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晓

(1.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2.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郑州 450001)



当代德国记忆理论流变

时晓1,2

(1.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2.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郑州 450001)

摘要：纵观记忆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记忆理论主要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的理论鼻祖,但记忆理论主要在德国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阿斯曼夫妇厘清了各种记忆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联接了社会学、考古学、文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各个方向。

关键词：记忆理论;集体记忆;交际记忆;文化记忆

把“记忆”作为研究对象,在西方文化形成的初始时期即已有之。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记忆被理解为一种可以习得的技术,即“记忆术”[1]。西塞罗将记忆术归为演讲术的一个部分,把记忆术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讲述了其凭记忆描述宴会坐席的传奇故事。柏拉图将记忆比作蜡板,为可靠的回忆提供必要前提,并且认为学习就是回忆理念世界里的原型。亚里士多德探讨了记忆和回忆之间的联系,提出“回忆的过程蕴含了记忆,并且记忆伴随着回忆”[2]。自此之后两千年里,“记忆”研究基本上囿于与个体相关的领域。

直至20世纪初,记忆问题的研究视角才从个体转向集体。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首次提出“集体记忆”[3]。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是秉持“现在中心观”对过去形成的各种观点。这种集体记忆以群体成员个体的形式进行,每个社会群体或机构(如家庭、宗教团体、社会阶级等)都有各自不同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所指出的“集体记忆”,实际上是“同一社会中许多成员的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3]2。因此哈布瓦赫记忆理论存在局限,其仅仅从社会心理学出发关注集体记忆对于具体社会群体的意义,没有上升到文化高度;而且,集体记忆以言语的习俗为框架基础,具有流动性和变化性,显然忽视了其他层面的记忆形式,欠缺明晰的概念区分和相应的理论深度。

这之后半个世纪里,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并没有得到继续研究和拓展。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阿斯曼夫妇: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文化记忆”是阿斯曼夫妇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文化记忆理论是对当代记忆理论最大的创新。

一、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

扬·阿斯曼(1938—)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教授,1998年获得德国历史学家奖。作为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扬·阿斯曼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扬·阿斯曼的代表作是《文化记忆——早期发达文化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认同》(DaskulturelleGedächtnis.Schrift,ErinnerungundpolitischeIdentiätinfrühenHochkulturen),这本书以古埃及、古代以色列和古希腊文明为例,详细阐释了文化记忆形成和运作的方式。阿斯曼在书中坦言,虽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埃及学,但是其文化记忆理论却着眼于更为广阔的领域——“对文化关联的重构,更精确地说,是重构(集体)记忆、文字文化和人种起源之间的联系”。“各个群体想象出自我形象,一代一代地延续着身份,形成回忆的文化”,文化记忆考察的正是这些群体如何回忆、如何通过回忆的方式想象自我、建构身份[4]。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概念继承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社会取向,从“记忆的外向维度”出发,认为记忆“受到社会和文化框架的限制”。但阿斯曼的本意并不在于区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在他看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这种记忆的特点是“与空间和时间相关”、“与社会群体相关”,并具有“重构性”,建构了口述史的领域;换言之,哈布瓦赫所谓的“集体记忆”建立在日常交往的基础上,以言语交流为核心,实质上属于“交际记忆”。扬·阿斯曼扩展了集体记忆的内涵和外延,并对此概念作了明晰的阐释。他认为,集体记忆的两种形式是“交际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和“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

交际记忆是“与新近过去相关的回忆”,是“可以与同时代人分享的回忆”,它没有特定的载体,言语交流是其媒介。交际记忆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代际记忆”,其时间跨度局限在三代人到四代人之间(80～100年),一旦拥有共同回忆的一个群体(一代人)辞世,那么就会产生新的记忆。因此,交际记忆的特点是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短暂性,不能提供过去的固定支点。与之相对,文化记忆不依附于日常交往,甚至它的特点正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文化记忆具有稳定性和长久性,它指向过去的固定点,过去成为回忆得以附着的符号,保留和传承了文化内涵和意义,因此仪式、节日、符号、纪念碑、文字等都属于文化记忆的媒介,表现和演示了曾经的某种文化;文化记忆的载体是特定的,比如牧师、教师、艺术家、诗人、学者、官员等等,总而言之,他们都是知识阶层。那么很显然,集体记忆的两种形式形成两极:从时间维度来看,节日庆典(文化记忆)与日常生活(交际记忆)形成对立;从社会维度来看,知识阶层把控文化记忆,而交际记忆在社会群体中展开。所以在一些文明中,文化记忆和交际记忆对比鲜明,甚至可以称之为“双文化性”(Bikulturalität),其中古埃及文明就是一例,这种两极对立在现代社会中已较为少见[4]2。

