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娟

试论小说人物形象的演变

◎张文娟

人物是小说中的基本元素之一。在文学史中，小说的人物形象随着社会、哲学、心理学、人的认识的变化而变化。本文试图以人物形象演变的视角来考察人物这一小说基本元素。

人物 人物形象

小说是一种以人物形象的创造为中心的文学样式。它以散文体的形式表现叙事性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关系、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体的艺术描写，故传统认为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构成的三要素。

人物是小说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在文学史中，人物形象随着社会、哲学、心理学、人的认识的变化而变化，大致经历了从神、英雄、近代文学中的凡人、难以自主的庸人，到新小说的“反人物”。这就是一部人物形象的演变史，也恰如一条流淌不息的生命之河。

第一，神。人物形象是文学史中最重要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把神话也列入文学家族成员的话，那么人类创造的最早的文学形象就是神的形象。如希腊神话就描绘了一个相当庞大与完整的神的谱系，显示出人类童年时代惊人的创造和想象力。后来举世闻名的荷马史诗中，又进一步写到了居住在希腊北部最高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和他的神族的主要成员，特别是著名的十二位天神。就产生较晚的小说而言，由于受到神话等的影响，最初也是描绘一个神的世界。如中国早期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冤魂志》，无不是描写神鬼灵异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神或鬼的形象。甚至唐代前期的传奇小说也未脱志怪的范围。如隋末唐初王度写的《古镜记》，以古镜的灵异为线索，把十几个降魔伏怪的故事书写成书；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杀死白猿救回妻子的故事。以至当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代以后，还有些浪漫主义作品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用象征的手法，借助虚幻的神鬼世界来影射人间的万事万物，留下了人类艺术创作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印记。

第二，英雄。当神性隐退时，英雄出现了。人物形象由神的殿堂走进了英雄的画廊。英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

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古希腊的“英雄时代”。这时的英雄是神与人之子，是半神半人式的存在，在体力和毅力方面超出常人，都在神的保护下完成伟大的业绩，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展示了希腊初民对荣誉观念的重视。它常常以某一英雄为中心，形成一个个传说系列，如赫拉克勒斯传说系列、奥德修斯传说系列等。

中世纪出现了许多歌颂氏族部落英雄的史诗，其内容描写的是他们为氏族部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进行的血亲复仇斗争以及同自然所进行的斗争，表现出了浓郁的群体意识和英雄主义精神。如法国的《罗兰之歌》，描绘了征战中建功立业的大将军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神通广大，每次遇到困境和生命危险时总有神的帮助化险为夷。这些英雄身上仍保留神的影子。

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由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这一时期文学的特点是拥护中央集权，歌颂贤明君主，把君主当英雄描写，如高乃伊的《熙德》中，男女主人公为履行封建家族复仇的义务而产生冲突，于是国王出面裁决，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颂扬君主的英明。

第三，凡人。凡人形象出现之前，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小说创作从神、英雄到人的转折。

在写人的初期，一方面往往还保留着“半神半人”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是侧重写人的外部活动，写人所做的“事”，艺术上还是比较粗浅的。如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西京杂记》，虽然所记述的是西汉的人物轶事，颇多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及衣饰器物等，但无不笼罩着一种怪异的色彩，可以看到某种“神灵”的影子。这种“人”还是“半神半人”。如王昭君远嫁匈奴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他们身上有神的影子，对后世的戏曲、小说影响可谓颇大。

文艺复兴发现了“人”。人文主义者颂扬人的理性和力量、价值与尊严。他们曾鲜明地提出“人不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上帝”，坚信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很多人文主义作家着力塑造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体力上均具有“巨人”风采的崭新形象，并以此与僧侣们鼓吹的神学权威相抗衡。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塑造了卡冈都亚和他的儿子庞大固埃的“巨人”形象。这是欧洲近代文学史中，人的形象首次顶天立地地屹立在神的面前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他通过两个巨人的形象，全面展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作者笔下的巨人，是物质与精神两重意义上的。这就肯定了人及人的世俗生活。小说“巨人”的形象表明了人与神的易位，人从此取代了神和万能的上帝，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表达了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对自由的热切向往。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主人公的追求意识，表达了觉醒的人们要求找回中世纪被压抑的自由天性和人格力量的强烈渴望。

18世纪启蒙文学中，“人”的形象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笛福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通过鲁滨逊海上冒险和开辟殖民地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资产者的艺术形象，体现了资产阶级向上发展时期的冒险精神。启蒙文学除肯定笛卡尔所讲的理性精神外，又从自然法则的高度，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社会法则，肯定人的自我感情的天然合理性。如卢梭崇尚个性自由，感情自由；他否定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和美的，因而一切发自自然人性的欲望与要求都是合理的，说明了真正值得崇拜的是人自己而不是上帝。他的哲理小说《新爱洛伊丝》通过贵族小姐朱莉和平民家庭教师圣普乐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控诉和对自由人性的热烈呼唤。卢梭创作中表现的“人”的新观念，比人文主义文学更具有反宗教的彻底性，比古典主义文学更具有情感自由的欲望和生命意识。

