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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美术地理形态刍议

2016-04-21赵振宇天津美术学院史论系天津300141

艺术探索 2016年1期
关键词:画像砖画像石画家

赵振宇(天津美术学院 史论系,天津 300141)



汉代美术地理形态刍议

赵振宇
(天津美术学院史论系,天津300141)

[摘要]文化地理研究表明,某种文化发达区域往往是以各种文化要素的数量等分项统计作基础,再相叠加划定的,文化要素的密集分布区就是文化发达区域。汉代美术要素因子(文献记载中的画家,考古发掘的汉代壁画墓、画像石、画像砖遗存)的分布密集区域为:兖、豫、青、徐地区,河南郡地区,南阳郡地区,京兆及其周围地区,蜀郡及其周围地区。前三区分布关系极为密切,呈现一种连体结构。以齐鲁与洛阳两地为轴心展开的东西狭长区域成为汉代各项美术要素因子分布最为密集的交汇地带,该区域即黄河中下游流域是汉代美术创作活动的重心,而当时南方美术的发展水平则远不及北方。

[关键词]地理(空间);汉代美术;分布实况;分布格局;重心

引言

国内目前尚无系统地将画家等要素作为可供量化的美术文化因子进行分布复原的研究,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美术地理格局变迁的纵深讨论则更是无从谈及。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相关的分支研究中,早已把某种人才作为衡量文化中心分布的指标,再借助其他可供量化的文化要素因子,便可以复原某种文化在历史时期的地理形态。因而本人所要开展的对中国历史美术地理形态的复原研究也正是从揭示其分布开始的。对于中国绘画地理态势的研究,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了对历代的绘画发达区域以及全国绘画重心(或中心)的展现。在任何时代,各地绘画的发展程度都是不均衡的,时常会出现几个相对发达的区域,这便为我们研究当时全国绘画地理格局的形态提供了可能,而具体的呈现就必须要以相关绘画要素因子的分布实况复原为基础。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角度来看,文化发达区域往往是以各种文化因素的数量等分项统计做基础,再相叠加划定的。那么,很显然,文化要素的密集分布区就是文化发达区域。对全国或区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复原,特别是落实到文化的分区,都要依托于具体到每一项文化因子的复原,而本文需要复原的则是与汉代美术创作相关的要素因子。

至于能够体现绘画地理分布的要素因子有哪些,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人才自然是首要的。“历史人物分布密集的地方,相对而言文化比较发达,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人安土重迁,籍贯和生长地往往是二而一,所以从人物的籍贯分布又可以窥见环境对于人物的影响。”[1]人才一贯被作为衡量某种文化区域发达程度的指标,如果说画史资料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历代画家资料,那么以画家籍贯作为分布统计的样本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但事实是,历代画家见于史籍者甚少,我国绘画之源流虽可追溯至上古的传说时代,但真正画家见于记载之始则在汉代。《历代名画记》载两汉画家仅12人,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也只有画家128人,且大都记载简略,其中有籍贯者不足1/3。究其缘由,除传统社会对画家地位的轻视外,缺少可考之作品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且年代越久远,可考者越少。另外从绘画自身的发展形式来看,唐代之前的中国画,从总体上看,器物与建筑物上的绘画占据了绘画主流,[2]纸帛上的绘画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且数量很少。然器物纹饰及建筑壁画多为匠作,虽不乏名家之作,但其社会地位仍很低下,极少有留下名字的。而以卷轴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绘画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兴盛,而后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同样在宋代见于史籍的画家也开始明显增多。然自汉晋至隋唐“凡百画缋之事,率由画工所为”,与纸帛上的绘画相比,由画工塑匠所创作的器物纹饰及建筑壁画占据了隋唐以前绘画文化的主流,而唐代可看成是这两类性质的绘画共荣而各领风骚的时代。这就决定了对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中国绘画地理分布复原,除了要发掘现有文献中的画家资料以外,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也是尤为重要的。在所要复原其地理分布的绘画要素中,隋唐及其以前除了要考虑画家外,根据时代特点,还要把诸如汉代的画像砖石、壁画墓,魏晋及其以后的石窟、寺观壁画等要素分布包括在内,在此基础上叠加划定具体时代的绘画发达区域。

