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向平



1937年国共两党西湖秘密谈判内幕

□仲向平

1937年3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黑色轿车由北往南急驰在沪杭公路上，车内坐着两位气质不凡的中年人。一位长得浓眉大眼，英俊潇洒；一位戴着金丝眼镜，儒雅文静。此刻，这两位肩负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凝视着窗外已泛青绿的纵横阡陌，陷入回忆之中……

穿针引线，潘汉年初会张淮南

一年前，也是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伍豪”，启事请他务必在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

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

《申报》的“寻人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人在约定的时间昼夜等候。几经曲折，在香港九龙酒店，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和假名“黄毅”的张冲终于见面了。

“是你？”两人均略一惊诧，旋即恢复常态，握手致意，心照不宣。对眼前的这位“叔安”，张冲太了解了——他先是郭沫若、李一氓挂帅的“创造社的小伙计”，后又以中共中央宣传部代表的身份筹备了著名的“左联”，被戏誉为“小开”；再接替陈赓，担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科长，专事情报、侦察及反谍工作；作为主要对手，自己和他几经生死存亡的激烈交锋，曾多次对他实施抓捕而始终未果……时下，他又和自己一样，摇身一变，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这不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吗？这也许说明，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是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他与自己不也随之转换了角色、变更了使命吗？

潘汉年和张冲这两位“江南才子”，虽然是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但都属于务实的“识时务者”。见面后，双方一同乘船北上，在上海、南京又多次洽谈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谅解。

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两党自十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了。随后，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风云突变，蒋介石言诺周恩来

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应命随驾以备咨询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扣押于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失去自由。此刻，南京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亲美反日派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寝食难安。“第一夫人”宋美龄则处变不惊，舌战群臣，力排众议。她先是厉声斥责何应钦，制止轰炸西安，随即又拨通上海宋庆龄处的电话：“二姐吗？我是小妹。事情非常棘手，我想是中共插手，唆使张、杨干的。”

宋庆龄回答：“不会的，中共光明磊落，我是了解的。你勿急，让我再了解一下，我也在想办法。”宋庆龄放下电话，立即约见潘汉年。

很快，潘汉年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将双方的意图和要求互为转告，并使宋子文、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

而在“主战场”西安，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干，斡旋于矛盾各方，终于促成了亲美派、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的三方会谈，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协议。

1936年12月24日晚，蒋介石一见周恩来，一股难言之情涌上心头：“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

“西安事变”后，一个新的使命立刻摆在周恩来的面前——同国民党正式谈判。

本来，在西安，蒋介石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联共抗日的诺言，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感到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连发电报，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南京）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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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937年2月9日，国共双方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贺衷寒。其间，张冲也携带蒋介石的意见赶赴西安加入会谈，并成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谈者。

11993377年33月，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杭州

西安会谈起初较为顺利，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到最后将要签署协议时，蒋介石出尔反尔，指使贺衷寒推翻了协议。由此，谈判收效甚微。经双方多次秘密磋商，蒋介石电约“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随后决定在杭州会晤。这就促成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直接谈判，史称“西湖会谈”。

分久必合，共产党大义促合作

1937年3月下旬，位于西湖湖滨的“澄庐”别墅迎来了蒋介石夫妇。周恩来和潘汉年的轿车也抵达西湖。张冲安排他们下榻于昭庆寺旁的“柏庐”别墅。

一切安排妥当后，张冲告知周恩来：“委员长的意思，明天上午就开始会谈，地点是烟霞洞。”

次日清晨，车抵烟霞岭，周恩来和潘汉年脚踩石阶青苔，耳闻鸟鸣莺啼，如约准时登临烟霞洞。张冲趋步迎上，把他们引进洞旁烟霞寺内。

入屋落座，蒋介石心绪颇佳：“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西安事变’后全国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紧接着，他话锋一转，“但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

凭着多年的了解，机敏的周恩来一下就洞悉了蒋介石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

但周恩来又严正申明：“我们承认委员长是全国抗日领袖，并不意味着我们丧失作为一个政党的独立性，如果说抗日是合作的基础，那独立则是我们的原则。”

“这个……再谈，再谈。”蒋介石敷衍道。

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共的六项具体要求。

接下来的几天，双方几经交锋。中共为民族大业计，又做了些让步；蒋介石也迫于全国抗日浪潮的高涨和为向各方有个交代，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提出要商量一个永久的合作办法。

周恩来问：“委员长有什么具体设想？”

蒋介石推诿道：“我正在疗养身体，还没有具体办法，你回延安先商量。”不过，他许诺说，“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你们！”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至此，国共双方有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取得了一定的谅解。对此，中共中央肯定这次会谈“结果尚好”。

礼尚往来，西子湖又添“新佳话”

就在“西湖会谈”将要结束之时，潘汉年收到了共产国际发自莫斯科的一份急电（注：潘汉年是共产国际代表）。

次日，3月27日，是宋美龄的生日。周恩来和潘汉年给宋美龄送去一束鲜花，并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员长，我们已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先生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

蒋介石惊喜交加，动了真情。他感激地说：“恩来，你是中共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请你们先开一张名单过来，查实后分批释放。”见此情景，首倡此事的张冲站在一旁舒心地笑了。

蒋介石又嘱咐张冲：“淮南，你尽快编制一套密码，交恩来带回延安，以便今后直接联络。”

3月底，周恩来、潘汉年要离杭返沪，张冲为他们设宴饯行。

此次来杭，正值“窈窕西湖三十里，柳丝含烟拂湖水”时节。周、潘虽然在西子湖逗留多日，但因谈判的紧张和艰苦，一直无暇顾及湖光山色。所以，临行前他们欣然应邀前往楼外楼菜馆，在二楼选了个僻静的位置，吃了一餐家乡饭。

几十年后，周恩来重登此楼，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感慨不已。这可能也是他在全国解放后九上楼外楼的原因之一吧。

（摘自《杭州政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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