至全国，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2014年1月1日，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纳入试点，试点行业不断扩围。2014年6月1日起电信业实施“营改增”。第三阶段，自2016年5月1日起将“营改增”的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实现增值税全行业覆盖，使营业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金融业“营改增”简介

由于金融业的子行业业务种类众多，税基确认复杂，被认为是最后一批“营改增”行业中的一大难点。作为全球首批对金融服务业征收增值税的国家之一，我国没有太多经验可借鉴。2013年8月1日，融资租赁增值税改革扩展至全国，标志着金融业“营改增”从融资租赁业开始试水。金融业“营改增”从融资租赁业试点的优势为：不同纳税主体的同一融资租赁行为曾经适用完全不同纳税方式，当发生租赁货物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的融资租赁行为时，经相关部门批准有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虽然缴纳的是营业税，但实际上仅是对租赁服务增值部分按5%税率缴纳营业税，因此，已经初步具备了增值税的征收模式。

2016年3月24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为36号文），其中金融业自2016年5月1日起适用的流转税由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根据36号文规定，将金融服务纳入“营改增”的范围，其中金融服务，是指经营金融的业务活动。包括贷款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

现阶段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问题分析

就目前公布的36号文的金融业细则来看，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总体的税制设定问题。从理论上说，完善的增值税制应对包括所有金融服务在内的所有形式的商品和劳务征收增值税。但在实践中，由于金融服务的特殊性，对金融服务按标准税率全面课征增值税是比较困难的。金融业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而且金融产品的数量随着金融创新呈爆炸性增长，如何构思将增值税套用到每一个产品上，且保证每种产品都符合增值税的计税原理，目前来看比较困难。尤其对银行业的核心业务（如存贷款利息收入）如何征收增值税更是难中之难。

计税基础（即增值额）的确定问题。增值税的征税原理是对各环节的增值额部分征税，相对而言，工业企业通过产成品的销项税额扣减原材料购进的销项税额，就能确定工业企业的增值额应纳税额。而金融企业的服务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难以准确确定增值税税基，其包含的服务及附带成本极为灵活。且金融业很多收益来源于资本的投资回报（包括资本的风险补偿、通货膨胀等），其资本回报的增值额则更加难以确定。因此，如果对金融业同样实行抵免型增值税，税负可能重于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征税。

从根源上说，增值额的确定其实就是进项税额的确定问题。由于金融业的增值额难以确定，因此相应地产生金融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抵扣问题。金融业的进项部分，一般都是人工、场地、贷款利息等，在现行的增值税税制下，这些项目的进项税额很难核算，甚至无从核算，这就导致金融业很难享受到增值税最大的优点——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加了金融业的实际增值税税负。

部分条款不够合理的问题。例如，金融商品转让项目在增值税体制下，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利息收入应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买卖价差按照金融商品转让收取，即利息收入和资本利得分开缴税；而营业税下，买卖价差中的买入价以购入价减去持有期间取得的红利收入的余额来确定，即营业税下利息收入和资本利得是合并缴税的。两个税种的差别会导致在资本利得为较大亏损的情况下，营业税中利息收入部分自然抵扣，利息收入部分的营业税可以少缴或者不缴；但在增值税下，利息收入是按照贷款服务缴纳，无论资本利得为正或为负，利息收入均须按比例缴纳，而金融商品转让所产生的资本利得若为负，只能结转下一期。这种设计可能导致金融业的税收负担时点前移，甚至导致税负的增加。

税负增加的问题。此前金融业的营业税率为5%，“营改增”后改为6%的增值税率。除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外，免税政策适用范围也相对有限。金融业轻资产的经营模式导致进项抵扣远少于实体行业，加之银行贷款利息等不得作为借款企业的进项税额，故金融业的税负难以转嫁。

税负的增加可能产生几方面的不利影响：首先，金融业的税基较大，税率的微小变动可能对其利润造成较强地侵蚀，从而形成资金流向不征增值税的地区，造成我国的资本流失，并使国际间的套汇和洗钱活动加剧。其次，税负的增加可能会导致税率转移至资金价格中从而抬高利率水平，对国债及回购市场的交易量产生一定影响。第三，如果我国金融企业的增值税税负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有可能影响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税收征管及技术性问题。首先是合规性征管问题。“营改增”后，金融业很可能面临巨量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需求，以及严苛的增值税合规性需求。一旦实行“营改增”，增值税税控系统的软硬件系统能否跟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次，由于金融业的专业性，税收征管部门的业务人员能否尽快具备金融业的相关知识，是值得探讨的。第三个难题是ERP系统的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繁多，都是通过系统处理的。征收增值税后各金融机构要重新更新系统，短时间恐怕很难做到。

