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晶,沈志富

(安庆师范学院,246133)



桐城方氏家族刻书述论

黄晶,沈志富

(安庆师范学院,246133)

摘要：作为清代桐城五大世家之一的方氏家族，不仅在文学与思想造诣上声名远扬，在家族刻书领域亦颇有建树。文章通过整理以方文、方以智、方苞为代表的桂林方和以方东树、方宗诚为代表的鲁谼方的家族刻书成果，分析总结了桐城方氏家族的刻书特点、繁荣原因及文化成就。

关键词：桐城派；清代；方氏家族；刻书

在中国历代刻书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者多为私家刻书。私家刻书源起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两宋时期规模和技术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私家刻书再度繁荣。清代一些读书人热衷于考据、辑佚和校勘，口号是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在考据、辑佚和校勘学兴起之时，私家刻书也蔚然成风。

安徽地区是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安徽的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中经宋、元，发展到明、清之季乃如百花盛开，五彩缤纷，蔚为大观。[1]清代安徽地区学术繁荣，刻书事业兴盛，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到清中期，民间刻书发展到巅峰，并逐渐形成了以徽州和桐城为代表的两大刻书业中心。近年来学界研究安徽私家藏书刻书多集中在徽州地区，而以桐城几大家族为主力的江北家刻中心的研究则涉及较少。检索文献可见，关于桐城刻书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桐城派研究论著及部分综合性工具书中：《安徽省志·出版志》率先指出“方氏家刻是桐城派家刻中最大的群体”，并列举了清代部分桐城刻书家的情况[2]；徐学林《桐城派影响下的桐城家刻》亦是一篇较早综述桐城刻书人物的论文[3]；汪孔丰则对麻溪姚氏家族刻书情况及其文化价值做了论述[4]。相比于徽州刻书研究已产生多部专著而言，桐城刻书的价值及研究内涵还有待深入发掘。本文选择桐城地域最具文化影响力之一的方氏家族，就其刻书情形做一全面梳理分析，以见清代桐城家刻之盛。

1方氏刻书及堂号举隅

旧时刻书，不论是官刻、坊刻还是家刻，多有其堂号名称，有的直接用斋名做刻书堂号，有的则是专为刻书所拟的堂号，桐城方氏家刻亦是如此，堂号也代表了这一族的家族精神和文化信仰。

作为桐城五大家族之一的方氏在元时即为显族，曾繁衍了桂林方、会宫方和鲁谼方三个支系，其中“桂林方氏迁桐最先，起家显达者最早且久”。[5]

1.1 “桂林方”

人们通常所说的桐城方氏主要是指桐城桂林方氏，五大家族中的方氏也正是这“春风得意，桂林一支”。所谓“桂林”即折桂入翰林之意，亦有折桂如林之说，读书做官，人文鼎盛，最为显赫，以方以智和方苞等人为代表。方氏刻书的主要成就即集中在“桂林方”这一支，现按时代顺序整理如下。

(1)方文：古怀堂

方文，字尔止，号嵞山，别号淮西山人、明农、忍冬。方大铉长子，早年与钱澄之齐名，后与方贞观、方世举并称“桐城三诗家”，著有《嵞山集》。“古怀堂”是方文的斋名，崇祯八年(1635年)刻印过林希元《连理堂重订四书存疑》14卷；顺治年间刻印过自撰《嵞山集》12卷《续集》9卷(前编四卷、后编五卷)，康熙年间又重刻此集。以康熙刻本《嵞山集》[6]为例，原书版框高189毫米，宽276毫米，竹纸刻本，题名页有“古怀堂藏板”字样，正文版式为单边框加粗，版心有题名、卷册、页码，正文为明体字，刻板工整简朴。

(2)方以智：浮山此藏轩

方以智出生士大夫家庭，幼禀异慧，博览群书，其祖父方大镇罢官后在故里枞阳浮山山麓建山庄“在陆居”，今称“陆庄”，庄中有堂名，方大镇亲题为“此藏轩”。“此藏”者，当取自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以“此藏”名其居，以抒其志。后方以智以“浮山此藏轩”作为其家刻堂号，在明崇祯到清康熙年间，刊刻家集数部，代表刻本有方以智所著、其子方中履编定的《浮山文集》(前编10卷，后编2卷，别集2卷，《一贯问答》1卷)[7]《合山栾庐诗》《内经经络》等。方以智生前还刻印了自撰的自然科学方面百科全书式著作《物理小识》12卷、《药地炮庄》9卷、《总论》3卷、《方子流寓草》9卷、《博依集》《方以智密之诗抄·永杜十体》《膝寓信笔》《东西均》以及《浮山后集》。

