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关于非虚构写作

■杨庆祥

编者按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应邀到检察日报社给采编人员授课。他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讲座让人脑洞大开，现摘录其精要，以飨读者。

非虚构写作，是与虚构文学相对的现代文学概念。它最早出现在五十年代的美国，著名的作品就是卡伯特的 《冷血》。最近几年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曝光率非常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要搞清楚什么是非虚构写作，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虚构写作。

一、何谓 “虚构写作”

虚构写作是五六十年代欧洲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写作潮流，重要的代表是法国的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罗布格里耶，其经典电影是 《去年在马里安巴》，他认为强大的虚构和强大的想象力可以产生现实。虚构写作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写作。它包括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意识流的代表作是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至今为止，没人能读明白这本书。荒诞派最有名的作品是 《等待戈多》。意识流荒诞派特别强调怎么写，注重形式，形式高于内容，形式超越内容。这在中国曾经遭到严厉批判，茅盾的 《夜读偶记》就是专门批判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一本书。

二、虚构写作在中国的流变

每一次流变都对应着一个虚构写作的潮流。

第一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有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施蛰存的 《石秀》是一个虚构的现代派作品。石秀就是 《水浒传》里的石秀，施蛰存完全用精神分析法把他改写了。施蛰存的石秀其实是爱上了杨雄的妻子，但是他得不到，所以他要借助杨雄的手把她杀掉，杀得很残忍，这反映的是石秀的变态心理，并投射到杨雄妻子的身上。这部小说应该算精神分析类的小说，而不是一个历史的作品或者纪实的作品。

第二是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最开始的代表人物是马援。他是上海人，到西藏支援西藏建设，并在那里写了一系列的小说，代表作 《虚构》。后来的莫言、余华等作家，也在这个意义上来建构他们的小说，特点就是普遍的符号化、抽象化。余华的 《世事如烟》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名字，都是用符号代替。因为名字已经不重要了，人物的个性也不重要，人物符号化代表一种情绪、某种性格。先锋文学是一个没有发展好的、没有找到健康方向的一种文学。曾经写先锋文学的作家后来也渐渐不再写了。

第三是上世纪90年代的私人写作。这是虚构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主要是女作家，有陈染、林白、徐小斌等。私人写作夸大自己感官的感受、欲望，作品里出现了大量性描写。这种写作，进一步强化了 “个人”的符号化和能指的空洞倾向，并在90年代 “去政治化”的语境中构成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一意识形态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个人道德上的利己主义和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它不是建构个体，而是瓦解个体，不是建构自我意识，而是形成了自我意识的溃散。

第四是本世纪媚俗的小资写作。代表人物是安妮宝贝和郭敬明。这是一种商业性写作，一种量身定制的写作，可以是团队写作，是反原创的工业化写作，不是真正的文学或者艺术。这种写作里面有双重的拜物教，一是商品的拜物教，一是情感的拜物教。

三、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流变

1.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部分左翼文学。与新感觉派对应的是三四十年代的部分左翼文学，最有名的就是夏衍的 《包身工》。当时夏衍在棉纺厂采访了一年多，最后写出 《包身工》。那种事实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诞生出来的这个作品已经不仅仅是新闻，也不仅仅是报告文学，它超越了报告文学，超越了体裁的界定。真正优秀的文学，它一定会超越文体和体裁的界定。丘东平，是胡风七月派小说里面的一个作者，也是个军人，他的 《第七连》把战场上的经历写下来，把非常客观残酷的事实用主观的战斗精神记录进去，它是非虚构作品，也是非常好的小说。

2.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和新闻小说。80年代不只是有先锋文学，也有报告文学和新闻小说，但和今天的非虚构是有区别的。报告文学后来越来越成为一个传声筒，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文学，越来越没有批判性，越来越没有反思性。中国的写作素材很多，可以写成非常好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刘心武的 《公共汽车咏叹调》，是个社会问题小说。他调查公共汽车驾驶员、售票员生活工作的一些状况，写出了这部文学作品。天津作家冯骥才，他当时计划采访100个中国人，但是没有完成。这个工作现在也可以做，采访一百个中国人，展示他们在这个时代生活的变化。

3.21世纪以来的 “非虚构写作”。最近两年，炒得比较热、议论比较多的几个非虚构写作作家是梁鸿、李娟、乔叶。梁鸿的 《出梁庄记》《中国梁庄》，写他的家乡。新疆作家李娟的 《羊道》，写他们在新疆的生活。乔叶写的 《拆楼记》，写的是他们家乡的拆迁。

