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亦学亦政两昆仑

丁文江既是顶尖的科学家，又是顶级的人文学者；他既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又是军政界的行政奇才。在他去世80载后的今日，他那“奇怪的眼光”和“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式的胡子”，仍然定格在20世纪的中国史上，历久弥新。

对中国科学事业厥功至伟

丁文江，字在君，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丰裕之家，自幼有“神童”之誉，少时便赴日留学。原想学海军救国，因鼻子有病，嗅觉不灵，只得作罢。这也许是中国军界的损失，但绝对是中国学界的大幸。在东京时期的丁文江，学习之余还总编了《江苏》杂志，在留学界颇有影响。他非常喜欢谈政治，写文章，对政治的抱负和对写作的兴味，也追随了他的一生。

一日，有位学友收到了远在英伦的吴稚晖老先生的来信，信中说：“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留英的学生可不是这样，何况“留英读书并不太贵”。丁文江等人闻悉后，即决意转往英伦留学。

抵英后，丁文江除知道国文和英文，其余一无所知，不得不与学友一道去中学补课。经过两年补习后，丁文江一举考取了剑桥大学。可惜读了几个月，经济上再也撑不下去，1908年，21岁的他只好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在那儿扎扎实实地用了四年功——先是攻读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之一，后又添地质学为主科，地理学为副科。1911年毕业时，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此后，又在德国弗莱堡大学专攻地质学，获博士学位。

一战后，巴黎和会召开。丁文江随同北京政府特派员梁启超前往巴黎考察交流。最初，除蒋百里、张君劢、刘子楷三位老友外，梁还聘请了徐新六作财政经济顾问，犹觉不够，想再请一位科学专家同行。这时，徐新六推荐了丁文江。丁由此结识了敬慕已久的前辈梁启超。梁在法、英两国的演讲，多是丁文江代为翻译。在和梁启超交谈时，丁直言任公心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个好的政治家。因为在政治上，必须时时具有冷静的头脑，才不致误事；政治家在惨烈的政治斗争中，须以清醒的头脑来决断利害，机敏地进退取舍，而这些，都与任公的心性不符。他还说，梁任公分析能力极强，若用科学方法治史，定能有不朽的著作。因此他劝任公放弃政治活动，专意学术。梁启超深以为然。这位早岁就参与变政大计的大人物，在鼎盛之年，居然听取了这位青年后辈的劝言，幡然易辙，转事学问，终身奉守不渝。

丁文江

辛亥年，留欧七年的丁文江学成归国。1913年丁文江北上赴京，与章鸿钊共谋创立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翌年任古生物学教员，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地质学家。1918年，北大开办大学地质科，始将地质学纳入教育正轨。丁文江在领导地质调查所的同时，也极力推动北大地质学系的发展。1919年，他与梁启超、张君劢等欧游之际，特地留心延揽人才，从英国请回了李四光，从美国请来了葛利普。葛利普填补了中国缺乏古生物学专家的空白。

当然，丁文江的贡献远非止于地质学。作为“中国人野外工作的第一人”和中国近代田野综合调查的开创者，丁文江对中国科学事业厥功至伟。1934年3月，在丁文江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其中有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胡焕镛、谢家荣、叶良辅、曾世英、顾颉刚、谭其骧等，均是远近闻名的学者，丁文江连续被推选为会长。旧中国从事地质工作的名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他的友徒。

治世之能臣

1921年，丁文江受聘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开发热河东部矿业。为专心于公司事务，他坚决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并推荐翁文灏继任。此后，丁对该矿发展悉心筹划，经两年筹备，每日产量达两千吨以上，不能不教时人叹其办理成效之惊人。

1926年，经江浙战争、五卅运动、奉浙战争种种巨变后，沪上总算稍获安定。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孙传芳出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踌躇满志来到上海。挽请陈陶遗为江苏省省长，委任丁文江为淞沪商埠总办，实为上海最高行政长官，孙本人则任督办。丁文江本就相信“出山要比在山清”，为实现江苏人的自治，扶持孙传芳抵抗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背后的日本侵略势力，终于还是“出山”了。丁文江本意并不在做大官，而是干大事。他认识到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之工作进行不易，政治上非有彻底改革不可。他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直言：“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有跋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

