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东南亚华族对异族语言的学习——以新、马、印尼为例

2016-05-09张建平于锦恩

现代语文 2016年3期

□张建平于锦恩

□张建平于锦恩

摘要：东南亚华语学校的学生不但要学习华族的语言，而且还要学习异族的语言。本文以新、马、印尼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华族学习异族语言一是为了生活方便，二是所在国的国民就要学习所在国的语言。那些在华校教授华族学习异族语言的教师，都对居留地的语言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实际的教学以语言对比为基础，以技能学习为中心。学习材料除了少数比较符合第二语言教学要求之外，大部分编写水平不高。

关键词：民国东南亚华族异族语言

研究华文教育的人士一般多研究华人如何学习华文华语和华族的历史文化，而对华人如何在所在国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就很少有人问津了。但是历代华人学习所在国的语言文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加以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今人了解华族先民如何在异域落地生根，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对华文教育的内涵有更加全面地认识。

一、研究范围和资料收集

（一）地域界定

我们知道东南亚不只是新、马、印尼三个国家，但是研究东南亚的历史文化就不能缺了印尼，因为该国不论在面积方面，还是在人口方面，都堪称东南亚第一。研究有关印尼的本地语言就不能不首先研究印尼巫语，而要研究印尼巫语就必然要研究马来巫语，因为两种语言同根同源。谈民国时期马来西亚的语言问题又必须涉及新加坡，因为那个时候这两个国家同属于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最主要的本地语言也是马来语。如此一来，将华族在新、马、印尼三个国家学习本地语言——巫语的情况研究清楚了，就具有典型性地讲清了整个东南亚的此类问题。

（二）时间跨度

“民国时期”是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确立的历史概念，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民国时期的最终界限。新中国的建立对东南亚的社会历史生态是有影响，但是对该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就不甚直接。以本地区的语言教育而言，1949年10月之前，东南亚的华人，比如：新马的华人认同汉语文为国语文，直到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之后，汉语文在华族心目中的国语文地位才让位给马来语文。而从苏加诺于1945年代表印度尼西亚人民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之日起，按照“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要求，华族已逐渐认同印尼语为国语，尤其是1955年4月22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之后，绝大多数印尼的华族已最终认同印尼语为国语了。为了研究上的便利，我们统一把1957年作为本文研究的时间下限。但有些书籍不涉及对汉语是国语还是华语的认知，我们在行文中也会偶有引用。

（三）资料收集

按照上面的地域界定和时间跨度，我们收集到了如下17种研究资料：

1.《新巫华字典》，陈抚辰编译，巴达维亚振林公司，1926.

2.林开臻《福州音马来语汇编》，（无出版单位），1930.

3.《印尼中华大辞典》，李毓恺，椰城国民书局，1931.

4.《巫来油通话》，星洲正兴书画公司，1926，一说永成书庄，1939.

5.李毓恺《巫文百日通》，吧城国民书局，1941.

6.《巫文模范读本》，李毓恺编译，胡平安校正，吧城国民书局，1948.

7.陆并培《印尼文读本》，（无出版单位），1949.

8.包思井《印度尼西亚语辞典》，新加坡中南出版公司，1949.

9.包思井《初级马来语读本》，马来西亚，印马书店，1951.

10.沙平《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人民出版社，1951.

11.J.TANNIN《现代印尼语文法》，椰城中印文化出版社，1951.

12.包思井《实用华马辞典》，马来西亚印马书店，1952.

13.《印尼语文》，印尼语文社，1956.

14.洪颂南《马来语易通》，新加坡世界书局，1956.

15.川流《罗马化巫语发音简解》，马来联合邦教育部，1956.

16.黄定甫，吴允德《中英译解巫文字典》，槟城敬丽公司，1957.

17.《马来语入门》，赖群进编，包思井校，新加坡群燕书局，1957.