四、非虚构写作的要点

为什么非虚构写作目前这么重要？大家热衷于非虚构，第一，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个人化”甚至 “私人化”的写作成规，非虚构强调作家的 “行动”。田野老家和纪实采访成为主要的行为方式，并成为非虚构的合法性基础。行动，现场非常重要，是写作的基本伦理。老一辈作家做得非常好，柳青为了写 《创业史》在农村住了一辈子。非虚构对行动有要求，梁鸿写 《出梁庄记》，他每天就跟着他们村里的那些打工的人。当然，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还应该有一个 “专家”的身份，必须在某一方面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专业的训练，否则写的东西可能就不扎实。第二，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文本的形式主义倾向和 “去历史”倾向，“非虚构”强调跨界书写，并在这种跨界中试图建构一个庞杂的文本图景。梁鸿的 《梁庄》和乔叶的 《拆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社会学范畴。拆迁是政府的事，乔叶把它用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犯罪是刑侦学意义上的，但可以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可以把很多的材料素材纳入进来，可以在里面讲故事，可以议论，也可以抒情。第三，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的书写，非虚构强调一种严肃的作家姿态和作家立场，并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作家的道德感，从而又让作家重新 “知识分子”化。比如同性恋，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同时又是重要的精神和文化命题，它其实是在改写我们的文化。在 “非虚构”里，作家重新 “知识分子”化的倾向，有启蒙的视角。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站得比常人要更高一点，这是新闻与非虚构写作的区别。新闻不会做价值的判断，但文学或者文化一定是有一个更高的视角，对这种视角的放弃，其实是一种责任的放弃。非虚构的出炉，是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大众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成功合作。

五、何谓好的非虚构作品

对一部好的非虚构作品来说，以下几点很重要。

首先是写什么？就是题材的选取，非虚构一定是社会问题，而且这个社会问题一定要有同时代性，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或正在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思想的社会问题。如果写一个很早以前的问题，那就不是非虚构。但有些很早的问题，依然作用于我们，也能够成为非虚构题材。当年梁晓声写过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是类似于日记的小说。如果今天有人写一个红卫兵的回忆录，依然是非虚构。因为红卫兵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依然作用于我们的生活，依然作用于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同时代性里面，还有个亲历者的关系，与采访对象越亲密，作品的可信度越高。真实性是非虚构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定是现实的真实。但仅有现实的真实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这就要求作家和采访对象要有反复的交流。比如白银案，就是很好的非虚构写作题材。非虚构写作需要有一种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在虚构文学里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是一个社会学的想象力，通过个体的困境联想到一个群体，然后上升到更广阔的世界的范畴。如果一个个体的事情没办法推到群体，那就不具有非虚构写作的可行性。一个人去离婚，写不出非虚构。但最近上海人为了房子假离婚，就可以写出非虚构，这是一个群体在现有规章制度下的扭曲形式，这个扭曲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和我们社会的病态。

其次是怎么写？可以夹叙夹议，一方面讲故事，另一方面是作者的思考。有人故事讲得特别好，但思想能力不行。比如 “非诚勿扰”，就是一个很好的非虚构题材。这个相亲节目的背后，是一代中国人婚恋观的改变，而婚恋观的改变是对社会影响巨大的事情。但不能只描述现象，而应该有反思和批判，这样非虚构写作才有飞跃和提升。需要强调的是，非虚构不是 “不虚构”，也不是 “反虚构”，其实也需要虚构，但这个虚构不是虚构里面的人物，而是要揣摸对方的心态、情感，因为心态情感没法还原，只能在与他的对话中观察揣摸出来。要把他塑造成活生生的东西，那就要加进虚构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要以 “在场”的方式重新疏通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和互动。目前中国非虚构作品有两大问题，一是思想性不够，二是文学性艺术性不够。

六、非虚构的 “真实性”

非虚构的真实性是指，第一，其所描述的内容是否拓展了我们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认知。一个人每天上班吃饭睡觉当然是真实的，但它不能拓展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认知。像帮会组织、地下钱庄，都可以成为非虚构的题材。第二，作家的自我意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某种伦理学上的真诚。这就是作者的态度，爱和恨是可以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非虚构其实有两个指向，一个是经验，一个是原材料。行动指向经验，而经验却需要想象力来予以激活和升华。这里面有非虚构和虚构的微妙辩证，非虚构不是“反虚构”“不虚构”，而是 “不仅仅是虚构”，它需要的是一个原材料，而对这个原材料的书写和加工，还需要虚构和想象力。

（吕东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