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四

罗得堡的脸皮已经融入了哈迪森的脸上，哈迪森的骨骼构造让这张脸皮有了一个全新的轮廓。哈迪森不愿过多地谈论这张脸的旧主人罗得堡，他觉得它原本就是属于他的。

帕特里克· 哈迪森的脸并不是一直属于他自己的。

不久前，它属于一位年轻的布鲁克林自行车修理员。

此时此刻，这张脸皮不属于任何人。它浮于一碗冰冻的血液动力学保存液中，停在了从一间手术室去往另一间手术室的过程中，它将从一位48小时前被宣告脑死亡的26岁自行车修理员脸上被转移到一位14年前脸部被完全烧伤的41岁消防员的脸上。现在看来，虽然修理员的脸皮看起来完全平展，它仍然具有一些属于它主人的标志性特色：小短戳的深棕色头发，留有耳洞的耳朵，还有一道镰刀形疤痕，那是医生在手术中为了拯救他而开的一道可以通往头骨的刀口切痕。一位手术人员把戴着手套的双手放进染着血色的液体里捞起了这张脸皮，揉捏了一下，把属于修理员最后的血水沥干。然后他把脸皮举到摄影机前，犹如展示他的手工艺作品一般。当他举起脸皮的时候，原来平展的脸皮像是被重新充气，又变得立体起来，呈现出脸部的轮廓。当然，这张脸已经不再像是修理员的脸了，稍短的前额，微胀的脸颊，双唇也已经变成新月形，仿佛在笑一样，现在的这张脸已经有点像一小时后将要附着在消防员头骨上的那张脸了。

帕特里克·哈迪森

2001年9月5日，夏末里美丽的一天，在密西西比州的西北面有一个住着1497户人家的小镇，名叫塞纳托比亚。小镇的主街上有一间塞纳托比亚轮胎店，生意每况愈下，帕特里克·哈迪森正是这间轮胎店的主人。中午时分，哈迪森遇见了塞纳托比亚消防局的调度员，被他半开玩笑地调侃了一下：“你闲了就多给我们打电话吧。”27岁的哈迪森已经当了7年的消防志愿者，他与其他30位志愿者从小就认识，他们一起打猎钓鱼，然后在大约20岁的时候一起报名救火。

下午一点左右，哈迪森在听到腰间皮带上的传呼机发出的双音警号后，驾着他的雪佛兰皮卡在主干道上快速奔驰，短短几分钟内就到达了消防局。只有最快到达的几个人才能在消防车上拥有他们的座位，拥有座位意味着可以救火。哈迪森回忆说：“你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听别人叙述救火时发生的趣事的人。”那一天，哈迪森刚好及时赶到，击败了他的前妹夫，占得救火的一席之地。当消防志愿者们来到这个15英里（约24公里）以外的流动住房时，看到火焰猛烈地往屋顶乱蹿。“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一场火。”其中一个叫比奇·科尔的志愿者，也就是哈迪森的表妹夫这样说道。

流动住房外面停放着住在这里几户人家的车辆，一个男人在院子里叫喊，他坚信他的太太还在房子里面。哈迪森和三位消防员进入房子里，他们首先去到大厅，然后进了一个小房间，天花板已经分开多块脱落，那里面什么人也没有，哈迪森退回到大门去了。这时他发现了一面窗户，于是他从这扇窗户又再次爬进了这所正在燃烧着的房屋。

几分钟后，哈迪森的队长大叫让他的队员们撤离。在哈迪森撤退的过程中，燃烧着的天花板砸中了他的头还有肩膀，他跪倒在地。哈迪森能感觉到他的防护面具正在融化，然后变扭曲。他屏住呼吸，紧闭双眼，这样做能使他肺部不致吸入过量浓烟，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他的视力。

在混乱中他坚持走到了靠近窗户的地方，最后被一位同僚拖了出来。

哈迪森的脸部被火烧着了，另一位消防员立刻用消防喉向哈迪森喷水把火扑灭。科尔像医务人员一样抱着哈迪森，替他进行静脉注射，而此时科尔并不知道被烧伤的人是谁。科尔后来回忆道：“他的脸在冒着烟，可以看见肉在融化，全部都烧焦了。”在哈迪森从火场出来的差不多同一时间，那个以为被困在房子里的女人从远处的路上走过来，原来，她去了附近的小河钓鱼。

