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朋

那一年，我们知青点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和中专，他们不但为我们知青点争了光，也为“新三届”争了光。尽管当时我没能考上大学，但我仍深深感受到了那扑面而来的新气象，更加珍惜每个点滴的时间，下定决心要在新的时代里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一枚珍贵的毛主席像章

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们“新三届”当时都是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对于那场运动，不要说理解，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若干年后，只能从几件记忆深刻的事情中，找回一些感觉。

“文革”刚开始那阵子，谁能搞到一枚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胸前，那可是本事。红卫兵大串连时，我正在读中学的舅舅，跟着学校的红卫兵去北京串连，路过我们那里时，把我带去了肥东（位于合肥东郊）姥姥家。

那时姨妈的一位女同学经常来姥姥家玩，她经常说点笑话逗我开心。有一次，她来时，胸前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我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过了几个月，父母亲来信让我回去上课。临走前一晚，姨妈的那位同学来了。她听说我要回去了，嘱咐我好好读书。我看着她胸前那枚毛主席像章，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上，那位阿姨又来了。奇怪的是她胸前毛主席像章没有了，代之是一枚语录牌“为人民服务”。她和姨妈在屋子里说了一会儿话，走时眼睛红红的。那位阿姨走后，姨妈把我叫到跟前，打开一个小红布包，里边正是那枚毛主席像章。姨妈告诉我，那位阿姨早看出我喜欢那枚毛主席像章，但是她也特别喜欢。现在见我要走了，她才决定送给我。

姨妈把那枚像章放在我包里，嘱咐我一定保管好。因为街上抢像章的特别多。一路上，我都小心翼翼地抱着包。回到家，我才把像章佩戴在胸前。到了1970年，我已经读初中了，家乡一位在部队当兵的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枚铜质的毛主席像章，我才把那枚像章送给了一位对它向往已久的同学。

国家恢复了高考

那是1975年4月10日，一个天色亮丽的日子。下午，我们在铜山礼堂参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欢送大会。会后，每个人披红挂花，乘坐各地接知青的车到知青点去。

实事求是地说，别看“新三届”上山下乡前要自己写申请书报名，但真正想上山下乡的没有几个人。那时，大学从工农兵中招生，从中推荐表现好的，应届毕业生望尘莫及；参军也是难上加难，就业就更没有门路。加上政策规定，家中只要有了上班的子女，其他孩子就要上山下乡。

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好一些，就可能有让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参军或者招工机会，“老三届”中有些人已做出了榜样。那时，社会上称这叫做“下乡镀金”，是被批判的思想。但这又是“新三届”大多数人心中的目标，也是当时摆在“新三届”面前的一条必由之路。

从我们下乡那天起，新的生活开始了，竞争也开始了。我们那个知青点先后来了八十多个知青，主要来自徐州市和铜山县，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不同，学历也不同，因此观念、性格、处世方法也不同。我们插队的果园，活儿有轻有重，有干净有脏。所以，分配岗位时竞争就已经开始了。有的父母想方设法儿托人找关系，给子女分配个好点的岗位。

我们知青点，也可以说我们“新三届”一代人，之所以没有进入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是因为时代有了转折。就在我们到了可以招工的年限，也就是插队满两年时，国家恢复了高考。1978年，一大批知青获准回城接班。接下来，政策也有了变化，知青全部招工返城，只是时间早晚、岗位不同。那段日子里，每天都有和知青点告别的人。

一只红木箱搭起知青“图书室”

我到徐州东的邓楼果园“插队”时，行李很简单，就是一包衣服和一只装满了书的红木箱子。那只红木箱是我下乡前，父亲专门给我做的。

那时，我家住在一所学校里。院子里有几棵榕树。清晨的阳光温情地照下来，榕树下就有了一片晃动着光斑的树荫。父亲就带着一身的光影，在那忙个不停。箱子钉好后，父亲又细心地涂上鲜亮的红油漆。

我把当时自以为珍贵的几十本书装了进去。那些书一部分是父亲保存的书，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家乡小镇上的那个废品收购站。父亲是個爱书、惜书之人，“破四旧”之前家里就有许多书，随后的“破四旧”也并没有让这些书遭到“灭顶之灾”。父亲把一些书悄悄地藏起来了，让我在文化贫瘠的年代还有书可读。

我的家乡安徽肖县官桥是个集镇，有一段时间，官桥供销社的废品回收站里旧书堆积如山。一开始，我装作若无其事，到书堆里随便挑了本薄书，揣在怀里就赶快朝家走。回到家，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几个星期过后，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我“偷”书的行为。但他们并没有责备我，更没有“处理”我，而是给我大开方便之门，让我到那些旧书堆里挑拣书。在那，我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文学梦。

