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硕果（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浅谈调式色彩与音乐形象的关联
——以四七级小调为例

冯硕果（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由若干高低不同的音，围绕某一有稳定感的中心音，按一定的音程关系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称为调式（mode）。调式是人类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创立的乐音组织结构形式。

调式种类包括：西方大小调式体系，包括自然、和声、旋律6种大小调式；中国五声音阶种类调式，包括不带半音、带半音、带中立音的五声调式；七声音阶调式，包括欧洲中世纪教会调式、中国民间七声调式、吉卜赛调式以及包含印度尼西亚音乐、阿拉伯音乐、印度音乐、泰国音乐等的特殊调式。

调式色彩

调式各音级与主音之间的音程距离的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调式色彩。如在西方大小调式体系中，自然大调式的主音与其上方三度音、六度音、七度音所构成的音程均为大音程，一般较为明亮（由于和声大调式降六级音，故略暗）。而自然小调式的主音与其上方三度音、六度音、七度音所构成的音程均为小音程，一般较为暗淡、柔和。

不同的调式会产生不同的调式色彩，调式色彩是调式的呈现。在中国民族调式中，目前常用的有两大类，即徵类色彩和羽类色彩。徵类色彩包括宫调式和徵调式，此类调式色彩类似大调式，即明亮、雄伟、开阔。羽类色彩包括商调式和羽调式，一般具有较为柔和、暗淡的情绪。

无论是西方的大小调式体系，还是中国的五声音阶调式，无论它们之间存在相似，还是存在区别。不同的调式色彩，象征了不同的情感色彩。

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欧洲，古希腊人不同的调式与不同的情感相联系，不同调式的使用还可以影响人的道德情感。亚里士多德常将与阿波罗神联系的多利亚调式视为希腊正宗，其风格质朴，具有男子气，使人安静并具有力量，坚强而有节制；而属于东方部落的弗里吉亚调式，其风格狂放，具有酒神精神，可以激发人的激情。但弗里吉亚调式容易使人限于享乐，丧失意志；利地亚调式使人柔弱而淫荡，混合利底亚调式则使人悲伤。

虽然从西方音乐史学的文化背景来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从伦理道德角度讨论调式时，该调式的概念并非仅仅是指音阶组织形式，还包括了旋律结构和音乐风格样式，且这种针对调式的评价亦非完全是纯粹的审美体验，而是受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的，但是早期欧洲音乐中对调式色彩的关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历史载书中有很多说明调式色彩的功效、作用等。中国传统音乐“宫调”系统因其同宫多调的特点，而比西洋的大小调式复杂得多，同样也有着更为多彩的调式色彩特质，在诸多古代音乐文献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和记载。

如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篇中就有“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鸟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寮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的记载，以区分五音与5种调式的色彩感受。

都节调式产生的音乐形象

不同的调式产生不同的调式色彩，而不同的调式色彩产生不同的音乐形象。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的大小调式体系，还是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调式，它们都产生了不同的情感色彩，而情感色彩的产生就是来自调式色彩中产生的不同音乐形象。

音乐形象是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包括客观存在的声象以及主观存在的听象、视象。音乐形象在平时的生活呈现的不够明显，而当音乐形象在与画面同时出现时，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科技的空前发展，同时推动了音乐的发展。原始的音乐是在人们的生活、劳动等环境中存在的，而在后期产生的娱乐传媒中也是后期才进入的。记得以前一位老师说过：“如果你在看鬼片、恐怖片时没有音乐，只看画面你就不会产生恐惧的心理，当不和谐的小二度在影片中响起，再配上画面，此时听觉、视觉的相互结合，产生的恐惧心理会得到最佳的效果。”此时，就是音乐形象产生的时刻。

目前，电视音乐、电影音乐正在盛行，很多优秀、经典的电视、电影音乐在不断地产生。如1955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抗日片《平原游击队》中，鬼子进村时的音乐通过运用日本民间音乐素材，音乐与画面的结合。此片的音乐由车明作曲。在《平原游击队》，车明用交响乐的手法，以大气魄的音乐，表现浓厚的战斗气氛和游击队战士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该影片通过音响与画面的结合，把人物的情绪充分烘托出来。在塑造李向阳这个人物形象时，车明参考了很多苏联有关影片的作曲，以和声配器的手法，表现李向阳的灵活威武，百战百胜；当李向阳与母亲见面时，用柔和的、亲切的音调，表现母子之间的骨肉之情；当李向阳与小孩相见时，用比较轻快和欢快的旋律来表现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这些都是通过音乐手法来表达人们的情感。特别是在日本鬼子进村时的交响乐，据说在车明创作之初，他写了很多种旋律，最后找出很多日本的民间音乐素材，反复听、写，最终才写出了适合影片的旋律，用各种难度较大的和声配器，紧密配合画面，达到了满意的音乐效果。

对都节调式产生的日本音乐形象的思考

日本都节调式为日本音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什么我们在观看《平原游击队》时，鬼子进村的音乐一出来，我们就会联想到日本，我想这就是《樱花》先入为主给我们留下的形象。“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用《樱花》来命名这是多么好的一个象征，加上它的调式（两个相同的小儿度+大三度构成） 是近代盛行于日本，所以《樱花》的诞生是日本民族风格的象征。故当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鬼子进村攻打李向阳时出现的画面及音乐，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日本。

但是在接触云南民族音乐以后发现，在云南众多少数民族中，红河哈尼族以及西双版纳的基诺族的音列调式同样也是以两个相同的小二度加大三度构成，调式风格与日本的极其相像。记得在课堂上老师播放哈尼族的音乐时，同学们都说那是日本音乐。所以这不得不让人们思考：都节调式是日本独有的吗？为什么一听到此类调式色彩的音乐人们第一想到的是日本？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云南我们同样有着这样的调式风格，但是在云南让云南人听这样的音乐，为什么连我们自己也说这是日本音乐呢？我想这问题应该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听到这种调式风格的云南民族音乐，联想到的却是日本。出现这样的现象，我想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我们的历史中从没有过关于该调式的相关记载，故当它出现时我们就不会产生联想。更为遗憾的是：它在我们的民族音乐中出现，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叫什么。或许这样的音乐风格一开始就是出自我们的民族音乐（因为日本到云南来寻找它的起源，追溯它的历史）。日本将我们的“去四七级小调”“去三七级角调式”加以强化，从而产生了“都节调式”，可是它就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视。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误。

结 语

调式风格产生的调式色彩，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音乐形象。日本的“都节调式”成为日本音乐象征。可是我们的音乐，却不被我们重视，让我们的音乐文化成为别人的象征，这是我们的失误造成的，这需要我们反省自身，虽然历史中没有记载，希望在今后能做到“礼失求诸野”，使我们的音乐文化不再丢失，成为我们的音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