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红革

我与王书田近十年的笔缘

■岳红革

2005年11月28日，人民大会堂在湛蓝的秋空映衬下显得更加宏伟辉煌，作为全国模范检察官王书田先进事迹报告团的一员，我和全体报告团成员在这里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我并不算短暂的检察新闻工作者经历中，这是弥足珍贵的一刻，而对王书田的采访也是我最难忘的一次采访。

2004年底，我受西安市检察院政治部的委派前往西安市临潼区检察院采访王书田。那年，王书田51岁，担任临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采访中，王书田的 “三次倒下”让我印象深刻。

由于在当公安干警时经常超负荷地工作，王书田年轻时就患上了肝炎，后发展到肝硬化晚期并摘除了脾脏，再后来还患上了糖尿病，但是王书田仍不管不顾奋战在办案一线。

2001年6月，王书田带领反贪干警查处一起财会人员挪用公款大案时，第一次累倒在办案现场，被送医院住院治疗；

2003年5月，在连续加班一周成功指挥侦破一起贪污案后，王书田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大口吐出鲜血，紧急送往医院时，王书田己陷入重度昏迷，心脏几度停止跳动，生命体征几乎全部消失，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医生一次就为他输了4000CC的血，这次王书田又奇迹般战胜了死神；

时隔将近一年后，2004年3月，时任检察长方满友上党校学习，王书田主持全院工作，3月28日，白天在院里忙碌，晚上在两个办案点奔波，凌晨3点回家时，王书田又大口吐血，送往医院急救，早上8点他感到病情有所好转就给单位打电话叮嘱反贪局领导和办案组负责人：“案子今天一定要研究，不敢拖！”满脑子里仍是他心心念念的工作。

在采访中王书田对我说：“我这个人命贱，就得有活干，一上案子浑身带劲，啥病都没有了，对我来说工作就是一剂良药！”

但是谁都知道，他是在舍命工作，他是在用生命办案。

但是我了解到的王书田的一个生活细节却从另一个侧面深深打动了我。由于多次住院、长期治疗，王书田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居然卖房还债！

在随后的深入采访中我了解到，王书田在公安局工作时不收礼是出了名的。在他当政委时，有一年一位干警想从偏远的乡镇派出所调到区上趁过节给他买了2000多块钱的礼物给他送到家里，他和这位干警拉起了 “家常”：“先不说你工作调动的事，这是组织上考虑的。就说你拿的东西2000块钱拿不下来，你一个月的工资就1000左右，我收了你的礼，这个月你靠什么生活，我这不是鼓励你去贪吗？不要在工作距离远近上多琢磨，而要在干好工作上多琢磨。”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着在采访中我亲身感知的另一个细节。有一天，在一次深谈后王书田让我看了看他贴身穿着的一件背心。那是20年前他在一家棉纺厂当工人时参加篮球比赛得的奖品，背心前后已有多个烂眼。他说：“背心穿在最里面，谁也看不见。我王书田不至于买不起一件背心，可是我时常还想穿穿它，就是提醒自己要不忘本，摒弃过多奢侈的欲望，干反贪就要戒贪。”

王书田还用清廉的作风带动身边许多人。有一年他领着干警出差东北办案，他和大家几乎天天都吃大烩菜。他说：“大烩菜热乎，营养全面，多好呀。”节约了不少差旅费。

在案子上反贪局的干警都知道，不能对他说其他事，“没用！”

铁案、铁面、铁人，不为私利而拔一毛的铁公鸡。这正是时代对执法者的操守呼唤，也正是检察官职业价值的时代彰显。虽然王书田身上还有其他许多闪光点，关心同事胜于关心自己、平易近人、工作上争强好胜等等，但囿于主线我都作了取舍。

经过两个多月的采访我整理了3万多字的素材，采写了关于王书田事迹的首篇长篇通讯稿，时任新华社陕西分社政文部主任的王世焕据此撰写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罗干共同批示高度肯定了王书田同志的感人事迹，王书田走出西安、走出陕西、走向全国。王书田被评为全国模范检察官、2005年全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07年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但是无论荣誉有多高、名气有多响，王书田仍抱病坚守在工作一线。我也持续跟踪报道，撰写了 《把一切献给党》《工作是最好的药剂》《我最怕自己成为一个闲人》《王书田：5次走进大会堂，这一次我最激动》等通讯特写在检察日报头版头条和显要位置刊发。

“宁可少活几年，也不给事业留遗憾。”“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办好案。”“生命不在长短，而在价值。”2013年4月19日，时年59岁的王书田因病在西安离世，用他的平凡而闪光的足履，书写了不愧岁月、不负职守的生命长歌。我也以 《书田走了，但他留下的更多》一文结束了和他几近十年的笔缘。

有人说，对一名新闻工作者而言最幸福最幸运的事是你的采访经历成了你自己生命经历的一部分，是的，在我的眼前至今有时还会依稀浮现王书田灿烂的笑容和打着点滴仍工作不辍的刚毅身影，书田精神也营养了我的人生。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驻西安记者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