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惠霞

（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留学生与马恩现实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以左翼文学活动时期为例*①

赵惠霞

（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摘要：左翼文学时期，马恩现实主义文论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与中国本土现实主义融为一体向前发展，体现了中国左翼文学界主动探索、求变求新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留学生担当了传播主体的使命。他们借助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结合个人独特的创作体会和美学观念，对文学的本质进行多重探讨，积极传播与时代、现实有互动影响的马恩现实主义文论。其行动不但影响了当时的文学活动，而且影响到后世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马恩文论；现实主义；留学生；传播；左联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1．007

1928年后，受国内政治动荡和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又一轮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即左翼文学运动。其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1936）成立前后。在此次运动中，左翼文人中的留学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以日俄流行的马恩思想为斗争武器，用“文学来代替那物质的‘武器’，批判黑暗的社会”②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通过翻译日俄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及其继承人的文学理论作品，他们把马恩文论的核心概念“现实主义”介绍到国内，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发展及文艺斗争的现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恩现实主义理论，主导了后世文学的发展方向。

一、马恩现实主义文论发展概述

现实主义思潮最早出现在欧洲，根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存的现实空间的关注和思考。欧洲的启蒙思潮过后，浪漫主义渐趋没落，现实主义取而代之，在科学、文学、艺术、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思潮。反映到文学创作方面，现实主义重视社会背景和人的生存困境描写，把文学视为透析社会的手段，要求文学作品客观真实地描写人生百态、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其中，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和俄国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等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创作了众多传世之作，如《红与黑》（司汤达）、《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等，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观点在继承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孕育而成。当时的德国，古典文学的氛围十分浓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良好的艺术熏陶。他们喜欢文学，爱好阅读，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坚持用历史的、审美的方法对同时代作家的文本进行分析、鉴赏和品评，留下了许多关于此方面见解的书信及文章。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时间跨度久远，从古希腊的荷马到近世的巴尔扎克都有所涉及。但作为一流的社会思想家，马恩的重心放在“收集了50年来对使大多数人限于贫困的制度进行批判的思想”①［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下），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639页。，在文论方面并没有形成清晰完整的理论框架。他们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如“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倾向性、艺术的典型论、美学和历史的批判观点”，都散落于不同的书信和手稿中，被后世解读出不同的含义。

随着国际共产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马恩的众多著作走出欧洲，流向无产阶级运动高涨的国家，如日俄两国。这两个国家的文艺理论家翻译了大量马恩的原著，一度使日俄成为马恩思想的聚焦之地。作为马恩思想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传播实施过程中的接受者，日俄两国的文艺理论家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把自己传播的理念转化为信仰，深入到自己的理论当中，列宁、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藏原唯人等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这里面俄国的理论家所起的作用最大，尤其是列宁，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继承人，也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在文学方面的言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俄国文学的走向。列宁非常重视文学的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暂时只是“替俄国争取到了一半的自由……完成了一半的革命”②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93－94页。，另外一半革命则由文学来完成，即“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③支克坚：《胡风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在他的倡导下，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理论家在本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最卓越的革命思想”④，发展了同工人运动密不可分的多样性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表现出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的新风貌，并成功地把辐射面扩大到周边国家，成为其他国家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源头。

二、留学生是马恩现实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主体

留学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是最早传播外国文艺思潮的主体。五四运动后，政治局面和社会危机迫使精英知识分子重拾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的传统，“把文学看作社会抗议的手段和实际变革的工具”⑤。为此，他们急需一种崭新实用的文论作为理论支撑，而马恩现实主义文论关注现实人生、与政治密切结合的实用特色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此时，留学生本身所具备的语言及文化优势，使他们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个传播重任。在左翼文学运动时期，以留学生为主的左翼文人对俄苏文论进行了广泛借鉴和参考，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概念，并对马恩的一手资料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扩充了现实主义的内涵。

1．留学生群体对马恩现实主义理论的传播

在左翼文学长达10年的活动中，留学生是马恩现实主义文论传播的主体。客观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现实主义作出新的原则的规定。但马恩文论的优秀之处在于，它对现实主义的界定有一个根本出发点，即“文艺既然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那么，不论它有怎样的特殊性，它同时也就是一种社会的因而也是历史的现象，反过来又对社会和历史负有使命”①支克坚：《胡风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根据这种理解，马恩关于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传到别的国家后，必然要随国情和时代背景而变，而不同的国家历史发展不一、国情环境有别、文艺模式迥异，在特定时期还会有特别的要求及侧重点。现实主义如何因地制宜，结合本国某一时期的要求及侧重点，寻找到突破口并顺利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严重考验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的能力。左联成员鲁迅、周扬、胡风等，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和自己的偏重方向，在传播过程中把翻译和推广结合，无论是介绍马恩观点还是到形成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他们都做出了最大努力。

