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燕（1.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台州学院 医化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东吴大学学生爱国活动研究（1901
—1952）

张 燕1，2
（1.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台州学院 医化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东吴大学是创办于20世纪初的一所教会大学，从其创办至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五十多年办学历程中，东吴学子在历次全国学生爱国运动中都置身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当时青年一代的社会责任感。东吴学子的爱国活动并不是偶然的，与地域文化、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管理等息息相关，呈现出了传承性、自主性与专业性的特点。

关键词：东吴大学；学生；爱国活动

引文格式：张燕.东吴大学学生爱国主义活动研究（1901—1952）［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3（3）：51-55.

20世纪，中国政治革命风云变幻，教会大学虽由外国人创办，但其并未成为政治真空地带，救国救民的时代呐喊同样在教会大学的师生中存在。本文以东吴大学（1901—1952）学生活动为中心，考察不同时期东吴学子的爱国活动，并探析其特点与背后隐藏的原因，为研究教会大学学生爱国活动提供参考。

一、东吴大学学生爱国活动的传承性

通常认为在1922年前，中国教会大学学生政治热情不高。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的反应较为冷淡，吴耀宗曾批评说：“‘五四’的新潮起来了，基督教的学生，竟而寂然无声，不必说居首领的地位了，就是大队中的‘摇旗呐喊’，也不多见。”①吴耀宗：《中国的基督教学生应当做什么》，《真理周刊》1924年。转引自徐燕：《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初探（1922—1937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34页。亦有学者指出：“20年代以前教会学校的学生运动，与公立学校相比，具有从属、被动、规模小等特点”，20年代以后，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教会学校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之后，“人们已很难看出教会学校与公立学校的区别。一些著名教会大学还在全国性学生运动中走在前列。”［1］

相比同时期其他教会学校，东吴大学学生爱国活动则具有传承与延续性的特点。东吴大学前身之一—宫巷书院便因学生的爱国请求而创办。《马关条约》的签订令中国民众群情激愤，一些有识之士如康有为、张之洞等主张变法图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此类主张对当时苏州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1895年某日，六位年轻学者来到苏州宫巷教堂，请求当时的传教士孙乐文教他们英语：“我们读了总督（按当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的文章，现在懂得了为什么这个奇耻大辱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过去过于自负，不向别的国家学习。而日本向西方学习致强，跻身于当代世界列强。张之洞说：‘对中国来说，除此无路可走，那就是：学习！！’在我们看来，由于要学的东西很多，开始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你们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读你们的书。”［2］孙乐文欣然同意，并于1896年春节，正式开办了宫巷书院。

发端于宫巷书院的爱国传统被东吴学子所传承，在不同时期的全国学生爱国活动中，东吴学子都积极响应并参与，承担起历史赋予青年的使命，投身于民族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洪流。其中，东吴学子的表现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尤为突出。［3］87

1919年，五四运动消息传来，苏州各界激起强烈反响。意识到“本校在苏地位常在各校之首”［3］87，东吴大学学生毅然冲破校务部“不响应”的阻力，于5月8日召开“五九”国耻纪念会，并在接下来的苏州学生运动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如主导、推动苏州“五九”环城游行，从而“扩大了五四运动在苏州和东吴大学的影响”［3］88；5月18日苏州学生联合会成立时，东吴大学尤敦信同学被推为学联书记；在苏州商界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热潮形成后，东吴学生带头不用日货，将自有之日货一律毁尽；学生会专门成立调查部，调查日货，一旦发现便设法阻止，坚决抵制使用；同时，为激发更多国民的爱国心，东吴学生还组团演讲，痛斥卖国贼，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野心及亡国之惨痛，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被当时《时报》《锡报》所报道，并称赞“东吴大学生感人至深，胡其极也”［3］90。

1925年，“五卅惨案”震惊全国。5月31日下午，苏州学联在苏州北局青年会召开紧急会议，邀请各校同学听取上海学联代表报告“五卅惨案”经过，东吴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约八百人参加。会议决定自即日起罢课示威。6月1日，东吴大学全体学生致电上海学联及各报社，希望“各界同胞群起为上海学生后援，为我国国民雪耻”［3］92。随后，在苏州学联发起的“募捐救济上海工人”活动中，东吴学生不辞劳苦，积极参与，甚至追赶马车向乘客募捐。据统计，自6月6日至20日，共募得捐款一万七千三百余元。这次募捐活动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扩大了五卅运动的影响，东吴学生功不可没。［4］

