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钇榕

采访过众多演员，有个总体感受是，越是老艺术家，越谦逊，且他们不是刻意而为，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朴素情怀。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就是这样一位。

今年3月“千里共婵娟——全明星版王派越剧专场”在上海举办，5月王文娟又带着专场演出回到老家绍兴。90高龄的王文娟办专场并亲自登台，此消息一出，便让大批戏迷激动不已，开票不久演出票就被一抢而空。待演出时，舞台上一长排来自全国各地的王派传人熠熠生辉，其中包括钱惠丽、王志萍等越剧名家，不过此明星阵容再耀眼，也比不过王文娟一人的璀璨，当这位年已九旬的艺术家身着一袭妥帖雅致的旗袍优雅地款款登台时，全场掌声雷动，现场气氛火爆异常。观众们情不自禁地向心目中的越剧“女神”大声表白：“王老师，我们爱您！”

舞台上的王文娟极其光彩照人，不过熟悉她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王老师极其平易近人。最近，因采访，我两次走进她的家，当近距离见到生活中朴质的王老师，并听她述说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并没有被她身为明星的“光亮”“闪”到而产生距离感，反而为其谦和与坦诚所折服，倍感亲切，心中充盈着感动。

两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王文娟老师一直侃侃而谈，思路清晰，神采奕奕，尤其是说到兴致处，起身示范时，那眼波流转、体态轻盈，让人完全忘记了她的年龄。坐在沙发上时，她身板挺直，并不倚靠沙发靠背，或许是常年舞台使然，更或许这是她对来客尊重的方式。述说之余，她还会注意到我杯子里的咖啡，见已经凉了，执意要亲自给我重倒一杯。临走前，她送给我一把为专场演出定制的扇子，我请她给我签个名。她问我，前面怎么写。我说，就请写一下我的名字吧。不料，王文娟老师签名时，在我的名字后面还加上了“老师”二字，这让80后的我受宠若惊、愧不敢当。但是王文娟老师亲切地笑着，用带着乡音的糯软的语调说：“要的，要的。”后来，我感悟到，王老师就是这样的平和谦逊。以前演出后，她会主动打电话给资深戏迷，征询他们对戏的看法。退休后，她还让一位“超级粉丝”刘阿姨“登堂入室”，与她相伴生活。对于身边的人与事，她时常以“学生”的态度去看待、对待，如此心态怎能不年轻不充满活力？

“演技派”与“多面人”

很多观众印象中，一提到王文娟，想到的就是《红楼梦》中的“林妹妹”。当年越剧《红楼梦》首演于共舞台，连演五十四场，场场爆满；之后越剧电影《红楼梦》上映时，全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热烈场面，许多地区不分昼夜二十四小时连续放映，看过十次以上的观众大有人在，几乎全国的观众都认识了王文娟，而王文娟俨然成了戏曲舞台上林黛玉的代言人。然而实际上，“林妹妹”只是王文娟塑造的经典舞台形象之一。

在几个月前的“千里共婵娟——全明星版王派越剧专场”上，观众看到了由王派弟子装扮的晴雯、祝英台、红娘、武则天、鲤鱼精、孟丽君等人物形象，这些性格迥异的人物都是王文娟曾塑造过的角色。事实上，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王文娟曾塑造过200多个角色，因为演什么像什么，她被称为“性格演员”。王文娟为何能有如此全面的艺术功底和人物塑造能力？这显然与她的学戏以及演出的道路密不可分。

1926年12月王文娟出生于浙江嵊县，从小是个戏迷。幸运的是，她的表姐是在上海红极一时的号称“越剧皇帝”的竺素娥。1938年，12岁的小王文娟来到上海，跟随表姐竺素娥学戏。

“我的老师竺素娥经常说，文戏要武唱，只有把武功基础打扎实了，才能真正把戏演好。当时，剧团里的‘招全师傅教我们学员练习基本功。他非常严格，腰腿、台步、拿顶、搁腿、鹞子翻身、抢背等都要练。”王文娟回忆道。