大卫·罗得堡

2001年9月，大卫·罗得堡还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住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这时的他，正在为日后成为一位有专业滑板者、单板滑雪者和小轮车手而做准备。他可以用小轮车做后空翻，360度直升机式旋转还有全圆周回旋。罗得堡总是像小孩一样活蹦乱跳，对于学习，罗得堡也是坐不住，不过他的动手能力却非常强。20岁的时候，罗得堡说他要去纽约。他的母亲南希·米勒和父亲盖格·罗得堡都觉得他是难以驾驭和管束的孩子。“我从来都不会束缚他，我告诉他只要在救护车打电话给我之前联系我就可以了。”米勒后来这样回忆。

2009年，罗得堡选择在一个大型自行车信差社团所在的布鲁克林区住下来。阿里·卢柏兹是速递的公司老板，他说：“我们靠自行车生活，我们疯狂踩踏，街道是我们的，不，我们就是街道。”卢柏兹是在一个名为“脚锁上的正义”联盟上认识罗得堡的，这是一个由十几个车手组成的孤僻社团（“脚锁”指代在一部没有齿轮的自行车上刹车的方法）。卢柏兹说：“我们拥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却在这里为了我们喜爱的同一样东西痴迷。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罗得堡很快就融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

艾度阿多·罗瑞格斯

2001年9月，34岁艾度阿多·罗瑞格斯是一位已经接受了9年医学培训的医生。他在迈亚密长大，父亲是古巴新移民，罗瑞格斯怀揣着很多第一代新移民的雄心和斗志：“我想赚钱养家，成为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于是他打算成为一名牙医。1994年，他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蒙特菲奥里医院进行口腔颌面的实习手术，主治医师亚瑟·阿达姆发现了罗瑞格斯高超的手术技能，他把罗瑞格斯拉到一旁说：“你的技术比很多专做这项手术的医生要好，你比我还要好。”正是因为阿达姆的这句话，罗瑞格斯的野心扩展了。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怎样做手术，然后到了台湾学习微整形。在37岁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位整形外科医生中的精英，而他的专长就是移植重塑整形手术。

罗瑞格斯最初得知换脸手术的可行性是在2003年的一次医学研讨会上，一位女手术医师展示了一些图片，图片上的棕色老鼠长着一张白色的脸，而白色老鼠身上却长着棕色的脸，她把它们的脸成功移植互换了，这已经可以算是非常精彩的医学绝技了。次年，两位法国医生为一位38岁脸部被狗咬伤的女人成功移植了部分的脸皮。9年后，罗瑞格斯与合著者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回顾了全世界曾经成功移植的28例脸部手术。绝大部分都是部分转移——法国女人被移植了一个鼻子、脸颊、嘴唇还有下巴。罗瑞格斯认为是时候要进一步拓展这个领域了。“从道德角度出发，如果手术的危险程度是足以使病人失去生命，那么手术的回报率一定要非常高，如果只是效果平平，那么就没必要让病人冒这么大的风险了。”美国国防部希望可以借此帮助受伤的士兵，于是打算为他的研究提供经济支持。当然，这首先需要罗瑞格斯为他的理念提供进一步的实践证明。为了满足国防部的要求，罗瑞格斯在猴子身上成功施行了脸部移植手术。2012年，罗瑞格斯在马里兰大学进行了他的第一例人体脸部移植手术，他为一位脸部被射伤的士兵进行了脸部、下巴、牙齿还有舌头的移植。

罗瑞格斯在2013年成为了纽约大学兰格恩医学中心整形外科的主席教授，他开始着手筹建一支脸部整形外科团队。手术连同术前术后的护理费用，将近需要100万美元。他和他的团队日以继夜地从14具尸体上练习移除脸部的手术。罗瑞格斯说：“我们已经熟练到即便在睡梦中都能做这项手术了。”