汉代以前的美术处于一种混交状态,汉代则结束了美术附属于器物与工艺的时代,而诸如绘画、建筑、雕塑以及工艺美术都已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这种独立表现形式的出现,是汉代美术的独特性,也是我们开展具体门类及分科美术研究的基础。“在汉代以前,绘画附属于工艺,尚不能独立成为正式的学科。”[3]以汉代绘画作为中国断代美术地理格局研究的一种尝试,同样是基于对汉代美术发展的时代性及特殊性的考虑。陈师曾在论述汉代绘画时指出:“汉代以前史迹多朦胧不得明确,自汉以来乃有事物可考,如石刻画尤为明征,而技艺由此日进……图画之鉴赏,实自汉始。盖汉代之绘事,于种种之点大为发达。”[4]其实,对于汉代绘画的独特地位,唐代张彦远早已提及:“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5]4。这里的“可得而记”则为后世能够书写汉代美术史的恢弘一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如郑午昌所言:“或者谓中国明确之画史,实始于汉。盖汉以前之历史,尚不免有一部分之传疑;入汉而关于图画之记录,翔实可征者较多云。”[6]13这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画家,汉代有了明确身份的画家出现,而且是“可得而记”的。

一、汉代美术要素分布实况复原

对于断代美术地理形态的研究,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对当时美术要素分布实况的复原,进而揭示全国范围内的美术发达区域。利用原始文献资料中析出数据来进行分布研究或是绘制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家所经常采用的方式,而且我国的历史文献中也充满可以利用的史料。如果将人才作为衡量文化中心分布的指标,那么画家就必然是我们研究美术地理的首要量化因子。但事实是,汉代这种“可得而记”的画家资料是颇为稀少的,如前所述,《历代名画记》载两汉画家仅12人,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也只有画家128人,且大都记载简略,其中有籍贯者不足1/3。正如张彦远所言:“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5]15这种思想必然会影响作者在辑录画家时的取向。而从绘画自身的发展来看,唐之前的中国画总体上是器物与建筑上的绘画占据了主流。这就决定了对汉代美术地理分布的复原,除了要发掘已有的文献资料以外,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也尤为重要。本文复原汉代美术地理分布实况与格局所需的美术要素因子,即包括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汉代画家,以及通过今天考古发掘的汉代壁画墓、画像石、画像砖遗存。

(一)汉代画家的分布

对文献中可考的两汉画家存在争议较少,这是中国古代明确身份的画家见于记载之始,总计12人,西汉和东汉分别为6人。表1显示了两汉画家籍贯分布。

表1 两汉画家籍贯表

我们看到西汉时期的6位画家,均为宫廷画工,且全部出于京师所在的司隶部,而其中杜陵毛延寿、新丰刘白、下杜阳望和长安樊育,四人都来自首善之地的京兆尹。这样,尽管文献仅记载了这6人,但其实不难想象,当时关中的京师一带定是画家云集之地,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则肯定和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以及关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与西汉出现的皆为宫廷画工不同的是,东汉则出现了首批士大夫画家,绘画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所记载的东汉画家中有籍贯的只有3人,其中京兆仍占1人。这样两汉12人中便有7人皆来自于司隶部,而主要分布于以京师为中心的关中三辅地区。

如郑午昌所言:“盖在专制时代,一切政教文艺,要皆与其首都所在,有密切之关系。汉都长安,其时绘画之都会,即在长安,考诸当时画家之产生地,皆在今陕西河南间,为黄河流域附近地。”[6]24长安作为京师首善之地,受统治者直接影响,同时也是全国最具文化感召力的地方,往往能够开时代风气之先,而作为政治中心,关中地区的特殊地位及先天优势则是其发挥文化影响力的必要前提。汉初依然行强干弱枝之计,“汉兴,立都长安,迁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侯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7]1641。两汉有籍贯的9位画家中,1人就出自长陵,而来自杜陵、安陵各1人,加上长安、下杜、新丰皆是京畿附近诸陵,可见绘画人才之盛,这和当时具有政治意义的人口迁徙应该不无关系。其实,作为汉代的政治中心,关中一带,即当时所谓的三辅地区(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三郡之地)是当时重要的经济区,农、工、商都很发达,且交通便利,人口密集。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先秦以来的历史积淀,又与当时特定的时代因素相关。总之,当时的关中地区必是人才荟萃之地,虽然资料并未提供更多其他地区的画家活动情况,但从仅有的画家分布,再结合具体的史实,我们也能够想象该地区画家的集中程度,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优势地位也使其他地区难以望其项背。

