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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译学视阈下的仿词翻译
——以《红楼梦》为例

2016-04-04辉,苏

关键词:红楼梦

肖 辉,苏 雅

(南京财经大学 外语学院,南京 210023)



文化翻译学视阈下的仿词翻译
——以《红楼梦》为例

肖辉,苏雅

(南京财经大学 外语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仿词,作为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是仿拟的一种,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在口语语体中颇受欢迎。《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称得上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中人物对话用词考究,寓意深远。历年来,学者对于《红楼梦》中语言的研究数不胜数,对其中仿词的研究亦是格外关注。然而,从文化翻译学的角度考察《红楼梦》中的仿词翻译研究的却颇为罕见。通过对《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中人物对话的具体实例进行分析比较,从文化翻译学角度探讨仿词的翻译方法与策略,揭示仿词翻译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文化翻译学;仿词翻译;《红楼梦》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西方哲学语言论的转向,文化研究渐渐被纳入翻译理论的研究领域,而“文化翻译”也在王佐良先生的推动下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王佐良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与文化繁荣》中论述的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共鸣。他提倡把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把翻译研究与作为一门新科学的比较文化结合起来。与此同时,翻译研究也逐渐步入文化研究领域,二者相互融合,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掀起了“文化翻译热”,出现一些文化翻译理论,文化翻译学也应运而生。“文化翻译学是文化学、文化语言学与翻译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学科。它是一门新学科,也是国际国内学术潮流大势之所致。它以语言文化为研究对象,但立足于翻译,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1]

从文化翻译学的角度看,翻译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的翻译早已不单单是言语字符的转换,更多的是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通过语言这个媒介进行文化转化、文化传播、文化阐释最终达到另一种文化的再现。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改变,从过去静止的翻译转变成如今动态的翻译;从单纯的语言行为转变成含义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包括形式上的转换,还包含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和再现。

一、仿词简介

20世纪30年代,《修辞学发凡》问世,著名学者陈望道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仿拟”这一概念,即 “为了滑稽嘲弄而故意仿拟特种即成形式的,名叫仿拟格”[2]。 而仿词则是仿拟中的一种,属于词汇层面的仿拟。通常,作者或说话者根据语境表达的需要,模仿现有的词语形式(即本体),通过更换本体的某个词或语素而临时创造出新词语(即仿体),改变原来特定的词义,创造出新意,从而达到作者或说话者所需的符合语境的修辞效果,如幽默、讽刺、标新立异等。仿词有三个特点:1)带有偶发性,缺乏稳固性;2)仿词须有凭借,即要有一个被仿造的词作为“模式”;3)仿词须与被仿词同时并用[1]151。

从构造形式上来看,仿词通常被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音仿,即根据词的语音来仿造。如:从此街上闹动了“贾宝玉弄出‘假宝玉’”。(《红楼梦》第九十六回)2)音义兼仿,即根据同音进行音仿后再联想进行义仿。如: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这回子逼着我叫了他来。”(《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其中“云哥儿”是根据“芸哥儿”的音而仿拟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又将云雨联系,想到了“雨”,于是义仿出“雨哥儿”。3)义仿,即根据被仿词的意义仿拟出来的词,意义可相同、相近也可相反,具体可分为类仿和反仿。如: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属类仿,是从中国的一句熟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仿造出的“公理”和“婆理”,用来指观点对立的两方面。此外,这其中还蕴含着 “双关”的意思。“公理”一方面明指“公婆”中“公公”这方的道理,另一方面也暗指人们所熟知的道德规范上公认的道理。再如:妹妹你慢慢地往“钱”走。(《光明日报》)这是由歌词“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而来。“慢慢”与“大胆”意义相反,是“大胆”的仿用,而“钱”仿“前”音,又属音仿。除此之外,仿词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类型,包括:辐射仿、双关仿、语体仿等[3]。

二、《红楼梦》中仿词英译的方法策略及文化内涵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红楼梦》这一上乘之作,称得上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的艺术成就颇高,其内容涉及政治、民俗、宗教、建筑、服饰等各个方面,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小说的语言也是这部经典名作的精妙绝伦之处,人物对话用词考究,寓意深远。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仿词在《红楼梦》中有着广泛而成功的运用。然而由于仿词这一特殊的修辞手法是在原有词汇的基础上根据语境进行再创造并带有其独特的文化印记,再加上《红楼梦》的语言颇具特色,通过隐喻等手法高度浓缩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文化承载量极强,这使得《红楼梦》中的仿词翻译的难度大大提高。于是有人将其归为不可译的范畴。