此藏轩刻本雕版印刷工整、精美，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浮山文集前编十卷 后编二卷 别集二卷》，版式为白口、无鱼尾，左右边栏双边，天头、地脚加粗加黑，版心均有书名、卷册号及分集名称，版心底部均有“此藏轩”字样，正文为明体字。

(3)方中德：遂上居

方中德，字田伯，号依岩，桐城名家方以智长子，文学家，一生好学不辍。其刻书堂号有“书中斋”“传经楼”等，其中以“遂上居”最著。方以智及其子是庄子学派的代表人物，“遂上”一词即出自《庄子》，其《在宥》篇“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天下》篇“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据此，“遂上居”当指谓前往最光明的地方，即达到“道”的高度。方中德著有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典故辞典《古事比》52卷，并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自刻。方中德与其弟方中通、方中履营修曾祖父所建“在陆居”迎养云游四海后回归故里的父亲方以智，时宣城学者施愚山与方家友善，题名曰“报亲庵”。

(4)方中通：继声堂

方中通是方以智的次子，字位伯，号陪翁。其刻书堂号为“继声堂”，康熙年间刻方学渐辑、方中通续辑的《心学宗》；自刻诗文集《陪集》又名《浮山文集》17卷、《陪古》3卷、《陪诗》7卷、《陪词》1卷、《陪时》1卷、《陪印》1卷、《续陪》4卷；又刻其妻陈舜英所撰《文阁诗选》1卷；所刻《篆隶辩从》2卷现为国家级善本书。以《陪集》[8]为例，原书版框高200毫米，宽246毫米，竹纸刻本，题名页有“继声堂藏板”字样；正文版式为双边单栏，版心有题名、卷次、页码、逆线鱼尾，正文为明体字，有断句。

方中通精通数理，据御制《数理精蕴》加以阐发，著成《数度衍》23卷，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自刻于“继声堂”，光绪四年(1878年)桐城方氏重刻此书。

(5)方中履：汗青阁

方以智的少子方中履，字素伯，号合山，自幼随其父游于方外，收益良多，天文历数礼乐诗书无不赅尽，有“稻花香”“汗青阁”等藏书堂号。“汗青阁”刻有自撰《古今释疑》18卷，其所著《切字释疑》则为清道光年间吴江沈氏世楷堂所刻，另刻有其所著《汗青阁集》。

(6)方苞：抗希堂

方苞，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方苞及其后人以“抗希堂”为号。“抗希”者，语出三国魏嵇康《幽愤》：“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喻意志节高尚，以古代贤人为榜样。“抗希堂”先后刊布方苞撰、戴名世、刘月三论次的《方灵皋全稿》共17种140余卷，后乾隆年间经他的门人王兆符、程崟重刊定为16种148卷。康熙年间“抗希堂”刻方苞自著丛书《抗希堂十六种》本，内收《春秋比事目录》4卷、《春秋通论》4卷、《考工记析疑》4卷、《春秋直解》12卷，唯春秋三种：《春秋直解》《通论》《比事目录》已全。方苞所撰《史记注补正》《左传义法举要》(不分卷)《望溪先生文偶抄》和《方望溪先生文外集》都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间由程盗、方传贵于方氏抗希堂陆续所刻；《望溪集不分卷》(《春秋直解》12卷、《春秋通论》4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礼记析疑》48卷、《考工记析疑》4卷)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程崟刻本；《望溪先生全集》30卷(正集18卷、集外文10卷、外文补遗2卷、年谱2卷)为清咸丰二年(1862年)戴钧衡刻本。

以《望溪先生全集》30卷为例：[9]原书版框高179毫米，宽258毫米，竹纸刻本，正文题名为篆书，版式为双边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有题名、卷次、页码。明体字，正文有断句。