罗瑞格斯身形瘦削，是个将近1.9米的高个，温文尔雅充满自信，甚至有点傲慢。“当我决定做一件事情，我就一定会做成。”他这样说。在他供职纽约大学的第二年，他觉得他的团队已经准备好尝试别的移植手术了，这项手术是比以往任何手术都要艰难的，在他心中甚至已经想到了施行这项手术的对象了。他第一次遇见哈迪森是在2012年，当他在马里兰学院看见这位前消防员的时候，罗瑞格斯就知道他的机会到了：“哈迪森是一位理想的病人。”他们现在缺的，就只剩一张脸皮了。

从火灾前的相片可以看出，哈迪森拥有一张谦虚和善的脸，圆圆的脸颊，蓝眼金发刘海微卷。哈迪森正是凭着这副忠诚友善的面容成为一位成功的销售人员。“客人因为需要修车胎来到店里，他们走的时候把轮子也换了，有时候他可以净赚一万元。”他的消防同僚比尔·维克斯这样说道。26岁的哈迪森已经购买了一间占地20英亩的梦想之家，那里有一间店铺，游泳池和两层高的游戏房。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克莉斯养育三个孩子，他们俩各自从前一段婚姻带来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是他们共同育有的孩子。那时候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我打算40岁退休。”哈迪森说。

火灾过后的第64天，哈迪森被纱布包着，眼缝闭合地从地方医疗中心返回家中。“他回家的时候像一个木乃伊一样。”妻子克莉斯说。“他很长时间都不敢照镜子。”之后，克莉斯变成了他的护士，从喂食到洗澡，事无巨细都要负责。“他很压抑和憎恨世界，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

在往后的十几年中，哈迪森进行了71次手术，医生把他大腿上的皮肉填补到他的颅骨附近。“慢慢地，他的头才开始看起来像一个头。”克莉斯说。一位外科医生为哈迪森植入了磁力固定装置，在他头部两边进行了骨骼整合移植，这使得他的义肢耳朵可以吸附在头的两旁。然后，外科医生们把他嘴唇的里外翻了一遍，这让他的嘴唇看起来比较像样。不过一直最让人担忧的是他的眼睛，因为他没有眼皮去保护他的眼角膜。医生在他原来眼皮所在的地方整合了一些锥形的皮肤，虽然哈迪森依然不能够眨眼睛并且这看起来像一双蜥蜴的眼，但是这可以为他的眼角膜提供一些基本的保护。到了晚上，哈迪森需要用手把双眼按闭合才可以睡觉，他睡得不多，不过有时候不能入睡还比较好，因为他经常会在噩梦中回到那可怕的火灾现场。

对于曾经的家庭主妇克莉斯来说，现在的生活也变得很艰难，“那个和我结婚的人工作一天后回家却变了另外一个人，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好像已经死了。”经济上的拮据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压力。虽然哈迪森有工伤补助，但是金额是取决于他作为消防员时的收入——每小时15美元，他每个月还会收到1200美元的联邦残障补助，加上一些私人医疗保险的赔偿，不过这些远远不够支撑他们一家的生活开销。他们不得不卖掉他们的房子和车子，搬到克莉斯母亲的家住。克莉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改变都是为了可以继续活下去。”

罗得堡拥有一双蓝眼睛和一头过肩的金发，图中的他脸形修长，看起来很有活力。他还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有很多朋友，也很能干。同时身为一间自行车店、咖啡店还有酒吧老板的布莱恩·格鲁克这样描述罗得堡：“他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罗得堡生前无意中提及他曾赛车，踩着滑雪板从直升机上跳下来等种种疯狂的行径。有些事情的危险程度会让人怀疑罗得堡说的话的真确性，不知道他是否夸大其辞了，不过最后这些故事都被证实是真的。罗得堡是很多人口中最忠诚可信的朋友。他会在大雪中骑自行车去帮他的朋友修车，他也会为朋友两胁插刀在酒吧打架。有一次，罗得堡为了保护卢柏兹而被打掉了一颗门牙，他一直没有再镶回那颗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够钱支付镶牙所需的费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以这颗失牙背后的故事而自豪，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卢柏兹说：“女孩都会被他吸引，他很有男子气概，所以身边总有漂亮的女友。”

