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对桐城派古文的批评

2016-04-13张富林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7期

关键词：章学诚桐城派古文

张富林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 476000)

论章学诚对桐城派古文的批评

张富林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桐城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一个古文流派，其本于经学与文学的古文文统与章学诚本于史学的古文文统存在严重分歧，故遭到章氏的尖锐批判。桐城派为辞章之学，注重文法，喜欢圈点，主张模拟因袭，文章流于平庸空疏，而以史学为本建立文统的章学诚，主张言之有物，中有所见，以达经世致用之效能，因此，章氏对桐城派注重义法、空言无实的文风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与挞伐。

关键词：章学诚；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古文流派，此派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散文，论文讲求法度，喜欢圈点，主张从模拟古文的格律声色入手，进而模拟其神理气味，但内容空乏平庸。梁启超评价此派云：“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1]69被梁启超誉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2]330的章学诚，虽然以论史为主，但实际是文史通论，他对文也相当珍视，对古文及桐城派古文亦能抉微探幽，揭其弊病。其在《古文十弊》中说：“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于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3]19当代学者朱敬武亦指出：“至于徒夸声音色彩而并无所见的‘文人之文’，是不能闻道的末流，是不足取的。在反对腾空言这一点上，实斋与当时古文家藉咏叹抑扬以自娱大异其趣。”[4]54由于桐城派的文统观念与义法追求与章学诚的学术理念大相径庭，故遭到章氏不遗余力的批评。

一、批评桐城派古文文统

“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5]310桐城派在清代古文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游国恩称桐城派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6]315。桐城派集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其派创始人方苞自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7]906姚鼐则以古文正统自居，正式举起桐城派的旗帜，其辑《古文辞类纂》，先录唐宋八大家文，次录明归有光文，再录清方苞、刘大櫆文，由此，姚鼐厘清了桐城派文统之传绪，即由明归有光通往唐宋八大家，并进一步与秦汉古文传统相接续。其文统发展先后经历了秦汉古文—唐宋八大家文—明归有光等唐宋派文—清桐城派古文几个阶段。

章学诚则建立了浙东史学的学统。浙东学术，源远流长，南宋时期吕祖谦的文献史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经制之学，陈亮等人的功利之学，均对浙东学术产生深远影响。清浙东学派更是名家辈出，他们普遍聚焦史学，主张经世致用，有益社会。“到有清一代，有创见、有影响的史学家，大多出自浙东学派，如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尤其是黄宗羲，他不仅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师，也是有清一代史学的鼻祖。因此浙东之学，在清代主要是指浙东史学。”[8]710章学诚在晚年所作的《浙东学术》，确立了浙东史学的学统，其云：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行，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良知，复与诸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之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世推顾亭林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3]14

可见，章学诚隐然以黄宗羲所开创的浙东史学的继任者自居，其学统发展序列为：朱熹(创始者)、陆九渊—袁燮父子(袁肃、袁甫)—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故近代梁启超曾指出：“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2]106章学诚指出浙东之学的根本特点在于“言性命者必究于史”[3]15，他承袭前说，把各种学术都纳入史学的轨道，建立了以泛史学为中心的学术取向。他在《报孙渊如书》中指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3]86在章学诚看来，一切著述都是记录时事、经世致用的史学，经史子集也不例外，“六经皆史”，文当然也应从属于史，是史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章学诚是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以宏阔的学术视野，高屋建瓴般地把一切学术都纳入史学的范畴。因此，章氏的古文传统即是史学的传统。他在给汪龙庄的一封信中云：“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3]82

章学诚以本于史学的古文文统与桐城派本于经学与文学的古文文统存在严重分歧，章氏批评桐城派推崇的唐宋八大家中的两位中坚人物云：

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自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趋韩子；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与汪龙庄书》)[3]82

惟韩氏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特于史学，非其所长。……但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教，韩子所不能也。后如欧阳永叔，亦不愧为千古宗师，第其生平见解，不能出韩氏之范围。《唐书》与《五代史》，非不竭尽心力，而终不可与语史家之精微也。(《丙辰札记》)[3]389