(7)方登峄：星砚斋

方登峄是方拱乾之孙，方玄成之子，自幼过继给方兆及为子，其代表作品《述本堂诗集》7卷[10](《依园诗略》1卷、《星砚斋存稿》1卷、《垢砚吟》1卷、《葆素斋集》3卷、《如是斋集》1卷)刻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原书板框高179毫米，宽266毫米；题名页有“本堂藏板”字样；正文版式为双边单栏，版心单黑鱼尾(上端)，有诗集的分集题名和页码，楷字体。

(8)方世举：春及堂

方世举，字扶南，号息翁，著有《春及堂集》4卷，[11]刻于清乾隆年间，原书板框高183毫米，宽298毫米，正文版式：双边单栏，版心单黑鱼尾，上端有分集题名和页码，楷字体。

(9)方式济

方世济为方登峄之子，著有《述本堂诗集》二卷[12](《陆塘初稿》1卷，《出关诗》1卷，《附龙沙纪略》1卷)，刻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原书板框高179毫米，宽266毫米。正文版式为双边单栏，版心单黑鱼尾(上端)，有诗集的分集题名和页码，楷字体，诗集无断句，无“本堂藏板”字样，与方登峄《述本堂诗集七卷》版式特征相同。

(10)方观承：述本堂

方观承，字遐谷，号问亭，一号宜田，为方式济次子，著有《述本堂诗集》8卷[13](《东闾剩稿》1卷、《入塞诗》1卷、《怀南草》1卷、《竖步吟》1卷、《叩舷吟》1卷、《宜田汇稿》1卷、《看蚕词》1卷、《松漠草》1卷)，先存版本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桐城方氏刻本；《述本堂诗续集》5卷(《薇香集》1卷、《燕香集》1卷、《燕香二集》2卷)为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刻本，版式亦同于其祖父方登峄《述本堂诗集》7卷。

(11)方贞观

方贞观，一字履安，别号南堂，一号洞佛子，著有《方贞观诗集》6卷，刻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14]原著板框高167毫米，宽268毫米，竹纸刻本，正文版式为双边单栏、版心单黑鱼尾，有卷册号和页码，楷字体。

(12)方正瑗

方正瑗，字引除，著有《连理山人诗钞》17卷(《金石集》4卷、《江淮集》3卷、《京华集》2卷、《关河集》5卷、《潇洒集》3卷)刻于清乾隆年间，[15]原书板框高192毫米，宽270毫米，竹纸刻本，正文版式为双边单栏，黑口，双鱼尾，明体字。

(13)方潜：毋不敬斋

方潜，字鲁生，本名士超，以“毋不敬斋”为堂号。“毋不敬”出自《礼记》卷首《曲礼》开篇之语“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所谓“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朱子语),喻意对天地万物一切人恭敬,不可傲慢。所著《毋不敬斋全集本》《顾庸集》12卷、《永矢集》2卷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济南刻本，原著板框高194毫米，宽270毫米，竹纸刻本，正文版式为双边双栏、单黑鱼尾，版心有题名、集名、页码，宋体字；《膠西课存》1卷》[16]刻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原著板框高189毫米，宽270毫米，竹纸刻本，题名页有“光绪十五年己丑开雕于济南”字样，正文版式为双边双栏，单黑鱼尾，版心有题名、卷次号和页码；方潜撰、方敦吉述的《南华经解 内篇七 外篇十五杂篇六》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桐城方氏刻本。

桂林方氏刻书还有方大镇长女，方以智大姑母方孟式所著《桐山名媛诗钞》11卷，方绩所撰《屈子正音》3卷刻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清光绪六年(1880年)罔聞旧斋重刻本。其余散落于民间的桂林方氏刻书在此不一一列举。

1.2 “鲁谼方”

与桂林方氏折桂如林的盛况相比，鲁谼方氏兴起较迟，该族其本上农耕为主，守猎为副，又称“猎户方”，清中叶以后读书从教者始多。相较于桂林方刻书的斐然成绩，鲁谼方在刻书方面成果寥寥，但仍有两位突出代表：方东树与方宗诚。