扬·阿斯曼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拓宽了集体记忆的定义范围,丰富了其内涵,并区分了交际记忆和文化记忆。但交际记忆并非扬·阿斯曼的研究重点,他的关注点在于文化记忆,并且主要从早期古代文明入手,讨论了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在早期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在文字出现之前,起文化传承作用的是“仪式”,运作的基础是“重复”;在文字出现之后,“文本”就成为保留和更新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其特点是允许“变化”,即不断的阐释[4]3。在他看来,重复和阐释在文明形成过程中是同等重要的步骤。

二、阿莱达·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拓展者

扬·阿斯曼的妻子阿莱达·阿斯曼(1947—)是文化记忆理论的拓展者。作为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她的研究兴趣点在于记忆类型的进一步细分、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记忆理论与现当代文学的结合等等,其代表作有《记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Erinnerungsräume.FormenundWandlungendeskulturellenGedächtnisses)、《昔日的悠长暗影:回忆文化与历史策略》(DerlangeSchattenderVergangenheit.ErinnerungskulturundGeschichtspolitik)、《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验到公共展示》(GeschichteimGedächtnis.VonderindividuellenErfahrungzuröffentlichenInszenierung)等。

阿莱达·阿斯曼的贡献在于总结和完善了已有的记忆理论,提出记忆形式的三分法和四分法,进一步区分了文化记忆中的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并将记忆理论与文学、文化、历史学等学科交叉起来,研究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一)记忆形式的概念区分

阿莱达·阿斯曼对“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作了更为精密的区分,她认为,这种对记忆形式的二分法应由四分法代替,而区分标准是空间和时间跨度、团体规模以及暂时性或稳定性。四种记忆形式如下:个人记忆 (das Gedächtnis des Individuums)、社会群体记忆 (das Gedächtnis der sozialen Gruppe)、国家政治集体记忆 (das Gedächtnis des politischen Kollektivs der Nation)、文化记忆 (das Gedächtnis der Kultur)。在其著作中,阿斯曼也常将这四种记忆形式分别简称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政治记忆和文化记忆[5]。

不难看出,哈布瓦赫所定义的“集体记忆”其实是阿莱达·阿斯曼笔下的“社会记忆”,也即扬·阿斯曼所定义的“交际记忆”。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都属于短时记忆(区别在于载体是个人还是群体,但二者归根结底都基于人的大脑记忆,因此随个人或社会群体的消亡而消亡),而政治记忆和文化记忆属于长时记忆(二者基于经验和知识,其载体已经与生物大脑脱离开来,变成象征性的物质载体,如文本、图片、纪念碑、仪式等等,区别在于参照物是政治还是文化)。据此,阿莱达·阿斯曼将记忆分为三个维度,即:神经的(neuronal)、社会的(sozial)、文化的(kulturell)。阿莱达·阿斯曼将政治记忆和文化记忆都并入最后一个维度(文化记忆),因其二者都是长期、稳定的,且载体、环境、支撑皆同,只是考察角度不同。因此,这是阿斯曼对记忆形式四分法的简化,即三分法: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

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文化记忆之间关系紧密,个体身上打上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烙印。首先,个人记忆是从个人经历中得来(经验记忆),个人经历离不开社会,这也就意味着个人记忆必须在社会交往中建构起来,个人记忆受到社会记忆的制约。比如,社会记忆中的典型例子是“家族记忆”和“代际记忆”,与家人的互动(谈话、共同经历)首先奠定了个人记忆的基础。其次,个人记忆从与物质符号的互动中而来,这意味着个人记忆受到文化记忆的影响。再以“家族记忆”和“代际记忆”为例,家族内部或代际之间特有的经验会浓缩为标准化的内容,不断出现在个人回顾的语境当中,而这种个人记忆经常由文本、图片、照片、电影等外部媒体引发,这些外部媒体都属于物质符号,是文化记忆(存储记忆)的载体。因此,阿莱达·阿斯曼认为,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文化记忆之间存在着互动和转化的关系。

