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现与超越<br/>——陈洪绶的人品和画品

映现与超越
——陈洪绶的人品和画品

2016-04-08朱志刚

国画家 2016年4期

朱志刚

映现与超越
——陈洪绶的人品和画品

朱志刚

我国传统画论认为“画为心印”“画如其人”，认为画家的人品和画品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绘画如同一面镜子，是画家胸襟气度、个性气质、道德水平、文化修养等“品格”的综合反映和体现。然而画品和人品的相互关系似乎并非如此简单。一般而言，至少在中国传统文人画领域，当画家技艺达于臻熟且确立了自身风格之后，其精神的内在境界会通过绘画的外在品格映现出来。但是，当画家的精神世界极其复杂，出现隐藏的理想人格和显露的现实人格相矛盾甚至分裂的情况时，其绘画作品却往往在有意无意间超越现实人格，而倾向于展现被日常功利湮没的理想人格的一面，由此造成了绘画的艺术品格即“画品”与画家表现出来的现实人格即“人品”不符的现象。而本文将要探讨的晚明清初时期的重要画家陈洪绶，便是这样一位现实人格（或曰“人品”）遭受质疑，但画品能够超越“人品”，呈现自身理想人格的典型代表。

陈洪绶（1598—1652），浙江诸暨人，字章侯，号老莲，又号悔迟、老迟、悔僧等。其天赋异禀，少年即以画名，擅山水、花鸟、人物，尤以人物画见称于世。晚年精研古法又大胆创新，笔下观音、罗汉、高士、仕女等形象，多头大身小，面目奇崛，神情超迈，衣纹排叠，笔法圆润紧劲，造型夸张怪诞，画面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而不失清雅高古的格调。陈洪绶的“画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认可。清人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评其画：“在仇（英）唐（寅）之上，盖三百年无此笔墨也。”“盖天下人物首推章侯也。”1当代学者高居翰亦将其誉为中国绘画史上“最辉煌的大画家之一，继李公麟之后，最伟大的人物画家”2。然而，相比于足以垂范后世的“画品”，陈洪绶的“人品”似乎并不为人所看重。自称“先人与先生交甚厚……少时亦得从游”3的孟远作《陈洪绶传》，评价陈的性格是“颓然自放”4，陈亦自况“我性故放荡，花酒情复深”5。其狂放不羁的个性由此可知。尤其甲申国变之后，陈洪绶的师友刘宗周、祝渊、祁彪佳等或绝食，或自沉，纷纷含恨而尽。陈虽未有慷慨赴国难的壮举，却终因愧悔于苟且偷生而在心灵上承受着巨大煎熬，只能通过放纵癫狂的言行来释放心中的愤懑和悔恨。其“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绶亦自以为狂士焉”6。或者“混迹僧徒间……纵酒狎妓则如故。醉后，语及国家沦丧，身世颠连，辄恸哭不已”7。陈洪绶在绘画史上被称为“狂士”，但如此行为举止，也遭到了很多质疑。日本学者古原宏伸就认为，陈洪绶晚年的癫狂行为只是一种用遗民身份博取交游，进而换取卖画机会的策略或姿态而已。8而我国学者徐建融则直斥陈洪绶为“小人之品”，指出其“狂士”作风正折射出晚明文人以个人价值为中心的集体病态人格。9笔者则认为，陈洪绶的人格特征极为复杂和矛盾，虽有懦弱优柔、颓放消极、沉湎酒色的一面，却也有坚守忠义大节、积极反思进取和寻求精神超越的另一面。前者体现为陈洪绶的现实人格，后者则透露出他的理想人格。而陈洪绶晚年夸张变形、冷峻高古的人物画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即所谓“画品”，正是其理想人格的映现和对现实人格即“人品”的超越。

陈洪绶青少年时曾得以追随晚明儒学宗师刘宗周和黄道周学习，后二人因忠义直谏而触怒崇祯皇帝，相继被贬谪革职时，身为国子监学生的他作《上总宪刘先生书》，一方面愧悔于自己“身谋不及国”10，“深悔当年何不弃去，半年怀负国之惭”11，一方面也表明了“群小之当杀也”的鲜明政治立场。此封写给刘宗周的书信恰好折射出陈洪绶的复杂人格。在现实人格中，他懦于自保，当老师黄道周蒙冤身陷囹圄时，未敢挺身而出为其上书鸣冤；而在理想人格中，他又深明“臣之正路”12，立场鲜明地反对“苟且之治术”13。这种相互矛盾的人格特征在明清易祚之初表现得愈发明显。看到师友们相继以身殉国，未能“君亡与亡”的陈洪绶承受着苟且偷生的现实人格和慷慨赴死的理想人格的双重煎熬。事实上，陈在明亡后不仅绝意仕途、逃禅洁己，且多次拒绝为清廷显宦作画，即使“偷生”，亦未于大节有亏，本来不致如此愧悔，但是陈洪绶心中“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理想人格却使他难以原谅现实中的自我，晚年长期在“死与不死”间挣扎徘徊，因此造成了心理的扭曲和行为的癫狂，并由此产生了畸变的画风。此其一。