那时，不管是学戏时的练功，还是之后的跑龙套，王文娟都非常的刻苦。因为她小小年纪沉默寡言，一心学戏很少玩乐，还被同伴们戏称为“小老太婆”。 但王文娟的刻苦努力，老师们看在眼里，经常鼓励她。因为觉得王文娟的脸型小，适合演花旦，竺素娥就决定让她学花旦。“我的老师是演小生的，因此我改学旦角后，学戏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花旦的脚本。我只能靠两个途径：一是‘看，当老师们在台上演出时，我在边上仔细看认真听，默记头肩花旦的唱词和身段。二是‘偷。我注意到很多演员都会把脚本放在枕头下面，有时她们晚上去姐妹淘那里玩，不回剧团住，我就去把脚本悄悄拿出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拼命抄。”王文娟笑着回忆道。

1945年8月，王文娟第一次正式挑“大梁”，当时同孚戏院邀请她作为头肩花旦，与邢月芳合作演出。“过去挂头牌没有那么容易，那时旧社会，头牌挂上去后，若观众很少，老板的脸色就不好看，自己也不好意思。”王文娟告诉我。幸而，王文娟在同孚戏院的演出票房一直很好。当时有报纸评论说，王文娟从一个六肩花旦飞升到头肩，进步之神速，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其实之前王文娟已经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六七年，这段学习的经历锻炼了她塑造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的能力，也培养了她在舞台上的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念。

当时，演戏不容易，生活也不容易。“那个时候社会上很混乱，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很不容易。年纪轻的演员，稍许会演戏，人长得不是太难看，就被一些人看上，想把你拉回家做小老婆。当时我12岁一个人到上海时，什么都不懂，其实是很危险的，等同于一人闯荡江湖。幸运的是，我遇到好老师，我的好姐姐。一旦有人打我主意，我的老师就挡在前面说，这是我的妹妹，不许你瞎搞。有我的表姐替我遮风挡雨，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后来我独立后，就认认真真演戏，虽然乌七八糟的人很多，但我自己不跟他们搭界，也还好。再后来，解放了，生存的环境就好多了。”王文娟回顾道。接着她继续坦诚地告诉我，解放后她的人生观也变了。“一开始出来演戏主要是为了多挣点钱，让爸爸妈妈弟弟生活得好一点，后来成为了文艺工作者，知道文艺工作者被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教育的作用，就开始有更多的想法，把演戏当作我的事业了。”

1948年，应徐玉兰的邀请，王文娟加入玉兰剧团。1954年，随团加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后为上海越剧院二团主要演员。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后，王文娟主演了剧团创排的《春香传》《柳毅传书》《晴雯之死》等。其实，王文娟第一次出演“红楼戏”是饰演晴雯。两年后在越剧《红楼梦》中出演林黛玉。《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角色个性丰富，气质独特，表演上大幅度动作比较少，更走内心，这对演员来讲是不小的挑战。为了演好这个人物以及完成之前立下的“演不好砍我头”的“军令状”，王文娟下了很大的功夫。她重新读了《红楼梦》这部名著，努力去理解这个人物，去了解人们常说的林黛玉“爱哭”“小心眼”背后的原因。到了演戏时，王文娟非常注重这个人物的复杂多层次的情感。“比如‘闭门羹那一小段中，当林黛玉听到丫环说‘凭你是谁，都不许进来时，又惊又气，冲上去想去质问，可是听见屋子里宝钗的笑声，又退了回来，呆呆独立，十分凄凉，最后还是忍住了。短短几分钟，要清晰表现出惊、气、冲、退、悲、忍这六个层次的感情变化。”王文娟举例道。她还透露，当时为了入戏，在后台她都不太讲话，演戏前三天，呆在家里不出门，静下心来看看《红楼梦》的书，看看剧本，回想一下林黛玉的感情。