不可否认,由于“文化缺位”,即“在不同民族间所存在的事物或观念的或缺现象”[4],一种语言文化中的特定表达方式所蕴含的联想意义、关联意义、情感意义等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不存在,这就构成了某些特定表达的不可译因素。然而,党争胜认为:“人类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决定了各民族在运用语言方面所具有的一些共性,如表达法上的像似性和修辞手段上的通约性。”[5]因此,尽管《红楼梦》中的不少修辞表达手法所包含的语言文化内涵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但笔者认为多少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翻译补偿策略将其翻译表达效果达到最大化。

下面将通过对《红楼梦》霍译本及杨译本中具体实例进行比较分析来探讨仿词翻译方法及策略,并揭示其文化内涵。

例1小耗子现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第十九回)

霍译:The little mouse resumed his own shape and smiled at them pityingly.“It is you who are mistaken.You have seen too little of the world to understand.The vegetable tuber is not the only kind of sweet potato.The daughter of our respected Salt Commissioner Lin is also sweet potato.She is the sweetestsweetpotatoof them all.”

杨译:“You ignorant lot!” retorted the little mouse,resuming her original form.“You only know whatsweettarosare,but don’t know that the daughter of Salt Commissioner Lin is sweeter than any taro.”

(Note:This is an untranslatable pun.The yu in Tai-yu’s name has the same sound as yu meaning “taro”.)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这段话出自贾宝玉之口,是他编来哄林黛玉开心的小故事里的。贾宝玉用诙谐形象的语言,借耗子之口传达了对林黛玉的喜爱,取笑黛玉才是真正的香芋(香玉)。由于“香芋”和“香玉”有着相同的发音,贾宝玉的语言中巧用了音仿的修辞方法,将林黛玉与耗子们喜爱的香芋联系起来,表现出了林黛玉对于盐课林老爷的珍贵程度就如同香芋对于耗子一样。对比霍克思和杨宪益的翻译可以发现,对于“香芋”这一仿词的翻译,二者各不相同。霍克思强调译文应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习惯,他倾向于运用归化的策略,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而杨宪益则更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因而倾向于运用异化的策略和直译的方法。

霍克思将“香芋”译成“sweet potato”,这一译法使得译文中所传达的效果与原文中仿词“香芋”与“香玉”的传神表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sweet在英语中既可以形容事物的香气也可以用来形容人物甜美可爱的性格特点,而potato在英语语言中也有着特殊的用法和文化内涵。“potato”本义是指“土豆、山芋”,而在英语中也常被用来形容各种各样的人,如:small potato(小人物),couch potato([美国口语]老泡在电视机前的人,终日懒散的人),hot potato(烫手山芋;难对付的人),clean potato(规矩的好人)。霍克思正是基于potato这一词在英语语言文化中的特殊用法,巧妙地将原文中“芋”与“玉”的音仿转换为potato在语义上的类似仿拟,不仅传达了原文中仿词的幽默效果,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转化,变相保留了“芋”与“玉”的意象。笔者认为,霍克思这种大胆变通的创造性译法值得肯定,不单单是在《红楼梦》的仿词翻译中,在其他仿词翻译中都值得提倡。而杨宪益则重视对原文的忠实,将“香芋”直译为“sweet taro”。不能说杨这种直译的译法不正确,只是笔者认为,相比较霍译的“sweet potato”而言,杨的直译略逊一筹。此外,杨宪益也注意到了这里仿词的修辞手法,但taro的翻译无法体现仿词所包含的文化及艺术效果,只好后加尾注对此进行解释。换个角度看,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由于原语与译入语文化差异而存在的不可译因素时,直译加注释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法。

例2五儿急得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了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第六十一回)

霍译:Fivey protesting anxiously as they went “but that little bottle came from Master Bao’s room.It was given to me byParfumee” said Lin Zhi-xiao’s wife contemptuously.“Parfumy!If we find the evidence in the kitchen,I shall have to report it,and that’s that.It will be up to you to explain yourself to them mistresses if you can.”

