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丽萍，毕新伟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阜阳　236037)



“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
——《人生》中高加林的心理欲望探析

曹丽萍，毕新伟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摘要：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作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分子典型，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时代魅力。高加林身在农村、心在城市的存在特征使他成为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代表，他在爱情方面的遭遇也是当时的突出问题。通过对高加林的心理欲望以及与刘巧珍、黄亚萍的情感纠葛进行解读，可以发现高加林在刘巧珍和董亚萍之间遭遇的取舍难定、藕断丝连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

关键词：“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人生》；两性交往；心理欲望；城乡交叉地带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说过一句颇为经典的话：“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1]笔者想把这种耐人寻味的异性交往现象表述为“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路遥的《人生》，就涉及到对这一悖论的详细描写，回望那个驳杂的“城乡交叉地带”，高加林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遭遇的即是这种取舍难定、藕断丝连的悖论。

一、“交叉地带”的生活悖论

《人生》讲述的故事发生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全面转型时期，在荒僻的山隅，乡镇地方政治势力还没有得到良性的纠正，许多方面仍不乏不公平的竞争现象。处在思想封闭杂乱、观念冲突集中的“城乡交叉地带”中的农村知识青年，虽有不俗的个人能力却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的事业、爱情乃至人生道路因此而深受影响。路遥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城乡之间的交叉与冲突，率先提出了“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学概念。

路遥作品中的“交叉地带”“指的是陕北镇、县、地区级的中小城市和环绕这些城镇的农村。即使单纯以农村为背景的作品，也是从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人际的、文化的、经济的角度)入手，极少数以城市为舞台的，也多写农村、农民的事情，‘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对于二者间自然形成的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为地将其固定化、扩大化，最终导致出现封闭式的社会结构。”[2]这种城乡之间新旧思想、社会生活的对立现象，路遥认为是当时时代发展中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解释道：“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3](P439)固有的社会经济体制导致的城乡差距在农村和城市相互交流后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虽然一部分有文化、有见识的农村人在现代文明的感染下出现了向往城市生活的愿望，但传统的道德观念、生活习惯仍深深影响着大多数的农村人。他们虽然明白现代文明、现代生活的种种好处，但同时也割舍不下脚下的土地，从心理上不自觉地抗拒着城市的呼唤，这种思想和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为了体现这一地带的特殊价值，路遥的小说几乎都以“城乡交叉地带”为背景，记录农村知识青年跨越城乡鸿沟而发起挑战的过程。通过农村知识青年的命运变化，展示了快速发展的城市与落后闭塞的农村之间日益明显的对立以及生活在这一区域中的人们复杂的心理矛盾冲突。

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典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受过现代文化熏陶的农民的儿子，高加林最期盼的是现代文明的春风吹进他们的村子。他虽身在农村，心却向往着城市，这就是典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在生活中的表现。在县城短暂的学习时光让他具有了其他农村青年所没有的眼光和视野，他“不能忍受明知贫困而又安于贫困的一潭死水。他向往城市，也不是向往舒适和奢华，而是向往文明、开放和尊严，向往那种时刻给人提供机遇的动态人生环境和允许选择、竞争、让青春和生命得以释放的积极人生观念”[4]。面对农村的落后、农民身份的卑微，高加林无法安定身心，他渴望出走到城市，但城市暂时又无法接纳他。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对立中，高加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身份落差，陷入了无法前进也不甘倒退的矛盾中，不同价值观念的冲击、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是高加林所遭遇的生存困境。

二、欲望与理智的对抗

城乡对立、地方政权的不合理使用让高加林的事业在起步阶段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挫折，失去了前行的明确方向，在这个困窘的时刻，爱情却意外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在路遥的小说中，人物在爱情中的遭遇最能够凸显其心理，高加林陷入两性交往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又表现了他得陇望蜀的男性欲望心理。

