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星

那些艰难的采访最难忘

■赵晓星

我任记者20年间有很多次采访，有很多难忘的经历，最难忘的是那些克服重重困难的现场采访。

2015年6月，我根据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查办的一起超标两轮电动车肇事案，对北京市两轮电动车上路问题进行采访，花了数天时间，去了多个部门，采访了数名车主，暗访了电动车专卖店，这篇稿件在检察日报 《法治评论》周刊封面刊发，多家媒体转载。后来，北京市推出禁行两轮电动车相关规定，这篇文章也为政府相关政策出台助了力；我发现，中小学校周边黑网吧影响在校生学习的问题后及时采访，稿件在《检察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后引起较大反响，不久，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清理校园周边黑网吧具体措施；我得知一学生上学途中被机动车撞亡，针对中小学生交通安全问题及时深入相关学校、教育部门、交管部门等地采访，这篇关注在校生交通安全的稿件刊发后，引起相关部门对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的重视，新闻报道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了依据，促进了北京市中小学校校车制度的建设，作为 “难忘的一次采访”，我详细说说这件事的采访过程。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冬季的一天，北京市某大院一学生清晨上学途中被机动车撞亡，我得知后立刻前往处理该事故的交管部门采访，想了解事发情况和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没想到，对方得知来意后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不提供线索，怎么解释都不行，只好无功而返。

返回的路上，我想到放弃，没人规定我必须写，这是自找麻烦。但是我又舍不得放弃，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是社会关注点，我想用这起交通事故说说中小学生交通安全问题，决定继续下去。后来，我想方设法解决采访困难，打通采访路。再次来到该部门，对方不仅详细介绍了交通肇事的经过、责任认定，以及对事故的分析，还提出对学生安全出行的意见建议，提供了相关数据和材料，采访成功。

接着，我前往教育部门、相关学校、居民院等地采访相关人员和部分学生家长，几个地方跑下来，我手中的材料更丰富，内容也更加充实。那年代没有互联网，通讯也不发达，采访要跑很多路，其间还要做通相关人员配合采访工作，经过努力，终于完成采访，稿件很快在 《检察日报》发表。

见报当天，我接到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的电话，说看到我的文章，社领导决定针对在校生交通安全问题连发三天深度报道。我写的文章没有提及人名、校名，社领导让他问我出事学生的所在大院所在学校，以及交管部门的地址和联系电话。他是通过检察日报有关部门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的，他说文章也是为加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呼吁，我给予他满意的答复。后来，该报以 《校车何时开出来》为题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了三天。

新闻媒体报道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不久，我通过报纸看到北京市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出台校车规定、加强在校生交通安全教育等措施的报道。新闻媒体报道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了依据，报道产生良好效果，作为记者的我看到采访的成效和报道的影响力，感受到采访辛苦，苦中有乐！

相比打电话采访，跑现场采访是个既苦又累的活，一个稿子跑几天，不如坐办公室一天根据信息编写几篇稿件。靠信息编稿省事，但这样的稿件刊发后有多少人爱看？虽然能完成写稿任务，但却很难赢得读者。我认为要写就写好稿，写好稿是对媒体和读者的负责。

想写好稿就要把自己“沉”下去，“沉”到新闻现场，“沉”到事件发生地，“沉”到知情群众中。为此，我只要发现亮点、热点、新鲜事，都及时到现场采访，获取更多信息，让材料更充实，让内容更丰富。

我发现，并不是每个现场活动都有新闻价值，会议、活动、各种仪式等活动读者不一定关心，有些活动可能已经多次报道过，对读者来说不是新鲜事，媒体也不一定感兴趣，辛苦采访来的稿件很难刊发，刊发了也不一定有好效果。我在采访前，都要对拟采访的事件、活动进行新闻价值评估和刊发效果分析。

采访中，有的新闻点是事先知道的，有的新闻点是不知道的，还有很多新闻点隐藏在信息、会议中，不注意容易被忽视。我举三个事例：

从一条信息中发现彭燕先进事迹 （全国模范检察官）。2010年初的一天上午，我例行查看来自基层检察院的信息，其中有一条信息引起我的注意，内容是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彭燕从检12年，公诉岗位10年，28岁通过竞争上岗担任主诉检察官，罹患癌症仍奋战在办案一线，33岁重回公诉二处任处长，35岁成为院专门型人才，先后审查决定或审查备案案件795件1244人……信息字数不多，记者职业的敏感让我感觉到这条信息后面一定有感动人的故事。我立刻通过电话联系上昌平区检察院宣传处人员，核实情况后，商定下午前往采访。当天下午，我驾车来到昌平区检察院，进行第一次现场采访，以后我陆续进行了数次采访。在昌平区检察院干警支持和配合下，彭燕先进事迹人物通讯 《彝族姑娘 “铁燕子”》在检察日报刊发。

从一次会议发言中发现隗永贵先进事迹 （全国模范检察官）。2011年5月下旬，我跟随北京市检察院领导前往房山区检察院参加该院工作座谈会，此行比较轻松，没有采访任务。但在干警发言中，有一个人的发言引起我的注意：“13年来，开展青少年普法活动200余次，受教育孩子15万余人，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500多人；先后担任16所中小学校法制校长，是房山区中小学校学生们熟悉的 ‘大个子检察官老师’。”说的是该院侦监处检察官隗永贵。我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边听边记，一口气写了八九页。返回路上，有人问我：“看你记了这么多，为什么？”我说：“我有得写了，这趟没白来！”经过深入采访，隗永贵先进事迹人物通讯 《愿意做孩子们永远的老师》在检察日报刊发。

从突发事件中找到新闻点。2012年7月21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我通过电话了解到，北京市房山区因暴雨引发山洪，洪水袭击了山脚下北车营村，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干警王小婉危难时刻打电话向处领导报告灾情，处长方洁一边安慰她一边组织干警救助，该处全体党员伸出热情之手，帮助一家人走出心灵阴影和生活困境。我决定到现场采访，次日上午，我跟随一分院干警冒雨前往受灾干警家采访，目睹了洪水带来的破坏性灾害，看到被检察官及时救助后的王小婉一家人的笑脸和感动，最后写成稿件 《雨中情》在检察日报刊发。

我觉得，有些采访之所以难忘，是难忘采访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发现新闻、深入实地采访、克服困难完成采访、及时写稿发稿，以及文章刊发后取得良好的效果。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原驻北京记者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