需要说明的是，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联合邦宣布独立前后，华族学习马来语的书籍的出版都是因为马来语成为国语之后，华族必须学习马来语。所以1958年甚至到1965出版的此类书籍和1957出版的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数量甚至更多，但是因为华族独立前认同汉语文为国语文，独立后认同马来语文为国语文。本文要研究的是华侨，而不是华人、华裔对居留地异族语言的学习，所以收集的资料就以1957年为时间下限。

根据我们迄今收集到的资料，东南亚华侨华人编写学习所在地语言的书籍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印尼华侨、华人“马来语之父”李金福编写的初级马来语教材《拼写入门课本》（此书已找不到了）。李金福还著有马来文儿童文学作品《儿童之友》、第一部由华人编著的马来语法《巴达维马来语》和马来文叙事长诗《西蒂·阿克巴莉》（1884）。之后，作为印尼最早的华人马来语作家和记者，李金福除了给一些华人马来文报刊撰稿外，编写和翻译的主要著作有10多部。在1912年李金福去世前的几年内，他主要协助雅加达马来文《新报》和《商报》的工作并为之撰稿，其长篇小说和译著也都先后在此两报连载，成为当时最吸引读者的小说之一（蔡仁龙，2003：217-225）。在民国前后，新、马、印尼华族学习巫语文的书籍有一二十部，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字典、辞典，如：《新巫华字典》，陈抚辰编译，巴达维亚振林公司，1926；二是语言学专书，如：（印尼华校及自修适用）《现代印尼语文法》，J.TANNIN编著，椰城中印文化出版社，1951；三是教材，如：《巫语模范读本》，李毓恺编，雅加达，国民书局，1949。还发现了一种当时帮助华侨华人学习当地语言的杂志：《印尼语文》，印尼语文社编辑出版。上述书刊涉及的语种主要是印尼语和马来语，其他语种的此类书籍还没见到。

二、华族学习异族的语言是现实的需要

（一）方便日常生活需要学习所在国的语言

南洋（东南亚）历来是海外华侨最集中的地区。华侨当初下南洋时的想法是叶落归根，事业有成回归中国。但是后来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叶落生根，逐渐和居留地的人民融为了一体。华人陈正祥回忆自己在华校的学习生活，“吴老师、陆老师早年都勉励我们，如在印尼长期居留，就要持有‘立足本土，心怀印度尼西亚’理念，学好印度尼西亚语，多学习与认识印尼史地，多深入了解印度尼西亚，这样才能热爱印度尼西亚，这是先见之明。不愧以智慧观察世界，适者生存吧。”（陈正祥，2013a）在这种情况下，居留地的土著语言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从国家文化交流这种大的方面讲是这样，“印度尼西亚为东亚新兴国家，与我国为最近之善邻，两国文化交流，端赖文字工具为之沟通，为之桥梁。”（李毓恺，1931，序）从日常生活这些小的方面讲也是这样，“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峇峇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他们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华族文化，不少人却已经不再讲自己原来的方言，只以峇峇马来语交谈”（李光耀，1998）。为什么马来语在南洋人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如此之广呢？“由于马来族从古代起以航海为生，更由于马六甲海峡一向是从西方到东方，从印度到中国的贸易要道，马来语因此传播太平洋各岛屿，在爪哇、小巽他群岛，摩鹿加群岛，都普遍地使用马来语。马来语在未经正式规定为印尼民族语之前，事实上早已成为南洋各民族所使用的商业共通语了。”（沙平，1951，序）

（二）所在国的国民就要学习所在国的国语

随着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签署生效，东南亚的华侨陆续放弃双重国籍而取得所在国的国籍，他们效忠的国家由中国变为所在国。华侨变成了华人、华裔，当然就要学习所在国的国语了。“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已正式宣布印度尼西亚语为国语了。此后官立的各级学校都要以印度尼西亚语为教授用语，同时，无疑将来官厅的一切文告也将以印度尼西亚文为主体。因此，印度尼西亚语文不久将成为七千万人民所共有的语文，在世界上将占一重要地位。这种为广大人民所通用的语文，对于吾侨不惟是实用的，而且是需要的。”（陆并培，1950，序一）“战后印度尼西亚各地华校当局，对于课程方面已逐渐作必要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或加强印度尼西亚语文的学习。这是为了适应个人的、同时也是时代的需要。这种需要以后只有加深加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陆并培，1950，序二）华族对马来语的学习也是一样，1957年出版的《马来语入门》“编者的话”：“马来语跟着马来亚自治独立的必然达到而日渐重要起来。这是时会趋向的自然演进，尽人皆知，不必赘谈。”（赖群进，1957，序）下面的话说得就更清楚，“巫语早已规定为官方语言，而为马来亚的国语。”（陈涛，1958，序）

