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德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

——鲁迅

1935年8月11日，中国“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给鲁迅发来一信，信是写给“左联”的，要求“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解散“左联”，当然不是萧三个人的意见。鲁迅收到信后，让人转交给周扬。周扬与其他人研究后，同意解散“左联”。在征询了社联、剧联、美联等联盟的意见后，又征询了党外文化人士陈望道、郑振铎等人意见，都没有异议。而最重要的，也是必须做的，是要征询鲁迅的意见，因为鲁迅是“左联”的盟主。

鲁迅对解散“左联”的态度很坚定，他对茅盾说：“组织文艺家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但由此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鲁迅进一步说：“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了，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过去。”周扬派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24岁的青年作家徐懋庸去说服鲁迅。

徐懋庸是1934年初参加“左联”的，因为他常模仿鲁迅的笔调写杂文，受到鲁迅的关注，也得到鲁迅的指点，鲁迅还为他的杂文集《打杂集》作序。1934年年底，徐懋庸被选入“左联”常委，第二年，又接任“左联”的行政书记。此后，徐懋庸常常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而且他很勤奋，所以深得鲁迅器重。这就有了徐懋庸按照周扬的指示，四见鲁迅，说服鲁迅同意解散“左联”这一历史事件。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

——鲁迅

笔者手边正好有一册《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北京第1版），在书的第七章中，他详细地记录了为解散“左联”一事，四见鲁迅，以及鲁迅的态度。

第一次见面交谈，他向鲁迅介绍了周扬关于解散“左联”的意见，以及对萧三来信的看法。鲁迅的答复是：

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徐懋庸回忆录》第86页）

鲁迅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当时国民党实施其反动统治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民族主义思想，鲁迅所担心的就是在民族危机时刻，大部分人会接受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这与“左联”成立时，他担心左翼作家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鲁迅的战斗精神。同时，鲁迅先生也非常顾全大局，“左联”可以不再公开活动，却可以秘密存在，由地上转入地下。

“左联”专门开常委会听取了徐懋庸的汇报，这次代表“文总”来“指导”的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徐懋庸传达了鲁迅的意见，也表示了他同意鲁迅的态度。胡乔木做了长篇讲话，主要意思有两个：一是“文总”支持解散“左联”；二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结论还是解散“左联”。

于是，徐懋庸第二次去见鲁迅，把会议决议和胡乔木的说法，向鲁迅讲了。鲁迅表示：

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的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徐懋庸回忆录》第87页）

这些话表明，鲁迅先生顾全大局，并不固执己见，而是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另外，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政治意识，一个组织要有始有终。他把发表一个声明看得很重，不然“左联”的解散就有可能被误解。这正是鲁迅为人为文的理性风骨。

徐懋庸又把鲁迅的意见带给周扬，周扬起初说，这个意见很好，等“文总”讨论一下再说。但过了几天，周扬又对徐懋庸说，“文总”讨论过了，因为“文总”所属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就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发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于是，徐懋庸第三次去见鲁迅，他汇报说，碍于时势，“左联”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鲁迅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鲁迅先生是一个有宽大胸襟的人。对于与自己愿望相违背的事情，只要对大家好，对团体好，先生总是有着巨大的克制和宽容。

然而，只过了几天，周扬对徐懋庸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理由是现在正筹备组织文学界救国会，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成立，国民党就会把救国会看成“文总”的替身，这对救国会不利。

1936年2月28日，徐懋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四次去见鲁迅先生。他认为周扬等人的言而无信必将引起鲁迅的不满。

当徐懋庸说明，正在筹建组织文化界救国会，“文总”发表宣言可能引起误会，故此对“左联”解散，“文总”又取消了预计的发表总宣言。果然，“鲁迅听了，就脸色一沉，一言不发。” （《徐懋庸回忆录》第87页）

鲁迅实在是无话可说。他原本就对周扬等不满，现又见他们对待这样重大的事情，如同儿戏，翻来覆去，变化无常，不免心冷。鲁迅的不悦与沉默，既有长者的风范，又是无奈与深思。

鲁迅的人格在这个事件中，就这样渐高渐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