1956年，王文娟出演《追鱼》中的鲤鱼精。剧中，鲤鱼精有许多武打场面，这对于幼功了得的王文娟而言不在话下。正式排练前，她会准备很多动作，让导演挑选，有的动作大家看了觉得好，就保留下来，有些动作虽然好看，却损害了人物的性格表现，就舍弃。“我觉得技巧和唱腔一样，都应该是服务于人物的，脱离了人物就成了纯粹的炫技，再好再漂亮的技巧都应该舍弃。”同时，王文娟认为，戏曲程式化的动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略作变通。“戏没有情，不动人；戏没有理，不服人；戏没有技，不惊人。戏要从难处做。”在《追鱼》中，鲤鱼精的大段打斗，展现了王文娟戏曲武功的娴熟，不过之所以让观众觉得美，还在于这些高难度动作背后深藏的人物感情。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大跃进”提倡敢做敢干。院团领导要求全院上下动手写剧本，每人一年必须完成一到三个剧本，不论篇幅。这一举措激起了王文娟的勃勃雄心，不是让大家放大胆子，敢想敢干吗？既然写，就要写个大戏。中国历史上谁的胆子最大呢？自然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嘛。于是王文娟决定就写武则天，她和副团长孟云棣一起合作写剧本。照今天来看，一个演员去写剧本，这个跨度也太大了，但是对王文娟而言并非难事，因为之前她就经历过这方面的磨练。解放前，越剧唱的大多是“路头戏”，就是仅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包括大致的剧情介绍和人物的基本关系，到正式演出时，全靠演员即兴发挥、自编自演。“编的词必须是押韵的。双方对戏相互‘掼路头时，对方什么韵丢过来，你马上就得什么韵回过去。错了韵就说明演员没有本事，舞台上的调度也要演员自己完成。可以这么说，那时的演员相当于半个导演和编剧，是很考验功力的。”王文娟解释道。

剧本完成后，开始排演《则天皇帝》。武则天的形象不同于王文娟之前演过的任何一个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因此王文娟并不完全依靠过去的表演经验，而是通过翻阅历史资料、悉心观察生活等手段来创作人物形象。最终她在《则天皇帝》中所塑造的女皇帝，没有旦角的脂粉气，而是敏锐洒脱、处事果断，无论是举手投足还是台词唱腔都和之前舞台上娇滴滴弱柳扶风的“林黛玉”截然不同， 这不由让观众再度感慨，王文娟是越剧舞台当之无愧的“演技派”和“多面人”。

塑造过那么多的人物，我问王文娟老师，喜欢哪类角色？王老师用两个字概括：“多情”。“我对于多情的女子都很喜欢。所以我演的角色，大都是感情比较深的。比如林黛玉，情感非常真挚，还有《追鱼》中的鲤鱼精，不愿意做神仙，情愿为爱情过凡人的生活。还有孟丽君，她不愿嫁给皇帝做妃子，她是很独立的，感情很真诚。孟丽君比较开朗，不像林黛玉那么压抑，所以那个时候连演两个月的《孟丽君》，有的时候还日夜场，我都不觉得累。”

对戏曲发展的忧思

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深入人心，很多观众把她与林黛玉划上等号，以为她像林黛玉一样柔弱。但是事实上，生活中的王文娟性格更像孟丽君，很开朗直爽，而且还颇有个性与胆量。

1957年时上海越剧院已有两百多人，后来发展到四百多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越剧的演出市场虽然比较兴旺，但全院几百号人仅靠两个团的收入无法养活自己，只能靠国家多贴钱。“这好比是‘捧着金饭碗讨饭。那时我们常说，越剧院就像一个大块头的小脚女人，庞大的‘躯干全靠底下一双‘小脚支撑。一个团里好几个台柱子，班底却只有一套，人人抱怨没戏演。比如一两个台柱演6个月，其他的台柱就得歇着，但演员不像其他工作轮流值班不要紧，演员不演戏，功夫要掉的呀。有的演员常年演不到几场戏，等到真要演出了，业务已荒废了不少。”王文娟直率地说道。