三、新、马、印尼华人学习当地语文的历史

（一）印尼语文学习材料

毋庸置疑，自从华侨华人来到东南亚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开始了对当地语言，如：印尼语和马来语的学习。但是我们至今能见到的最早的专业书刊是《新巫华字典》（陈抚辰编译，巴达维亚振林公司，1926）。战前的华侨小学也已经开设了所在地语言的课程，“战前各地的华侨小学校已有印度尼西亚文一科，战后这种趋势更觉显然”，“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华校鉴于环境的需要，已纷纷教授印度尼西亚文了。”（陆并培，1950，序一）尽管如此，但合适的教学材料，尤其是教科书始终是困扰华校的一个难题，“独惜战后四年间，如欲选择一适合于华侨小学校的印度尼西亚文读本，还是遍寻不得，以致教者学者同感困难。”（陆并培，1950，序一）即使能找到本地语言教材，但因针对性不强又不便使用。一种情况是有些本地语言教材不是供学校教学使用的，“以前各地华校并非没有印度尼西亚语，各地书局也并非没有印度尼西亚语读本。但那些读本只可以供一般商店学徒自修查考，不适于学校员生教学之用。勉强采用，亦不能收到预期的功效。结果，印度尼西亚语在华校教学上，不过虚应故事而已，这是一件遗憾的事。”（陆并培，1950，序二）另一种情况是有些本地语言教材是第一语言教材，是为印尼人学生使用的，用作第二语言的学习不合适，“惟有坊间编印之印度尼西亚课本，以供印度尼西亚人之学校应用，诚善。但用以供应华校作课本则颇不相宜，因华校自小学高年级起加授此科，情形特殊，若不另编华校适用之印度尼西亚语文课本，未易收事半功倍之效。”（陆并培，1950，序三）

（二）马来语文学习材料

如果说印度尼西亚华校的本地语言——印尼语的学习材料情况不如人意，那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更不理想，“由于过去我未曾来过马来亚，对这里的教育情况还很模糊”，“在我的心目中，总以为马来语在马来亚的发展一定是很普遍，并且如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懂得印度尼西亚语的情形一样。当地华人对马来语一定也有深入的研究。但事实正与此相反，当我到南大后，首先感到困难的就是教科书的缺乏，尤其是语法之类的东西。”“华校高小初中程度适用——巫语补充教材，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李全寿，1959，序）从我们查考到的史料来看，二战之前，新马地区供华族学习巫文用的出版物有《巫来油通话》（星洲正兴书画公司 1926 一说永成书庄 1939）《福州音马来语汇编》（林开臻，1930）。二战之后，我们见到的此类书籍是1956年洪颂南编写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马来语易通》。虽然马来语和印尼语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但“或多或少在拼音和语汇上总会有一些的区别，如果勉强采用印度尼西亚的教材，也许在同学的初期学习上会增加一些麻烦。”（李全寿，1959）已有的英文版相关材料对华人来说不适用，“看了马来亚现有的一些用英文写的马来语法之类的书籍之后，觉得其内容如果不是已太陈旧，便是不适用于华校。”（李全寿，1959）

（三）华族所用异族语言学习资料的编著者

为华族编著异族语言学习资料的人也都是华人，他们大都是在华族居留地向本族人教授土著语言的华校教学人员，这些人对土著语不仅教学有方，而且研究有素，新编华侨小学适用《印尼文读本》的编写者陆并培就是椰城巴城中学的印尼文教师，“陆君并培为当地侨生，对于语文的研究，颇有根底，而于印度尼西亚文尤有心得，巴中高中商科及师范科印度尼西亚文一科由陆君担任。”（陆并培，1950，序二）陆先生在印尼教授印尼文堪称专家，“犹记年少时赴巴城求学，我这个邦加勿里洋仔，完全不谙印尼文，……幸而在巴中有陆并培老师，这位印尼语专才老师，不但著有印度尼西亚文学作品精选，教材课本，同时在教材上引进了现代印度尼西亚作品选读，让我们精读，就此对印尼语阅读能力就渐渐提高了。”（陈正祥，2013b）陆先生还著有夜校和自修适用的《简易印尼语课本》，并出版了《印尼文文法研究》。为华人编辑土著语文学习资料最多的是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教师李毓恺，我们在google上搜到他编著的印尼文、马来文辞典、专书和教材就有一二十部。