杨译:In desperation then Wu-erh confessed,“That was given me byFang-guanin Master Bao’s place.” Snapped Mrs.Lin.“I don’t care who gave it you,” Now that we have evidence of the theft,I shall report it and you can explain it to the mistresses.”

这里的“圆官”一词显然是根据“芳官”音仿成“方官”,继而再反仿成“圆官”而来,这是根据中国特定的语言文化习惯而来。中国自古就有方圆一说,古文中常常出现“方圆百里”等,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词汇。在《红楼梦》中,林之孝家的故意把“芳官”理解成“方官”,再根据反义关系反仿出“方官”“圆官”,是想要强调他呈报的决心。无论什么身份什么背景的人,只要有赃证就理当呈报,话语极其强硬,毫无商量的余地,充分表现出对芳官的蔑视。

霍译本中,霍克思将“芳官”译成“Parfumee”,而将“方官”译成“Parfumy”,舍弃了“圆官”这一词的翻译。由于“方官”“圆官”这一仿词是由“方圆”这一中国特有的文化词反仿而来,其本身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义也只有懂得中国文化的人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感受出来,要想将其翻译出来确实难上加难。霍克思将其转换成“Parfumee”以及“Parfumy”,这一巧妙的谐音转化法可以说已经将原著中的仿词效果部分传达出来了,只是这种转换是基于西方文化中的谐音而来。再来看杨译本,杨宪益完全舍弃了“芳官”的词义,直接音译成“Fang-guan”,而将后面的仿词“方官圆官”意译为“I don’t care who gave it you”。这种译法尽管将林之孝家的话中之意表达了出来,但其中仿词的效果完全丢失,译入语读者无法领略其中的修辞艺术与文化内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处理这种与文化差异相关的仿词翻译时,音译加意译亦是另一种选择。

例3凤姐笑着说:“妈妈,你放心,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你从小奶的儿子,你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可是现放着奶哥哥,哪一个不比人强?你疼顾照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儿,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内人’一样呢。”(第十六回)

霍译:Xi-feng laughed,“Leave your two boys to me,Nannie.I’ll look after them! You know all about Lian’s little ways because you nursed him when he was a baby:he’ll give the dearest thing he has to some nobody he’s picked up outside,yet his own two foster-brothers who are much nicer young men than any of his favourites he neglects completely.If only you would take a bit of interest in them,Lian,you wouldn’t hear a word of complaint from anyone,instead of wasting your kindnesses on those -those little male misses of yours! I shouldn’t have called them “misses”,though.You treat themissesas yourmissusand give me the miss!”

杨译:Hisfeng laughed.“Just leave his two foster-brothers to me,nanny,” she said.“You who nursed your boy from babyhood know what he’s like.He goes out of his way to helpcompletestrangers,people nowhere near as deserving as his two foster-brothers.Who could possibly object if he did something for them? But he just favors outsiders.Well,perhaps I shouldn’t say that.The people we consideroutsidersare“in” with him,I suppose.”

这是一处典型的反仿,根据“外人”的相反意义反仿出“内人”一词。同时,“内人”一词含有双关之妙,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指代了特别的意义。“内人”一词属我国特有的文化词,自古以来就有用“内人”指代家里人、妻妾的用法。王熙凤用这样的一组仿词,凭借“内人”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两个人物间的对立关系,不仅对贾琏在外偷鸡摸狗,关心外人尤其是女人多于关心自己的“内人”进行调侃讽刺,也“使对方辩也不成、认也不成;笑也不是、怒也不是,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6]。

霍克思将“外人”译作“miss”(小姐),将“内人”译为“missus”(妻子、老婆),实属妙举。这是基于他对“内人”的深刻理解,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才有的创造性译法,从语义上看,不仅将“内人”“外人”的表层含义传达出来,还将其文化深层含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修辞艺术上看,“misses”和“missus”二词又有着语音上的谐音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修辞的美学效果及与原文同等的幽默效果,与原文仿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杨宪益选择用“complete stranger” 和“outsider”来翻译“外人”,用“in”来翻译“内人”,这也很好地形成了“outsider”与“in”的对应关系。但相比较而言,杨宪益“in”的翻译并未把“内人”所具有的旧称妻子的文化含义表达出来,显得有些拘泥于原文。