(1)方东树：仪卫轩

方东树，字植之，别号副墨子，为清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自号“仪卫”老人，故后世学者称仪卫先生。其有生之年云游四方，讲学授业，所著颇丰：方东树成于嘉庆年间的代表作《汉学商兑》刻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清道光五年(1825年)所著《书林扬觯》2卷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刻本和清同治十年(1871年)望三益斋刻本；[17]《仪卫轩文集》12卷为清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刻本；《仪卫轩诗集》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刻本；《仪卫轩遗诗》2卷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刻本；现收藏于桐城市图书馆的《仪卫轩遗书不分卷》亦为清光绪刻本；《考正感应篇畅隐》3卷为清光绪元年(1875年)重刻本。

方东树61岁时，将自己40岁以后的诗作百余首录入《半字集》2卷，现存有清道光刻本和清同治七年(1868年)刻本，后连同《考槃集》3卷、《王余集》1卷、《仪卫轩遗诗》3卷、《昭昧詹言》21卷一并收入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方植之全集》刻本，[18]其中《昭昧詹言》21卷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刻；《考盘集文录》还有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10卷本。

(2)方宗诚：桐城方氏志学堂

方宗诚，字存之，号柏堂，为方东树之族弟。方宗诚代表作《柏堂集前编》14卷、《柏堂集次编》13卷、《柏堂集续编》22卷、《柏堂集后编》22卷、《柏堂集余编》8卷、《柏堂集补存》3卷、《柏堂集外编》12卷刻于清光绪六年至十二年刻本(1880—1886年)。方宗诚一生著作颇丰，《诗传补义》3卷刻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书传补义》3卷刻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志学录》8卷刻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春秋集义》12卷刻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另有《读史杂记》1卷、《读诸子诸儒书杂记》1卷 、《读文杂记》1卷(合1册)《论文本原》《书传补义》《诗传补义》均为清代竹纸木刻精刻本。

以《柏堂集》为例：[19]题名页题名为篆书，有“清光绪六年二月开雕”字样，序言为手写体，正文版式为双边单栏，黑口，单黑鱼尾，有集号和页码，明体字，有手工断句。

2桐城方氏刻书特点

桐城方氏刻书在版式风格上受当时刻书的主流样式影响甚深。众所周知，清代私人刻书，所刻多为己身及前人著述，其中又以诗文别集为多，刻书人多为作者本人或其后人，一书往往仅镌一版，亦有多次镌版者，均以“精刻本”为主。私家刻书在其影响下，便也兴起了精写上版的风气。[20]当时的官刻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书籍一般以经史为主，刊刻条件好，图书质量较高；坊刻则完全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刻书追求商业利益，图书品质良莠不齐；官刻、坊刻书流通量大，多采用活字印刷，但家刻除少数是为统治阶级编刻以外，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功德传世，[21]因此家刻书校勘精审，选本优良，多请名家手写底本，再由技术高超的工匠上版，刻写精细，装帧精美，超越了前朝。具体说来方氏刻书有以下特征：

(1)版式：桐城方氏家刻基本采用当时流行的版刻样式，即在刊印形态上基本沿袭线装板刻纸本的样式，刻书版式，一般是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或单边的。大部分是白口，少数黑口。排列整齐，书前刻封面的较多，一般封面多刻三行字：中间一行是书名，字个略大，右行刻编著者，左刻藏版或雕梓者，有的把雕刻年月横刻在上栏线外。但具体而言，不同时段也有不同特点。方氏家刻初期雕版风格比较朴素，正文多为双边单栏，版心无鱼尾等装饰，如方文、方以智等，从方苞始版心印鱼尾装饰，风格趋向精美。

(2)字体：桐城方氏刻书，在字体选择上除题名页有篆体或手写体外，正文以明体字居多，这与清初刻书字体流行明末遗韵的整体风貌相一致，如 “古怀堂”刻本、“浮山此藏轩”刻本、“继声堂”刻本、“汗青阁”刻本、“抗希堂”刻本等等，均采用体型偏长，横平竖直的明体字。这其中一些刻本如不以序跋所记年月和文字内容来识别，单凭字体，与明刻本很难加以区别。后期字体有所变化，有家刻采用楷体字，如方登峄的《述本堂诗集》、方贞观的《方贞观诗集》等。不过更多的是以康熙以后清刻本中最为普遍的刻书字体“硬体字”即仿宋体为主。