(二)汉壁画墓的分布

从汉代壁画墓的发掘情况来看,汉代墓室壁画发现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东北地区的壁画墓被相继发掘和整理,汉墓壁画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辽东地区是最先进行壁画墓考古科学调查的地区,至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总计发现汉代壁画墓6座,而且均由日本人发掘与调查。汉代壁画墓的大规模发掘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代壁画墓的考古发掘陆续有新的收获,尽管在已经发掘出土的两汉墓葬中它只占少数,其数量仍是十分可观的,且分布地域也相当广泛。根据贺西林等相关学者的整理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考古工作者共发现、发掘了50座汉代壁画墓,发表清理、发掘简报近30篇,各类调查记和消息数10篇,另外还出版了一些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和专题图录,基础资料可谓相当丰富、充实。这样,从20世纪初至今,共发掘汉代壁画墓56座,其具体分布情况如表2。[8]

表2 汉代壁画墓分布情况

截至目前已经发掘的汉代壁画墓均位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各省,其中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成为全国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而东北的辽阳、西北的甘肃及陕西西安次之,另外北部的内蒙古地区也有少量分布,北方东部地区则较为稀少。在墓室壁画的创作上,洛阳表现出了其重要性,实际上到西汉后期关东经济不断上升,王莽时期洛阳已经有了与长安相并列的地位。因此我们看到,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发现壁画墓总计19座,为全国之冠,这种优势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与此相应的是,由于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关中经济一度受到严重破坏,而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在东汉时期它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关中仅发现汉代壁画墓4座,但相关学者仍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并认为:“关中地区出土的汉代壁画墓只有数座,数量上虽然远不及中原地区,但西安作为西汉都城,而区内考古标本中半数属较少见的西汉晚期例子,在汉代壁画墓研究上的重要性仅次于中原地区”[9]。实际上包括关中与河洛地区在内的司隶部所辖区域一共有壁画墓25座,几近两汉壁画墓的半数。司隶部作为两汉统治的核心区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成为该区域内的两个轴心,而由西汉到东汉,在东西两京的互动中,洛阳的地位正不断提升,并成为汉代美术地理分布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

(三)汉画像石的分布

对汉画像石内容的著录与摹写始自宋代,至清代乾嘉后尤盛,而自20世纪,随着科学的考古方法逐步传入我国,汉画像石才被纳入到考古学与历史研究领域来考察。但对汉画像石系统的考古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工作,特别是对汉代画像石墓全面的发掘与整理,则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间才逐步展开的。而从已经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自清代至今发表汉代画像石研究方面的发掘报告、论述、考释文章近1 000篇,出版画像图录50多册,出版研究画像石的专著50多部”[10]。如此丰富的遗存与研究资料为本文的论述提供了便利,在此我们着重关注的是汉画像石分布与分区的研究情况。

对于汉代画像石的区域分布,我们主要以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作为论述依据。汉画像石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按其分布的密集程度,主要可以划分为五个分布区[11]:1.山东全境、江苏中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和河北东南部组成的广大区域,东起海滨,西至河南安阳和永城一线,北自山东半岛北端,南达江苏扬州,汉画像石的发现地点达200余处。2.以南阳为中心的河南西南部和湖北北部地区。其范围北起河南叶县、襄城,南至湖北当阳、随县,是汉画像石最重要的发祥地。3.陕西北部和山西西部地区。4.四川和云南北部地区,集中分布在嘉陵江和岷江流域。5.河南洛阳及周围地区。