（1）创造社的留日学子对马恩现实主义的传播

创造社的留日学子在日本接受了马恩文论，并将之传播到国内文学界。但正如文中第一部分所说，日本学者在接受马恩文论的过程中本身也在消化吸收，实施二次传播，故创造社的留学生以之为根源进行传播后，产生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传播过程中虽然以马恩文论为指导思想，推行革命文学活动，但推广时并没有统一的中心，对马恩文论的核心词“现实主义”认识不够深入，概念区分模糊，翻译中常用“写实主义”代替。同时，他们把文学的阶级性视为马恩文论的首要因素，认为现实的文学只有一个目标，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如李初梨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防御自己”》中说，“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首先需要作家获得明确的阶级的观点，其次用严正的写实主义的态度去描写”，“普罗列塔亚写实主义，至少应该作为我们文学的一个主潮”。这种观点代表了创造社成员的心声，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彭康等人都撰文表示过类同意见。如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提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这儿敢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句话。”郁达夫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中提到“真正彻底的革命，若不由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是不会成功的”。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强调文学对象的重要性，认为作家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彭康从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角度赞扬无产阶级文学的必然性，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中分析到：“社会原是矛盾的社会，矛盾会发展，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中国的民众运动必然地转变，扩大，终于颠覆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伟大的任务都落在普洛列塔利亚特（无产阶级）的双肩上。”从后续的文学发展看，创造社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启了左翼文学发展的大门，为马恩现实主义文论的传播铺垫了思想基础。

（2）鲁迅对马恩现实主义的传播

鲁迅1902－1909年在日本学习，回国之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1927年，已成为青年人精神领袖的鲁迅受到创造社留日学子的猛烈批判。他们以马克思思想为理论大旗，认为鲁迅的作品“落后、不合时宜”。这种状况迫使鲁迅进入主动的学习阶段，在学习中传播了马恩的现实主义。

1927年，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第1卷第2期根据日译本登载了苏联《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作品《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为Maxim Gorky的诞生六十年纪念》。彼时高尔基已成为享誉国际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布哈林在文中热情赞美了高尔基的文学成就，将他定位为苏维埃革命胜利后俄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并呼唤旅居瑞士的高尔基早日回国，为蒸蒸日上的苏联文学事业服务。随后，鲁迅在《奔流》上连载了《苏俄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评谈会速记录》，并在译后记上说：“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①杨义：《中国现代文学图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20页。

1928年是鲁迅思想进入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苏俄的文艺政策》等文艺理论集。这些学者都是马克思文论的继承者，其文章内容涉及到艺术的思想性和倾向性、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无产阶级艺术等，更新了鲁迅对文学的看法。同年，他根据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翻译了苏联雅各武莱夫的《十月》和法捷耶夫的《毁灭》。这两本小说是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它们写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鲁迅在后记中评论：“照着所能写的写：真实。”②鲁迅：《鲁迅译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57页。此外，鲁迅又翻译了高尔基的作品以及沙俄时代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

1932年之后，由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鲁迅的重心放到杂文创作方面，不再独立翻译及传播日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鲁迅虽被其他左翼文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茅盾语），但他并没有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他所翻译的文艺论集都是日本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马恩的观点展开的阐述，即在马恩观点之上引申出来的内容，没有接触到一手资料。而且，鲁迅在译介中倾向于苏联的文艺论著，关注苏联的文艺政策、作家作品，在翻译具体作品时侧重选择了能表现宏大题材和社会深度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说，鲁迅所传播的现实主义是俄国在马克思旗帜下产生出的批判现实主义，是具有俄罗斯文学特色的现实主义。

（3）胡风对马恩现实主义的传播

胡风1929—1933年在日本留学，学习期间参加过日本的左翼文学运动。1933年回国后加入左联，曾担任左联宣传部长、书记，是左翼文人中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胡风眼中，“客观的生活，作家的精神及政治，三者在创作过程以及文艺作品中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③支克坚：《胡风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发展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文艺的本质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把握了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精髓。由此，胡风提出了以“主观精神论”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准则，用来处理生活、作家与政治三者关系的问题，并在诸多作品中表现出来。