其二，陈洪绶早年属意功名，十八岁时即考取诸生，但此后三次科考皆榜上无名。连续的挫折，加之身世的辛酸、经济的困顿，使其难免自甘沉沦，“伤家室之飘摇，愤国步之艰危，心中忧悄，逛逛托之于酒，颓然自放，或至使气骂坐者”14。青年时虽曾“师事刘公宗周，讲性命之学”15，但“已而纵酒狎妓自放，头面或经月不沐”16。明亡之后，“混迹浮屠，纵酒自放，醉后辄恸哭不已”17。这些事例反映出陈洪绶有明显的消极自弃的倾向。但同时，他的个性中又有积极反思、进取画学的一面。在为张峄作的《张平子品山拈》中，其明确提出反对“惊帆驰马，买妓征歌，酒得淋漓，喧嚣怒诟”18，并渴望建功立业，这和他“纵酒狎妓”“使气骂坐者”的现实表现恰好相反，体现出他对自己放纵行为的反思。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天崩地裂之后，其立志中兴画学的信念也愈发坚定。如果说在明亡之前，陈洪绶尚有文人身份的顾忌而“书画耻流传”19，那么明亡之后，他的志向则由本已动摇的政治抱负转向至死不渝的画学追求，“作画名根出，吾家自立宗”20、“师其（古人）意思，自辟乾坤”21，力求开宗立派，丹青流芳。而陈洪绶一生中最为杰出的作品也多完成于此一时期。生活中的颓唐放荡和诗文中的积极反思、画学中的力辟乾坤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折射出陈洪绶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分离和矛盾。

其三，陈洪绶一生沉湎酒色，“素豪放，饮辄斗酒”22，“顾平生好妇人，非妇人在坐不饮；夕寝，非妇人不得寐；有携妇人乞画，辄应去”23。其“纵酒狎妓”24、“酒间召妓”25的作风固然与晚明特有的“狂狷自现”的畸变、病态的整体士风不无关联，却也根由于陈洪绶自身对世间享受的放纵和沉沦。但与此同时，陈洪绶心中始终隐藏着一个清高自洁、超然世外的理想自我，这在他的人物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陈洪绶笔下的菩萨、罗汉、贤哲、高士，莫不神情超迈、气韵高蹈、风骨凛然，纵然作饮酒醉态，亦磊落拔俗，毫无半点尘欲之思。而所绘女子形象，亦和他平日接触的轻浮妓女有很大反差，多为端庄高洁、贤良淑德乃至通经博史的智慧女性，或读书，或抚琴，或执扇，或持瓶，神情若有所思，意态庄重娴雅，似乎透露出陈洪绶心目中对女性的敬重而非生活中的亵玩。至于人物形象头大身小，不知者常讥其为丑怪，而笔者却以为这种失调的比例恰好突出了人物的精神而非肉体，也进一步映现出陈洪绶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慕和对现实人生的挣脱。陈洪绶幼年时即受家庭影响而熏染佛教，甲申之后，更是一度出家逃禅，“兵戈非不幸，反得讲真如”26，“偷生始学无生法”27。佛教义理的摄受使其能够沉湎酒色而又看破生死，在现实中耽恋肉体的暂时享乐，而在绘画中寻求精神的永恒解脱。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洪绶的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反差，其现实人格难免懦弱优柔、颓唐放荡、纵情酒色，而在其灵魂深处，少年时即已形成的“忠孝之思、匡济之怀”28、成年以后一直追求的“立德、立言、立功、立身”29和晚年时深深向往的解脱超然之境，都始终占据着画家思想的主流，并支撑起他的人生气象和精神格局。如果说陈洪绶的现实人格表现为“人品”，那么其理想人格则映现或转写为对“人品”有着明显超越的“画品”，从而赋予其绘画以高古寂历、磊落超拔的美学特征。而如果我们不对陈洪绶的现实人格和理想人格予以考察和分辨，则很容易单方面贬低其人或其画，得出错误的认识和结论。对此，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独具慧眼，他在看过陈洪绶的一幅画后感叹：“一画为枯木，附以水仙，呜呼，老莲好色之徒，然其实有大节，试观此卷，古人哉。”30可谓直接从“画品”中观照到了陈的理想人格，真乃明矣！

注释：

1.［明］陈洪绶著、吴敢点校《陈洪绶集》之《诸家题赠、评论》，第69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2.高居翰《山外山》，第222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12月。

3.《陈洪绶集》附录《陈洪绶传》（清孟远撰），第659页。

4.《陈洪绶集》附录《陈洪绶传》（清孟远撰），第660页。

5.《陈洪绶集》卷四《送大生之京》，第57页。

6.《陈洪绶集》附录《陈洪绶传》（清孟远撰），第660页。

7.《陈洪绶集》附录《清史稿·本传·陈洪绶》，第666页。

8.转引自高居翰《山外山》，第216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12月。

9.徐建融《晚明美术史十论》，第235页、第238 至240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10.11.12.13.《陈洪绶集》卷三《上总宪刘先生书》，第32页。

14.《陈洪绶集》附录《陈洪绶传》（清孟远撰），第6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