直到19世纪，小说创作都执著地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的形象，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时期的人不同于英雄，光辉消失了，成了人间凡人。但他们关注社会，有自己的理想，对社会丑恶现象不满并试图改造社会。总之，这时期的人还是一个热情的、有理想的热爱生活的人。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出身平民家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自尊心。他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崇拜拿破仑，向往大革命时代，仇视贵族资产阶级，是社会的叛逆者和反抗者。于连是法国复辟时期受压抑的一代平民青年的典型，是一个孤军奋战一度妥协动摇的个人主义形象。

第四，庸人。20世纪现代小说所塑造的人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这时期的人不仅不是高大光辉的英雄，甚至也不是一个于连式的有进取心、叛逆的凡人，而成了卑琐、渺小的庸人形象。

20世纪发生了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种动荡也反映在人们的精神文化领域里。由于“物质的兴盛”、机器人取代人，人不再是世界的主体。加上非理性哲学的流行，人变得疯狂，人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无形中支配着人，文明成了人的对立面，人被异化，变成非人——即人的主体性丧失、人化为虚无。这之前小说中的英雄已被平庸、猥琐，或者精神畸形的人物所取代。

乔伊斯创作的《尤利西斯》，可以理解为一部规模巨大的现代史诗，在作者笔下，人神共处的古希腊已变成了平凡、乏味、庸俗、肮脏的都市；史诗中的英雄更是无迹可寻，只有或平庸、猥琐，或者精神畸形的人物登场。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分别和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的主要人物比照：作者把现代人布卢姆和他在现代城市都柏林的18个小时的游荡，与古代英雄奥德修斯及他在特洛伊战后回乡途中在海上的十年漂泊相比照。精神困惑、“失去”了父亲的青年艺术家斯蒂芬和一往直前寻找父亲的忒勒马科斯比照；放纵情欲的玛莉恩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佩涅洛佩对照。他们在古代史诗英雄的业绩的对照下，显得更为平庸、卑微和渺小。20世纪文学中“非英雄”的现代人的诞生。

一些小说还塑造了畸形人形象。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以一只甲虫的眼光看世界就十分容易看出人性的丑恶。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永远长不大的奥斯卡集幼稚和智慧于一身，更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中国韩少功的《爸爸爸》中那个侏儒加白痴的丙崽是原始落后愚昧的化身。通过这些畸形人形象，作家深刻揭露现实中的丑陋、荒诞，一直追溯到远古蒙昧、荒蛮留下的劣根性和深挖到现代社会中人被异化的严重后果。

第五，“反人物”。二战后的小说，在“小说死了”“人物死了”的口号下，不再塑造具体的人，而是着重通过抽象的人表现人的困境和对世界的恐惧。如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恶心》已没有性格鲜明的人物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法国产生了新小说派，这一派别注重写物，反对以人为小说的核心。他们认为传统小说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由人物扮演上帝的角色，支配客观事物，混淆了人和物的界限，忽视了物对人的作用和影响，因而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罗伯·格里耶认为：“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他主张作家应当将人和物分开，然后着重描写包围着现代人的物质世界。在小说《窥视者》中，读者根本看不到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外貌描写，作者的兴趣集中在人周围的“物”上。物取代了人，出现了“反人物”倾向。作家意在通过对物的纯粹性描写显示自在的世界。

法国理论家让-伊夫·塔迪埃对20世纪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系统研究。概括起来，现代小说的历史就是19世纪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左拉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笔下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消失史。20世纪西方小说的人物可以叫做“空洞人物”或“无形体人物”。通常“空洞”指徒有外壳而无实质性的思想内容。20世纪西方的小说人物既无外壳又无个性的内心世界。

为什么会出现个性消失，无形体人物充斥小说这一现象呢？塔迪埃列举了下述理由：与哲学相分离的人文学科的发展伴随着个性人物的消失，这是原因之一。社会学对阶段和社会团体感兴趣；语言学感兴趣的是超越个性的大的语言结构；而弗洛伊德或荣格的精神分析学里，只能听到潜意识的声音；前者视俄狄浦斯情结为潜意识结构的普遍规律，后者虽提出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但他们一致认为，个性只是潜意识的种种变形。人类学的某些大师，如莱维·斯特劳斯，曾经对文学批评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人类学家是从“基本的亲缘结构”“餐饮方式”等抽象概念来描述印度社会或非洲社会的。20世纪的共同思想似乎不给个性以空间。两次大战和专制制度的残酷现实把个性碾得粉碎，是第二个原因。某些文学或非文学体裁取代了小说的地位，挖掘人物个性，填补写实主义的需要。如颇为流行的史书或历史演义；传记的发展说明对个性的关注并未消失，但是不再通过小说；回忆录和自传显示了同样的转变：“我”赤裸裸地走向观众，走向读者，无需再隐身在虚构作品之中。作为小说陪伴品的自传如今取小说而代之。二三十年代马尔罗曾经感到通讯对小说的威胁，那时的某些大手笔兼写小说和通讯。如今通讯已经从日报和周刊中消失，电视扼杀了通讯，也扼杀了连载小说，还扼杀了塑造人物个性的艺术门类——电影。还有，连环画的流行也冷落了小说。世纪之初出现的亨利·詹姆斯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对于心理小说的威力犹如原子弹之于弓弩一样。他们开创了内心生活吞噬人物的小说类型。于是，本世纪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前者独钟内心生活；后者则反唇相讥，根本否认内心生活的存在；其结果导致当代先锋文学中英雄人物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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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冬杨）

张文娟，女，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