刘巧珍是第一个真正走进高加林感情生活的女性，她的真诚打动了高加林，他们很快发展成了恋人关系。但在高、刘二人交往的始末，一直存在着理智与欲望的博弈，这让高加林深受折磨。他的理智告诉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是一种堕落消沉的表现。”[3](P25)但一想起刘巧珍的美丽，他的欲望便又占了上风。高加林发现他即使可以努力无视刘巧珍的示爱却也难以忽视自己的欲望，他们的感情正是在这样矛盾的拉扯中发展起来的。二人交往后，刘巧珍仿佛成了高加林在农村唯一的精神支柱，爱情的甜蜜让高加林几乎下定决心当个有文化的农民为家乡造福。然而“卫生革命”的风波让高加林看清了农村的愚昧无知，他苦闷之余再次想到要去城市工作，但这次他不得不考虑刘巧珍的问题，如果他独自一人进城，两地分隔的状况势必造成他们的分手；如果他选择留在农村陪着刘巧珍，他的命运几乎是可以预想的平庸。在理智与欲望之间，高加林被两股相反的力量拉扯着，下不定决心。然而现实生活终于走到分界点时，高加林的理智战胜了欲望，他没有留恋刘巧珍的柔情，坚定地选择了进城。

审视高、刘二人的感情可以发现，他们几乎没有感情基础，虽然刘巧珍钟情于高加林多年，但高加林对刘巧珍却不怎么了解。交往后刘巧珍对他来说是一种生理上的需求和吸引，没有精神契合，这就导致高加林进城后，在遥远的温柔和身边的诱惑之间作出了背离刘巧珍的决定。波利·扬-艾森卓认为：“欲望是对某种已知的可以带来愉悦或满足的事物的渴求。欲望起源于对某种存在物的缺位的认识，即确认某种事物是令人舒适、愉快、激动、满意的，而这一存在物(有)现在是缺乏的(无)，于是便导致追求这一事物的动机。欲望本身包含着某种对象的缺失感。”[5]高加林的教育经历决定了他的欲望目标，他渴望城市、渴望文明、渴望精神伴侣，但刘巧珍却只能满足高加林生理上的需求，所以当高加林离开农村以后与其无法进行身体的抚慰，而丰满时髦的黄亚萍又出现在高加林的生活中时，刘巧珍对高加林的身体吸引也随之被取代了。

在高、刘二人的恋情中，高加林一直比较强势，他控制着二人感情的发展方向，也左右着刘巧珍的人生意志，有意无意中对她行驶着男性霸权。这段感情的开始是高加林为满足自身欲望还是真对巧珍有爱，实在令人怀疑。高加林进城后，随着生活环境和身份地位的变化，他几乎忘记了刘巧珍。而抛弃刘巧珍后，从忧心忡忡到如释重负的心理变化也从侧面证明了他对刘巧珍的感情之淡薄。其实，高加林抛弃刘巧珍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欧文·辛格认为：“在人们相爱的过程中，彼此之间所给予的价值高于他们的个体或客体价值。当每个参与者得到别人给予的价值，同时也给予他人以价值时，就存在着爱的这种相互关系”[6]。如果没有给予彼此价值，他们之间是否还能存在爱的相互关系呢？在高、刘二人的爱情中可以看到，在农村时他们曾相互依赖、相互鼓励，那时的他们应该是爱着对方的。但在高加林进城后这段相互关系就被人为淡化了，两个人的感情变成了刘巧珍的单相思，分手只是时间问题。黄亚萍的出现仅仅加速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在结果上没有什么区别。

三、理想与现实的搏击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生理的美丽、亲切的交情、融洽的旨趣”是男女双方建立爱情关系的前提。高加林和黄亚萍本身是符合这样的条件的，但高考的失利、城乡差别的阻隔让他们失去了发展爱情的机会。当高加林再次回到城市后，他意识到自己和黄亚萍之间的差距似乎是消失了，他有资格接受一位现代城市女性的爱情。

在宿舍见面时，高加林就被黄亚萍的外表吸引住了，“她已不像学校时那么纤弱，变得丰满了。……两道弯弯的眉毛像笔画出来似的”[3](P56)。在建立恋爱关系后，黄亚萍“重新烫了发，用一根红丝带子一扎，显得非常浪漫。浑身上下全部是上海出的时兴成衣”[3](P72)，成为了一个追赶潮流、标新立异的时髦女郎，高加林对这样的黄亚萍无疑非常着迷。从高加林的角度来看，黄亚萍是一位能够满足他精神、生理与物质三重需求的现代女性，虽然不及刘巧珍温柔贤惠，但却是更好的选择。