当时回想起以往的戏班经历，王文娟和一些姐妹就觉得，“大锅饭”这么吃下去不行，会把剧团活力、人的积极性都吃光的。她们觉得剧团要有独立性，特别是艺术上的独立性。“艺术必须民主，这样剧团才有蓬勃的生命力。硬把不同艺术观点和不同风格的演员捆在一起，结果好比是程派的胡琴托梅派的腔，演花旦的去扮丑角，我这边缺人你那里怠工，表面上一团和气，实则内耗摩擦不断，人为制造矛盾。”

1983年，上面号召文艺团体要“打破大锅饭”，改变长期人浮于事的局面时，王文娟与徐玉兰商量后，很快向院里提出率先改革的想法。后来在上海市文化局和新一届上海越剧院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改革团——红楼剧团，自负盈亏、艺术独立、人事权独立。王文娟有些得意地对我说：“那时我们团人虽少，但比较简单，大家同心同力搞创作、搞演出，我们去过香港、广东、深圳等很多地方，还去生产队演出过，下雪天没有暖气，非常冷，条件非常艰苦，但很开心，因为大家手头都有工作。那时我们演出的场次比全院其他团都多，演出多了，收入自然也提高了，大家积极性就更高了，进一步促进艺术质量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

红楼剧团形势喜人，但王文娟和徐玉兰清醒地看到了剧团面临的演员老龄化的问题。当时经历了“文革”后的上海越剧界，人才出现断层，而浙江这方面起步早，已培养了不少好苗子，比如钱惠丽、王志萍、单仰萍。这三位先后来上海进修过，王文娟觉得团里需要这样的新秀，希望她们能留下来。上世纪80年代，人才流动还不是那么常见。为了引进她们，王文娟与徐玉兰不顾争议、想尽办法去沟通，引起轩然大波，轰动了浙江，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退休后，王文娟虽然基本退出舞台，但是依然在培养学生。她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学戏时方法很重要，不能靠一味模仿，应该多思考，多问为什么这么演，掌握了方法后，还要举一反三，才能真正学会创作角色。其次，一个演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多练习，多实践。”看到现在有些青年演员平时都不太练功，尤其是武功，王文娟很着急。她告诉我，曾问过一个青年演员，为什么不练功呢？这位演员回答道：“老师，别人都不练、我一个人练，多难为情。”“哪能还有这种事情？小青年哪能有这种思想？”王文娟有些激动地向我感叹道，“不管怎样，要成为一个好演员，必须要多练功，多实践。演员是比较特殊的，手、腿、嗓子、眼睛等就是工具，每个工具都是要训练的，否则表演各方面的能力会很快掉下来。”王老师告诉我，今年为了办专场演出，她不仅每天练唱，还专门练习了特别的台步。“与以前演出时不同，这次专场我是穿着高跟鞋登台的，在上海演出时，我发现鞋跟容易陷在台上的绒毯里，走路不稳。所以后来去绍兴演出前，我就专门练习了穿高跟鞋的台步，蛮有效果的。”正说着，王文娟在我面前站了起来，做起了示范。

除了青年人的培养问题外，王文娟还很关注现今戏曲院团的建设问题。她认为现在国家对于戏曲院团补贴蛮多，但戏曲工作者拿的钱少，这跟编制有关系。“比如一个院团原本60人就够了，现在有90个人，每个人拿到的钱当然少了，更严重的是，人员堆积是很大的人才浪费，青年演员更是起不来。所以，我认为，戏曲团体的编制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戏曲团体应该多少人合适，需要几个花旦、几个小生、几个花脸，都是需要研究的，也可以参考以前的剧团。我初到上海时跟着老师的‘越吟舞台，当时戏班只有三十八人，其中演员二十二人，到了‘姐妹班时，总共大约六十人。我认为，一个成熟的剧团，理想的人数应控制在六十至七十人左右，有一套基础班底，行当配备齐全，以一至两套主要演员为核心，这样便于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安排演出。”那么，在剧团人员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对此，王文娟也有想法：可以进行优化配置，在保证团里大戏的基础上，让不参加演出的一些演员组成一个分队，到外面演出、挣钱。如果乐队、舞美队人员不够，可以临时聘用外边的人员。过了一段时间，团里又要排新戏了，人员可以重新配置，以保证演员们都有戏可演、有钱可挣。

