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华



作为文化理论家的埃莱娜•西苏

李丽华

【摘要】在法语世界和英语世界，埃莱娜·西苏远不是中国语境下以“女性书写”闻名的女性主义者。她的思想来源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说没有边界，西苏以书写致力于挖掘压迫、排斥发生和表达的原因、方式，希望边缘人群能够获得重生和解放，早年的女权立场只是西苏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个面向而已。西苏一直对戏剧直接诉诸视觉的讲故事方式情有独钟，戏剧空间表现形式既是西苏早期作品的潜在乌托邦隐喻，也是西苏与社会对话的一种方式，在其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埃莱娜·西苏 文化理论家 阴性书写 戏剧 边缘人群

[Résumé]Hélène Cixous est loin de n’être que la féministe réputée par son “écriture féminine” dans le monde anglophone ou francophone.Ses idées sont si complexes que l’on peut dire qu’elles sont presque sans limites.L’écrivain cherche à creuser à fond les raisons de l’exploitation et de l’exclusion sociales pour redonner de l’espoir aux marginalisés.De là on peut dire que la position féministe n’était que sa position initiale.La critique de la société réelle traverse toute sa vie.Cixous s’intéresse à la narration visuelle dans le théâtre dont l’espace dramatique est non seulement une métaphore utopique dans ses premières œuvres, mais aussi un dialogue avec la société.

引言

在法语世界和英语世界，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 1937-）远不只是中国语境下以“女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闻名的女性主义者。早在1992年，康妮（Verena Andermatt Conley）就以其专著《埃莱娜·西苏：当代文化理论家》一书表明了西苏作为“当代文化理论家”（modern cultural theorist）的身份。西苏恩师兼密友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多次称赞西苏“内心宽广有力，多元而又独特”。①Cixous, Hélène.Insister of Jacques Derrida.Trans.Peggy Kamuf.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itle page.但中国语境下，人们一直过于关注西苏上世纪70年代的“阴性书写”（écriture feminine）②本文采用“阴性书写”作为西苏法语“écriture feminine”译名选择，一方面避免文字表层与男性书写二元对立，回避“女性书写”可能蕴含的语言暴力。同时，突显“阴性书写”内涵的丰富、多元和开放性。近20年来，大陆文学界对西苏“écriture feminine”的译介、引用、挪用似有爆棚现象，译名选择不一而终，但对其内涵较少论及，引发诸多问题，导致威胁当代中国女性书写的意义和价值。根据西苏长期写作实践看，“écriture feminine”应为“writing said to be feminine（feminine writing）”的概念。，忽略对其个人及其作品多元文化价值的总体考察，尤其是她的戏剧作品，在其思想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西苏本人曾饱含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戏剧舞台的天然情感，她认为，戏剧直接诉诸视觉的讲故事方式，其它任何文类都无法企及。③Cixous, Hélène.“Writings on the Theater.” Theatricality and Literature (Spring 1989), Vol.3, No.1,p.120.

康妮对西苏的文化理论家定位并非空穴来风，西苏出生背景、生活经历及其作品复杂多元。西苏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奥兰（Oran），父亲乔治斯，犹太、西班牙、摩洛哥及阿尔及利亚混血，在当地以行医为生。母亲伊芙在德国长大，家庭背景混杂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多重文化。受母亲文化背景影响，西苏母语为德语。

希特勒统治时期，母亲随家人逃至阿尔及利亚，与父亲乔治斯相识。殖民语境下，他们即是受歧视的犹太后裔，又是与当地人不同的殖民者。这种双重分离状态，让西苏及其家人的国家、民族归属感陷入困境，但丰富的语言文化经验却让她能够体会不同民族的文化精髓。

50年代，西苏随家人离开阿尔及利亚定居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法国，她刻苦学习英语，通过了高水平英语考试。1962年起，西苏先后在法国多所高校任教，1968年，完成博士论文《詹姆士•乔伊斯的放逐》（L'exile de James Joyce ou l'art du remplacement）。同年，获聘巴黎第八大学英国文学教授。1970年，西苏与托多洛夫、热奈特等人一起创办了日后颇具影响力的《诗学》（Poétique）杂志。