1931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立即激起了全国的抗日高潮，东吴学子积极参与抗日爱国活动。1935年发生华北事变，北平学生率先发起爱国运动，正义所响，全国景从。东吴大学全体师生联合致电平津各团体、各学校并苏沪各报馆云：“北平天津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公鉴，最近发生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足以影响国家及民族整个之生存，前日敬日平津各教育机关宣言主张以全力维护国家之完整，凡我国民，人同此心，同人等誓为援盾，一致奋斗不渝，并望政府速定大计，力保土地主权，勿为流言所惑。东吴大学暨附中全体教职员学生叩，元。”［5］3同时，大、中学生、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吁请政府迅斥平津当局对于以后之学生爱国运动，切加爱护，须知青年学子，国命所击，宜予指导，使人于正轨。”［5］

抗日战争时期，在进步革命思想影响下，东吴学子成立了以“团契”为主的各种进步组织，如教育学院的民主团契，发展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卖国，开展锄奸宣传等活动；理学院由进步学生发起班系会，该会的宗旨是通过各种读书活动，广泛团结同学。进步学生还走出校门，参加1945年初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学生义卖助学活动等。抗战胜利前夕，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布置下，东吴进步学生开展了“天亮运动”、庆祝抗战胜利和组织严惩汉奸等活动。①张瑞芸：《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东吴大学支部领导东吴大学学生运动的概况（第三稿）》，苏州大学档案馆藏，档号3永129，第5—6页。

苏州解放前夕，东吴大学师生组织了“应变委员会”，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当时，校方拟将学校南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师生竭力反对南迁，否决了迁校之议。为保卫学校，防止破坏盗窃，应变会决定成立护校纠察队，由学生自治会负责。护校队与晏成、慧灵、景海、振华等校实行校际联防②黄履中：《回顾解放战争时期苏州东吴大学学生运动》，《东吴上海会讯》2005年。出自东吴大学上海校友会、苏州大学上海校友会编：《东吴春秋—东吴大学建校百十周年纪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东吴学子在社会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形势下，主动承担起护校责任，为保护学校迎接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东吴大学学生爱国活动具有传承性，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因素有着紧密关联。1895年3月，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开放苏州为商埠，此举对苏州民众的思想、教育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海关税务司客纳格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说：“商埠的开放给江苏这个地区传来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苏州。1898年，教授外交的学校和学习英语会话等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它们的目的是教育……认为中国必须向别的国家学习，为了中国的福利，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并一定会来到。”［6］上海开埠，西学东渐，苏州士人得以在第一时间见识到西方器物之精良，制度之优越，从而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之中，分辨其优劣，提出改革之设想，出现了一批洋务、维新思想的先驱者，如冯桂芬、王韬等。［7］35319世纪末，苏州爱国人士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创设学会，兴办报刊，广泛宣传新学，并积极参与维新活动。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请愿，力主拒约迁都，变法自强，江苏参加共四十六人，其中苏州府七人，太仓州四人。［7］358

基于苏州地区的爱国文化传统和近代先进的教育观念，当重新审视1895年六名爱国青年为救亡图存请求传教士开设宫巷书院这一举措时，我们不再感到突兀和惊奇，也不难理解当五四运动消息传来，苏州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东吴学子处在这样的一种地域文化氛围之中，耳濡目染，景从爱国主义活动自在情理之中。

此外，东吴大学实行本土化的办学理念为学校向中国政府顺利注册奠定了基础。当20世纪20年代全国兴起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国政府要求教会学校必须注册立案时，东吴大学的交接与注册就显得比较自然与顺利。1929年8月，东吴大学率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立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满洲发动了进攻。外敌入侵的危机唤醒了学生的爱国意识，从而再一次掀起了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教会大学在政治上的不同反应，表明了教会大学从外国教会学校向中国的学校的过渡。”［8］312有些教会学校由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仍未完全恢复元气，只能全力专注于注册任务。“刚刚开始决定向政府注册但仍然脱离中国政治生活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据说根本没有参加1931年的学生运动。”［8］312已率先在中国政府注册成功的东吴大学，校内相对稳定，学子们如同新青年成员一样自由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的思想与行动表现得比国立大学的学生更加激烈。