在很多人眼里，演员一般比较感性，缺乏理性思考。但是王文娟让我们看到，她不仅钻研自己的戏，还深刻思考剧团乃至戏剧发展的大问题。因此，今年策划的专场演出，她特地挑选了当年最受追捧、最有代表性、如今却鲜有演出的剧目，不仅回顾她个人的艺术生涯，更是对越剧传统节目进行整理。

与孙道临的“十八相送”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王文娟晚年的生活很平静。我问王老师，现在日常的生活怎么安排。她脱口而出道：“我现在在补课。”补课？90高龄不安享晚年还要补什么课？我感到困惑。只听见王老师说道，“我现在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然后练练字，看看书。礼拜五去老年大学学画画。我不太了解地理，看到报纸里很多国家名，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朋友就给我买了地球仪、世界地图，方便我学习。可惜我年纪大了，记不住了。现在想想也蛮后悔的，要是早点学，一退休后就学，那就好了。其实我先生在世的时候，一直劝我多学习。”

说到这里，王文娟老师不由得告诉我一件事。刚退休的一段时间，她经常去打牌。先生孙道临就很生气，觉得太浪费时间了，看看书、练练字多好。可是，王文娟也有自己的理由啊。“从小学戏很不容易，登台演出很辛苦，后来稍许稳定点了又有竞争压力，有名气后要保住名，终于退休了为何不能放松一下、白相相。”王文娟笑着告诉我，这是他们夫妻俩相处几十年唯一争执过的事。不过，沟通过后，孙道临觉得王文娟的想法有点道理，而王文娟也了解先生的良苦用心。孙道临一生非常勤奋，自然希望身边人也能如此。而孙道临的博学多才，王文娟从第一次正式见面时就感受到了。

虽然在舞台上演绎了众多爱情故事，但是王文娟却很晚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从学戏的那天起，她就挑起了养家的担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养成人。因此，直到两个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后，她才考虑到自己的婚嫁问题。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人”出现了，把他的总角之交孙道临介绍给了王文娟。1958年春，在黄宗江住的作协招待所里，32岁的王文娟和37岁的孙道临碰面，黄宗江很正式地替他们做了介绍，按现在的说法是，帮两位标准的“剩男剩女”安排了正式相亲。那天孙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给王文娟的印象是：“看起来书生气十足” 。

从招待所出来，孙道临送王文娟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孙道临先打破沉默，谈起自己看过王文娟演的《梁祝》《西厢记》。王文娟随口问道：“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不料，孙道临毫不客气，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意见：“你的祝英台，活泼热烈的感情，我觉得表现得还不够，表演上不够放得开。另外……”

第一次见面居然没有丝毫的客套，开门见山直接提意见，这样的“愣头青”，换作别的姑娘可能立马转头走了，但是王文娟不同于常人，孙道临的直话直说反倒让她觉得他十分坦率诚恳，一点也不圆滑世故。同时，孙道临对祝英台的分析，王文娟很认同，提出的意见也是她自己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在接下来的聊天中，王文娟更感到，孙道临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自己心里想的不谋而合，这让她有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耳边仿佛响起了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经历了恋爱期间恋恋不舍的“十八相送”以及政治方面的重重阻力，1962年孙道临与王文娟终于喜结良缘。