西苏早期写作植根于英语世界的男性作家批判，如莎士比亚、乔伊斯、艾伦·坡等，带有强烈的女权色彩。期间，她还结识了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杰出的法国妇女解放运动活动家，精神分析学家，法国妇女出版社创始人。1974年，西苏在巴黎第八大学创立妇女研究中心，并一直担任主席职务。第三世界巴西女作家克雷丽丝·李丝白克特（Clarice Lispector）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西苏阴性书写内涵。70年代后期，由于德里达和李丝白克特的影响，西苏走出了早期两性激进对抗思路，转而寻求两性和谐共生。

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革命诗人曼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玛琳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yeva），安娜·艾哈迈托娃（Anna Akhmatova）等对西苏也有较大影响。茨维塔耶娃的作品以挑战社会传统和文学传统著称，艾哈迈托娃则满足了西苏以写作抵抗压迫和死亡的志趣。

另外，柬埔寨、印度、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也极大地丰富了西苏戏剧创作和表演。她与太阳剧团（Théâtre du Soleil）导演阿丽亚娜·穆努什金纳（Ariane Mnouchkine）合作完成了许多以亚洲历史和现实为背景的剧作。90年代之后，西苏创作眼光开始转向世界各地，作品多样性特征更加鲜明。2004年，德里达辞世，西苏出版一系列作品，以独特的方式悼念她的导师兼密友。

20世纪60年代至今，西苏先后出版近50部小说、剧作及一系列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在国际学术界、艺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一、早期学术思想与小说、戏剧创作

西苏早期写作与欧洲男性经典作家和理论家密不可分，她的博士论文《詹姆士•乔伊斯的放逐》深刻体现了这种影响。她一方面批评乔伊斯在写作中通过语言表现生与死，得与失，身体与精神的对立，是矛盾和悖论制造者；另一方面，她又迷恋于乔伊斯的语言创造力。①Andermatt, Conley.Helene Cixous: Modern Cultural Theorists.Toronto: Toronto UP, 1992, p.2-3.

西苏还通过改写神话和童话，修正女性在故事中的他者地位，死亡者和黑暗大地形象。论文集《无人之名》（Prénoms de personne, 1974），集中批判弗洛伊德、坡、乔伊斯等男性作家用语言将女性限制在狭隘的阴性经济体系内，并将女性与死亡等同起来。《突围》（Sorties in La Jeune né, 1975）一文以男性视角经典童话《睡美人》为例，揭示女性处于死亡状态叙事模式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以及阳性社会结构下（the masculine structure）当代文学的阴性特征（feminine nature）——女人总是那个等待男性英雄唤醒的他者，被动、消极、负面。西苏号召妇女（woman）广泛参与书写，创造不一样的阴性特征。

《阉割还是斩首》（1976）选取《史记・吴起列传》和《小红帽》，分别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为批判对象。西苏认为，孙子练兵讲究的规则就是阳性经济（a masculine economy）和阴性经济（a feminine economy）之间的差异。①Cixous, Hélène.“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Trans.Annette Kuhn.Signs, Vol.7, No.1 (Autumn, 1981), p.41-42.阳性经济通过规则实现控制，规则是阳性经济中的“绝对法律”。女性被强迫接受男权社会的法则，接受“被阉割”，否则会被斩首和处死。“苏醒”了的小红帽因为不听外婆的话，企图另辟蹊径，离开大路，尝试女性从未尝试过的路径，进入森林深处，违反了文化所规定的法则(大路)，最终被处于死刑惩罚——被狼吞到肚子里。②Cixous, Hélène.“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Trans.Annette Kuhn.Signs, Vol.7, No.1 (Autumn, 1981), p.43-45.