那只红木箱装着一整箱书跟随我到了黄河故道上的邓楼果园。在枯燥的乡下生活中，红木箱里的书，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不久，我有一只装满书的红木箱的事，就在知青里传开了，于是，大凡爱看书的，都到我那里借书，一群年轻人久被禁锢的心灵终于找到了另一片天地。这只红木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果园知青的“图书室”，成了这些生活枯燥的青年人的精神家园。

红木箱子里装的那些书，大部分是那个年代禁锢的书，在书店里绝对买不到。如《红楼梦》《青春之歌》《普希金小说诗歌选》……

如今，红木箱已不再光鲜，斑驳的表面仿佛在诉说着它见证的岁月。

手抄周总理遗言

1976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几个月后，正当“四人帮”大肆防民于口，人们对总理的哀思无处可寄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了周总理的遗言，据说是写给毛主席的。

那天，我刚从果园劳动回来。果园医务室的大夫老潘找我，他跟我挺谈得来的。

“走，到我家去，给你看一样东西。”看他神神秘秘的，我满腹狐疑。到了老潘家里，他谨慎地关好门，然后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他先是哗啦啦地翻了一阵书页，接着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稿纸，低声说：“这是我从城里的一个朋友那里抄来的，是周总理的临终遗言。”我迫不及待地抓起稿纸……看完遗言，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室友们听我讲完后，也很激动，纷纷表示要牢记总理的嘱托、继承总理的遗志，让我无论如何要抄一份。当晚，我又去了一趟老潘家。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老潘只好让我抄了一份，只是再三地叮嘱我，一定要十二万分地小心。

几天后，老潘遇到我，偷偷地把我拉到了一边说：“现在上面查得很紧，你还是赶快把总理遗言烧掉吧。”我回到宿舍，越想越担心，就把那份总理遗言又偷着抄了几份，小心翼翼地藏在了被子底下。

不久后的一天，县公安部门真的来人了，我也被叫了去谈话。他们问我：“有没有见过周总理遗言？”我说：“没有见过，只是听人传过。”人家又问：“听谁传的？”我就说：“因为传得太多了，走在路上都有可能飘进耳朵里几句，谁知道是怎么传来传去的。”当然，县公安局的同志也是奉命行事，也不是要整人，就说以后别再传了。我一颗吊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清楚，那段感人肺腑的话究竟是不是周总理的遗言，但我们却是把那份遗言当作真的来保护的。在我们的心目中，這早已不仅仅是一份遗言，而是代表了我们那一代人爱护战友、爱戴周总理、热爱祖国的一份神圣的情感。

改变命运的1977

1977年，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高考。在那个招工招生机会少得可怜的年代，这无疑是一次命运改变的机遇。

带着兴奋与对未来的憧憬，我和果园里的其他几个准备参加考试的人一样，开始了高考复习，回到了母校，重新坐在了阔别已久的教室里。这真是一间特殊的教室啊，本应在过去的十年里参加高考的人们被集中到了一起。年龄不一，身份不同，有农民，有像我一样的知青，也有工人、复员军人……有些“老三届”的知青当年已经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孩子，还带着孩子一起复习，常常是左手抱孩子，右手记笔记，还要时不时地喝住孩子的乱抓乱动。这样的场景实在是让人感动。

“老三届”的加入，对于我们这些“新三届”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竞争力度。因此，“新三届”的人复习起来就更艰难了。同“老三届”相比，“新三届”存在不少劣势，这些劣势最终在高考成绩上也有所体现。首先是各自的精神状态。那些成家了的“老三届”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而“新三届”，决心和意志就差一些了，因为那时已有消息说知青要全部返城参加工作。其次，尽管“老三届”想重新拾起十年前荒废的知识不容易，但毕竟很多知识他们从前学习过。而对于“新三届”，许多东西还是陌生的。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掌握大量新知识，相当的困难了。

那一年，我们知青点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和中专，他们不但为我们知青点争了光，也为“新三届”争了光。尽管当时我没能考上大学，但我仍深深感受到了那扑面而来的新气象，更加珍惜每个点滴的时间，下定决心要在新的时代里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1983年，我成为江苏省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不久，又从事了专业创作，先后出版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1992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小时候的理想实现了。我感谢挫折，也感谢1977年那次难忘经历。（作者系国务院研究室中国言实出版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