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飞



法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梦”——《泰凯尔》杂志关于中国的想象

徐克飞

【摘要】《泰凯尔》知识分子曾经以毛主义为意识形态进行激进的政治参与，生产了流行于法国知识界的“中国梦”——关于中国的想象。本文植根于法国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语境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他们关于中国的想象是为了解决法国社会问题的一种内向投射。但问题是这种想象忽视了中国的现实，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另外，对于这一现象的分析也是对法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是对法国六七十年代思想史的断代考古。

【关键词】《泰凯尔》 毛主义 中国 想象

[Résumé]Tel Quel regroupe des intellectuels qui s’inspirent de l’idéologie maoïste dans leur engagement radical.Un rêve chinois en est né dans le milieu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Cet imaginaire focalisé sur la Chine fait l’objet de notre analyse qui se réfère au discours historique des années 60 et 70.Si c’est une imagination introspective visant à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sociaux français, elle néglige en même temps la réalité chinoise et devient donc eurocentriste.Nous pensons qu’il est utile de pratiquer une archéologie dans la période définie des années 60 et 70 en s’interrogeant sur la destiné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泰凯尔》是一份创建于1960年的先锋文学杂志，一度引领法国先锋文化的潮流。它还是一个学者网络，周围聚集着罗兰·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著名知识分子，并且与阿尔都塞、拉康、福柯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对于《泰凯尔》的关注不只因为其在文学与思想上的贡献，还因为它曾经是法国知识分子中毛主义者的大本营之一。在《泰凯尔》毛主义者的眼里，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整个人类的希望。今天，《泰凯尔》的毛主义狂热已经逝去，我们有必要从跨文化的角度冷静地来审视他们关于中国的想象。

一、“中国梦”的原因：内向投射

为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泰凯尔》的知识分子。在其毛主义时期之后，Marcelin Pleynet做出了总结。①Marcelin Pleynet ( 1933- ) ，法国当代诗人、散文家与文学批评家，《泰凯尔》杂志的执行主编，主要作品有《绘画中的真理》、《现代与传统》、《诗学与革命—风格的革命》、《中国之行日记》等。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回答或者是内向的投射（introjection），‘主体以幻想的形式将客体或者客体的某种特质从外面投射到内部’，或者是外向的投射(projection)，‘一种精神分析学的或者心理学的事实被位移并安置在外部，或者是从中心到外围，或者是从主体到客体’。”①Marcelin, Pleynet.“Du discours sur la Chine”.Tel Quel 60 (1974), p.12.

然后他承认，跟法国的其他毛主义派别一样，《泰凯尔》的毛主义是一种内向投射，是从“外部”（中国）寻找解决“内部”（法国）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泰凯尔》的毛主义虽然是对中国毛泽东思想的解读，但它从最根本上来说是来自于法国的语境。为了更好的理解《泰凯尔》杂志的毛主义，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作为“内部”的法国社会。

如果总结一下六八年五月风暴前后法国社会的特征，我们可以用“异化”一词来概括。在社会学意义上，异化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于外部强权的存在个人丧失了对自身的把握。从学理上讲，法国社会的异化问题是由于过度理性化引发的，而所谓的理性化主要是指笛卡尔奠基的近代理性主义的扩张。理性化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它在上世纪后半叶的西方表现的最为突出。六十年代中期，法国进入了丰裕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获得巨大“进步”。这种进步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弥漫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被当做“物”或者机械系统的一部分来对待。理性化也表现在文学与哲学领域。五十年代末期，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潮取代了存在主义，人不再是认知的独立主体，主体消弭于无人称的普遍性之中，历史也变成了一个 “无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语）。Le Goff在其关于六八年五月风暴的研究著作中分析道：“人文科学的发展标志着一种视角的断裂：它宣告了“人之死”，这种标志性的死亡是真实的，因为他关切到人作为认知的地位（或形象）。”②Jean-Pierre, Le Goff.Mai 68, héritage impossible.Paris: La Découverte, 1998, P.29.