西苏剧作《朵拉的画像》（Portrait de Dora，1979）则直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经典之作《一个歇斯底里个案的分析片段》（A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1905）。通过重写弗洛伊德《个案》，西苏集中批判他在心理治疗中对青年女子朵拉的操纵和压迫，揭示“歇斯底里”这一被女人化病症的建构过程及其本质。

弗洛伊德《个案》写于1901年，出版于1905年，1923年再版并加注，记录弗氏为少女朵拉治疗歇斯底里症的诸多细节和片段，在弗洛伊德全集和心理分析史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朵拉当年芳龄18，含苞待放，在父亲的陪同下，朵拉有些不情愿地开始在弗洛伊德诊所接受为期三个月（Oct.-Dec., 1900）的治疗。弗洛伊德把朵拉的症状归于性压抑和性创伤。女权主义对弗氏的理论多有批评，但相比之前的女巫说、邪魔附身说、子宫游走说等，弗氏的假设和预想进步了许多。前者解决办法就是进入父权的婚姻体制，结婚生子，扮演好女人和母亲角色。③Bernheimer, Charles.“Introduction: Part One.” In Dora’s Case: Freud-Hysteria-Feminism.Eds.Charles Bernheimer and Claire Kahane.New York: Columbia UP, 1985, p.3.弗氏则采取催眠、谈话、梦的解析等手段暴露那些秘而未宣的私人故事，这也意味亲密行为的披露和私密关系的背叛。朵拉最终出走，拒绝治疗。弗洛伊德以“移情作用”解释朵拉的出走：朵拉将其对父亲及K先生的恋父情节，爱恨交织的情绪投射到弗氏身上，终止治疗是其宣泄情绪的报复方式。

西苏通过《朵拉的画像》，掀开所谓真人真事背后，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凝视者而不是治疗者叙事的不可靠性，呈现朵拉的多重画像特征，打破对经典的原有认知。通过再现、重新聚焦，西苏将焦点聚集在弗洛伊德这个文本叙事者身上，揭示叙事者弗洛伊德及其歇斯底里概念本身的性别歧视。④Gallop, Jane.“Keys to Dora” in Dora's Case: Freud— Hysteria — Feminism.Eds.Charles Bemheimer and Claire Kahane.New York: Columbia UP, 1985, p.167.西苏以发散的多元焦点取代弗洛伊德文本叙事的单一视点，拆解和还原弗洛伊德以一己之眼倾力缝合的“片段”，让沉默的朵拉发出自己的声音，道出她的情感与想法，展现与原故事不同的面貌。

珍·盖洛普（Jane Gallop）的《开启朵拉的钥匙》（Keys to Dora）一文则丰富了西苏《朵拉的画像》的剧场意义。她认为，与其说“画像”是视觉的，不如说它是剧场，是一个人的再次呈现（re-presentation），即从不同角度诠释朵拉和她的歇斯底里症。⑤Dobson, Julia.Hélène Cixous and the theatre: the scene of writing.Bern: Peter Lang AG, 2002, p.15-21.后文凡出自朵尚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西苏不仅终结了弗洛伊德对女性的误读和曲解，还将单一的“阳性逻辑中心”视角的故事叙事转变为多元视角叙事，“摧毁阳性中心论的稳定性，让女人的命运得到关注，并使之成为得到普遍接受的真理”。①Cixous, Helen, and Clement Catherine, The Newly Born Woman.Trans.Betsy Wing.Minnesota: Minnesota UP,1986, p.65.后文凡出自西苏这部作品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这构成了“阴性书写”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极大展现了她早期戏剧实践的成功所在。

二、阴性书写的来源与发展

阴性书写概念是西苏对密友德里达“延异”②德里达认为，“延异”削弱了文字意义的专制性和排他性，意义的衍生是因为文字不断变化，因此产生多样解读。（difference）概念应用和发展的结果。西苏希望以此检视传统书写的单一霸权倾向，使文本解读呈现一定的多样性。为女性话语寻找合法空间只是她所追求的多样性之一，西苏希望阴性文本是能达至“延异”的文本，朝无限多样的方向迈进，彻底消解二元对立，最终产生无固定意义的文本。③Moi, Toril.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New York: Routledge,1985, p.99.