罗得堡在2014年的迷你场地自行车赛中夺得名次，这使得他在布鲁克林自行车界风头一时无两。不过他仍然不够钱付房租，他在一辆面包车里面住了一年，后来由于乱停乱放收到的罚款单太多了，他已经无力支付，就到了卢柏兹家里睡沙发。

2015年6月，罗得堡终于找到了一份当自行车修理员的工作，这份工作就像是为他度身定制的一样。格鲁克回想起他聘请罗得堡的那一天：“他光着膀子大汗淋漓地骑着他的小型车来到自行车店中，坐在车上满不在乎地说‘我听说你需要一个修理员，然后就一连串地把之前工作过的自行车店的名字都念了一遍。”之后他聘请了罗得堡，15美元时薪，足够罗得堡支付房租了。

哈迪森说在他遭遇意外的那天，他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但这已是他数年后对自己的总结。当年，他一直不肯承认他是一个残疾人，“只是有点不一样而已。”他和克莉斯有两个小男孩，分别出生在2003年和2004年，他们是意外中的惊喜，“这让哈迪森很感恩，”克莉斯说，“他拥有了从一开始认识自己就是烧伤后的模样而且一直无条件爱他的人。”每次哈迪森把义肢耳朵从脑袋上“咔嚓”一声拔下来，然后高高举起说“我听不到你们在说什么”的时候，两个小男孩就咯咯地笑起来。他们会问别的小朋友：“你们的爸爸能做到吗？”

2003年，哈迪森继续投入到他的轮胎事业当中，找了个合作伙伴开了一间新店。即便是以他烧伤后的面容经营，生意也相当不错。哈迪森在塞纳托比亚的巴特列伍兹区建了一间占地7000平方尺（约777平米）的时髦住宅准备卖掉赚钱，其间，他把全家搬进来入住。“住房面积比我们需要的大太多了，”克莉斯说，不过这比他们一家住在克莉斯母亲家要好很多。他的朋友们都很为他高兴，不过有些人也担心他把摊子摊得太大了，会难以负担。克莉斯很了解哈迪森“他想尽力证明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仍然可以照顾他的家人”。

在外人眼里看来，哈迪森的生活似乎又重新回到正轨了，只有和他比较亲近的朋友才看到了阴暗的一面。他每年需要接受7次手术治疗，这使得他留在店里的时间极少，手术也使他经常觉得疼痛难忍。“这样怎么可能不对止痛药上瘾？”他的发小及消防同僚吉米·尼尔说。“他觉得那是他赖以生存的药片。”哈迪森后来回忆起来也承认当时“被药物影响了自己的决定”。好友说他“变得无心打理生意，曾经重要的事情都变得不重要了，例如赚钱养家”。当医生开的处方药用完了，他总能自己想办法弄到止痛药，后来也因为假冒医嘱还有伪造的支票退票而被逮捕。

哈迪森的生活再一次触礁。他于2007年宣布破产，失去房屋。“我尽量尝试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我做不到，”哈迪森说。“我觉得很有挫败感。”次年，他和克莉斯在走过婚姻的第十个年头后离婚了。“这条道路实在是太长太艰辛了，”克莉斯说，“我觉得很愧疚，但是我们的关系很差。我们在情感上再也没有什么交流互助了，他有他必须面对的难关，而这些是任何人都帮不了他的。”

哈迪森和克莉斯拥有孩子的共同监护权，但每次孩子们从哈迪森的公寓离开去上学的时候，哈迪森就变得无所事事。“别人是无法体会面对漫长的一天是多么煎熬，而且是日复一日的煎熬。”哈迪森说。更糟糕的是，没有了眼皮的保护，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后来他已经不可以再开车了。“我那时是一个40岁却只能等待母亲接送的男人，”哈迪森说，“我还是那么的年轻，却失去了一切。”

当哈迪森在2012年遇见罗瑞格斯医生的时候，医生告知哈迪森可以为他进行眼皮移植手术从而解决他觉得最为沉重困扰的健康问题。与此同时，罗瑞格斯医生也做出了另外一个提议：移植一张全新的脸，带有发孔毛囊的头皮，耳朵，鼻子，嘴巴，移植他在火灾事故里失去的一切。