三、文化翻译学视阈下仿词翻译问题的思考

文化翻译学认为,翻译活动承担着文化输入和文化输出两方面的重任。在翻译过程中,也即文化输入与输出过程中,如果仅仅重视字面翻译而忽视文化内涵的传达,必然出现文化在翻译中的扭曲现象导致译入语读者不解、误解或曲解,这将直接影响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因此,仿词的翻译也应该注重文化的传递,而不应因为仿词翻译难度大而简单将其归结为不可译范畴或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的翻译上。

由于仿词往往在特定语境中和被仿的词同时出现,有着形式相似、内容新颖的特点,通常都有很强的文化承载力,多数属于文化词或文化含义词,隐含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只有当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自身的积极参与,在意识中使这些文化信息明确再现才能真正达到作者的写作意图。然而,由于外国读者缺乏对于中国一些文化词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的了解,如上文中提到的《红楼梦》中的“内人”、“方官圆官”中的“方圆”等,如果译者不能将其很好地阐释,异语读者必然不能感受到《红楼梦》中的语言文化特色,从而影响其对深层次文化背景的理解。因此,译者的文化观显得尤为重要。尽管人类有着大致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能力,但汉语与英语之间仍然存在着认知习惯、道德习俗、行为规范、审美意识、文化意象、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差异,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练地掌握译入语语言,也需要对源语语言有很强的感知力与理解力,这是因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的不是简单的单语思维,而是复杂的双语思维,需要在两种思维中找到融通的措施。

从《红楼梦》的霍译本和杨译本的具体仿词实例的翻译研究中,可以看出仿词翻译的方法策略主要是:通过音译、直译、意译,以及三者与注释、尾注、解释等相结合的互补式译法以尽可能达到功能或者形式上的等效翻译。为了使文化健康传播,有效交流,这种互补式翻译的开展不仅有利于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而且对吸收外域文化的精髓、创新本民族文化、增强本族文化活力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地理环境、民族风俗、历史背景等的差异,文化缺位、文化错位等现象必然存在,这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要求大大提高。因此译者在有效运用各种翻译的方法策略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自己的文化素养。正如著名的诗词译者、北极星奖获得者许渊冲教授曾在《翻译的艺术》中所说:“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同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7]美国现代语言学家、翻译家尤金·奈达也强调:“对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8]

四、结束语

红学研究历来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而仿词的英译研究也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笔者结合了《红楼梦》人物对话中的仿词翻译,从文化翻译学的角度探讨了仿词英译的方法策略,即:通过音译、直译、意译,以及三者与注释、尾注、解释等相结合的互补式译法以尽可能达到功能或者形式上的等效翻译。同时,通过具体实例揭示了在复杂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有效运用各种翻译的方法策略的同时,还应要注重培养自己的文化观,尽可能地做到语言层面的微观翻译和文化层面的宏观翻译的完美结合。

致谢:方梦之教授对本文予以推荐,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王秉钦.文化翻译学: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9.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3]百度百科.仿词[DB/OL].[2015-03-25]. http:∥baike.baidu.com/view/313810.htm.

[4]李建军.文化翻译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6.

[5]党争胜.《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基于霍克思和杨宪益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20.

[6]徐国珍.论《红楼梦》对话中的仿拟艺术[J].红楼梦学刊,2003(2):294-307.

[7]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8]Nida E 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82.

(编辑: 朱渭波)

Cultur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on Parody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f Hong Lou Meng

Xiao Hui,Su Y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Parody,a common rhetoric device of simulation,has rich cultural heritage,and it is very popular in spoken language.Hong Lou Men,the master piece of Chinese ancient traditional culture,is the typical work i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nd it is famous for its elegant words and pregnant meanings.There have been countless studies on the language in Hong Lou Meng,and special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tudy of parody over the years.However,there were few studies on parod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crete parody examples from English versio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by David Hawkes and Yang,this paper explores parody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o reveal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parody translation.

Keywords:Cultural Translation;translation of parody;Hong Lou Meng

收稿日期:2015-12-24

基金项目:2015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重点课题(15jsyw-08);南京财经大学2015年研究生创新研究课题(78)

作者简介:肖辉(1963-),女,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法。E-mail:xiao1818@aliyun.com

中图分类号:H 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6)02-0119-05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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