这些编著者有丰富的语言知识，一般都掌握至少三种语言：华语、巫语（包括马来语和印尼语）、英语，像李毓恺就掌握汉、英、巫、荷四种语言。陈抚辰的《新巫华字典》有一个附录，很详尽地说明了“巫文发音及变动法。”从中可知他对印尼马来语的诸多方言也很了解。例如：

坤婆罗岛，马辰语

泗爪哇，泗水语

巴爪哇，巴达维亚语

爪爪哇语为爪哇中部，东部语

森森达语，为爪哇中西部

苏苏门答腊语

哈哈鲁古语，近昂文岛

摩，摩鲁根语，为马鲁古群岛语（例言）。（陈抚辰，1926）

土著语言学习资料的编著者，对所在国的社会情况也相当了解，《新巫华字典》（第二版），1930年出版，增加了很多内容，如：南洋回教土人所用之月历名、荷医生之各病科名词、荷国政府各官职名南洋通行之缩写字、荷属邮局火车站，所办之汇票押汇票均用荷文银数的规定、南洋通行之缩写字。由此可见陈抚辰对印尼乃至整个南洋了解之深（陈抚辰，1930：345-356）。李毓恺《巫华大辞典》附录多达几十个，如：最令人头疼的常见印尼文“缩写字汇”便是其中之一。（李毓恺，1959）

（四）民国时期东南亚华校外族语文教学

1.技能教学的水平

在听说读写各种语言技能的教学方面，口语教学还可以。在二战之前（1945年）华族对异族语言的学习很可能多为服务于日常生活交流需要的口语学习，“目前各华校和其他方言学校（非巫文学校）虽有教授巫语（初小四年级起）可是目前所有的巫文课本都是初步的，着重普通会话方面，在使学生学得一些日常会话语言而已。”（陈涛，1958，序）因语法教学水平低，读写有问题。洪颂南在《马来语易通》“编辑大纲”中说：“本书不仅想使读者能讲，且想使读者能写罗马化马来文，因此我们不仅介绍马来语会话，且介绍马来语的文法，务使读者们达到能够读，能够讲，能够写的程度。”可见当初华人学习马来语听说尚可，读写不成，这可以从洪颂南下面的话得到印证：“本书的另一用意，在于帮助读者们增进读写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具有信心，且参加初级文凭考试的马来语（国语）一科而不至于手忙脚乱，不知如何解答。”（洪颂南，1956，编辑大纲）因为听说教学在土著语的社会环境中是不难做好的，所以战后出版的大部分华族居住地土著语言的教材都是意在加强语法教学，从而提高学习者的读写能力，在这方面陈涛在《实用马来文》中的编者言中说得最清楚，“本书之内容除实用外，可作文法上之举例，此外，并编入文法，分章说明举例，用巫中英文对照，期收学习之效，这是学习马来文最重要的法则，因为大多数的华校同学已懂得普通会话之巫语，所以本书之题材，举例和习题，均系实用，使易于明了，合乎文法上之简则，这是本书出版最大的目的。”（陈涛，1958，编者言）

2.语言教学的方法

（1）以语言对比为基础

在讲解巫文文法的过程中，以语言对比为基础——通过巫文与中文、英文的对比确定教学的难点和重点，分析并纠正学习者的错误，如：李全寿《马来语法》第七章比较法，作者讲到：“在巫文文法上，亦有比较法之别，即为在某一种事物之间相比较之情形，它和英文一样，将分为下列三种之比较法：巫文平等之比较法、比较级的比较法、超级比较法（陈涛，1958：58-60）。李全寿在《马来语法》（星洲椰风文化社，1959）中多处将马来语法和汉语语法进行对比。如：