除了上述五个分布区外,在北京、天津武清、甘肃成县、江苏镇江和苏州、浙江海宁等地也有少量的汉画像石分布。王建中在《汉代画像石通论》中的分区与其较为相似[12],俞伟超《中国画像石全集》及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等研究则未将洛阳等地视为一个独立区域。对汉画像石的分区虽存在不同意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分布的位置与密集程度的探讨,因此上述分区研究对本文复原汉画像石的分布实况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上文所讲的第一区,即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地区的汉画像石不仅产生时间早,延续发展时间长,题材内容丰富,雕刻技法多样,且墓葬建筑的形制也极为多样,它是汉代画像石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个区域,同时也是数量最多与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而观其分布的范围,恰恰是两汉兖、豫、青、徐四州之地,这里正是秦汉时所谓的“关东地区”,该地区自先秦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豫南、鄂北是是汉代画像石的第二个发达区,是除第一区之外的又一个画像石生产与发展的中心区域。而陕北、晋西北地区是从东汉中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一个北方的新区域,但其具有较强烈的地方特色。

上述几个汉代画像石分布区域均位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虽然相关学者对洛阳及其周围能否独立成为一区存在不同看法,但该地区确实具有一定数量的汉画像石遗存。这样看来,如不考虑其他地区汉画像石的零星分布,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显然是汉代画像石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而且北方的这种优势地位较之南方极为明显。第四区,即四川、滇北正是汉代唯一位于长江流域的画像石分布区。蜀地及其周围地区都是经济富庶、人才兴盛之地,而汉末北方的战乱与动荡并未对该区产生影响,这也使其画像石艺术能延续到蜀汉时期。不仅如此,下文从蜀地画像砖材料中也同样可以看出该地区美术的发展与繁荣。

(四)汉画像砖的分布

画像砖最晚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该时期的画像砖仅为个别发现,尚属肇始阶段。清光绪三年(1877年)于四川新繁出土的一批画像砖,是目前所知最早发现的汉代画像砖。[13]自此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汉画像砖时有发现,但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仅有少数刻画精美者为收藏家所得。1949年以后,汉画像砖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而系统的发掘与整理工作也逐渐展开,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相关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发表的有关汉画像砖的文章近500篇,出版的专门著作10余部。[14]由于除已经公开发表的考古及相关文物资料外,尚有一些地方保存着未经著录和发表的汉代画像砖遗存,因而,目前对全国范围内的画像砖发现与分布的整理与统计并不是非常尽全的。和汉代画像石的分布与分区研究一样,虽然没有精确的分布统计,但依据现有的大量实物与遗迹,我们依然可以复原其主要的分布范围。

就现有的考古资料而言,汉代画像砖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南、四川两省,山东、江苏、陕西、山西、甘肃、湖北、江西、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等只有少量或个别发现。[15]汉画像砖的遗存与其所表现的内容都极为丰富,而目前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出土较多的河南和四川画像砖展开的。河南与四川是汉代画像砖出土最多的地区,四川出土多为小型的方块实心砖,河南有空心与实心两种,且砖型较大,时间则贯穿于两汉的各个时期。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河南全境发现的汉画像砖出土地点达到40处以上[16],几乎全省各地都有出土,但主要分布在以洛阳、郑州和南阳为中心的三个区域。而从其具体的分布情况来看,洛阳和郑州可视为同一区,其主要分布地点包括了新郑、荥阳、巩义、新密、中牟、宜阳、孟津、洛宁、伊川、偃师和新安等地。这些地点均位于两汉司隶部西部,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郡以及弘农郡西部地区,亦即我们所讲的河洛地区。另一块以南阳为中心的区域则包括邓州、新野、淅川、唐河以及方城等地,该区即两汉荆州刺史部的南阳郡辖区。同样,从南阳在全国所处的经济与文化地位以及数量巨大的汉画像石遗存来看,该地区画像砖的密集分布使我们相信这里是汉代美术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区域。据有关学者的初步统计,四川全境发现和收藏的画像砖有1 000方左右,出土于20多个县区50多个地点。[17]四川出土的画像砖年代最早为东汉中期,而一直延续到蜀汉,只是后期出土相对较少。虽然汉画像砖在四川全境均有分布,但最为集中的区域是成都平原及其周围地区。我们看到,蜀地汉画像砖和画像石的分布在时间与区域上是大致吻合的,而画像砖则更加能够反映出该区美术活动的繁荣。