(二)文化记忆的两种形态: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

阿莱达·阿斯曼研究的重点是文化记忆,她进一步区分了文化记忆的两种形态:功能记忆(Funktionsgedächtnis)与存储记忆(Speichergedächtnis)。存储记忆是“文化档案,里面保存着过往年代的物质遗产”,它的特点是“保存和照看库存”,因此存储记忆是文化记忆发生的前提条件;功能记忆是“严格的挑选、主动的估值和个人的吸收”,因此它就像经典化的过程,总是需要当下的展览、讨论、演示、解读,总是存在着继续阐释的空间[5]2。

总的来说,功能记忆多与当下功能和实际诉求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对,存储记忆却总是被看作“档案”,而同时又是未来的功能记忆的“蓄水池”。存储记忆与社会拉开的距离正是其意义所在,它和功能记忆之间的界限是可以变动的,当界限被打破,就会产生新的意义模式;否则的话,存储记忆不能为功能记忆提供新的可能性,便会变成死水一潭,记忆就会变得僵化和绝对化。所以,存储记忆是各种各样功能记忆的语境和拓展视野。

以记忆与文学的关系[6]为例,阿莱达·阿斯曼区分了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文学文本(对象是作为个人和独立主体的读者,处于开放的历史视野之中)属于存储记忆,而文化文本(经典化文本,受众为作为群体代表的读者,处于封闭的传统视野之中)则属功能记忆。

(三)记忆与历史的关系

阿莱达·阿斯曼非常关注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作了追本溯源的梳理。记忆与历史的对立并非自古如此,而是从19世纪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柯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历史”这个概念自18世纪下半叶才具有现代特征,此时“历史”变成一个抽象的“集体单数”(Kollektivsingular),取代了之前作为“复数”出现的概念。不同观点、立场各异的历史讲述演变成现代意义的“历史”概念,犹如溪流汇入大海。大海的意象出自哈布瓦赫,他把集体记忆与历史对立起来,把历史称为大海,而此处的历史其实应是“历史学”。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历史学”的专业语境在19世纪成型,这之后,历史和记忆才对立起来。对于早期史籍来说,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回忆、是一种记忆的保留。在西方文明的早期,“历史”和“记忆”这两个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在神话或口述文学中,历史与记忆的融合是所有早期文明历史记述的显著特点;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直至近代,记忆总是处于史籍撰写的突出地位,历史的任务就是讲述王朝、国家、机构的出身与记忆,以证明其延续的合法性,这是一种“过去策略”——通过制造记忆,使其服务于当权者。19世纪,历史成为了一门学科,历史学的客观性要求使其与政治诉求逐渐脱离,历史客观、科学的一面与记忆主观、个人的一面对立起来[5]3。

针对记忆与历史的对立,阿莱达·阿斯曼提出“被居住的记忆”和“未被居住的记忆”这一对概念[1]2:记忆是“被居住的记忆”,它有生命载体,视角存在偏差;历史是“未被居住的记忆”,它既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是客观和中立的。“功能记忆”就是“被居住的记忆”(记忆),而“存储记忆”则是“未被居住的记忆”(历史)。

三、文化记忆理论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和应用

1997年,德国吉森大学(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30名高校教师和70名来自各个文科院系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展了“回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en)的研究项目,着眼研究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至21世纪的文化记忆的内容和形式。这一研究项目的宗旨在于“对历史回忆这一范畴进行持续的历史化”[7]。他们认为,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模型是静态和超历史的,吉森大学研究组着重研究文化回忆的多样性、动态性、创造性和过程性:首先,他们将“回忆”概念(Erinnerung)置于“记忆”概念(Gedächtnis)之上,认为阿斯曼夫妇的“记忆”往往与存储相关,是静态的,而“回忆”本身是动态的概念;其次,他们强调回忆文化的复数概念(Erinnerungskulturen),认为回忆概念及实践是多样的,随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回忆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历时性的文化记忆的不同阶段,而且是共时性的不同形态的回忆构建和依存。在此基础上,吉森研究组从回忆的框架条件、特定回忆文化的形式和具体回忆的过程三个层面对“回忆文化”进行了探讨,研究出版物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层面“特定回忆文化的形式”(如罗马时代的宗教回忆文化、19世纪和20世纪战争和回忆)以及记忆媒介(如建筑、印刷品、文学、身体)和文化史记忆研究的概念(如经验和时代史、文学的记忆概念)上面。

