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民

专访中国影协，我们这样操作

■李国民

这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独家报道。除了检察日报，中国影协没有通过其他任何媒体公开回应过 “百花奖黑幕”事件。为何选中本报？正如本报李雪慧社长所说，“这体现了监督的力量”——若不是本报先前的两篇评论引发巨大反响，很难想象影协会主动找上我们。

如果说这篇报道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分工协作。

接到采访任务，已是9月29日中午。考虑到国庆长假在即，本报从10月1日起将停刊7天，而长假后公众关注的热点可能就会转移，报社领导要求尽量赶在国庆前把报道推出。这意味着，留给我们的时间只剩一下午加一晚上，扣除路途往返、编辑排版的时间。采访和写稿必须在五六个小时内全部搞定。对采写调查性报道来说，时间确实有些紧张。

时间紧、任务重，单打独斗肯定力有不逮。梳理采访思路后，我迅速对评论部的人员分工做出安排：高扬随我去影协现场采访；刘文晖留守报社，待我们拿到评委名单，马上回传给她，由她同步进行电话采访；采访后我负责敲定写作框架和要点，我们每人撰写相关部分；最后由我统稿、修改、定稿。

事实证明，这样的分工协作大大提高了效率。在前往影协的路上，我和高扬交换了看法，拟出了采访提纲；我们在影协采访的同时，从影协拿到的评委名单就通过微信传到了刘文晖的手机上；在返回报社的路上，我根据采访情况拟出了写作提纲和各部分要点，而此时，刘文晖对评委的采访正在紧张进行中；回到报社后，我们按照分工，整理采访录音、加紧撰写稿件……

大约九点左右，各部分稿件陆续成稿。我又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对它们进行修改、整合，并拟定大小标题。最终，在当晚十点多形成定稿、签发组版。文艺部派资深编辑龙平川赶来加班，他画出了漂亮的版面，配发了好看的图片，为我们的报道增色不少。

第二，占据主动。

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这是调查性报道的大忌，也是我们在本次采访中着力避免的。

中国影协显然有自己的打算。“百花奖黑幕”事件爆出后，中央电视台曾经就此采访过几位评委，但节目因种种原因未能播出。影协的意思，第一是让我们看央视的采访录像，第二是听分管百花奖评奖的影协负责人介绍情况。

对于影协的安排，我们提出三点意见：一、央视的采访不能替代我们自己的采访，我们不是来看录像，而是要影协提供完整的评委名单，由我们随机选择评委、自行采访；二、情况介绍我们要听，但我们的重点不是被动听，而是根据舆论质疑自由发问，由影协负责人作答；三、既然影协也认为百花奖评选存在一些问题，那么今后怎么改，影协要提出具体意见，回应公众关切。

我们的后两点要求得到了满足，第一点要求得到了部分满足，影协提供了一份不完整名单，并解释了无法提供全部名单的理由。对他们的解释，我们持保留态度，并在报道中原封不动地进行了反映，让读者自主评判。

因为时间仓促，这篇报道留有遗憾，但绝对没有留下是替影协 “洗地”的印象。我觉得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对公众负责，而不是像某些媒体那样任人摆布、有闻照录。

第三，客观中立。

“报道要客观公正，不可预设立场、先入为主。”在向我分派采访任务时，李雪慧社长反复叮嘱。

在采写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一点格外注意：有理有据有节地提出质疑，给影协充分的申辩机会；对影协的回应和表态忠实记录、准确报道，绝不断章取义、添枝加叶；独立采访相关评委，如实反映他们的观点、看法，不妄下任何断语和结论；对一些仍然存疑的事项和引人生疑的做法，无保留地在报道中展现；把报道的最终落脚点放在百花奖评选的改革上，体现报道的建设性，让这个公共话题真正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

报道9月30日见报后，众多网站、媒体纷纷转载，并通过官方微博进行了推送，阅读、评论、点赞众多，拥有数千万用户的移动手机报也进行了转发，一时间形成了新一轮的舆论热点。

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看到报道后，接连给我发来多条微信，认为报道 “客观公正，又有批评和建议”“对我们改进工作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大标题和四个小标题起得都很有水平，落脚于改革创新，对我也是期望也是督促，文章很有理性”。他还专门提到，“你们是将舆论引向一个利于电影节改进提高的正确方向”，并且表示，“我们的改革座谈会一定要邀请您来参加”。被监督对象能有这样胸襟和气度，也让我心生感佩。

稍有遗憾的是，受国庆长假影响，这篇报道未能引发更多的媒体跟进。影协掌握全部评委名单的工作人员想必已经 “出差”归来，但没见哪家媒体找上门去索要完整名单。关于 “百花奖黑幕”的报道，看来就在本报这里收官了。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