二、汉代美术地理分布格局

为了衡量汉代各地区美术的发展水平,进而确定当时美术创作的发达区域,上文已对汉代美术资料进行了全面整理,并对四项最具当时美术发展代表意义的要素因子进行了地理分布上的分析。我们也已指出,对汉代美术地理分布复原的难度一方面在于文献记载的画家数量极为有限,虽然考古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这种缺憾,但对考古资料的利用同样也存在相应的局限。

这里实际上就需要我们将定量的分析与定性的分析相结合。在统计样本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需要以文献中的定性描述作为重要的佐证与补充,进行综合考察,这样才能进行相应区域的划定。从上文分析来看,汉代极为有限的画家几乎均分布于关中的三辅地区。文献记载难免疏漏,即便是其他地区也不乏能画之人,但从文献记载的当时京师绘画活动来看,我们也足以相信郑午昌所言的:“汉都长安其时绘画之都会”的论断,而且当时京畿一带也应是画手云集的。汉壁画墓有近1/3位于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就当时洛阳在全国的地位来看,这是没有太多异议的,而如果考虑整个司隶部,其壁画墓数量则几近全国的半数,其他地区则较为稀少。我们并没有对汉代画像砖石分布做具体的量化统计,但已有的对其分区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因而通过总结并不难发现其分布的密集区域。画像石在当时主要分布于兖、豫、青、徐四州之地,南阳郡地区,并州中部以及蜀郡及其周围等四个重点地区,且以第一个区域分布最为集中,占到画像石总数的60%以上。而从画像砖分布最为密集的两个区域来看,如果将洛阳也视为画像石的一个独立区域的话,画像砖在河南地区的分布则基本涵盖了画像石的南阳与洛阳等区,而这里也是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四川地区的画像砖分布则与蜀郡及其周围的画像石分布大体吻合,且分布范围更广。

通过上文对各项美术要素分布实况复原的研究,它们均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各地区美术发展的状况。要确定汉代的美术发达区域,则要把上述四种美术要素因子的分布叠加到一起,进行综合的考量。实际上我们已经注意到各种美术要素在分布的密集区域上会呈现出某些重合的情况,而由这种叠加所产生的密集区域正是划定当时美术发达区域的重要依据。这种密集区域集中在以下五个地区。

兖、豫、青、徐地区:该区域与两汉时期的兖、豫、青、徐四州所辖的范围基本吻合,属秦汉所言的关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全境、江苏中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和河北东南部组成的广大区域。该区是当时全国范围最大的美术发达区域,它以齐郡和鲁国为中心,同时梁国、沛郡、楚国、东海、陈留、颍川等地的美术活动也较为显著,并一直向西延伸至河南郡腹地。

河南郡地区:该区域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为主体,范围包括河南郡辖地,东、南分别与兖、豫地区以及南阳郡地区相接,向西则延伸至弘农郡东部。该区处于北方四个美术发达区域的中心位置。

南阳郡地区:此区以南阳(宛县)为中心,范围基本上相当于南阳郡辖地,其东、北部分别与豫州和河南郡相连,属分布范围较小但分布相对集中的一个区域。

京兆及其周围地区:该区以京师长安为中心,其范围大体相当于两汉关中的三辅地区,即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三郡辖地,以及弘农郡的西部。

蜀郡及其周围地区:此区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及其附近地区,范围包括蜀郡、广汉郡、犍为郡所辖的大部分区域,以及巴郡的部分地区。

以上五个区域美术要素分布的密集程度较之其他地区是极为显著的,而且每一区均至少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美术要素分布,这与其他地区仅有单一的美术要素分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可以肯定,上述五个地区即是汉代美术最为发达的区域,这也和这些地区在当时的经济文化地位相吻合。下面针对这五个区域所表现出的美术分布与发展情况,以及促使其成为当时美术发达区域相应的区位、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优势作进一步的说明。