恰逢此时，中国在几个世纪的沉寂后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的强烈的信号。50年代末期的中苏论战与决裂使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骤然提高。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是涉及管理、教育、政治制度、法学甚至美学等方方面面的。法国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强烈震撼，各式各样的毛主义传播开来。法国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权威Jean chesneaux 评论道，

“毛主义是唯一一股来自于第三世界的思潮，而且它不限于指责发达国家在政治与经济的统治地位，相反它有自己的逻辑，并且根据自己的逻辑质疑了由西方引发并在世界其他各地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对现代技术的崇拜，专家的管理，世界市场的优先性，大城市过度膨胀，乡村对于城市的依赖。……中国是唯一个号召人们向大部分国家开火的社会主义国度。”③Jean, Chesneaux.“L’engagement des intellectuels 1944-2004.” Itinéraire d'un historien franc-tireur.Paris: Privat, 2004, p.209.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泰凯尔》的部分知识分子“皈依”了毛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主编Philippe Sollers等开始搜集来自于中国的信息，并秘密成立了一个毛主义的政治委员会。1971年，政治委员会发动了“71年6月运动”，进行激进的政治参与。1974年，政治委员会还组织了中国之行，一行五人包括Philippe Sollers、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Marcelin Pleynet、 François Whal（拉康在最后一刻退出）。④Philippe Sollers（1936 - ），《泰凯尔》杂志的主编与主要创建者，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主要作品有《天堂》、《女人们》、《游戏者的小巷》、《秘密》、《卢浮宫的骑士》、《固定的激情》、《无限的颂歌》等。Francois Whal ( 1925- )，结构主义哲学家、法国当代著名编辑出版家，曾与保罗·利科共同编著《哲学的秩序》，是《泰凯尔》编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另外，《泰凯尔》分别于1971年和1974年出版过关于中国的专号，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毛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被《泰凯尔》的知识分子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以此来批判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泰凯尔》的毛主义者相信文革时期的中国，跟被官僚制扭曲的法国相反，是一个致力于消灭各种官僚等级制的理想国度。连“绿色”的中国古代文化（跟红色的革命文化相对）也被《泰凯尔》知识分子征用，以进行反对学院派的先锋文化政治运动。

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泰凯尔》毛主义者眼中，中国成了西方的反面，成了为各种社会弊病缠身的法国社会的倒置的镜像。Philippe Sollers说过，对中国的赞颂就是对于西方的批判。 Marcelin Pleynet也直言，关于中国的言论就是来证明苏联与法国共产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对于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来说，“中国因此变成了作为男性西方的女性，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变成了女人和男人的对立。”①Eric, Hayot.Chinese Dreams: Pound, Brecht, Tel Quel.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107.总之，在《泰凯尔》杂志的毛主义时期，中国占据了与西方对立的位置。

“这里起作用的是《泰凯尔》自己的梦的逻辑。在其逻辑中，中国变成了西方对于自己所不能知晓的活生生的表述——这就是克里斯蒂娃描述的（由死亡驱动的）否定性的升华。中国不仅使《泰凯尔》知识分子看到世界的另一面，也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另一面。中国成了既在想象中存在又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的名字，就像在梦中我们不能判断自己是醒着的还是在做梦一样。”②Eric, Hayot.Chinese Dreams: Pound, Brecht, Tel Quel.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124.

二、“内向投射”与想象

中国被《泰凯尔》毛主义者迷思化了，中国成了一种想象的表征。实际上，《泰凯尔》知识分子的中国与3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苏联形象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甚至，中国与他们曾经寄予革命信仰的南斯拉夫、古巴和越南也是没有分别的。《泰凯尔》毛主义者从来没有问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近十亿的民众并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汉学家Bianco Lucien这样评论法国的毛主义者：

“中国是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法国或西方的问题，或者说是西方革命者的问题。中国从来没有使他们感兴趣；中国只是一个言说的借口，她从来就没有自己的问题：毛主义有与中国的问题相适应？尤其是与她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相适应？没有。”③Lucien, Bienco.“La Chine à la française.” 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de notre temps Janvier-Mars (1987), P.36.