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是这一研究项目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研究方向是英美文学,出版了多本记忆理论方面的著作:《集体记忆与回忆文化》(KollektivesGedächtnisundErinnerungskulturen)、《文学研究的记忆》(Gedächtniskonzepteder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回忆和身份》(Literatur-Erinnerung-Identität.TheoriekonzeptionenundFallstudien)等等。阿斯特莉特·埃尔的贡献在于将记忆理论与文学学科结合起来,丰富了文学学科中的记忆概念及文学作为记忆媒介的表现。阿斯特莉特·埃尔与安斯卡·纽宁(Ansgar Nünning)共同提出了记忆中的文学理念,她们认为,记忆理论在文学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三个基本方向:“文学的记忆”(作为象征系统或作为社会系统)、“文学中的记忆”和“文学作为记忆的媒介”[8]。“文学的记忆”有两层含义:其一,当文学作为主体时(即文学拥有记忆),文学记忆就成为象征系统,比如说互文性、主题和体裁都是文学记忆的表现;其二,当文学作为客体时(即文学是被回忆的对象),文学记忆就成为社会系统,文本的经典化和文学史的撰写都属于文学记忆。“文学中的记忆”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对回忆和记忆的描述和表现,主要探讨以何种手段处理和演绎记忆的内容及运作方式。所以,“文学的记忆”着眼于文学系统的历时性,研究基础是记忆的过程,而“文学中的记忆”重点探讨具体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结构,着眼于文学作品的共时性特征,表现的是记忆本身。“文学作为记忆的媒介”主要讨论文学作品的记忆媒介性,从文学作为记忆媒介出发,表现回忆文化中的记忆——这包括特定文化的过去(如犹太记忆与文学)、记忆的运作方式(如性别/身体、记忆与文学,媒体间性与记忆),等等。

四、结束语

记忆理论作为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当代理论之一,经历了准备、发展和突破阶段:记忆理论主要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的理论鼻祖,但记忆理论主要在当代德国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记忆理论的繁荣与记忆浪潮(Gedächtnis-Boom / memory boom)的兴起不无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对记忆问题的研究不绝如缕,其起因在于庆典节日的增多、文化多元主义、大屠杀研究、记忆工业的建立和冷战的结束,等等。显然,记忆问题与德国关系紧密(大屠杀记忆和冷战记忆尤为突出),因此文化记忆理论诞生在德国有其必然之处。

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是当代记忆理论的集大成者,厘清了各种记忆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在社会学、考古学、文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等各个方向得到了延伸和应用。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阿斯特莉特·埃尔是深入研究记忆理论与文学之间关系的领军人物。文化记忆理论是目前德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其本身是对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也是20世纪文学理论人文主义转向的表现;同时,作为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学科交叉的产物,文化记忆理论又影响和推进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ssmann A.Erinnerungsräume: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M].München:C.H.Beck,2006.

[2]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M].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Assmann A.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Schrift,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M].München:C.H.Beck,2005.

[5]Assmann A.Der lange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Erinnerungskultur und Geschichtspolitik[M].München:C.H.Beck,2006.

[6]Erll A,Gymnich M,Nning A.Literatur-Erinnerung-Identität.Theoriekonzeptionen und Fallstudien[M].Trier:WVT,2003.

[7]Astrid E.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M].Stuttgart:Metzler,2005.

[8]Erll A,Nning A.Gedächtniskonzept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Theoretische Grundlegung und Anwendung-sperspektiven[M].Berlin:de Gruyter,2005.

(编辑: 朱渭波)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German Memory Theory

Shi Xiao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mory theory,we can find out that the memory theory has made a great progress main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ench sociologist Halbwachs established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but the memory theory has got a breakthrough in Germany.The couple of Assmann clarified the concep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forms of memory and put forth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which has become the object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mbining sociology,archeology,literature,history,cultural studies and so on.

Keywords：memory theory;collective memory;communicative memory;cultural memory

收稿日期：2014-12-05

作者简介：时晓(1983-),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德语近当代文学。E-mail:franka_shi@163.com

中图分类号：I 5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6)02-0154-05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