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实秋

一位名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幽默———一种优美健康的品质。想起汪曾祺先生之幽默，觉得这话确实有点道理。

1991年4月，汪曾祺到云南采风，一路上，他谐语雅谑，脱口而出，十五天的行程欢声笑语不断：

在泼水节上，汪老被浇成了落汤鸡，他开心地说：我被祝福得淋漓尽致。

在登山时崴了脚，汪老无奈，只得拄杖跛行，先生自嘲云：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喝饮料时，汪老冷不丁地说道：我担心喝下去以后会不会变成果脯？！

同行的女作家凌力、先燕云等打趣地说汪老是酒精、味精、字精、画精；汪老只回敬了两个字———妖精！

河北作家尧山壁说：“代表团台上的中心是冯牧（团长），台下的中心却是汪老，幽默机智且妙语如珠，着实惹人拥戴。”此乃实情也。

1994年春，高邮几名在北京读大学的青年相约一起去拜访汪曾祺，他们像见到了家中慈祥的爷爷那样争着向汪曾祺问好，充满敬意地对汪曾祺说：“高邮除了秦少游之外，就是您了。”汪曾祺一本正经地说：“不对！高邮双黄蛋比我名气大多了，我只能居第三位。”汪先生的幽默，引得小同乡们哈哈大笑，初次见面的拘谨随之一扫而光。

有一次，浙江的一位文学杂志的女编辑登门去和汪老约稿，还带上了刚九个月的宝贝儿子。汪老属猴，汪老得知此孩子也属猴，一见就说，“是小猴来了吗？那今天就是小猴拜老猴啦！”中午，汪老留饭，给小猴做了蒸鸡蛋羹。汪老喜欢小孩，执意要亲手喂小猴吃蛋羹。不料还没喂上一口，小猴就唏里哗啦尿了汪老一身，那位编辑急得忙不迭地说对不起，汪老却哈哈大笑：“好！男子汉大丈夫，想尿就尿！”

还有一次，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在电话中向汪老组稿，想请汪老多提供新作品，于是“在电话里壮着胆子说：“汪老，出版社出您的选本很多，但收的新作不多，读者们很有些想法。”汪老听了幽默地说：“我这亩田，本来就低产，但来收粮的人太多，种田的人又不太会拒绝人，弄得里外不是人。”

作家李春林曾几次感受到汪先生的幽默。他回忆说：一次去的时候，正赶上先生的《胡同文化》一文发表并广受好评。我对先生说起此事，先生说：“也有人说不好。”我问是谁，心想可能是某位学者，没想到先生回答：“是我的小孙女。她给《胡同文化》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结果把这篇文章批得体无完肤，一文不值！”话音未落，主宾都笑了起来。另一次去的时候，先生说起××烟厂求他写一宣传文字，……厂家说为了酬谢先生赐文，将长期特供先生×××牌香烟，可两个月后，×××牌香烟就“断供”了。说到这里，主宾又是一片笑声。

汪老的幽默随处可见，于不经意间随口而出，并非那种刻意的卖萌或夸张的做作。汪老的小女儿汪朝曾说过一个段子，她说：“妈那个时候（指在西南联大期间）给人的印象是弱不禁风的病美人。”以至多年后一个老同学对爸说：“你原来的夫人叫施松卿。”爸笑答：“现在的也是！”爸和妈提起此事就不禁相对大笑。

汪曾祺的幽默也给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各国作家留下深刻印象。在美国爱荷华期间，汪先生等应邀在一家中国餐馆用餐。作为主人代表的是一对黑人夫妇，男的是诗人，在上菜的间隙，这位诗人即席朗诵了三首诗。坐在上座的汪先生听罢起身讲：感谢诗人给我们念了四首诗。大家正在诧异，汪先生把诗人年轻的夫人拉了起来说———第四首在这里！话音方落，全场笑声掌声响成一片。

汪先生之幽默，亦见于画跋中，在一幅马铃薯的画上，他跋云：

马铃薯无人画者，我亏戴帽子下放张家口劳动，曾到坝上画马铃薯谱一巨册，今原图已不可觅，殊可惜也。曾祺记。

其“亏”字不可不谓妙也，先生之旷达与无奈，含蓄与幽默，俱借此一字出矣。

汪先生有一跋菊花图之文亦别有意趣：“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不是七日就是八日，汪曾祺。时女儿汪明在旁瞎出主意。”画上题有诗一首：种菊不安篱，任它恣意长，昨夜落秋霜，随风自俯仰。所谓“瞎出主意”亦正是“不安篱”之故也。汪老曾云：多年父子成兄弟。昔时他初恋时在家写情书，老父亦在旁“瞎出主意”；如今女儿在他作画时也“瞎出主意”，可见他们三代人的父子、父女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平等、何等融和啊。“瞎出主意”四字，情趣毕出。

有一次汪先生在大连棒槌岛参加笔会，一群女记者围着向他索画，汪老瞥了其中一位特别苗条的女孩一眼，随手画了一幅梅花，梅干长而细瘦，且题款曰：“为某某写照”，众人会心一笑，莫不绝倒。我估计，那女孩也会怡然莞尔的。

汪先生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幽默大师，有些政治话语也颇具幽默感。被补成“右派分子”了，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人生就更加平淡了。”他进而还说：“……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血压突然飙升了。这种以调侃的语言议论严肃的“政治斗争”；显示出他幽默有锋芒、有战斗性的一面。在搞“样板戏”《沙家浜》时，毛主席曾对剧本提过一些意见，汪先生似乎正儿八经地说：“我认为毛主席的意见都是有些道理的，‘态度也很好，并不强加于人。”其时，红太阳的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还有什么‘态度不‘态度的问题吗？还有什么‘强加于人不‘强加于人的问题呢？汪先生之幽默，可谓是幽默中之上乘也！从中亦可窥汪先生之从容、超脱与睿智，这种有品位、有蕴涵的幽默不仅令人开怀，且给人兼得回味之趣，深思之乐。

尤为令人感佩的是，在生命垂危之际，汪先生依然出语幽默：为了做医疗透视，护士要汪先生脱掉衣服拍片，老先生居然慢悠悠地说———

“怎么？拍裸体照？”

抢救时，汪老的食道严禁食物通过，连一滴水也不许入口。护士在向来看望他的林斤澜解释时，汪先生闭着眼插了二个字：

“戒严。”

接着，又轻轻地插了一句话：

“天安门戒严。”

他的幽默把在场的护士都逗笑了。

在死神叩击门扉之时，汪先生还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幽默感，保持着平日的自我调侃与自我解嘲，足见先生的乐观豁达和淡定平静矣。

汪先生云：“富于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右派恶人，不懂幽默。”（见《谈幽默》、载《汪曾祺全集》第五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先生这句话，来自生活，源于现实，我们这一代人是有体会的。

（责编 凌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