二、东吴大学学生爱国活动的自主性

生存在屈辱与崛起并存的近代中国，受社会大环境的熏染与知识分子使命感的驱动，东吴学子已经形成浓厚的政治情结，达成积极参与救亡与启蒙的共识。在五四运动消息传到苏州，当三元坊一师小学部主任吴研因等发表通电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时，东吴学子立刻意识到，作为苏州最高学府的学生，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响应五四运动，“领军”苏城学子开展爱国活动。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东吴学子主动融入全国爱国运动洪流。

当学生爱国活动遭到学校与地方当局阻挠时，有少数学生出现了思想动摇的迹象。为了协调众议，统一行动，1919年5月，东吴大学专门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制订了《约法》十二条，要求所有学生共同遵守，如有违反《约法》者，由东吴大学学生会司法部判决，或由大会表决其应得之罚则。有了有效的组织手段与措施，东吴学子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也坚定了他们反帝爱国的决心。

1919年6月初，因法科学生张亮吉在京被捕，东吴大学全体学生罢课，并与苏州市总商会商定全体罢市。针对东吴学子的爱国举动，江苏教育厅特别发出“训令”，要求学生停止罢课。校长葛赉恩及学监李伯莲力劝学生克期上课，否则提前放暑假。面对校方和省教育厅的威胁，东吴学子并不畏惧，而是针锋相对地发表了《散学通启》，宣称：（东吴大学学生）“目的未达，万难中止。且既入苏城学校联合会矣，且宣言与京沪各学校一致矣，断不可以一校上课致影响及于全局，而为学界之罪魁祸首”，决定“散学”离校。［9］散学后，东吴学子仍与苏州学联保持一致，参加爱国运动，如6月16日东吴学生尤敦信代表苏州学联赴沪参加全国学生联合成立大会。

只有将自己放在与校方对等的位置，独立自主意识不断膨胀的前提下，才能与校方在历次谈判、对立与反抗中泰然处之，并达到目的；只有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时，才能在祖国面临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并唤醒国人。东吴学子参加历次爱国运动，充分体现了东吴大学学生独立自主的一面，也是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得以释放的实践历程。

东吴学子爱国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自主独立性，与学校实行自由教育理念分不开。“自由教育”提倡给予学生更多自由，使他们能根据自己的天性充分地发展，反对在教育中采用压制的方法。“自由教育”理念落实在东吴大学学生管理上的具体做法就是“纪律教育”和“君子教育”，将每一位学生都看成是品格高尚之人，“很少依靠规章制度对他们进行管理”①孙乐文：The TungWu College，出自第16届中华监理会年会（1901年10月17日—21日在苏州召开）资料。，而是希望通过教育，提升学生内在道德情操，从而实现学生的自我约束。“自由教育”原则与方法的关键，在于自由与纪律之间的巧妙结合，在规定必要纪律时，更强调学生的自律。［10］

在自由教育理念指导下，东吴大学提倡民主精神，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东吴大学曾明确规定学生集会商议公众之事时，除特殊学生外，全体学生均具有表决权，“凡诸生集会商议公众之事，须由公众表决者除年幼之生、学度低浅、知识未坚不能辨别是非，未便与以表决外，其余诸生均可一体表决”②《东吴大学实录》（1919年），苏州大学档案馆藏，档号3永150，第17页。，给予了学生的一定自主权。

此外，受校园内中西文化观念碰撞的影响，东吴大学学生具有更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与紧迫感，也具有更强的主体与思辨意识。如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潮流、新思想，东吴学子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认识。总体而言，他们对于新文化运动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所以对于各种新的运动，抱的是怀疑的态度。‘一则以喜，一则以懼’，是最好的形容词。我们喜的是新文化本身的美好，我们懼的是新文化应用的错误。我们用分析的眼光，对付一切的问题”［11］。

在自由教育理念和中西文化熏陶下的东吴大学学生，具备了较强的自主思辨能力，为他们能够坚持与开展爱国活动奠定了强大的内心基础。

三、东吴大学学生爱国活动的专业性

东吴学子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先进制度实现救国目的。这种初衷从宫巷书院的六位学子开始，一直延续了下来。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孙乐文的十年基础建设、葛赉恩的十年发展与扩大，东吴大学已成为一所以生物、化学、法学为优势学科，兼顾中西文，以“完人”为培育目标的知名教会大学。胡适曾评价说：“在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学校前，毫无疑问，东吴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在中国教会学校中起着领导的角色。”③转引自Xu Xiaoguang：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Soochow University（1901—1939），1993年第7页。相比于过去的罢课、散学、示威等一些激烈的爱国活动形式，东吴学子也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