丁文江显非“乱世之奸雄”，但他绝对是“治世之能臣”。许是因了蒋方震等人的极力推荐，“五省联帅”孙传芳对丁文江极为欣赏和信任，放手让丁大干。当时北方奉军势力极强，屡欲拿下苏、皖，丁文江为稳住东南，力劝同僚在自己治内树立近代行政。上海鱼龙混杂，开展这些工作谈何容易，丁文江却能迎难而上，颇有建树，这不因别的，全凭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过人的行政才干。

丁文江上任后，努力勘定商埠区域，在市政方面，极力推动“大上海”的发展规划。任内还一面整顿税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记会计制度。他亲自筹划、创立淞沪卫生局，为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总体的格局。这一系列举措，都为日后国民党治下上海的市政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丁文江不仅彰显了他的行政之才，也展露了用兵之长。当张宗昌在张作霖唆使下进犯东南时，丁文江立即应战，以三千兵力，击溃张宗昌数万来犯之敌，令敌手胆战心寒。

然而，北洋军阀内讧之际，南方国民革命军也开始向北洋军阀开战。革命军挥师北伐，节节致胜。1927年，孙大帅兵败江西，料及大势已去，屡拒蒋介石秘使张群的游说，不愿向北伐军屈身，遂北上投奔奉系军阀，意图联手自保。至此，丁文江才发现：自己之所以辅佐孙传芳，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而孙传芳所谋者终不过是一己之私。孙某终究不是政治家，而是政客军阀。丁文江鄙其为人，愤而辞职，只用半天左右时间便办完离职手续。在中国所有大官中，如此卸职速度，恐怕无出其右。多少人都以为丁文江做过淞沪督办，位高权重，自然有大把钱，可他去职之际，所有的财物只是那三千元俸给——这还是他贡献给大家庭的全部开销。

北伐将完成之际，丁文江也告别大连的隐居生活，迁居北京。而北方功成不久，学界著名的“大炮”、中山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傅斯年也把史语所迁入北平，并在北大任教。五四青年傅斯年曾对北洋军阀恨之入骨，自然对曾为孙传芳做事的丁文江也恨得咬牙切齿，极力反对他到中山大学当理学院院长。然而有趣的是，傅斯年到北平后，与丁文江接触后一见如故，对丁产生了格外的好感，很快结为知己。傅斯年不仅在工作计划上时常请教丁，甚至在人事安排方面也常常听丁的意见。

对于两人关系的变化，看在眼里的胡适自然毫不糊涂，故意幽默了一把。1931年春，傅斯年请丁文江、胡适等人一起吃饭，胡适用调侃的口吻揭了傅斯年的老底：你在巴黎时不是曾连续说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就在你旁边，你干嘛不杀他？傅斯年一愣，很是尴尬。事后，傅斯年埋怨胡适恶作剧，胡适说：文江必定很高兴，他能将你这个杀人犯变为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1924年春末，朱家骅留欧归国之际，丁文江和翁文灏为这位地学界的同行接风，这是丁、朱首次见面。1926年末，张学良入关后，北方环境险恶，朱家骅自北平南下，受中山大学之聘任地质系主任。时值北伐期间，南北尖锐对峙。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做事，而朱家骅要投奔的是南方的蒋介石势力，但他并不反对自己的朋友到南方去。就在这年末，丁文江从淞沪商埠总署督办的高位上去职，隐居大连，闭门读书。那时他处处受挫，一切都很不顺心，内多愤懑，却不形于色。李济去探望时，却并没见他有从大官位子上骤然跌落后的失意气象。

1931年，丁文江开始结束隐居生涯，正式受聘出任北大教授，从此再度活跃在北平学界，并与胡适、傅斯年、蒋廷黻、任鸿隽等隐隐然结成了一个学术集团。

丁文江向来对政治、军事有特殊的兴趣，也对中国的军政事务有极深的了解。他对中国陆军种种问题的了解，令许多名将也为之侧目，他于1923年脱稿完成了军事论著《中国军事近纪》。

未能逃脱“活不过五十”的宿命

丁文江他常说自己活不过五十，因为他父系血统的三代，皆不曾超过此大限。为此，他到著名的协和医院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之后方于1934年夏南下赴任。

丁重新履足政事后，在学界的地位依旧崇隆，而在政界的根基也日渐扩展。南京政府普遍大赦政治犯，丁文江作为原北洋时期的高官，终于被免除通缉。1931年10月，蒋介石特地召丁文江、胡适南下讨论时局，当局因“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十四日中政会简任”。翌年初，丁文江又应邀出席了汪精卫等人主持召开的国难会议。作为学界头面人物，他与政界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其中就包括蒋介石和张学良等。1932年11月，丁文江与翁文灏、吴鼎昌、张季鸾、王世杰等社会名流参加国防设计委员会。此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非公开机构，参谋总长为蒋介石，秘书长为翁文灏，副秘书长为钱昌照。