(3)纸张：桐城方氏私家刻书多用竹纸，如方文《嵞山集》为康熙竹纸刻本，方文《陪集》、方苞《望溪先生全集》等均采用竹纸所刻。清初印书用纸种类繁多，最好的是开化纸，其次是开化榜纸、太史连纸、连史纸、棉连纸、料半纸、粉连纸、玉版宣纸、竹纸、毛边纸、毛太纸、各省土产棉纸。开化纸最优，洁白细薄，柔软耐久，无帘纹而有韧性，比较贵重，官刻多用此纸。私家刻书则多以质量上乘而成本较低的竹纸为印书用纸。

(4)装帧：桐城方氏家族刻书装帧大体上跟随了当时的潮流，具体到板框大小、长宽尺寸则无严格要求，不尽一致，往往根据文献体裁及篇幅多寡适度调整，各家刻堂号可自行定夺。在装帧风格上以线装为主，装订时以齐下栏为规矩。

3桐城方氏刻书的背景分析和文化意义

桐城方氏以一族之力持续刊刻数量庞大的各类典籍，这在中国刻书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案例。究其刻书事业持续兴盛的文化背景而言，既有宏观层面共同政治需求与经济基础的支撑，也有桐城地域人文氛围与方氏家族家学传统的影响。

从宏观背景看，桐城学派中人的晋升路径多由学而入仕或从教，无论在朝为官甚或执掌枢机，还是讲学书院、立命私塾，大多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加之清中叶以后桐城文章崛起，名家辈出，著述更丰，家刻发展与繁荣实属历史必然。同时，私家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商业化，因此家刻需有雄厚财力为支撑，徽州刻书的基础正是源于徽商的资助。桐城地区虽然缺乏发达的商业经济和强大的商人资本，但桐城众多的世家大族恰好为刻书事业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家学渊源的桐城派世家望族，造就了一批私家刻书群体，这些有家刻堂号的氏族，家族刻书鲜有出售者，多为私家收藏、教学及同好交流之用。从刊刻内容来看主要为先辈遗著或个人学术研究成果，或刊刻家集，光耀门楣，或刊刻传本秘本，以示家族藏书之珍。刻书以家族流传为根本，这也体现了与官刻、坊刻的最大区别。

从家族文化传承来看，刊刻藏书及家集对本族后辈起到显扬家学、凝聚宗族的作用。以桂林方以智为例，从其曾祖方学渐、祖父方大镇到其父方孔炤，形成方氏家族浓厚的家学、家教、家风，对方以智的人生观和学术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其子方中德、方中通和方中履身上，刻书活动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通过或个人或合作的形式，将先人著述收集、整理、编纂、刊刻，加深了后辈对家族文化的理解，使家族文化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此外，从方氏家族刻书情况的梳理也能看到，自明末清初到清末的近三百年间，方氏家族文章不坠、刊刻不歇，刻书既是保存文献的形式，也成为家学传承光大的有效工具。书籍是文化世家的重要媒介和灵魂，藏书、著书、刻书在方氏家族的文统学脉中始终一系相承，代代相传。对以方氏为代表的桐城家族刻书开展深入研究，既可深化对桐城地域文化内在特征的观察，也可拓展对中国古代刻书业中私刻系统的认识。正如晚清学者叶昌炽所言：“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更广。”[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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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汪孔丰.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的编辑刊刻及其文化价值[J].河西学院学报，2013,(1):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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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陈晓红.方东树著述考略[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3)：21-25.

[20] 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5.154.

[21] 周生杰.鲍廷博刻书理念述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2)：77-80.

[22]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5.

(责任编辑：傅正)

On the Engraving Books of Fang Family of Tongcheng

HUANG Jing， SHEN Zhi-fu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246133, China)

Abstract：The Fang family,as one of the fiv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Tongcheng in Qing Dynasty, not only enjoys a widespread reputation in literary and ideological attainments, but also is very famous for the family’s contribution on engraving books. This paper mainly presents the contributions on engraving books made by two branches of Tongcheng Fang family, namely the Guilin Fang family represented by Fang Wen, Fang Yi-zhi, Fang Bao, and the Luhong Fang family represented by Fang Dong-shu, Fang Zong-cheng. Through the collating of their fruitful resul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ngcheng Fang family’s engraving books, the reasons for their prosperity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achievements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Key words：Tongcheng School；Qing dynasty； the Fang Family; engraving books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SQRW045ZD)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25(2016)02-0120-05

作者简介：黄晶，女，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15-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