随着交往的推进，高、黄二人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裂痕，高加林在恋爱中的主导地位被剥夺是最先暴露出来的问题。对于高加林来说，之前对刘巧珍的掌控在黄亚萍身上完全不起作用，现在的他要完全听命于黄亚萍了。“黄亚萍按自己的审美观点，很快把高加林重新打扮了一番。”[3](P72)当高加林对他的穿着和行为提出异议时，黄亚萍并不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找理由将他说服，从此高加林便任由黄亚萍折腾，不再提反对意见了。种种细节的描绘都表明高加林在爱情中的霸权地位正在丧失，黄亚萍“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3](P72)， 而黄亚萍对他的不信任以及层出不穷的恶作剧考验也让高加林感到厌倦。在这样的苦闷中，高加林陷入了“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内心在两个女性之间纠缠。他虽然对黄亚萍有了厌烦的情绪，但为了前途他必须忍耐，情感与事业难以同时得到满足的现状让高加林在矛盾中难以解脱。另外，看似平等的恋爱关系实则隐藏了不平等，从高加林一次次对黄亚萍的妥协中，还是能感受到他在黄亚萍面前仍有农民在城里人面前的那种卑微，他似乎是表面接受了自己身份的转换，但内心深处还没有完成“我是城里人”的身份认定和价值认同。与黄亚萍断绝关系的决定让他感到轻松，是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就不存在了，他也不用再受到黄亚萍的束缚了，脱下皮鞋换上布鞋的举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决心脱离束缚的一种象征。

从最初的热情到反感再到最后的解脱，高加林性爱心理的极端变化表明这段他承受诸多压力才得来的爱情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也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爱情理想最终失败的原因究竟是现实太残酷还是人心太浮躁，这是高加林该思考的问题。在他看似苦心经营的生活背后，其实质是对自己人生的不负责任，悲剧的结果在所难免。麦金太尔认为：“个人具有和能够具有什么情感和目的，取决于个人处于何种社会结构中。欲望是被人所面对的对象诱出和规定的：欲望的对象，尤其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生活的欲望，在所有社会中不可能是相同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被某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诱发的欲望将在这种生活方式之外得到满足。实际上，当代实践目的的实现，也许恰恰会摧毁产生实现这些目的的欲望的生活方式。”[7]高加林的欲望刚在城市得到最初的满足，就被人生的车轮送回了起点，而在起点处等待他的不是温柔的伴侣而是从头开始的人生。

四、结语

鲁迅在《伤逝》中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证明了自由恋爱并不一定带来美好的结局，而《人生》中的两段悲剧再次指出了自由恋爱结局的多种可能性。高加林和刘巧珍、黄亚萍的交往都是自由恋爱，而结局却都不尽如人意；看似彼此合适的爱情，却一再重复悲剧的结局。这一现象的发生证明了刘巧珍和黄亚萍都不是高加林的最佳选择，他在感情上的飘忽不定以及不真诚的情感态度决定了他的失败。

“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作为一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单单存在于男性与异性的交往过程中，也会出现在女性与多名异性的情感纠葛里，如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和王安忆的《长恨歌》都是对这一悖论的再演绎，确实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25.

[2][日]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刘静,译.小说评论,1999,(2)：91-96.

[3]路遥.路遥文集(一二合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4]马一夫，后夫.路遥研究资料汇编[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48.

[5][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M].杨广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3.

[6][美]欧文·辛格.爱的本性(第一卷)——从柏拉图到路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4.

[7][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1.

The Paradox of “Red Rose and White Rose”：A Probe into Gao Jialin’s Psychological Desire inLife

CAO Li-ping, BI Xin-wei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236037, China)

Abstract:As a typical intellectual of “Urban and Rural Cross Areas”,Gao Jialin,a character in Lu Yao’s story, still shows timeless unique charm.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but yearning the city life,this feature makes Gao Jialin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young people in rural areas.And his suffering in love is also a prominent issue of the time.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Gao Jialin’s psychological desire and emotional entanglement with Huang Yaping and Liu Qiaozhen, with reference to the paradox of “red rose and white rose” to interpret Life.

Key words:the paradox of “red rose and white rose”; Life; gender relationship；psychological desire;urban and rural cross areas

收稿日期：2016-02-18

作者简介：曹丽萍(1993—)，女，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毕新伟(1972—)，男，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3-0069-04

·性别文化视野下的路遥创作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