(一)兖、豫、青、徐地区

从这一区域的美术要素因子来看,画像石是该区艺术表现形式的主体,而画像砖、墓室壁画和画家的数量则极为有限。无论是从艺术成就还是遗存数量上,画像石都是汉代绘画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而该区则是全国画像石分布最为密集且范围最广的地区。画像石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主流的文化思想。上文已指出,汉画像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的是汉武帝以后两汉时期的主流思想。齐鲁之地是本区画像石分布的中心,同时也是西汉前期黄老之学及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的源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修葺这些画像石,需要花费相当的财力,因而各地具有这种力量的社会阶层或集团愈是强大,画像石就可能愈是流行;反之,便不会发达”[18]16。关东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尚书·禹贡》所记豫、兖、青、徐、冀五州的土壤,均被列为上等或中等。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华北平原农业开辟很早,自远古时期就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从先秦到两汉,这里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十分发达,并逐渐成为汉代最为重要的经济区。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得以充分发展,随之而起的便是豪强地主以及士家大族的出现。据卢云统计,齐鲁地区的鲁国、东海、琅邪、千乘一带是西汉士族主要集中的地区之一。[20]34这些经济富庶的地主集团为当地画像石的兴盛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士族本身还是当时学术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汉画像石在某些地区一经出现,便慢慢积淀成一种文化传统而存在很长时间。”[18]16兖、豫、青、徐地区在先秦就是文化昌盛之地,而齐鲁地区从战国到汉代则保持着一贯的儒学传统,关东诸地文化的发展也均受到其影响。随着西汉前期儒学的日盛,以齐鲁为核心的关东文化圈逐渐扩大,并且最终定型,而其文化影响力则辐射全国。从这个层面来讲,它便为该地区画像石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素材,当地画像石大量描绘的讲经教授场景则进一步说明这是其他地区所难以具备的文化与传统优势。

(二)河南郡地区

处于中原腹地的河南郡地区是汉代美术发达区中唯一一个集画家、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四种美术要素分布的区域,且以墓室壁画最为显著。作为东汉的都城,和长安一样,这里保留了汉代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而且大都以墓葬的形式被发掘,它所反映的均是汉代统治者及贵族阶层的文化规则。我们曾说西汉初期实行“强干弱枝”之计,但到后期时已经发现这种做法“非久长之策也”[7]292。关东地区的发展有其历史和环境的优势,而要对关东地区进行有效的监管与领导,洛阳则是不二的选择。周公经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21]2716。经过周代长期建设,“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21]3265,形成了极为优越的经济地位。春秋时期中原的周、宋、郑、卫一带文化十分发达,洛阳为周天子畿内,是礼乐典章的荟萃之地,到战国时周地仍有不少古代文化典籍,还出现了苏秦、苏代、苏厉等众多游士。到西汉时,洛阳已经是“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22]王莽“欲都洛阳”实际上是顺应了当时关东地区地位的上升与洛阳的具体条件。因而东汉光武帝“建都河洛”,对于“体元立制,继天而作”“茂育群生,恢复疆宇”[23]1360是有重要意义的。实际上,河南郡处于天下的心腹之地,在区位上虽与关中地区相毗邻,但如果就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处于“天下之中”的洛阳较长安实在有太多的方便。[24]432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河南郡在其区位上,东与兖、豫、青、徐地区相交,南则紧邻南阳郡地区,处于四方三个美术发达区的环抱之中,且四种美术要素因子同时汇集于此地。它不仅是全国墓室壁画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在画像砖、石的分布上也自成一区,这些都是该区的独特之处。如果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总体构成中在许多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部分”[24]432,那么该地区在美术要素的分布上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三)南阳郡地区

