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燕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何海燕

“海燕，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下，抓紧时间去采访，稿件及时上传报社，这批稿件要得急。这是报社的约稿通知，你看一下。”

从处长手中接过约稿通知，我才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报社要赶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刊发一批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寄语检察的稿件。

算算时间，略显宽裕，但想想总有些无所适从。便迅即放下手中的活儿，打电话找人。很快，我便和处长敲定了采访对象和采访计划。因为通知要求采访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因此我选择了一位企业一线职工代表、一位农民代表。

急事急办，我立即将手头的工作进行扫尾，其他暂未开始的工作调整至此次采访结束再落实。一切安顿停当后，就开始了此次采访……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往，不论是在基层当通讯员，还是在为检察日报投稿期间，我采访过很多人，采访的主题不尽相同，但都无关采访对象的身份。而这次的采访对象身份限定得很清楚，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带着兴奋，也许还有那么一些些忐忑，我走入了采访对象的家中。幸运的是，我过往的工作经历相对丰富，这让我很容易拉近了与她们的距离。

在农民代表家中，我们围绕着检察机关与检察工作，从她的穿着打扮聊起，聊她的家庭装饰装修，算她的土地投入产出；话她的人生蜕变，听她的创业历程。她的一口新疆土话，和那句不时蹦出的口头禅 “那么说呢”，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也让整个采访愉快轻松。

采访结束前，她一再邀请我们去参观她的种植基地。在那儿，我们边看边聊，继续聊她的理想、她的追求，她的那句 “现在的生活这么好，我当然要开开心心地过”，给我以启发，索性以此为题写下了 《好日子，笑着过》新闻稿。

由于前期准备工作不够充分，仅仅知道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是一名企业职工。见到她时，她正好调休在家中。通过短暂的交谈，我才知道她是搞专业技术出身，日常工作主要是在实验室度过；她本人是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此前未当选过任何一级的人大代表。见此，我迅速打定主意，从她的代表经历入手，而未选择她的工作作为采访突破口，这个决定在此后的采访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

相比较于聊检察机关与检察工作，她更喜欢聊她的工作，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洋溢着自豪。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又总是想办法将采访婉转地拉回预设的轨道。没有磕磕碰碰，却也非一帆风顺，所幸的是不辱使命完成了此次采访。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认为记者要当杂家，“我们要争取做个杂家，惟其杂，才能在各方面运用我们的知识，做好报道，写好文章。”新闻界老前辈邓拓说：“报纸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的。因此，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知识的范围越广越好。”而这次采访经历，也时刻提醒着我，一定要把 “记者要当杂家”的要求落到实处。

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受 “跑口”限制，我们往往更习惯于做“专家”。因此，我们既要深研检察业务，做本行当的专家，又要广泛涉猎，丰富知识储备，真做一名杂家。只有这样，面对不同的采访对象时，才能找到他 （她）的兴趣点，让他 （她）主动打开话匣子，捕捉到我们需要的 “活鱼”。

采访结束后，我生怕自己忘记了某些关键处，便趁热打铁写出了两篇人物通讯。而这也恰恰是我第一次围绕一个主题同时采写两篇新闻稿。为了相互区别，我把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做了取舍，更多地突出两位人大代表的差异性，尽可能使写出的稿件不那么雷同。

稿件上传报社，我满以为任务已结束，可以放松下来了。但不久后我便收到报社编辑部打来的电话，询问与那位农民代表的身份有关的问题。在稿件中，我按照采访情况，提到了农民代表曾在农村所任职务，以及目前在合作社的职务，这与编辑老师们掌握的情况不一致。他们一再核实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信息来源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我也言之凿凿，因为我掌握的资料具有很强的真实性。

稿件见报后，我认真作了核对，认真学习编辑老师们对那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的。而这件事也给我以启示，做任何事都要认真细心，绝不可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待到报社将这批代表、委员的稿件结集出版后，我认真研读了每位记者采写的稿件，他（她）们的关注点和着墨细微之处又给了我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一次采访，无论成败，都不能代表什么。但对我这个新手而言，这次采访弥足珍贵，是我记者生涯中必须跨越的一个坎，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驻新疆记者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