由于汉魏六朝劲吹骈俪文风，古文统绪中断，章氏指出韩愈虽“文起八代之衰”，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古文失传亦自韩子”，章氏推求其原因指出，关键因素是韩氏之学“宗经不宗史”。韩愈的古文讲道统，其《原道》构建了孔孟以降一直到他自己的一个道统，韩愈认为这个道统以六经为传承，道寓于经，古文正是发挥这种道统，而在章氏看来，经已流变入史，可惜的是，韩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在《上朱大司马论文》中评价韩愈说：“昌黎善立言而又优于辞章，无伤其为山斗也，特不深于《春秋》，未优于史学耳。”[3]612而对于宋代文坛宗师欧阳修，虽然躬亲修过《新唐书》与《五代史》，但对于《春秋》、司马迁、班固等所传“比事属辞”的史家宗旨，未有承继。章氏在《〈唐书纠谬〉书后》中指出：“盖欧公为当代文宗，史学非所深造。”[3]69在《家谱杂议》中言道：“欧苏文名最盛，然于史裁无所解也。”[3]237在章氏眼中，韩愈、欧阳修于史学实无所窥，二人尚且如此，他人何可论哉！《上朱大司马论文》篇亦有详细的论述：

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盖文辞以叙事为难。……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其列叙古人，若屈、孟、马、扬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与相如、扬雄辞赋同观，以至规矩方圆如孟坚，卓识别裁如承祚，而不屑一顾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学哉！欧阳步趋昌黎，故《唐书》与《五代史》，虽有佳篇，不越文士学究之见，其于史学，未可言也。然者推《春秋》“比事属辞”之教，虽谓古文由昌黎而衰，未为不可。[3]612

二、批评桐城派古文义法

桐城派以韩欧古文为宗，传承明归有光等唐宋派的古文传统，是清代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也是中国正统派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桐城派为辞章之学，注重文法，喜欢圈点，主张模拟因袭，文章流于平庸空疏。桐城派始祖方苞从承继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出发，提出“义法”的主张，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自道其义云：“《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7]58方氏所谓“义”，指文章的思想意旨，但实际上要求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出发点去理解事物，阐发道学义理。所谓“法”，指文章的艺术形式，包括结构条理、章法有序、材料运用、语言表达等。刘大櫆对方苞理论进行了补充，以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行人之实”，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气、音节者”，是“匠人之能事”。姚鼐又补充了方苞和刘大櫆的理论，在其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出：“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9]111。桐城派古文既强调义理和文章的有机统一，又特别突出了文章的艺术形式，主张从模拟古文的“格律声色”入手，进而模拟其“神理气味”，以纠正古文创作中空疏不实的流弊，但由于其强调“义”必须从程朱义理出发，实际上还是宋儒天人性命在古文中的体现，其实质是从一种空疏之弊流为另外一种空疏之弊，是既救弊而又生弊。因此，桐城派古文在当时就曾受到汉学家及骈文家的尖锐批评，钱大昕批方苞为“未喻乎古文之义法”，“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并同意“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10]608。

以史学为本建立文统的章学诚，主张言之有物，中有所见，以达经世致用之效能，因此，章氏对空言无实、斤斤于法度规矩与音节神味的桐城派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和挞伐：“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3]20章氏认为桐城派机械因袭模拟古人的做法，既不能从表现内容出发，也不能真实表现思想情感，而是刻意追求模仿，形式与内容脱离。桐城派奉归有光用五色圈点评点《史记》的方法为文学创作的“义法”，被后世奉为“古文秘传”“传授之秘”，并认为此法“如五祖传灯，灵素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3]17。刘咸炘的《文史通义识语》云：“归、方评点《史记》，桐城家珍为至宝。”[11]1079《史记》五色圈点本使用五种颜色标识义例，归有光《评点史记》云：“《史记》起头处来得勇猛者圈，缓些者点。硃圈点处总是意句与叙事好处，黄圈点处总是气脉，亦有转折处用黄圈而事乃联下去者。黑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朱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8]342今人邹德金评价云：“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其对于《史记》文学性的探索与阐发，注重为文之法的分析和授受，这也成为《归评史记》的着眼点。”[12]2据此可知，归氏五色圈点法，义例甚严，诚如章氏在《文理》中所说：“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3]17章学诚认为归氏等人虽然“论说文字以《史记》为宗”，但最终是“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3]17。章氏指出归、唐诸家以义法范式《史记》为皮毛之功，未窥“古人深际”，章氏认为《史记》“近于圆而神”，山口久和解释说：“‘圆神’是融通无碍而富于洞察的知识态度，用《尚书》的方法论来说的话，相当于‘因事命篇’。”[13]227也就是说，章学诚所说的“古人深际”，就是《尚书》“因事命篇”而无定法的史书理想，而归有光等人的义法恰是有所依傍的固定成例。章学诚据此批评归、唐义法道：“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摹浅陋之习。”[3]17章氏挖其根源认为，归氏文章内容空洞，言之无物，过度讲究法度，机械模仿，注重形似，流于浮滑。章学诚的批评是中肯的，刘咸炘认为：“震川于《史记》神气非无所得，其例意数条已足，然已不可尽信，以其过于空幻也。至其每篇圈点，是为多事，又以好奇眼孔推测史公，往往以不奇为奇。”[11]1079对此，郭绍虞论曰：