“中国语被动句和马来语被动句的比较”，“马来语的‘主动句’，只要‘谓语’是含有接头语‘mě’的‘及物动词’，都可转成‘被动句’；这是因为以‘mě’为接头语的‘及物动词’，都可以转成‘被动式动词’的缘故。至于中国语，就比较少用‘被动句’，因为在中国语里，有大部分的‘及物动词’不能用作‘被动式’。因此，咱们把马来语译成汉语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马来语的‘被动句’不一定须直译成汉语的‘被动句’，有时候咱们应该把它意译成中国语的‘主动句’。例如：

马来语：Anak itu sangat di-chintaï oleh ibu-nya

汉语‘直译’：那孩子很被他的母亲爱。（误）

‘意译’：那母亲很爱她的孩子。（正）

如用古文的被动式，亦可直译之如下：

那孩子颇为其母所爱。”（李全寿，1959：17）

（2）以技能训练为中心

语言作为技能和能力，只有通过练习、实践才能掌握。因为单读文法是枯燥的，所以陈涛编著的《实用马来文》，课文、文法、习题合编，“为避免读者感到枯燥起见，文法乃用现实的题材举例，以说明文法上之有关问题，课文方面也以此为主，既可作阅读之题材，复有研讨文法之参考，两者兼而有之”，“课文中有文法，文法中有举例，并附上有针对语法知识的习题”（陈涛，1958，编者言），但是具体考察民国时期华校使用的异族语言教材，我们发现，其练习不仅数量少，且题型不丰富。九种巫文的学习材料（不包括辞典），四种设计了练习，五种没有。练习的种类包括：中外文句子互译、填写反义词、用指定词造句、搭配选择、完形填空。主干题型很少，机械操练题与灵活运用题、主观题与标准题、单项题和综合题、个人题和互动题缺乏统筹安排，至于分散题型就更谈不到了，令教材使用者感到单调、死板。显然，在民国前后，那些编写华人土著语学习材料的人对练习是不够重视的。而且我们考察的学习材料大都是为读写教学服务的，属于综合课的范畴，练习较少的情况尤其不应该存在，因为“根据外语学习心理学中巩固与遗忘理论和长期的教学实践经验，我们认为综合课课后练习用时与课程教学用时的比例保持在1：1左右的水平时比较适宜的。”（李泉，2006：197）

3.语言学习的材料

（1）教材

先看课文的编排，因为“语言教材一般都是由词汇、句型、课文、练习等部分组成的，其中课文通常作为教材的主体。它为语言教学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语境，围绕这个语境，语言部件、语言结构、语言功能以及语言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等融为一体”，“编好课文是编好语言教材的关键”（李泉，2006：163）。但是，从我们搜集到的10种华校所用异族语言学习材料（不包括辞典）来看，课文的编写情况相当不理想。一是有5种教材没有课文，就是单纯地讲语法理论，如：《马来语法》（李全寿）和《现代印尼语文法》（J.TANNIN）；二是课文的选择比较随意，《实用马来文·序》：“本书所有的题材系以实用为主，以马来语的现实为题材，使学生们对于马来亚的各种情形，有更深切的认识和了解，也易于学习而增加阅读之兴趣。”该书课文如下：

吉隆坡

火车

致星洲友人书

新加坡的独立桥

致友人贺新年书

复友人书

致移民厅书

致教育部拟求职书

在空中飞翔

祝贺某某先生晋升职位书

致书店购书籍函（陈涛，1958，目录）

看上述课文实在看不出现实的“各种情形”，倒好像是临时拼凑的杂烩菜，读了这些课文也不会对现实“有更深切的认识和了解。”三是课文的编排不合理。有的课文连着的几课内容上有某种联系，但是这几课和前面、后面的几课就没有什么内容上的关联，如：《巫文百日通》第二册第五十一课和第五十二课是一个话题“幽默的会话”，其前的第四十九课和第五十课是一个小的话题“买脚车“第五十三课到第五十六课是一个话题“木兰从军”，前后三个话题，内容上完全不搭界。

