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日前已经落幕。此次峰会不仅旨在应对不断上升的全球“核恐怖主义”威胁，更在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峰会上，习主席不仅进一步明确展示了中国的核思路与管理经验，同时也取得一系列实质性外交成果，扩大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间的共识，且影响远超核领域。譬如两国不仅发表《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更强调要在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框架里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地区敏感问题，在亚太事务中开展积极互动与合作，尤其是就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全球卫生、维和等重要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双方都期待在9月杭州的G20峰会上再次会晤并达成新的经贸互利共赢协定；双方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宣布将于4月22日签署《巴黎协定》。两国领导人还承诺，将加强在人文、网络、执法、追逃追赃、反恐、军事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事实上，中美间（核）合作的信号不仅在会上被有效传递，早在会前友好释疑、增进互信的气氛就已经被释放出来。3月18日，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与美国能源部在北京共同建设的核安保示范中心投入运行。中心不仅是中国不断加大自身核安全能力建设，大力推动全球核安全进程的缩影，同时也是中国诚心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明证：中国能够与美国在最敏感的核安全领域进行深度合作，体现的正是习主席所强调、推广的合作共赢精神，不搞对抗，也不针对第三国。

加强核安全不是一时一地之功，也不仅仅是中美这两个大国的事情。在会上，习主席进一步阐发中国的主张：未来各国需携手合作，共同构建“核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中美固然重要，但不能替其他国家决定他们的政策和未来，而应以平等的姿态、沟通的途径去不断增进共识、协调行动。看得出来，这是中国在核安全领域乃至一切国际事务中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这种看似“柔性”的、“缺乏强制力”的阳光政策，其实际效用却往往强于那些充满霸权主义色彩的独断专行和穷兵黩武。此次峰会上其他与会国家首脑对习主席倡议的反响就是明证。

中国主张在核安保领域建设共享机制，呼吁各国以开放、共享的理念去分享技术和经验，贡献资源和平台，搭建核安全共享机制，加强跨国信息交流和执法合作。反恐尤其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建立起各国相互联系，信息互通的机制，形成一张反恐的全球网络。反恐也不仅是各国政府的事情，还要动员民间、社会的力量。三年来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一个重要抓手。“我们欢迎亚太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相关项目，并将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保持紧密合作。”“我们将依托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中心，帮助有需要的国家提升安全监管能力，为提高全球核电安全水平做出贡献。”

近年来，有关中美关系走到“临界点”的耸人之辞不时见诸报端，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也辗转相传。甚至不少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互信赤字”，因而合作难以开展。但也有学者认为缺乏互信恰恰是进一步合作的契机。中美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从无互信的条件下进行合作，不要使“没有互信”成为“不合作”的借口。要从所谓“消极合作”走向“积极合作”。通常，形成积极合作比形成消极合作要更困难。而在中美核合作领域，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人正把消极与积极两种合作模式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的声音、立场和核治理模式创造性地介入到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中。

具体来说，中国一方面要和美国建立多种层次的沟通渠道，确保信息畅通、沟通有效，从而将战略误判、“擦枪走火”事件的概率降至最低。通过两国之间一系列首脑峰会、战略对话，在顶层设计的层面去释疑增信。同时我们又要将以往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譬如恐怖主义、环境保护）“安全化”，使之成为一个中美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议题，如此一来，中国在恪守只结伴不结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大前提下，同样能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积极的安全合作，联手打击共同的安全威胁，譬如联合反恐，共享核安保经验等。中国式的“圆融”的外交智慧，必将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这样的“巧实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