1934年12月，胡风在《译文》第1卷第4期发表了译自日文版的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这封书信是恩格斯论述“典型人物论”的经典文章。以此文为指导思想，胡风在1935年5月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结合恩格斯的“典型人物论”观点，选择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来谈如何创造文学的典型，以此澄清左联内部成员对现实主义理解的混乱。随后，在《现实主义底“修正”》、《典型论底混乱》中，他引入全苏代表大会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范畴，继续展开对“典型”观点的论述。

1936年4月，胡风的《文艺笔谈》结集出版。该集既包括了上文所写的几篇文章，也包括一些文学现象的评析，如《关于创作经验》《关于文学遗产》《五四时代底一面影》《南国之夜》等。这些文章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时代意义进行了论述，初步体现了胡风对现实主义之领悟。

1936年8月，胡风的《文学与生活》文集出版。该书收录了《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反映生活的》《创作之路》等文章。这本文艺理论集以马克思的反映论为基础，讨论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强调文学需表现生活的真实内容，塑造艺术真实。

1938年，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纪》文集出版。这本集子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介绍了苏俄文艺，如《M高尔基断片》；二是收录了前期与左联同仁争论的文章，如《典型论底混乱》；三是作家作品点评，如《＜生死场＞后记》《田间底诗》等。该文集进一步明朗了胡风的现实主义观点：“在激烈的现实斗争基础上创造伟大的作品。”除了翻译和写作，“作家与作品论”也是胡风依据马恩现实主义的评判标准在文学作品中的延伸与扩展。胡风“希望能够从实际出发，用作家论的形式去接触在某一角度上有代表意义的作家；用书评的形式去接触作品，能借它说明新近的创作和较有借鉴意义的翻译”①吴中杰：《鲁迅的抬棺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页。胡风：《张天翼论》，《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页。。如《张天翼论》中肯定张天翼的作品“驱散文坛上‘霉烂的抒情主义’”，但对生活缺乏明显的爱憎，“站的太远，感不到痛痒相关”，认为“艺术家不仅是使人看到那些东西，他还得使人怎样地去感受那些东西”②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32页。，“健全的文艺批评要随着现实生活底发展和创作活动底发展而存在”，“作者应该写出生活的真实来，写出生活的本质方向来”。

左翼文学活动时期，胡风一直围绕着他认定的中心问题开展理论探讨。他认为，在创作过程中，作家需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自我斗争，以强烈的个人意志和顽强拼搏精神实现精神的超越，完成艺术的创作过程。“文艺要表现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和真实形象的综合历程。”③廖超慧：《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意义与价值》，《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他的这种理解，解决了作家主观精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把现实主义提高到更深刻的层面，使文艺远离“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小圈子，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

（4）周扬对马恩现实主义的传播

周扬1928年去日本留学，1931年回国，不久成为左联的实际负责人，时年23岁。青年时期的周扬党性很强，加之受传统文学束缚较少，理论上偏向于苏俄的文艺政策，希望借苏俄模式解决左联内部的纷争，实现文学的大一统目标。1932年，现代书局印行了周扬翻译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该集子转译自美国库尼兹1930年出版的《十月之声——苏俄的艺术与文学》第二章，共包括《新俄文学与新兴阶级》《新俄文学与知识阶级》等12篇文章。译文以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美国人立场看待苏俄的文艺现状，其实也暗含了周扬的选择：欲接近而先了解。在逐步熟悉的基础上，周扬根据1933年苏俄文艺大会的精神，写出了《文学的真实性》一文，肯定了文学反映艺术真实的观点，但同时又提出他的独有论断：“政治的正确和文学的真实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强调作家的政治观念与文学真实性的联系。1934年，周扬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批判了流行于左翼活动中的左倾幼稚病，并首次把苏联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到国内。

1936年，周扬在文章《现实主义试论》中举了巴尔扎克和果戈理的例子，并围绕恩格斯给哈克奈斯信的精神，系统性地论述了现实主义理论。他在文中特别提到“典型具有某一特定时代，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的个别风貌”，颇得恩格斯观点的精髓。除此之外，他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创作方法、艺术反映的世界观等马恩关心的问题，都展开了详尽论述。