阴性书写最终成为人们理解西苏的基础，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1975），《新诞生的青年女子》（1975）、《阉割还是斩首》等一系列论文、小说和戏剧作品中不断彰显阴性书写的必要和可能，鼓励女性写作，扰乱规则，以文字打破一对一指涉，创造更多不同意义，以此破坏一切压抑女性的文本，书写成为改变主体的颠覆性力量。

西苏从第三世界巴西女作家李丝白克特作品中发现了与阴性书写互动的阴性力比多经济原则（feminine libidinal economy），并试图以此不断完善阴性书写内涵。西苏大为称赞李丝白克特的《星的时刻》（The Hour of the Star, 1977）一书，虽然故事讲述的是贫穷，但又并非真正贫穷。④Colm Tóibín, A Passion for the Void: The Hour of the Star, March 5, 2012.http://quarterlyconversation.com/a-passion-for-the-void-the-hour-of-the-star也就是说，当下以阳性经济价值为表征的贫穷社会或许并不贫穷。她认为，李丝白克特以阴性力比多经济原则书写愉悦、情感和驱力（drives）等体验⑤Binhammer, Katherine.“Metaphor or Metonymy? The Question of Essentialism in Cixous.” Tessera.Vol.10 (Summer,1991) , p.69.，超越了阳性经济（masculine economy）以占有为主的经济原则。相比阳性经济，阴性经济乐于慷慨“给予”（giving），不问回报，并承认他者的存在，给予他者语言表达机会。两种经济形式的差异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给予的姿态不同，产生变化和流转的原因不同，获得利润的形式不同，获得者支配利润方式不同，等等。（Cixous,1986：87）西苏认为，阴性经济原则下衍生出的庞大铭刻体系（cultural inscription），如权力、符号、生产与再生产的模式等与阳性经济原则下的书写有明显差异。（Cixous,1986：81）

“身体书写”是阴性书写的另一个关键词。宗教文化主导的欧洲社会，长期视“肉体”为万恶之源。对此，西苏提出了唤醒女性身体的写作策略，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她强调“妇女必须通过感知她们的身体而写作，妇女必须创造强大的语言，以摧毁隔离、等级、修辞和各种规范。”⑥Cixous, Helene.The Laugh of the Medusa.Trans.Keith Cohen, Paula Cohen.Signs, Vol.1, No.4(Summer, 1976), p.886.西苏将阴性书写与女性身体特质结合起来，强调阴性力比多/阴性欲望（libidinal femininty），同时显影“阳具逻辑中心”对女性驱力的遮蔽和压抑，如处女、妓女、妻子或母亲等角色规定性，让女性难以表达自身性取向和性愉悦（jouissance）。西苏认为，如果女性能以她们自己的新语言论及于此，一种新的视角，完全不同于阳性中心概念的视角就可以建立起来，并参与理论的建构和日常生活实践。①Jones, Ann.“Writing the Bod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ecriture feminine.” Feminist Studies, Vol.7, No.2 (Summer, 1981), p.247-263.

西苏的阴性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修辞问题，绝非经不起推敲的，两性对立的本质主义。1996年，在接受凯思琳·奥格雷迪（Kathleen O’Grady）访谈时，西苏将巴西女作家李丝白克特与德里达相提并论。她认为，两者在她的阅读空间处于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位置。从性别差异视角出发，西苏认为德里达的位置类似具有阴性（femininity）能力的阳性（masculinity），李丝白克特则恰好相反，是具有阳性（masculinity）能力的阴性（femininity）。②Cixous, Helene, and Kathleen O’Grady (Interviewer), “Guardian of Language: an Interview with Helene Cixous.” Women’s education (12, 4) Winter, 1996-7: p.6-10.