“我们会把你变成一个普通人”，罗瑞格斯这样向哈迪森承诺。

不过在那之前，哈迪森不得不通过纽约大学一连串精细详尽的审核流程，这意味着他首先要把止痛药瘾戒除。罗瑞格斯取得了哈迪森的一个保证，除了罗瑞格斯的医疗团队，哈迪森不得向别的任何医生索取麻醉剂，如果他违反了，将不能获得手术治疗。

罗瑞格斯提醒哈迪森手术的成功几率只有50%。这将会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脸部移植手术——包括整副头皮，双耳，眼皮。“你不得不被移除整张旧的脸只剩下裸露的骨头，”他解释道。“你要清楚明白：如果手术失败了，将没有任何补救方法。你会跟死人无异。这个手术要么成功，要么，一无所有。”

哈迪森最小的两个孩子都很害怕。“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会接受这个手术，”克莉斯解释说，“他们爱的他一直就是被烧伤后的他，对于他们而言，这就是他正常的状态。”小儿子做了一个噩梦，手术把他父亲变成了一只怪兽。但是哈迪森已经经历过了什么是一无所有。“别的孩子们一见到我就尖叫哭喊，”他说，“这些让我觉得比死更难受。”

同年的7月22日，罗得堡本应与他最近的女友萨斯基亚见面。她30岁，五官清秀，有一头及膝的金黄色长辫子。他们相识于一场自行车意外中，两人同时作为目击证人。“我每天都骑单车，”萨斯基亚说。“走路让我感觉奇怪。”一个雨天，他们一起骑单车来到了洛克威半岛。“那天真的很浪漫，”萨斯基亚回忆说。她喜欢罗得堡，但她告诉他自己最近刚结束了一段非常伤痛的恋情所以暂时不想再开展另一段感情了。之后她在罗得堡借给她的自行车上不小心摔下来了，她的手臂骨折断成四截。罗得堡成了她的看护。“他几乎每一天都在医院坐着陪我，我那时很生气很沮丧，他却从不退缩放弃。他早上去到医院帮我洗澡，换衣服和编辫子——从来没有人碰过我的辫子。”

7月的那个夜晚，萨斯基亚发短信给罗得堡，告知她和朋友晚餐所在地的地址。她希望他能参与她们的饭局，这或许可以让他的心情好转一些。两天前，罗得堡被自行车铺解雇了，因为他不时缺工。老板格鲁克对他说：“你是一个很好的维修员，不过也是一个很差的员工。”罗得堡也认同老板的评价。那一夜是工作的最后一天，他和工作中认识的另一个维修员成为了朋友，晚上9点晚班结束后，他们又留下喝了几杯。

直到接近凌晨，罗得堡才骑着自行车离开。他在单车道上快速逆行，这是他惯常的骑车路线。他在往自己公寓的方向骑行，可能是想回家洗漱整理一番再出去见萨斯基亚。在快到富兰克林街的时候，一个行人从车辆中走出来，罗得堡撞向他然后被抛离自行车，落地的时候，头部朝下，他并没有佩戴自行车安全帽。

在国王县医院里，医生把坐在轮椅上的罗得堡推进手术室，进行开头骨的手术，他们希望这样可以把由于脑部出血而造成的过量气压释放出去。萨斯基亚直到两天后才知道罗得堡那天晚上让她空等的原因，她赶到医院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了。意外发生的一周后，罗得堡从药物引起的昏迷中苏醒了，由于他的喉咙插着软管，还不能说话，但是他可以写字，“我爱这个女孩。”他向一个护士这样写道，这是他第一次向萨斯基亚说这句话。“我哪里也不会去，”她说，“只要你需要我我就会留下。”她把头靠在床的栏杆上，握着罗得堡的手。