1937年6月，周扬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专题论文《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是列宁文艺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并提出“艺术再现人生，艺术说明被再现的现象，艺术是人生教科书”等车氏观点，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截止到1937年9月去延安为止，周扬在构建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时，始终注意艺术家的政治立场，即“立场和态度问题、世界观问题”。尽管左翼文人在创作中普遍声称以马恩文论为指导思想，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周扬第一次对现实主义作了完整系统的论述，并把他对政治与艺术的理解推广于大众。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来源于苏俄，并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再现说”的影响，他曾称赞车氏的这种观点“是对于我们的艺术家的一个极尊贵的指示”①罗银胜：《周扬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40页。。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在中国迅速得到传播和应用，周扬看出了机械照搬的弊端，特别提出：“这个口号是以现有苏联的种种条件做基础，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的任务为内容的。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②陈建华等：《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2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此时，周扬在左翼文学活动中的努力，虽没有明确地构建出自身特色的现实主义体系，但理论基础已具备，其后的发展一直在沿袭，从未僭越。

在此期间，郑伯奇、洪深等留日学生虽然也为现实主义写了几篇理论性文章，如《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戏剧现实主义的认定》等，肯定了目前推广戏剧现实主义的成就，但观点粗浅，没有深入地普及现实主义的内容。

此外，还必须指出非留学生群体对马恩现实主义理论的传播。

左翼文学活动时期，一批非留学生出身的文艺理论家也为马恩现实主义文论的传播做出了应有努力，如瞿秋白、冯雪峰、阿英（钱杏邨）等。他们虽非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但对国门之外的文学情形非常熟悉，倾向于马恩现实主义文论的传播。不过与留学生相比，传播成就稍逊一层。在这些人中，瞿秋白过早去世，冯雪峰一度远离上海，停止传播。其他人名望不足，影响有限，达不到鲁迅、胡风、周扬等人的影响。因此，在此仅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关于瞿秋白对马恩现实主义的传播。瞿秋白1920－1922年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派到俄国工作，熟悉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现状。他精通俄文，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左翼文学活动时期，瞿秋白翻译了大量苏联的文艺理论文章，如列宁著的《马克思的学说》《高尔基论文选集》，成为左翼文人中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瞿秋白最重要的成果是1933年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在该集里，瞿秋白首次把Realism翻译成“现实主义”，为此词下了明确的定义，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

一是关于“艺术的真实”。通过转译自苏联的马恩原著，瞿秋白认为巴尔扎克虽自称为“法国社会的秘书”，但并不是只记录一些事实，巴尔扎克在事实之外，在所谓“到处都发生着的事情”之外，还能够揭开表象，暴露社会生活的真实内涵。这对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脱离生活”之说是一个纠正。

二是关于艺术的倾向性。瞿秋白指出，一些革命作家出于良好的愿望，力图表现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但往往以概念化的说教或简单化的编造来代替文学创作。这是错误的倾向，作家必须跳出自己的立场，服从和把握生活的客观逻辑，从客观现实出发进行创作。

三是创作方法。瞿秋白认同鲁迅“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的说法，不同意将文学当成时代的传声筒和政治宣传的工具，主张无产阶级作家应当采用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冷静客观地描写世界，揭示出生活的本来面目，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

瞿秋白在上海生活的后期，还写作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等，这些作品经过整理之后，收录在《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的再版中。

关于冯雪峰对马恩现实主义的传播。冯雪峰虽未有出国学习工作的经历，但自修了日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而又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家之一，也是左翼文人中马恩现实主义观点的主要传播者之一。1930年，冯雪峰翻译了《现代欧洲无产阶级文学的路》（玛察），列宁《论新兴文学》《巴黎公社的艺术政策》（弗理契）、《现代欧洲艺术及文学底诸流派》《艺术与社会生活》《现代法兰西文学上的叛逆与革命》等多篇论文，介绍了欧洲国家及苏联的文学现象，论述了艺术的本质，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学走向现实主义文学的必然选择。左联成立后，冯雪峰根据实际斗争提出左联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标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题材的取用、对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新的描写方法……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①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9页。综合冯雪峰在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来看，他一直遵从两个标准：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X光线，去照激现存文学的一切”②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7页。；二是沿袭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冯雪峰所理解的马恩现实主义是把马恩的观点结合实际斗争后，与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紧密结合的新现实主义。这种理论建立在历史真实与民族命运的基础上，核心是“为民族和大众而战斗的意志和博大的爱，对历史的透视和对人生的睁眼正视”③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9页。。

关于钱杏邨等对马恩现实主义的传播。钱杏邨是太阳社成员之一，热衷推广马恩文论。在左翼文学活动初期，提倡新写实主义的理论，认为作家需“获得明确的阶级观点，用无产者前卫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并把他描写出来”。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钱杏邨一直致力于推广马克思文艺理论批评，他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1卷）和《力的文艺》中的论述，显示了他对马恩观点的熟练运用。在左翼后期的活动中，尽管他对马恩的现实主义观点没有系统的论述，但他在左翼文学中的批评一直强调文学为革命服务，并引用历史的观点加以论证，扩大了马恩观点的影响。