古文家如归震川、方望溪诸人所传的标识评点之册，以时文的手法窥古人之脉络，则不免有害于文。此种方法，实斋之认为可资修辞之助，却不能定为传授之秘。……不仅如此，上所云云，本是明、清以来之所谓古文，对于古人深际本无所见，所以不免有此逐末之弊。[5]424-425

倪德卫先生评论说：“归有光远不如司马迁，因为他言之无物，流于浮滑，只学到《史记》的皮毛，而未见其腠理。他由此开创了后人描摹浅陋的先例。”[14]95

章学诚强调，文章要反映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真知灼见，不能机械地模仿古人，更不可拘泥于古文之法式，将之作为今人必须遵守的法度，章氏又指出：

夫言之有物，即心所独得是也。心有所得，不能共喻，不得已而发之于言，则虽千变万化，流转不穷，要皆本其所见，而不为外袭之言。(《清漳书院留别条训》)[3]675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书》曰：“诗言志。”吾观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后自此纷纷矣。(《质性》)[3]24

朱熹云：“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三分文。”[15]3320晚清学者谭献拳拳尊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曾主持刊刻浙江书局补刻本《文史通义》，其在光绪七年(1881)的日记中谈到自己和章学诚对归评《史记》的一致看法：

阅《史记》，知后世之节字省句以为古者皆可笑也。归评《史记》，桐城一派古文家主张之。少游京师，孙琴西、王少鹤二公方从事铅丹，以为枕秘。予过读不甚喜之。已而得见章先生《遗书》，披写摧陷，益轻之。三十年来，粗明群籍，折衷大谊，乃知震川得史公之肤末，而不可谓无所见。第占毕点识，何足以教后人？推崇之者，传写遗笔，自为师法，不可谓非幸也。[16]113

因此，刘咸炘先生指出：“先生论文，故于专求形式者，极非薄之，千古文家，罕能当此弹劾。”[11]1079郭绍虞先生亦说：“古文家虽讲言之有物，而实在无物，所以只能在分段结构意度波澜上揣摩，所以不敢在唐、宋各家习用之句调格式外有所创造或变化。”[5]425

章氏在《文理》中又进一步指斥其“纂类摘比之书，标志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正如“父不得而与子，师不能以传弟”，这种评点无法与刘勰、钟嵘“令观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相提并论。如果“因一己之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心手”[3]24，以此等义法来衡量“古人无穷之书”，则流弊不可胜言，对后学将遗祸无穷。他举例说：

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文理》)！[3]17

章氏指出“古文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如“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如此学法，“不亦傎乎”？实际上“貌虽似于古人，文实流于浮泛，歌笑虽殷，悲喜何有哉”[17]503！因此，章氏认为“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并打比方进行解释说：

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文理》)[3]18

章氏继而又以文体为例加以具体说明，其云：“古诗宜知音节。……音节隐而难察，能熟于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又说：“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因此，“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18。

章学诚反对桐城派机械因袭、刻意模仿的做法，反对其先为人们提供一套“义法”作为一成不变的范式去让人们套用。他在《古文十弊》中指出：“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3]20文法犹如客观世界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文章据实而发，法度自然随文而生，如果刻意模仿文法，则文法不存，因此他说：“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3]20桐城派古文家用一成不变之模式去硬套一切之文章，文章变化，岂非一成之所能限乎？章氏曾用形象有趣的文字来论证这一看法，其云：

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悲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婚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文理》)[3]18

章学诚进一步指出：“夫文章变化，侔于鬼神，陡然而来，戛然而止。何尝无此景象，何尝不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澜，气积势盛，发于自然；必欲作而致之，无是理矣。”[3]20也就是说，古文的奇特突兀变化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意度起伏的变换应如“山之岩峭，水之波澜”一样，是“气积势盛，发于自然”的结果，而非人为的刻意制作。

总之，桐城派本于经学与文学的古文文统以及注重义法的写作追求与章学诚本于史学的古文文统以及注重经世致用的文章效能格格不入，故遭到章氏的坚决反对与尖锐批评。其实，章氏并非主张不要文法，而是反对人为地刻意制作一个一成不变的法则和范式让人一劳永逸地去遵循。其主张应该通过自己的心营意造，在言之有物的基础上法随文生，使文章取得经世致用的效能。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朱敬武.章学诚的历史文化哲学[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6．

[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6]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严杰,武秀成．文史通义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9]]姚鼐文选[M]．周中明,选注.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10]钱大昕.潜研堂集[M]．吕友仁,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1]刘咸炘．文史通义识语[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