《泰凯尔》的毛主义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叶公好的不是龙，而是想象中的龙。毛主义者好的不是中国，而是想象中的中国。叶公看到真龙从天而降就落荒而逃。当毛主义者看到真正的中国，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在1974年中国之行后，François Whal发表文章《去乌托邦后的中国》讲述到，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不断询问自己“中国在哪里”，因为他看着两边的苏式建筑总感觉自己置身于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东柏林。“根本的问题，对于中国与整个世界来说，是应该知道，中国是否从根本上来说衍生于苏联的模式……”④François, Whal.“La Chine sans utopie II – Tien an men ou de l’explication avec le modèle soviétique.” Le monde 16 juillet (1974).《泰凯尔》团体在中国的行程中被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官方接待，去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感受中国农民的生产热情，去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观看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巨大进步，去北京大学了解中国无产阶级的学术研究进展……。每次参观后都伴随着冗长的程式化的会议，总是“再讨论一小会儿，却一直持续到吃饭的时间”（Marcelin Pleynet语）。《泰凯尔》知识分子在中国苦苦寻求新的革命文化，可是除了鲁迅的作品，回馈给他们的都是贫乏的政治口号。他们想了解中国的精神病学，却被告知“中国没有疯子”……。于是，年长的罗兰·巴特夜夜失眠，在开会的时候走神观察绿茶慢慢绽开的样子，在参观过程中嗅闻大字报的墨香，或者品味淡淡的中国香烟，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光。最后他直接拒绝下车去观看中国的现实，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到处是平淡的灰色。回到法国后，他只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而耐人寻味的文章来回答法国同侪的期待。

“我们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我们摇动知识之树，好让问题的答案自动掉落，好重新汲取我们重要的智识养料：被破解（déchiffré）的秘密。可什么也没有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rien）。”①Roland, Barthes.Alors, la Chine.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5, p.8.

为什么《泰凯尔》毛主义者制造的关于中国的形象是一种想象？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来简单考察一下“想象”的两种涵义。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想象主要被认为是对缺席事物的再现，它只是一种再生产事物的能力，而不是真正的知识生产的方式。即使人们承认想象对于认识具有积极作用，但它也是与错误并行的。所以，想象逐渐衍生出虚构、幻想、神秘传说等含义，即真实、有效、真理的反面。在日常用语中想象也经常被认为是幻想（illusion）同义词。但是，当代哲学家越来越重视想象的作用，逐渐将其视为创造或者创造性认识的来源。卡斯托利亚迪斯认为，想象可以被定义为我们运用或者生产的东西，但想象不是关于某物的形象（image），而是一种永不停歇的并且没有本质决定的（社会历史和心理上）的形象，它指涉绝对的创造发明、绝对的意义的流动。“因此，想象不是一种衍生于感觉或记忆的次要的能力；而是一种原生的能力，只有以此为基础知觉和思考的能力才会被发展起来。”②Cornelius, Castoriadis.L’imaginaire comme tel.Arnaud Tomes (Annotateur).Paris:Hermann éditeurs, 2008, p.59.作为每一个人生存于世的不可缺少的能力，想象力可以用来思考社会与历史，并且可以构建社会和创造历史。结果，想象（尤其是激进的想象）在卡斯托利亚迪斯那里近乎是创造的同义词。③在卡斯托利亚迪斯那里想象是一个复杂多义的概念，在总体性的想象下可以衍生出四种想象。A、建制化的想象，指人们集体性的对于新的能指的创造，这种创造可以动摇既存的社会历史规范。B、被建制的想象，指建制化想象的产物，可以是物质性的（工具、技术、权力的手段等），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语言、规则、法律等）。C、激进的想象，指创造新的形象、规则、观点、概念等的方式。D、集体性的想象，指与建构个体主体相对的社会历史性的想象。

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一下《泰凯尔》关于中国的想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Sollers宣布他从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反对资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当克里斯蒂娃在她的《中国妇女》一书中叙述道毛泽东时代解放了妇女；当《泰凯尔》的毛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开门办大学”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的国家机器；当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字报使“大狗叫，小狗也能叫”是无产阶级民主真正实现，当他们说中国的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打破了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当他们说建设社会主义新人塑造了新的革命主体……，我们现在肯定会说这是一种滑稽可笑的想象，是一种是虚构的幻想，是对于缺席事物的任意表征，因为它跟中国现实基本没有关联。但是，从《泰凯尔》毛主义者的角度来讲，关于中国的想象是他们理解法国社会历史的一种新模式，还代表了他们建构理想社会的趋向。从历史效果上讲，他们关于中国的想象也不是无用的，它确实促进了法国的妇女解放，助推了法国的教育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对法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而且激励了左派思想家对新的革命主体的理论探索。总之，关于中国的想象对于《泰凯尔》的毛主义者来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是一种基于批判法国社会异化现象需要的创造。