1925年“五卅惨案”后，地处上海的东吴大学法科学生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援助五卅运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法科学生会专门成立了“法律讨论委员会”，由端木恺、王耀堂等十四人组成，“担任调查检验等项工作”，“研究此次惨案之法律问题”。［4］其次，为弄清死伤情况，东吴法科学生会法律讨论委员会深入医院向受伤者调查。他们发现各医院均有巡捕监视伤员行动，特致函出庭律师，向会审公廨据理抗争，撤去各医院巡捕。他们还把调查资料分别编成《五卅惨案受伤调查表》及《五卅惨案死亡调查表》，登之报端，公之社会，昭告同胞。同时，法律讨论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五卅血案实录》，除文字记录外，还有巡捕开枪以及死伤者照片等六七十种，并附有中外证人所写证词的手稿等，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此外，东吴大学法科学生会还聘请本校教授及著名律师为被捕学生、工人辩护，运用法律知识捍卫正义。

1931年余贻泽痛心于中国东北三省被日军侵略，撰写《东北失陷与抵抗》一书，还编写《东北巨变血泪大画史》［12］，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撰述了东北的历史、疆域、日本人对东北的经营、“九一八”事变的经过、伪满洲国筹组经过、国联处理之经过等，并记载相关的要文电录，为国人提供了一本很好的时事书籍。同时，这本书的出版也向世人揭示亡国之痛，警示更多国人要奋起救国。

“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审判采用英美法程序，中国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翻译等几乎都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他们是：向哲浚（检察官）、倪征燠（首席顾问）、桂裕（检察官顾问）、鄂森（检察官顾问）、裘邵恒（首任检察官秘书）、高文彬（翻译、检察官秘书）、方福枢（法官秘书）、杨寿林（法官秘书）、刘继盛（翻译）、郑鲁达（翻译）等。［13］东吴学子用自己的学识、智慧和勇气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将战犯绳之以法，告慰了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民。

本着“救国不废求学，求学不忘救国”的宗旨，东吴学子非常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以锻炼过硬的本领，从而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这是学生爱国活动另一层面的诠释，在和平与国际化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与东吴学子最初要求成立宫巷书院的初衷一致。

纵观东吴学子在历次爱国活动中的表现，改变了以往人们对教会大学学子不爱国或者崇洋媚外的印象，展现了近代中国青年学子读书救国、用智力改变贫弱国家的不懈努力。东吴学子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可敬可佩，值得后人学习。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浩然正气与率先垂范品质，是东吴大学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244.

［2］文乃史.东吴大学［M］.王国平，杨木武，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5.

［3］王国平.东吴大学简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4］吴竞.五卅运动在东吴大学［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1（2）：134-138.

［5］教职员学生之爱国热忱［J］.老少年，1935（5）：3.

［6］陆允昌.苏州洋关史料［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84.

［7］王国平.苏州史纲［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

［8］格雷科里 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9］各地对日影响之新讯［N］.申报，1919-06-08（7）.

［10］单中惠.西方教育思想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562.

［11］WELLINGTON HSU.大学正科二年级（一九二一年）［J］.东吴年刊，1920：77.

［12］余贻泽君新编之东北巨变血泪大画史［J］.老少年，1934（2）：12.

［13］孙宁华.他们将战犯送上绞架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N］.科学时报，2010-03-30（B4）.

（责任编辑：宋现山）

A Study of Students' Patriotic Activities in Soochow University（1901-1952）

ZHANG Yan1，2
（1.School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2.Medical and Chemical School，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8000， China）

Abstract：Soochow University was a missionary school， which was found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investigating its history of more than 50 years since its foundation， we can find the students in Soochow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 the patriotic activities of students in China，which showed the young people'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at time. It was not accidental that the students in Soochow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patriotic activities， which was related to its regional cultur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so on. The students' patriotic activities in Soochow University show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inheritance， autonomy and specialty.

Key words：Soochow University； students； patriotic activities

中图分类号：D4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6）03-0051-05

DOI：10.16217/j.cnki.szxbsk.2016.03.006

收稿日期：2016-01-10

作者简介：张燕（1981—），女，浙江仙居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会大学学生活动、学生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