茅盾也是左翼时期的重要文艺理论家，现实主义文论的提倡者，但他的思想来源复杂，偏重于对作家作品进行点评，对马恩的现实主义没有系统化的表述，故在此不予多说。

三、马恩现实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影响

左翼文学时期，留学生群体在左联的召集下，通过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典型化之争，探讨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把现实主义的探讨推向了更深的领域，使其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显露。但文学终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存在，鉴于“早期引进西方思想的先驱采用的是一种工具性的态度，旨在使西方思想服务于民族独立”④顾明栋：《跨越东西思想交流的鸿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故马恩现实主义文论在中国落地生根后，这个特征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马恩现实主义在中国自然流变的必经过程。

1．马恩现实主义指导了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翼文学活动时期，文坛呈现出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以创造社为首的留日学子言必称马列的革命文学作品曲高和寡，得不到工农大众的青睐；另一方面是被视为封建流毒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通俗文艺却流传甚广，备受群众欢迎。这种状况对以天下为己任的留学生是一个重大打击，也逼迫他们考虑传播过程中的教条性和不切实际。鲁迅曾一阵见血地指出这种现象的实质：“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⑤袁进：《左联文艺大众化的教训》，《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8期。为扭转群众基础薄弱的现象，创造出真实表达大众心声的文艺作品，把马列文论顺利推广到群众之中，留学生借助社团的名义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以图实现“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①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68页。

其实，恩格斯早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就提到文艺大众化的意义：“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继承了这种思想，列宁指出，文学“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②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99页。这种观点都深刻影响到传播主体的留学生。因此，当革命文学遇到挫折时，留学生意识到了前期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开始修正教条化的倾向，推行文艺大众化，真正实现文学为劳动者服务的终极目标。

文艺大众化的核心是重视人的价值。早在五四时期，留日归来的周作人即提出“人的文学”口号，呼唤用文学启蒙心智。鲁迅也要求文学“喊出醒过来的人的真正声音”③鲁迅：《热风·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认为文学应成为普及大众心智的灵魂读物。后继的留日学子发扬了这个优秀传统。1928年，郁达夫接手《大众文艺》后，奉行“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宗旨，在前6期中，既登载了鲁迅、夏莱蒂、乐芝、秋莲等翻译的西欧的农民、无产者、落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译作，也刊发了叶鼎洛、许杰、柔石等写作的反映本国劳动人民生活境遇的作品，使得“整个刊物组成一幅完整的下层社会风俗图画”④许凤才：《郁达夫与大众文艺》，《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后6期主编换为陶晶孙后，创造社的留日学子成了主要供稿者，但内容仍以反映普通劳苦大众为主，继续保持了前期的风格。经过一年的努力，1930年，《大众文艺》编辑部邀请了众多供稿作家（如创造社成员冯乃超、陶晶孙、郑伯奇、王独清，老作家鲁迅、茅盾等）参加“文艺大众化”座谈，探讨文艺大众化在中国最合适的发展形式。冯乃超在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意义，认为“文艺是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因而文艺大众化是一个深入群众的问题”⑤许凤才：《郁达夫与大众文艺》，《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鲁迅从形式方面认为作家应该改变创作风格，为大众设想，“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⑥许凤才：《郁达夫与大众文艺》，《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王独清则认为，文艺大众化应从“促社会的自觉”出发，达到“必须要走向大众里面去”⑦许凤才：《郁达夫与大众文艺》，《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的目的。因参与成员之后集体加入左联，此次运动也被认定是左联的第一次文艺大众化运动。