另外，《泰凯尔》关于中国的想象还与其先锋知识分子的角色有关系。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确立了知识权力共生的模式。正是借助于知识权力相结合的模式，知识分子（那时仍被称作哲学家与文学家）在启蒙运动和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①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集体的身份被社会认知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标志为德雷福思事件。知识分子史专家齐格姆·鲍曼在其著作《立法者与阐释者》中认为，“知识分子”的名称是一种怀旧的情绪，是其衰落的开始。因为，哲学家和文学家在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中曾经书写了峥嵘的历史，“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只是吹响了他们重新战斗的号角。然而，伴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知识权力一体的模式也为知识分子掘好了坟墓。打一个比方，传统社会是一个野生的世界，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经过修剪的花园，现代性的出现与进展就是野生世界向修剪花园的转变过程。追根溯源，是知识分子（或其前身）发明了修剪花园的知识和技术，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掌握园艺技术并亲自修整花园的园丁。但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主导了现代性并借用知识分子生产的知识扮演了园丁的角色，知识分子不幸也成为了花园中有待修整的植株。这样，知识分子就成了其发轫的现代性的异化对象，逐渐被规训为适应国家体制需要的学院派。在利奥塔等当代思想家看来，这些丧失批判功能的学院派已经没有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只有那些被专业化异化最少的知识分子，比如作家、艺术家尤其是先锋文化派，可以胜任这一历史责任。”②Jean-François, Lyotard.Tombeau de l’intellectuel et autres papiers.Paris: Editions Galilée, 1984, p.15.《泰凯尔》知识分子是先锋文化的代表，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打破学院派的钳制，并通过文化政治的方式来改造被异化的后现代社会。《泰凯尔》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他们尤其服膺毛泽东所讲的“物质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的名言，企图效仿中国在法国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始一场文化革命。1970年，Sollers宣布不能只进行经济与社会领域的革命，而忘记同时在另外一个层次进行一场符号象征的革命。问题是，学院派主导了思想界的话语权，《泰凯尔》知识分子位于学院派辖制的知识生产机制的边缘，他们缺乏与学院派抗衡的思想资源。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以想象的方式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学院派主导的理性化的知识生产方式对立）。在学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只要对他们的批判和创作有所作用，只要对他们获取话语权力与政治权力有利，他们就不会停止对于中国的想象。

其实，《泰凯尔》关于中国的想象可以追溯到法国知识界对启蒙时代的集体记忆。对于伏尔泰来说，中国文明具有高度发达的法律、道德、艺术和技术，中国由哲学王统治，中国没有上帝，国家由诚实的官吏管理……。所有这一切都是跟欧洲的宗教愚昧相对立的，而且也被用来反对法国王室的专制统治。今天，很少有人会相信伏尔泰的论述，因为他完全无视清王朝专制、腐败和“文字狱”对思想的钳制。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伏尔泰所处的历史语境，我们会发觉他关于中国的天真烂漫的论述在法国精神史与政治史的进程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为法国启蒙运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批判的武器。跟启蒙时期一样，《泰凯尔》毛主义者关于中国的想象也是法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一方面它具有脱离中国现实的虚幻性，另一方面它确实是批判法国后现代社会异化的工具，并且成为新的思想文化创造的重要灵感源泉。

三、想象与自我中心主义

从主观上说，《泰凯尔》的毛主义者都是亲华派。但是，《泰凯尔》的知识分子都在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盘剥利用中国的形象。在处理主体与他者（中国）关系上，他们并没有摆脱自我（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病。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克里斯蒂娃。在其小说《武士》中，克里斯蒂娃写道：

“中国占据了一个‘反起源’的位置：最深沉的，最古老的，是一个祖先拥有上挑眼睛的民族，同时又是最难以置信的，因而是最少疼痛的、最不个人化的、没有小孩子气的，是一个幻影般的谜团，是一出带着面具遮挡本质身份的戏剧，而事实上面具只是瓦解了假设为根本的东西。奥尔加发现自己是一个正宗的演员，因为只有这出喜剧是正宗的。中国农妇认为她是中国人是明显搞错了，但也许是故意这样认为的，我们并不了解。”①Julia, Kristeva.Les samouraïs.Paris: Fayard, 1990, p.197-198.