《初级马来语读本》（包思井，印马书店，1951）和《印尼文读本》教材内容的编排是我们所见的学习材料中比较合理的，在此以《初级马来语读本》为例给予说明。我们说该教材编辑合理，是因为编者运用第二语言教学理论，较好地处理了教材编写中的诸多关键问题：拼音练习和单词合用，教师可以依照具体情形采用两者之一，或者两者同时讲授，这就从语音开始开展语言教学，同时兼顾了注重听说的人和注重读写的人的不同需求；选用“二千个马来语基本词汇”中的四百个基本单词，分开编入各课，并使它们作有次序的重复，生词的选择有据可依，生词的控制重点突出，生词的有序复现提高了记忆的效率；选择的题材，注重实用，以马来亚华侨高小学生为对象，包括数目、年月、星期、身体、形状、颜色等必须学习的单词，对于补习学校的青年学生，也很适合；把马来语基本语法编入各课中，使学生打好语法的初步基础，以简驭繁地掌握语言结构规则；采用马华对照式排印，便利初学者及自修者，省去翻查辞典的麻烦。（包思井，1951，编者序）可惜，内容编排如此合理的教材仅此一两种。

（2）辞书

以词解词，难以理解。我们看到的华巫词典或巫华词典大都是以词解词的，如：Period，时期。（李毓恺，1931：382）Sintjhia，新年；Sinumpet，闭塞。（同上，480）诸如此类以词解词的解释，如果像“新年”这样的常用词，一般华人学习者还能理解；反之，像“闭塞”这样的不是太常用的词，只有汉语水平较高的华人才可以理解；否则，以此来解释Sinumpet，恐怕很难达到解释的目的。

缺乏例句，不利应用。人们常常把例证比喻为词典的血肉。概括的词义只提供比较抽象的概念，因此难免笼统而不具体．所以必须有例证，所谓“例以明义”，例证是揭示词义的继续。例证不仅补充说明词的意义，使其具体化，而且说明它的用法，包括它的语法特点、搭配范围、修辞色彩等。但我们见到的巫文辞典基本上是某个词条除了意思解释，没有任何例句。在这种情况下，巫文学习者就不知道如何使用某个巫文词语。

至于同义词、近义词的比较辨析、常见偏误举例等在我们所见到的华巫或巫华辞书中就更少见到了。

（3）期刊

我们现在知道的20世纪50年代华人学习巫文的杂志有两种：一种是印尼语文社编辑的《印尼语文》，一种是杨兆骥和陈燕生合办的《印尼语学习》。现在能见到的只有《印尼语文》。该杂志起于1956年1月，月刊，大32开，终止日期不详。其要目一般包括：印尼语文研究、活用印华会话、文学选读、印尼文造句法、中国古代寓言、印尼成语等。办此等期刊“旨在鼓励华人应立足本土，胸怀印度尼西亚，多学习印度尼西亚语文与认识了解印度尼西亚全方位面貌”“俾使能适应印尼环境生存下去”（陈正祥，2012）。该刊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中文详注，在印尼、中国大陆、香港和马来亚都有读者。（印尼语文社，1956，第12期）

参考文献：

[1]包思井.初级马来语读本[M].马来西亚：印马书店，1951.

[2]陈抚辰.新巫华字典[M].巴达维亚：振林公司，1926.

[3]陈抚辰.新巫华字典[M].巴达维亚：振林公司，1930.

[4]陈涛.实用马来文[M].新加坡：马来亚文化出版社，1958.

[5]陈正祥.我这一辈子在求知，http：//www.guojiribao.com/ shtml/gjrb/20131002/13384，2013a.

[6]陈正祥，杨兆骥，我知，http：//blog.sina.com.cn/s/ blog_a21dbd860101b2y3.htm，2012.

[7]陈正祥.人生风雨路一世巴中情，http：//blog.sina.com.cn/ s/blog_a21dbd8601017gqi.html，2013b.

[8]蔡仁龙.华人“马来语之父”李金福[C].李卓辉.印华先驱人物光辉岁月：印尼华人报刊和独立先贤史话.雅加达：联通华文有限公司，2003.

[9]洪颂南.马来语易通[M].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6.

[10]赖群进.马来语入门[M].新加坡：群燕书局，1957.

[11]李光耀.风雨独立路，http：//www.sogou.com/websnapshot，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