我问王文娟老师，最欣赏道临老师什么？ 王老师笑着坦言，最欣赏他的博学和勤奋。“拍戏前，他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仔细，比如他演孙中山时，一整大书柜都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平时他的时间抓得很紧，每天是按钟点来算的，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到了饭点，我们喊，道临吃饭啦，他总是说，再写一会儿就来。所以我们家里不准点吃饭成了习惯。他懂的东西很多，一件事情他就能讲半天，我总是听他天南地北地讲。从谈朋友起，我就从小学戏，文化程度不高，虽然解放后念了一些书，也自学了一部分文化课程，但知识不足的缺陷依然十分明显。道临总是鼓励我多读书。结婚以后还给我列了一份详细的书单，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读物和浅显的哲学类书籍。这些书他都有，他还专门整理出来放在一个书架上，方便我看。”

听着王文娟缓缓地回忆与孙道临的往事，我不由羡慕地感慨道，道临老师真细心。“是啊！他心蛮细的，一点大男子主义都没有。”王文娟开心地笑着点头附和道，并继续回忆。一次孙道临吃到一个很甜的白兰瓜，就带了一个回家，献宝似地对王文娟说：‘哎，这是老公买给你吃的。”每次孙道临去北京，都会带回两斤王文娟喜欢吃的蜜枣。更让王文娟感动的是，一旦孙道临北京的家里有亲戚要来上海，他都会事先跟他们讲清楚，“文娟家务不太会做的，你们不要叫她做。”虽然演戏时非常较真，但是生活中的王文娟很马虎。“我整理衣物都整理不好的。所以我如果要出门，行装都是他帮我整理的。”王文娟笑说道。她还告诉了我一个“好笑”的插曲：一次孙道临要到广州去，因为实在太忙了，没时间整理行装，王文娟就自告奋勇地说，我也给你整一整吧。一会儿功夫王文娟和女儿一起帮忙理好了行装，孙道临夸道，不错，也没有检查。不料，第二天，孙道临专门来信“谢谢”这对母女，因为要洗澡时，他发现行李中没有替换的内衣裤，只好跑去外面买。

王文娟的性格是出了名的“迷糊”，比如一次去电视台录节目，弄丢了装着新行头的旅行袋。但是她对于家庭还是很上心的，孙道临喜欢吃的东西，她都记在心里，经常买给他吃。以前过年时，她会特意给女儿做新衣服。关于女儿的照顾问题，王文娟说，以前夫妻俩是有分工的，生活上主要是她照顾，学习方面主要是孙道临负责。“他对女儿非常好，教她学钢琴，培养她的自理能力。女儿不听话的时候，他也会打。一次女儿调皮了，道临拿着一根很细的竹竿要打她。女儿就朝我嚷道：‘妈，你快来，你家孙道临要打我。还有一次，道临打女儿手心，女儿哇哇哭，道临就说：哭什么，都打在我自己手上。原来他的手放在女儿的手下面。”

回忆起与先生生活的点点滴滴，王文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言语中也藏着很多思念。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最后总是孙道临送她回到家，在之后的家庭生活中，孙道临也在不断地帮助王文娟，送她走向更高的演艺境界，但是在人生的漫长道路上，最终是王文娟送别了孙道临。待先生走了，王文娟发现，平时的“活字典”没了，但是先生的人生态度她还记忆犹新。因此虽然身边少了督促的人，但王文娟更加勤勉。

“台上演戏要复杂些，台下做人要简单点”。这是王文娟经常挂在嘴边的，也是她一贯的人生信条。采访中，听着她不疾不徐地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有了个困惑：社会的动荡、演艺道路上的诸多曲折，太多的诱惑，太多的竞争，在如此复杂的生活中要“简单做人”，谈何容易，而王老师是如何做到的呢？后来，我在王文娟的一句话里找到了答案。她说：“我天资平平，无非是肯下一些纯粹的‘笨功夫，如果算是侥幸有所成就的话，只不过是这一辈子没有太多杂念，把有限的能力，全部投入到演戏这一件事情上而已，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面临选择时，始终遵循内心的声音。”

回顾王文娟的一生，她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扑在工作上，把光鲜和讲究都留在舞台上，因此她才能很不简单地过上了“简单”而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