能受到当局的倚重，是许多名流求之不得的，但丁文江进入体制后仍保持着独立人格，敢于一如既往地仗义执言。丁氏密友、《申报》主办人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他特在《大公报》撰文对暗杀行径表示不满：“许多人以为成绩不满意是党的制度不好，换了一种更时髦一点的制度，披上一种最高的制服，拥戴一个最有权力军人，暗杀几个无权无勇的记者，就可以变死党为活党（或者是变活党为死党），这都是错误的。”

在随后的人事安排中，丁的至交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丁文江则被内定为铁道部部长——这一职位以前的担当者是孙科；当时的主事者则是顾孟馀，曾是中山大学校长，也是汪精卫麾下的大将。与孙科和顾孟馀相比，长期跻身学界的丁文江的政治背景微不足道，但他在此情势下，仍能成为这一要职的候选人，足见其行政才干和业务水平已受当局的高度认可。

是时，粤汉铁路刚好通车，与京汉路衔接上。这是中国内地的一条南北大动脉，在军事上至为重要。湖南的有色金属矿藏丰富，而这也是战略物资，当时日寇侵华日甚，中国不得不防备。丁文江在出任铁道部前夕，于1935年冬来湘考察粤汉铁路沿线各矿，对供应火车的煤矿特别注意。

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刘基磐是丁的友人，受省政府委托招待丁文江。到达湘潭谭家山后，丁文江兴致很高。因这一煤矿煤质好，离铁路近，很是理想。他听取了生产情况的汇报并查看矿山地面区域，还要求下矿洞去。这矿里瓦斯多，发生过爆炸，接待方乃选一个通风较好的洞子下去。矿洞深近二百米，往下走容易，上来可就不容易。丁文江已年近半百，走到一半，大家怕他累了，力劝他不要再往下走。丁不允，坚持要走到底。矿路局留他们过夜，为了赶时间，丁浴后即驱车赶到衡阳，住在铁路局。铁路局知道他们未来的上司来了，自然非常殷勤，特地安排他住单间，室内还有壁炉设备，火旺得很。王晓青主张打开窗子的顶格，丁则认为壁炉里的煤气会从烟囱逸出，开窗了则怕浴后伤风，于是门窗全闭。丁文江已疲倦至极，而明日还要继续勘矿，乃倒头便睡。

谁也没想到，事情恰恰就坏在这里——是夜暴风骤雨，温度陡降。翌晨，工人去敲门叫丁文江，又叫又喊，就是毫无动静，最后只得叫人过来破门而入。门一开，煤气味扑面而来。丁已昏迷不醒。原来，半夜朔风大作，煤气不但没从烟囱逸出，反倒从烟囱倒灌进来。众人马上叫来医生进行人工呼吸，随即送医院。翌日，翁文灏乘蒋介石的专机飞赴长沙，一落地即奔赴衡阳。此时丁已略醒人事，但尚未脱险。

经会商，决定转院至湘雅医院。几日后，丁的煤气中毒症状渐退，但体温始终徘徊在39℃左右，且胸腔有积水。众皆不解。不久后才发现，是做人工呼吸时用力过猛压断了几根肋骨，刺破胸膜，引起炎症。此时，早已医疗延误，回天乏术。1936年1月5日，这位曾经风云多年的人物，这位可遇不可求的国宝级人物，与世长辞，年仅49岁。

丁文江的去世举世震惊。翁文灏、蒋梦麟、梅贻琦等名流学者，专程赶来参加追悼会。按丁文江的遗愿，他要求“死在哪里，葬在哪里”，且坟墓占地不应超过半亩。于是人们将其墓地选在岳麓山南坡。送葬那日，执绋者近二百人。按当地惯例，执绋者送到江边为止，但许多老友都过江步行十余里，一直送到他最后安息的地方。

丁文江一生廉洁奉公。他去后，无子女，也无个人积蓄。丁夫人乃家庭主妇，无工作，无收入，从此景况萧条。这位中国知识界的“教父”，终究未能逃脱“活不过五十”的宿命。

（易茗荐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