南阳郡东与豫州的颍川、汝南相连,北抵河南郡。这一区域从西汉后期开始崛起,到东汉时便在全国经济、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画像砖石的密集分布是该地区成为汉代美术发达区域的重要指标,而这些艺术创作的兴起与发展恰恰和南阳地区在两汉时期文化地位的成长密切相关。上文论到南阳地区在西汉时经济就已经相当发达,宛是当时全国重要的都会之一,但当时其文化还不甚发达。而至西汉中后期,经韩延寿、黄霸等地方官推进儒家教化,到西汉末,刘秀集团出身南阳、颍川的骨干人物及青年时游学京师的就有10人。[20]46东汉时这里发展加速,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出自南阳郡,如南阳西鄂的张衡,既是大文士,又是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东汉所记出于该地区唯一的一个画家。东汉迁都洛阳,使这里成为靠近京师的腹地,四方名士往来于此,而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则成为绘画发展的基础。如上文所言,画像砖、石这类艺术的发展需要相当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东汉时,南阳地区的衣冠大族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当时在全国极具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集团。南阳为帝乡所在,为刘秀最初征战之地,而许多追随者都成为著名的功臣。与西汉初不同的是,这些功臣多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且能顺应时事,弃武修文,这使这一地区在当时不仅人物繁盛,而且也为日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阳郡在区位上北部紧邻中原的河南郡,东部则与以齐鲁为中心的兖、豫、青、徐发达区相连,这使其具有文化交流上的便利。而实际上、南阳与兖、豫、青、徐同为汉画像石最为典型的两个区域,在画像砖的分布上几乎又于洛阳地区连成一片。这种区位间的互动与影响,则是随着两汉政治中心的东移而逐步加深的。与此同时,这三个区域在分布的态势与特点上呈现出一种连体结构,即我们几乎可以将这三个地区看作一片在全国范围内各项美术要素因子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这种连体结构的形成与两汉社会经济与文化在空间上的互动与发展态势基本吻合。

(四)京兆及其周围地区

关中地区美术的发达主要表现在画家的分布上,虽然数量不大,却几乎占尽了文献所载的两汉画家,而其数量有限的墓室壁画,也极具代表意义。作为西汉的政治中心,这里的文化表现在当时是具备相当的代表与典范意义的,绘画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它能够成为汉代美术发达区域的原因之一。自春秋以来,关中三辅一带便是秦国的统治核心,虽然当时文化还不甚发达,但到战国时期已有相当改观,秦与西汉时期,这里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自然得到了优于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从其自然环境来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21]3261环境的优越促成了其农业与经济的发达,“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1]3262。但关中文化的明显崛起与其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则是在武帝之后。一方面京师文化机构大为发展,如郑午昌所言:“至武帝时,设太学,置博士,欲以儒术为政教之标准,虽罢斥百家,反对艺术,而对于绘画,则反与之尊重。尝创置秘阁,搜集天下之法书名画,其职任亲近以供奉百物者,如黄门之署,亦有画士以备应诏”[6]14,而黄门令官署的画工甚至成为以后宫廷画院的雏形。另一方面,上文提到的由关东向关中地区的移民也对当地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关中诸陵士家大族密布,而这里相当一部分都是关东兖、豫、青、徐地区移民的后裔。实际上,京兆及其周围的三辅地区是除齐鲁外西汉士族最为集中的地区,而这些士族在推动本地区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士族子弟世代读经讲儒,大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一个士族往往就是一个政治、文化等人才绵延不断的庞大群体,而关中地区人才昌盛、画手云集,和士族的成长是不无关系的。到东汉时期,三辅地区文化的发达一如西汉,京兆诸陵依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且人才辈出,班固《西都赋》赞美关中:“封畿之内,厥土千里,逴荦诸夏,兼其所有”[23]1338。

(五)蜀郡及其周围地区

两汉时期关于蜀地美术的繁荣在当时的文献中不乏记载。特别是壁画的绘制,为表彰政绩常将属吏的形象刻于壁上,益州尤甚,如“安帝时,蜀郡夷叛。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杨竦破击之。竦厚加慰纳,余种皆降。论功未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23]2829。一直到东汉末,蜀地绘事不断,《玉海》载:“成都学,有周公礼殿,云汉献帝时立,前汉文翁石室在焉。益州刺史张收画盘古三王五帝三代君臣与仲尼七十弟子于壁间”[6]16。张彦远对此壁画的意义大加赞赏并与之同明帝宫殿壁画并列,称:“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都学堂,义存劝诫之道”[5]4。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看到这些创制精美的壁画,但蜀地绘画的繁荣仍可从大量的画像砖、石遗存来窥探一二。长江上游的蜀地最早和中原文化发生了关系并很快发展起来,终两汉时代蜀地一直是南方长江流域在全国经济、文化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地区。汉代的成都平原是除关中地区以外的又一富饶之地,《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地区“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7]1645。蜀地文化的大发展则同样是在武帝之后。景帝末,蜀郡守文翁在其治内实行文教,班固最先把蜀地文化的发展归结为“文翁之化”[7]3627。自此蜀地风气为之一变,同时司马相如以文赋显于天下,此后该地区文士辈出,著述丰厚,至武帝后,“巴蜀好文雅”[7]3627为世人所推重。由于蜀地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经济与文化上的优势实际上一直被保持到两宋之际,因而蜀郡及其周围地区不仅是南方绘画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同时也是汉代南方唯一的美术发达区域。