读到她的这段文字，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会有莫名其妙的不适感，克里斯蒂娃关于中国的描述是肆意妄为的。事实上，她将中国纳入了她的符号学理论，中国被视为一个反本源主义的文本。《武士》是克里斯蒂娃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奥尔加是其自身形象的写照。克里斯蒂娃是一位从前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移民到法国的学者，她一直处于法国社会的边缘，自身的认同长期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她试图借助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批判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在上面这段话中，她将中国与欧洲对立，关于中国的想象和知识就成了她确立自我身份的一种手段。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泰凯尔》的毛主义结束后，克里斯蒂娃倒戈批评毛时代中国的残酷现实，将责任都推卸到了现实中国的身上。她与从毛主义派别中分化出来的新哲学家（新右派）并无二致，现实的中国成了他们毛主义疯狂举动的替罪羊。

庆幸的是，很多《泰凯尔》知识分子认识到了隐蔽在他们思想和言论中的自我中心主义。Marcelin Pleynet承认，“我们发现在大量的看似跟意识形态关系不大的言论中，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言论中，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对于新中国的重新报道和重新书写。”②Marcelin, Pleynet.“Du discours sur la Chine.” Tel Quel 59（1974）, p.38.他不仅严厉批评各种外向投射，认为包括各种异国情调主义的外向投射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做法，是欧洲老右派和法国共产党修正主义的错误。同时他也认识到包括毛主义在内的各种内向投射是有问题的，跟右派的外向投射患有同样的病症。

“在我看来，这些言辞的每一种都有一种从未被命名的弊病的症状。不管是在具有妄想症特征的外向投射中，还是在焦虑的内向投射中，或者是这样的自我说服的尝试，即等级的机制是不能消失的，并且最好的形式仍然是将自己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权力幻想，或者是弥补自我某种缺失的机制的尝试，这种尝试是通过认同一种理想的机制（通过大家知晓的模式来建构的）或远方存在的机制来进行的。”③Marcelin, Pleynet.“Du discours sur la Chine.“ Tel Quel 60 (1974), p.12.

Marcelin Pleynet发现了老右派的外向投射与毛主义的内向投射的共同弊病，但不知道该如何命名。实际上，毛主义的内向投射与老右派的外向投射的共同病症就是 “自我（欧洲）中心主义”。中国在其想象中只是作为信息来源的客体，而目的地是西方的毛主义者，中国被客体化或工具化了。

然后，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上来探讨一下《泰凯尔》知识分子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源，而不只是对他们进行道德上的指责。在卡斯托利亚迪斯那里，所有的想象，无论是心理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总是为了自己才能起作用的。为什么想象总是为自己的呢？这首先涉及到关于想象与现实关系。

“这种关于想象的规定性的解释可以而且应该从两条道路来进行。从肯定与具体的方面，想象是描述与分析，这种想象和分析是对想象植根于其中的社会与历史的语境的分析，……。它也可以在没有表示知晓不可能性的情况下，从对社会历史特殊性的否定与抽象的方面来进行……”①Cornelius, Castoriadis.L’imaginaire comme tel.Arnaud Tomes (Annotateur).Paris: Hermann éditeurs, 2008, p.146-147.