1931年冬，为贯彻“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语）的文艺精神，左联推行了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运动，在纲领中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的第一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鉴于“文学与群众仍然隔著万里长城”（瞿秋白《学阀万岁》）的现象比比皆是，参与人员瞿秋白、鲁迅、周扬、郑伯奇、田汉、陈望道等在“如何创作出更好的大众化作品”的主题下，对大众文艺的内容、语言、形式、创作方法以及当时的具体任务等进行了探讨，在文艺大众化的根源、大众的范围界定、大众化的推广途径、创作的主体归属等内容上做出了很多理论建树。1934年，主力人员又开展了“反对文言，普及大众语”的第三次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前两次相比，这次的实践性最强，不但有理论倡导，而且陶行知、胡愈之、叶籁士等留学生出身的社会知名人士亲身力行，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大范围的推广，为扫除文盲、普及民众教育奠定了基础。除了这些活动，左联还专门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对诗歌、戏剧、小说等领域进行了更新，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文艺大众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冯雪峰曾评价这次运动是“大众看得懂、听得懂，愿意接受、愿意理解”的文艺，认为它拉近了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使大众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正确认识到中国的民族历史及其真实的出路”①李永东：《左翼作家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8期。。茅盾也热情赞美它的意义：“将来的真正壮健美丽的文艺，不用说，是大众的；作者不复是大众的代言人，也不是作者创造了大众，而且大众供给了内容、情绪，乃至技术。”②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它》，《茅盾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文艺大众化对参与活动的留学生影响更大。在此之前，他们虽有救国救民的良好愿望，行动却不接地气，行动结果常常事与愿违。通过循序渐进地理论探讨和实践深入后，留学生逐步摆脱了空谈的做法，开始深入民间，真实接触劳苦大众，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文艺创造的过程就是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艺术家的实践要求、战斗精神、革命意志和艺术创造欲望都由现实生活实践所引起，并互相统一融合；艺术创造并非被动地反映生活，而是一种主观与客观交互作用的辩证过程等观点，也不再是高屋建瓴的理论，而是被广泛切实地应用到实际斗争中。

文艺大众化的后续影响也不可忽视。马克思曾经提到，关于艺术，“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③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43页。。1930年代即是这样的情形，在留学生及其他左翼文人的共同努力下，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文艺理论可以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抗衡。国民政府尽管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权独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但在思想文化领域，自始至终没有取得较大的影响力及号召力。反观左翼文学，生存环境恶劣，文化围剿层出不穷，却一直蓬勃发展，开花结果，把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辐射到最大范围内。

2．马恩关于现实主义的概念首次得到明确定义

1933年，根据苏联《文学遗产》杂志上登载的恩格斯的部分手稿，受到瞿秋白、周扬、胡风等人的密切关注。其中，《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恩格斯论易卜生的信》以及《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奈斯》三封书信是首次发现，对苏联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文学界来说，带来的震动更大。之前，留学生在翻译传播的过程中，基本偏重于俄苏的现实主义，致使在使用过程中常有解读偏误的问题。当首次得以窥见马恩现实主义观点的真面目时，他们开始思索过去教条化的倾向，尝试从原文中解读出现实主义的真正内涵。

根据以前传播的观点，现实主义在马恩的眼中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如卓越的艺术作品必须要表现出时代的风貌及精神内涵，作品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现实主义在感情方面倾向于自然流露，按照人物原来的个性刻画形象。如果说这种观点早已在翻译过来的马恩作品中得到表述，那么，在新发现的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则进一步阐述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如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④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81、83页。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作品倾向性的要求：“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拎出来，作家不必要把它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巴尔扎克违反了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造就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①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81、83页。。除此之外，恩格斯还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②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81、83页。细节的真实是为文艺的典型化服务，典型环境则取决于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时代的本质，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形象，才能真正达到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这些相关的原稿转译到中国后，接受者和传播者都为此吸引，并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在这场大讨论中，周扬和胡风的影响最大。致哈克奈斯的书信被翻译到中国后，两人针对恩格斯提出的“典型”观点展开过论辩。1935 年5月，胡风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认为阿Q的形象是所属社会群体里面的一个普遍现象，但阿Q的愚昧、落后、自私、无知、偏狭、自欺欺人等特点却是独有现象，以此解释文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并提出重视典型的普遍性。1936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认为“典型的创造是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具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言语等，将这些抽出来的东西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同时，使这个人物并不丧失自己独有的性格”③周扬：《周扬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提出重视典型的特殊性。随后，胡风的《现实主义底“修正”》、《典型论底混乱》和周扬的《典型与个性》文章陆续发表。在这些文章中，胡风从个人经验出发强调主观，而周扬则从群体意识上重视客观，双方都坚持认定自己的看法，反驳对方的观点。因为思想差异及左联内部的派别斗争，这场不同文学见解之争逐渐扩大，成为后人关注的焦点。但实际上，面对国内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胡风、周扬在论述中都注意从时代、环境、社会关系的影响上把握与描写人物个性的形成与发展，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们发表争论文章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考虑，希望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能承担起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自觉。而由此引发的影响，在于从根本上触动了对文学的重新定义，而不是如后世某些学者认为的二人一定要“东风压倒西风”，整出一套标准化的模板供人膜拜。他们在特定时期的论争虽然不是很成熟，但在当时的年代却具有进步性，解决了困扰众多青年作家“世界观决定创作”的不成熟理论，为他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