罗得堡苏醒后的三天，由于第二次的脑出血，他的情绪变得极其不稳定。医生把他小脑的一部分切除了，希望可以消除肿胀。他又进入了另一顿昏迷，而这次并非是药物引起的。“即便他可以活下来，他也会失去大部分行动力，”萨斯基亚之后说。“这对于他来说会是另外一种折磨。”她靠近罗得堡低声告诉他，要是他选择死亡，她会理解的。8月12日，罗得堡被宣告为脑死亡。

当天下午，一个名为“活下去，纽约”的器官捐赠组织的代表联系了罗瑞格斯医生，告知他有可能会有一张合适的脸皮。罗瑞格斯不知道捐献者是否会和被捐赠者匹配；基因和血型需要被测试比对，但是他打给了哈迪森：“我感觉就是它了”——然后叫哈迪森乘第二天的飞机抵达。

哈迪森之前曾被传召到纽约。那次，一个西语裔美国人有一张脸皮可以捐献给他，古巴裔美国籍罗瑞格斯反对替他移植一张不同族裔的脸，但是哈迪森并不介意。在最后的时刻，捐献者的家人却把捐献志愿收回了。之后，一名女性的脸也可以捐献给哈迪森；浮动睾酮可以让她的脸上长出胡须，但是哈迪森并没有接受。现在，捐献者与哈迪森比对的最终结果出来了：罗得堡是一个吻合的捐献者。

罗得堡被宣告脑死亡的两天后，8月14日早上的7：30，手术开始。罗瑞格斯首先替罗得堡手术，他仔细地把半英寸厚的头皮从罗得堡的头骨上解剖下来。从后脑勺着刀，至双耳，再到鼻子；最大的难度在于切除皮肤组织的同时要保全神经、肌肉、颈动脉还有颈内静脉血管；最精密的手术就是眼皮的手术。罗瑞格斯曾经无数次在脑海里进行这项手术。他从里面开始把白色细长的肌肉与骨臼分离开来。罗瑞格斯一共用了12个小时完成罗得堡的整个脸部移除手术。

在第二个手术室里面，另外一个手术团队正在移除哈迪森的脸，他们把切除的组织放进一个标示着医疗废物的袋子里。“现在已经再没有普通的模样了，”罗瑞格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堆血肉模糊的脸部特征。”可以显示出这是人体的唯一迹象，就只剩下哈迪森那双蓝色的虹膜了。这个手术只许成功，罗瑞格斯医生一直这样对自己说。

罗瑞格斯把罗得堡的脸铺放在哈迪森的头上。他在颧骨还有下巴的地方把脸皮套合下去，鼻子的部分用螺丝和金属片拧紧，这样脸部的位置就被固定好了。他把两条浅白色的感官神经线接驳到哈迪森的双唇上，这两条神经线掌控着最复杂的面部活动。其余的神经会再生，然后与新的脸皮长合。如无意外的话，哈迪森手术后面部这才会有知觉。而控制笑肌、脸颊和额头的舒展则需要疤痕组织将罗得堡脸皮上剩余的肌肉和新肌肉群的相互粘合。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罗瑞格斯试图将罗得堡与哈迪森的颈内静脉血管相缝合。他们俩的颈静脉粗细不符，由于哈迪森的颈静脉比较粗大，缝合失败了。哈迪森在缝合过程中的数分钟内就失去了好几品脱（1品脱约等于473毫升）的血。罗瑞格斯用手术钳钳住哈迪森颈外动脉的血管，以防血液到达脸部。他改变了策略，不再把颈静脉首尾相接。他在其中一条颈静脉中的侧边切了个开口，这样他就可以自由掌握切口的大小，然后把另一条颈静脉与之缝合。30分钟后，他把钳住颈动脉的钳子撤走，让血液流经整张脸，煞白的脸颊逐渐有了血色。他用针刺了一下哈迪森的嘴唇，看见唇上出现的血点后，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后，哈迪森的脸部出现浮肿，虽然这是意料之内，但依然让人措不及防，脸比之前胀大了一半。“就像是一张拳击手在激战15回合以后的脸，”罗瑞格斯说。

整个手术为时26小时。从技术层面来说，罗瑞格斯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他仍然不知道这个移植手术是否成功。“我坚信这个手术100%是成功的，它必须成功，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否就一定会成功。”3天后，浮肿逐渐减退。罗瑞格斯回忆说，“我看见他眼皮的微微动了一下。”这就是他一直等待着的迹象。