卡斯托利亚迪斯想说，无论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否性的形式出现，想象都是对现实的表征，都摆脱不了与社会历史情境的关系。因此，想象并不是“空”，想象离不开现实，即使它通过否定性的表征形式或者通过虚无化方式与真实拉开距离。其次，卡斯托利亚迪斯借用了拉康的思想（镜像理论），不仅把想象作为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且将其作为一种建构认知主体的方式。如果我们进行一下哲学史的回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意识自我的绝对主导地位，这种认知模式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另外一个认识的主体（他者）。西方近代哲学沿袭了主体与他者的紧张关系，最为典型的就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胡塞尔提出的“主体间性”哲学也只是解决自我与他者对立关系的尝试。卡斯托利亚迪斯等后现代的哲学家更加深刻，他走出了笛卡尔意识哲学的牢笼，认为主体是通过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现实建构起来的。更重要的是他从社会历史角度找到了自我与他者对立的原因，这就是构筑主体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尚不能打破的边界。“任何社会都有“为己”的本质属性：保存自己的目的，自动的中心主义，对于自己世界的建构。想象的这些属性还需要加入第四项：任何一个社会，跟所有的为己的形式一样，都是在一定边界内并且通过一定的边界来实现的。”②Cornelius, Castoriadis.L’imaginaire comme tel.Arnaud Tomes (Annotateur).Paris: Hermann éditeurs, 2008, p.62-63.任何想象的生产者（心理学与社会学意义上）都是生活于特定的现实世界中的，他建构的想象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世界，并且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如果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边界，或者说不同主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没有交集，我们仍然还会面临棘手的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是无法避免的。

关于中国的想象被《泰凯尔》先锋派用来批评法国社会的异化现象，这不是“非现实的”（ irréel），而是一种产生于法国现实的否定形式的想象。法国的社会现实（也包括其关于中国的集体记忆）几乎是他们形成关于中国想象的唯一资源，所有的关于中国的想象都是服务于出自法国社会的问题意识。他们肯定会以自己为中心，将中国从其历史语境抽离。Sollers自己讲到，

“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虽然知道，还是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概而言之，这种态度坚持明白中国应该说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而这种态度是从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出发的。他们自负可笑地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言说自己认为的整个人类转变的方向。从我这里讲，这是一种宗教的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与现实的中国为敌的。”③Marcelin, Pleynet.“Du discours sur la Chine.” Tel Quel 59 (1974), p.38.

这确实是一种宗教的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很难说它是与现实的中国为敌的，因为这种世界观的生产者并没有机会接触中国的现实。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引用了苏格拉底的一个比喻：一群囚徒从小被囚禁于一个洞穴中，只能向前看到通过火光投射到岩壁上的影像，并且根据这些影子来想象外边的世界。《泰凯尔》的毛主义者就是被绑缚于洞穴中的囚徒，他们没有机会去了解洞穴外的现实（除了1974年的中国之行）。当时的中国与法国分别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壁垒分明的阵营，而且有国家民族的层层壁垒，中法两国之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人员与信息的流通也是少之又少。两个国家几乎就是两个独立的洞穴，身处两个国家中的人们只能根据投射到岩壁上的影像想象对方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一味苛责《泰凯尔》知识分子，由于无法真正触及中国的现实，他们只能根据法国语境进行为了自己的想象，从客观上来说他们是无法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

四、 结语

《泰凯尔》的毛主义者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断章取义式的解读。他们曾经深入研究过毛泽东的《矛盾论》，①《泰凯尔》知识分子对于《矛盾论》的研读跟阿尔都塞有关系。阿尔都塞在其著作《保卫马克思》中借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来阐述其“多元决定”思想，他的学生中有众多毛主义者，如当代法国哲学的泰斗巴迪欧、郎西埃等。《泰凯尔》知识分子经常参加阿尔都塞的研讨班，Philippe Sollers、克里斯蒂娃等对经阿尔都塞阐释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均有研究。Philippe Sollers还有专门的著作《关于唯物主义》来阐释“唯物辩证法”，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解读和对阿尔都塞的批评。但从来没有对《实践论》给予同样的重视。针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一再强调认识来自于实践。作为知识分子，《泰凯尔》的毛主义者基本没有参加真正的实践，更没有参与中国的实践。站在中国的角度，《泰凯尔》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想象仅仅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如何走出这一困局呢？答案就蕴含在《泰凯尔》的名字中，“泰凯尔”的法语意思是“原来的样子”。《泰凯尔》知识分子需要一个原来样子的中国，而不只是一个想象的中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