恩格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认定，在给敏·考茨基的信里说得很明白：在现实主义艺术中，每个人都应该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④。周扬和胡风的理论也一直局限在这个范围内。1937年，典型论之争由于抗战的爆发而中止，但胡风和周扬在争辩中提出的“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现实主义的根本法则，影响了同时代作家，促使他们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之后，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脱颖而出，成为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精神之粮。

3．文学的实用属性加强

左翼文学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国人长久以来期望的政治统一和稳定的梦想再次破灭，这让占据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反映到文学上，即“五四”所开创的思想自由氛围逐步消失，自认为两种文明代言人的留学生不再热衷于介绍国外流行的文艺思潮，而集中筛选对救国救民有帮助的实用思想。需要说明的是，与五四的自由身份不同，这个时期的留学生大多有了明确的党派归属，其中部分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愿意为此而奋斗终生。“现代政治必须有主义做基础，主义是现代人的宇宙观和信仰。然而信仰已经是精神方面的事，从物质界、事务界伸进精神界了。”⑤因为信仰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留学生的文学活动自觉地成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希望确立一种放之四海皆真理的创作标准，并有意识地指点自己的文学活动。为此，他们以马恩学说的社会革命论和唯物辩证法为依据，强调在文学作品里面表现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尖锐的阶级斗争，为党派的政治理想服务。这种情感上追求文学政治驱动力的做法体现了他们对马恩文论实现政治目标的期待，也促使他们有意地追求文学的工具性。但这种做法引发了中间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并引发了一场文学是否能成为政治工具的大讨论。

1931年，为反对左翼文人将马恩现实主义的功能推崇到功利的地步，如“现实主义的小说，可以无须在承担任何责任的前提下鼓吹令人神往的革命前途”①［澳］理查德·哈兰德：《从柏拉图到巴特：西方文艺思想史》，韩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等现象，自由派人士、留日归来的胡秋原在《文化批判》发表了《阿狗文艺记》，声称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反对左翼文人将文学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宣扬艺术至上。随后，他又发表了《勿侵略文艺》，提出“艺术不是宣传，让政治主张破坏艺术是使人烦厌的”，重申了之前的观点。他的理论得到以“第三种人”自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苏汶的赞同，苏汶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主张给作家创作自由，声称：“创作的标准不只是正确，更应该考虑真实，如果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就必然地可以从现实生活的错误和矛盾中引出生活必须另行创造的结论。”②尹康庄：《胡秋原与苏汶在1932》，《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从事后来看，胡苏二人反对文学的工具属性，认为应当给予文学绝对的自由，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对当时努力传播马恩现实主义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对这种只谈艺术、不谈政治的做法非常反感。此时的中国，血与火的斗争已遍及大地，社会不公与黑暗现象处处存在。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留学生认为艺术家不能只谈风花雪月，躲进自己的阁楼中编造文学美梦，而是要直面社会黑暗，用手中的笔表现真实的社会，在文学领域进行生活的、社会的、思想的批评，为改造社会而努力。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左翼文人对胡苏的观点进行了驳斥，鲁迅、冯雪峰、周扬、胡风等都发文反对。其中周扬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两篇文章，因言辞犀利、观点鲜明，给人以强烈的震慑力。在群体力量的围攻下，胡苏二人停止论战，文艺与政治的论战也告一段落。

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真理和知识的出现，是权力的结果，而不是认知的产物。”③用此话来描述左翼文学时期的斗争颇为恰当。对左翼文人中的留学生来说，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马恩现实主义在传播中无法逃避的一个话题。文学为政府服务，不但是群体利益的实现，也满足了他们赋予文学解决社会问题的诸多期待。尽管他们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态度让很多人侧目，从长远看也影响了对文学本质的真正探讨，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必经的阶段。自五四启蒙与救亡运动开展之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难点。由于特殊的时代性质，整个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领域内一直是“政治压倒一切、掩盖一切，冲淡一切，文学始终围绕着政治的中心环节而展开，文学的自身个性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④。而马恩现实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顺利登堂入室，入驻中国，“被心悦诚服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所选中而力行”⑤，如果没有这种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实用特色是不可能的。其实，传播者也了解到这其中的不足，如前文提到周扬曾经对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表示过担忧，认为不适应中国国情。胡风则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道路和发展过程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意见：用主观意志克服一切。但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对政治的推动作用，他们不得不有意淡化或者刻意回避其他特色，将其实用性质发展到极端。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偏差和歧路，也是不可逃避的宿命。