结语

有研究表明,“西汉文化重心在东方的齐鲁一带,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因而造成了政治中心与文化重心相分离的局面。至东汉,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与文化重心的西移,这种分离的局面得以改变。”[20]93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文化上来看,关东地区在整个汉代是占据首要地位的。卢云指出,西汉文化的重心在齐鲁及其周围,而东汉时则转移到洛阳附近的南阳以及汝南、颍川一带,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的这些区域是相互毗邻而且连为一片的。从全国美术要素的分布上来看,兖、豫、青、徐,河南郡,南阳郡三区的分布关系极为密切,其在分布的态势与特点上呈现出了一种连体结构。而这种连体结构的形成则与两汉社会经济与文化在空间上的互动与发展态势是基本吻合的。齐鲁及其周围地区是兖、豫、青、徐美术发达区的核心地带,这里是汉代美术要素中画像石遗存量最大的集中分布地,这一中心地向西南一直延伸到河南郡。河南郡的中心洛阳地区则是同时具有四项美术要素集中分布的绘画兴盛之地,而与河南郡东部相接的陈留、梁国、颍川、汝南等地均是既有画像砖分布,同时又是画像石的密集区。这样一个以齐鲁与洛阳两地为轴心展开的东西狭长区域便成为了汉代各项美术要素因子分布最为密集的交汇地带,即全国美术创作活动的重心。

从兖、豫、青、徐中心的齐鲁地区向西南一直延伸到河南郡腹地洛阳地区的狭长地带,处于今天山东中南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以及河南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主要包括当时的齐郡、鲁国、梁国、陈留、河南以及周围的楚国、沛郡、颍川、汝南等地,这里是整个汉代美术创作最为繁荣的地区。如郑午昌所言:“我国文明,当时实在黄河流域为盛,故画家辈出于其间,亦因身近辇毂,成学易成名亦易,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也。”[6]24虽然其论述是指画家而言,但综合上述分析,毫无疑问的是,汉代的美术创作重心就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的发展与北方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相对缓慢的,特别是江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司马迁对“江南卑湿,丈夫早夭”[21]3268的评价也证实了时人对江南的印象,但也应同时看到,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地区正在加速发展,并不断缩小与北方的差距。然而就整个汉代而言,南方美术的发展水平还是远不及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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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晨辉)

Geographical Research of Arts in Han Dynasty

Zhao Zhenyu

[Abstract]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shows that a culture developed area is often distinguished by the number of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In other words, areas with dense cultural elements distribution is identified as culturally developed. Fine arts elements of painters as recorded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he Han dynasty tomb murals, stone figurines, brick remains with portraits have been found to be densely distributed in the areas of Yan, Yu, Qing, Xu, Henan county, Nanyang county, JingZhao and its vicinity, Sichuan and its vicinity, of which the first three regions are adjacent as a whole. The narrow areas with Qilu and Luoyang as axes respectively overlapped as regions with the most fine arts elements in Han Dynasty, which, that wa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was the hub for fine arts creation at that time, when development of fine arts in the north prevailed over that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China.

[Key Words]Geography (space); The Han dynasty Arts;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Hub

[作者简介]赵振宇(1985~),男,黑龙江大庆人,博士,天津美术学院史论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艺术史、艺术地理学。[基金项目]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中国美术研究对地理(空间)的关注与局限”(20142330)。

[收稿时间]2015- 10- 09

[文章编号]1003- 3653(2015)06- 0024- 09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6.01.003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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