手术的两个月后，哈迪森仍然在医院接受术后康复治疗，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呈现于外表上的年龄变化。他的面部被烧伤后满布疤痕，毛发尽落，鼻子外翘；就像是70岁一样。现在他的新脸让他看起来像只有20多岁一样，很巧妙地与哈迪森被火烧伤时的年龄相符。这张脸仍然有些浮肿，他没有任何表情的时候脸形是圆的。他暂时的确也不能做出任何表情，因为他的脸颊和下巴还不能动。哈迪森有点不开心，由于在他颈静脉上进行了血管的接驳，使得他舌头的活动能力下降，说话有点模糊不清，声音像是从很里面的地方发出来，有点像是在演练腹语。哈迪森不耐烦了起来，想着他究竟还能不能再说话呢？罗瑞格斯向他确保他的进度比预想中快，“笑一下”，医生说，哈迪森挤出一丝笑意。罗瑞格斯想让他笑多一点，“笑一下，”他又重复了一遍。哈迪森说：“我已经笑了。”

哈迪森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素，罗瑞格斯说：“即便是采取了预防措施，一定还会有排斥反应。”他预计在30个接受脸部移植手术的病人中，将会有3至5人会在排斥出现后死亡。当哈迪森出现排斥反应的时候，医生会对他使用大量免疫抑制素和类固醇，期待出现最好的结果。

其间，哈迪森从脸颊到额头的地方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出现持续的疼痛。医生仔细地测量了他体内的羟考酮含量，对他之前的麻药瘾依然有些担忧。哈迪森保证：“我可以忍受疼痛。”

哈迪森康复进程中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向他的5个孩子、母亲、兄弟姐妹还有克莉斯重新介绍自己。孩子的接受程度是最让他担忧的。10月8日，他手术的9周后，家人们怯生生地走进他所在的病房。哈迪森快速地跳跨到了他们跟前。他的脸还在慢慢痊愈，但是除此之外，他的健康面貌非常好，就像运动员般敏捷。哈迪森用力地跟他们逐一拥抱，拿着纸巾擦拭从他新眼皮流出的泪水。

他最小的两个分别10岁和11岁的儿子都显示出勇敢的一面。“无论这是多大的医学奇迹，孩子们还是会不舒服、不习惯，”克莉斯说，“这仍然是要将某个人的脸安到他的身上。”毕竟，一张脸代表的远远不只是一张脸。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是这个人在世界上的一个标记，证明自己是谁的标记。新生儿大约四个月大的时候，就会开始认人，他们识别相貌的能力几乎与一个成人无异，特别是当识别他们父母相貌的时候。10岁的男孩摸着哈迪森现在已经有半英寸长的头发，另一个男孩说会为他爸爸现在带有耳洞的新耳朵买一对耳环。当儿子们听到父亲熟悉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才更相信了面前这位好像就是他们的父亲。孩子们仍然想更多地去认识他，了解他。“当我看到这张脸的时候，我很想去记住，那么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就会知道他是我的爸爸。”哈迪森的其中一个儿子说。

烧伤的脸就像一副面具一样，面具底下的哈迪森早已经没有任何存在感了。对于哈迪森而言，当然是现在的这副新面具更好了。一天，当他走进一家百货时，已经再没有任何人注视他或对他指手画脚了，他一边落泪一边告诉罗瑞格斯。

罗得堡的母亲说她想看看在另一个人身上的属于她儿子的那张脸，她盼望着能从这张新脸上可以再次见到她儿子的面容，但是她儿子的容貌早已经消失了。她看着哈迪森的相片，却怎样都认不出这张脸的主人就是那一直深爱她的罗得堡。因为哈迪森的骨骼构造已经让这张脸皮有了一个全新的轮廓，发色以及肤色也已经与哈迪森完全融为一体。哈迪森不愿过多地谈论这张脸的旧主人罗得堡，他似乎觉得这张脸原本就是属于他的。哈迪森指着他的脸说：“这是我的。” 来源：《纽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