4．阶级性和党性的相伴存在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多重性影响

马恩活动的年代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高发期，现实主义的提出即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因此，提倡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并不突兀，但马克思并没有严格要求。毕竟，以世界之大、社会之丰富、人类思想之复杂，现实主义完全有多种发展方式。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①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43、95、95页。但现实主义到了俄国之后，其发展却得到了限制。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文学提出了阶级性和党性的要求。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列宁虽然赞同马克思“精神有多种存在形式”的观点，认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②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95页。，但又提出：“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请示汇报。”③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著作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95页。列宁对文学提出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求经过广泛传播后，也影响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苏联学习的藏原惟人肯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④［日］藏原惟人：《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林伯修译，《太阳月刊》1928年8月。这些观点被大规模传播到中国后，左翼文人普遍接受了“党派性和阶级性”观点，并将之实施到一切文学活动中。

“党派性和阶级性”的实施也可看作左翼文人的主动选择。身为马克思的信徒，身处危机四伏的斗争环境，左翼文人们必须为共同目标团结起来，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他们选择阶级理论作为共同目标，并为之辩护。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周扬对此也作出解释：“列宁对于文学的党派性的规定，是对于文学的阶级的性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命题之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⑤支克坚：《胡风与冯雪峰》，《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冯雪峰则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几乎一切事物都有阶级性，更何说是文学。”⑥支克坚：《胡风与冯雪峰》，《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可以说，历史和现实的需求迫使左翼文人以阶级论为创作的基本原则，来体现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高呼：“革命的作家不但一方面要暴露旧势力的罪恶，攻击旧社会的破产，并且要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视这种发展为自己的文学的生命。”⑦支克坚：《胡风与冯雪峰》，《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但这种心态普及到文学活动中后，带来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是负面影响。最初，留学生引进日俄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来指导文学作品，是希望能帮助作家在纷纭的社会现象中实地体验出革命意义、使文艺忠实地揭示现实生活和历史斗争，特别是集中了社会矛盾、能体现人民变革现实的历史趋向和社会斗争的内容，不少文学家确实也做出了有益的实践。但是，这种模式（阶级性和党性成为评判文学作品质量高低的首要因素）被大规模推广后，文学的个性和丰富性难免受到限制，文学的本质难以体现，于是，文学开始脱离了客观现实而变成抽象的、教条的主观理念，无法表现复杂真实的社会内容；艺术真实和艺术典型则被局限在一个小框架内，现实主义本来应该展示的生活本质和历史规律，在被强烈的功利性取代后，具有作家个人和地方独特风格的作品更难以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创作出现了简单化和抽象化的倾向，文学的发展从而受到了限制。

综上来看，左翼文学时期，留学生通过对马恩现实主义的传播，开创了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雏形，并被同时代的艺术家所实践、所推崇，产生了一些既表现作家个性、又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新的色彩，特别是推动了左翼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仅于此，这种传播还影响了中国文艺批评的未来走向，时至今日，这种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范式，仍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但是，也必须指出，当时对马恩文论的传播，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以致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一些阶段淡化了文学的本质，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特别是后来由于极左思潮的盛行，负面影响更加明显，在文革期间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文艺理论百花齐放，马恩现实主义理论传播过程中的弊端也得到了修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只要生活在发展，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将永远是一个真问题和新问题。现实主义文学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进，不断开掘和拓展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①陆贵山：《承接河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文艺报》2009年6月13日。马恩现实主义文论的光辉将继续闪耀，而留学生传播马恩现实主义文论的功绩，也将永远驻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

责任编辑：李宗刚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Transmiss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Realist Literary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With the Active Period of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Zhao Huixia
（School of Humanities，Xi’an Petroleum University，Xi’an Shaanxi，100732）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eft－wing literature，the realist literary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and was fuse with native realism of China into a whole so as to develop further．And this indicates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for further exploration，change，and innovation．Of which the the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bore the mission of the theory as its main transmitters．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Left－wing Writers Alliance，and combining their own unique experience of writing and aesthetic concept，they made multiple explorations of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and spread positively and actively this literary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 which was in an interactive relation with，and bore influences upon，the age and reality．What they have done not only bear impacts on the then literary activities，bu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er literature as well．

Key words：literary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realism；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Left－wing Writers Alliance

基金项目：①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留学生视角：20世纪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与文学的变革”（10BZM08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1＆ZD101）和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近代留学生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2014I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惠霞（1960—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5－12－26

中图分类号：I2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6）01－00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