西苏在多年写作生涯中不断践行和发展阴性书写理念，尤其进入新千年以来，不再仅仅纠结于性别视角，阴性书写意涵也得到不断发展。《德里达的坚持/主张》（Insister of Jacques Derrida，2006）一书，以梦境叙述为开端，颇具想象力。在梦里，两人化身为正在踢足球的两只老鼠。德里达是准备射门的小雄鼠，西苏则是个守门的小雌鼠，左扑右挡，充满活力，生怕球门被破，但是一边又大笑着，毕竟这只是一场游戏。整个梦境叙述以一页文字结束，下书“2005年4月梦境”。③Cixous, Helene.Insister of Jacques Derrida.Trans.Peggy Kamuf.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

中国学者汪民安曾探访过生活在法国巴黎的西苏本人，西苏对书名给予了独特解读。“insister”是一个发明的词语，明显表达了德里达式歧义，两种读法：insist－er，“坚持者”。in－sister，“在姐妹中”。两种读法恰当描述了西苏和德里达之间的关系。④汪民安：我的巴黎行，载《外国文学》2006年第5期，95页。《德里达的坚持/主张》写于大师离世之后，文字生动、有力，充满画面感和舞台感，普通读者也容易对此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颇具西苏倡导的“阴性书写”特征。作为最能洞悉德里达思想的读者，西苏采用意识流的旋律与德里达进行充满诗意的对话，与他留下的文字（words）交谈，一方面非常具象地呈现了她与德里达之间相互影响的学术关联；另一方，西苏又深入发掘那些让他们相互隔绝的哲学空间，并通过填补这些空间创造出新的理解和洞见。⑤Cixous, Helene.Insister of Jacques Derrida.Trans.Peggy Kamuf.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

三、独树一帜的戏剧形式与空间隐喻

茱莉亚·朵尚（Julia Dobson）认为，西苏剧作即是一种隐喻，又是对自己理论的实践。（Dobson：10）换言之，剧院就是西苏早期理论的潜在乌托邦隐喻，从早期改自弗洛伊德《个案》和古希腊神话《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的剧作《朵拉的画像》，《伊底帕斯之名：禁忌身体之歌》（Le Nom d’Oedipe.Chant du corps interdit）等，都极大地展现了西苏早期戏剧实践的成功所在，之后，西苏陆续出版十余部戏剧作品。

西苏以剧场空间隐喻进一步强化其在《新诞生的女性》中的诗意批评。即人力所创建的时间和空间在父权资本主义文化机制（mechanisms of patriarchal capitalist culture）的激烈斗争中获得解放，想象的书写形式在被设定的场景中可以让女性更成功地表达她们自己。（Dobson：16）

西苏剧场演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行动让被压抑的弱者发出声音，即，在舞台这个被强烈聚焦的空间说话。以《突然觉醒的深夜》（And Suddenly, Nights of Awakening, 1998）为例，《突》剧聚焦极为敏感的西藏政治困境，涉及难以把握表达方式的具体的人，如藏独分子/西藏流放者（the exiled Tibetans）。西苏以此影射法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挑战政府在移民和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并鲜明地表达反对冲突和暴力，东、西方之间应该相互协商的立场。

1980年代中后期，西苏戏剧主题和美学品味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空。1985年，西苏与法国太阳剧社导演穆努什金纳合作，将柬埔寨高棉人的民族历史和时代悲剧搬上舞台。《可怕却未完成的历史，柬埔寨国王西哈鲁克》是西苏与穆努什金纳创作的第一个重要剧本，故事背景为上世纪70年代末柬埔寨大屠杀。西苏尤其重视西方缺少而亚洲一直保存下来的独特文化，对亚洲戏剧情有独钟。她认为亚洲传统依然是活生生的现时，并强调亚洲作为戏剧起源和保存地的神圣历史地位。