金融业增值税的国际借鉴

根据笔者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可以借鉴的增值税计税模式主要有三种，见表1。

这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选择征税法的优点是税收征管成本较低，缺点是免税服务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导致抵扣链条中断；允许进项税额抵扣的免税法的优点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缺点在于人为设定固定比例抵扣进项税额，缺乏理论依据和科学性，而且容易产生新的税负不公；零税率法的优点在于全部金融服务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能较好地发挥税收中性效应，缺点是容易导致金融业者将法定税率项目收入转移到零税率项目上，增加了逃税的可能性。

除了以欧盟免税法为基础的征收方法外，一些国家在核心金融服务征税的方法上也做了其他尝试，包括发票抵扣法、对毛利息课税法、加法计税法、现金流量法等。这些税收方法的优点在于其税制简化，税基接近增值税的税基，对税基的变化反应迅速，但容易造成金融活动扭曲等问题。

我国金融业“营改增”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总体方案应简洁实用，保持税负不增。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及金融产品复杂多变的特点，金融业增值税被公认为世界各国中增值税体系中最难设计的部分。考虑到我国的税收征管实际情况，“营改增”征收方案应以简洁实用为原则。当涉及到较复杂的征税对象（如衍生品）时，可以考虑使用简易征收这种较为稳妥的方案。简易计税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将金融业先纳入增值税的征收体系，这符合中国税制改革一贯遵循的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

同时，如果“营改增”后金融业总体税负增加，既不利于释放改革红利，利用税收杠杆刺激经济，也会挤压我国金融企业本已不大的利润空间，所以应尽量保持“营改增”后的税负稳定。

将银行业的核心业务作为“营改增”的重中之重。在我国，银行业是整个金融业的核心，而银行存贷款业务又是商业银行最大的利润来源，所以存贷款利息收入理所当然地成为金融“营改增”的重点和难点。大部分征收增值税的国家对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按增值税的标准税率征收，而对以金融中介服务和间接收费为主的核心金融服务一般给予免税待遇。

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除了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外，不少国家还担心对金融服务全面课征增值税会带来效率损失，对金融业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在设计金融业“营改增”方案时，应综合权衡金融业征税对经济的影响、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对税务管理费用的影响，但总体趋势应当是对核心金融服务免征增值税，甚至实行零税率，总体流转税负较轻。

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经验，博采众长。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税收征管等外部因素都比较特殊，但世界各国已实施的金融业增值税方案对我国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例如，国际通行的显性收费业务课税而隐性收费业务免征增值税；对存款利息、业务应当由纳税人选择缴纳增值税或利息税和税；为了鼓励出口金融业务的发展，对出口金融业务实行零税率的优惠税率；在规范金融业管理的同时，加强周边相关税种（如利息税、资本利得税）的征收管理，尽快从机制上理顺金融业的征税体系。

推进金融业”营改增”的具体建议

本着税负不增的原则设计免税项目。根据36号文的规定，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利息收入只有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免税，非政府类债券在持有至到期户中所获利息也需缴纳增值税；而在营业税下，由于营业税为地税，部分银行和地方对持有至到期户中的非政府类债券免征营业税。因此，对部分持有至到期户中的金融债、信用债从不征收营业税到征收增值税，影响较大。考虑到本次税改遵循总体税负不增加的原则，建议就此类项目予以免税。

打通贷款业务的增值税链条。36号文明确规定，所有贷款类利息收入都要征增值税。与此同时，不仅此项下的进项税额无法抵扣，而且所有与贷款服务相关的手续费等支出也不能抵扣。这标志着商业银行与下游非金融企业的增值链条仍未被打通，下游企业理论上仍旧面临重复征税的问题。事实上，“营改增”的目的在于打通税收抵扣链条，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所以，“营改增”试点办法及相关规定只是为了维持税收收入稳定的过渡方案，今后必须将贷款业务的增值抵扣链条打通。

明确金融业增值税的税收征管主体。考虑到金融行业交易的电子化、网络化要求远高于其它行业，为防止区域间税收竞争，在“营改增”之后建议参照欧盟模式，把金融业企业纳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由国税部门统一征管。同时，建议国税机关统一管理金融业进出口业务的增值税，而非由海关管理。更重要的是，国税部门需培养一批既了解现行税法制度、又熟悉我国金融业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推进全行业“营改增”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

配合央地收入分配改革，明确增值税税收归属。我国应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出于税收原理考虑，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定为中央税或中央税成分较多。而金融业受经济周期影响，税基波动较大，且货物和劳务税在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中央税，所以金融业增值税理应属于中央税。但考虑到地方税收收入可能因此造成较大下降，从而激励地方政府更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土地开发等非税收入，与中央现行的去库存、去产能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可以考虑提高资源税、房产税等地方主体税种的征管效能，提高地方的分税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方式来弥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