《河堤上的鼓手》（1999）则表现了西苏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更深切关注。①以下有关《河堤上的鼓手》内容介绍，主要译自Dobson, Julia.Hélène Cixous and the theatre: the scene of writing.Bern: Peter Lang AG, 2002, p.143-148.1999年, 太阳剧社成立35周年之际，隆重推出《河》剧，该剧荣获三项莫里哀奖，可以说是对西苏几十年创作生涯的另外一种肯定。《河》剧极为成功地表现了太阳剧社长期以来的创新和探索，融合了许多非西方剧作元素，如日本的能剧（Noh theatre）和木偶。

《河》剧取材于1998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洪灾报道, 西苏力图从这个现实题材中发现神话、宗教和历史所指。为了熟悉亚洲文化，剧团资助演员到亚洲国家和地区体验生活, 学习亚洲戏剧和文化。但西苏自己却回避亚洲，以保证剧作的想象力。《河》剧故事最终被置于古代中国一个小县城。河堤年久失修，无人问津，县官老爷们，护城士兵互相推诿，最终导致全城居民付出生命财产代价，毁灭人类的就是那些防卫人类安全的人。人类自我免疫机制（auto-immunity）在各种贪欲的驱使下不仅完全失效，还成为自我毁灭的直接导火索。

《河》剧在探索作者与人物、演员与人物，观众与人物之间关系的同时，让主题与形式的结合达到极致。《河》剧结尾，导演试图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同角色，感性的观众、冷静的观察者和主动的参与者，或者还有更多元的角色，意在提醒人们思考个体与世界关系的不断变化特征。

西苏在戏剧舞台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与她广为传播的跨学科理论相比，受到的关注依然很少，当代法国戏剧研究也几乎不涉及她的作品。朵尚认为原因复杂，比如西苏剧作创作人员众多，过程复杂。另外，人们过于聚焦她的阴性书写理论，导致忽略对她戏剧美学思想的挖掘。（Dobson: 8-9）

四、结语

西苏毫无疑问是一位难以定义的文化理论家。北非沙漠殖民地的童年生活，多民族文化背景，亲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残害等苦难经历，对西苏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精通德语、法语和英语，集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和文学评论家于一身，模糊了文学风格与体裁，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区隔。

西苏的创作一直致力于挖掘压迫、排斥发生和表达的原因、方式，希望边缘人群能够获得重生和解放。也就是通过书写让人们“记得乌龟、蚂蚁、老奶奶们,记得美好的、燃烧的初次激情, 记得女人、流浪者、那些一程一程离乡背井的人们, 以及野鸭掠过的飞影”。①[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 孟悦译。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222页。

她认为，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人们，不必以英雄般的姿态凯旋而归，但要敢于自由自在地活出与英雄截然不同的样子，大声说出自己的生活，不落入阳性机制预设的各种非此即彼的限制，让书写把这样的多元价值选择传遍每一个地方，由此而建立一个边缘人的合法主体性。（Cixous,1986：93）

回望西苏的学术生涯和艺术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人们一直追寻的阴性书写只是西苏与世界对话采用的一种修辞方式。其意之一是展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书写肯定不同的自我，学会接纳自己和肯定他人，因此获得积极面对生命的勇气。其意之二则是希望通过书写将性别冲突放到多元视角下加以体察，呈现其多元复杂特征，消解社会生活中具体男人和女人的强烈对立感，突显社会结构的复杂特征。终极目的就是以合法和肯定的方式传达阴性/边缘人群的愉悦和感知，让书写成为不带硝烟的和平武器，逐渐侵蚀“阳具逻辑中心”表意堡垒，开创新的表意系统，记录更广泛人群的生活和声音。

一言以蔽之，西苏书写的本质就是透过多重对话方式和修辞手段，传达人类的精神思考，从身体出发，但又不被其所局限，而是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无限绵延，最终为生活于其中的男男女女照亮生命之路、点燃智慧之火，让人类的身体与精神相互交融，难以分离。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美研究系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林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