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 申慧萍

(1.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阜阳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安徽 阜阳 236030)



宏雅与新变：张说颂文管窥

张志勇1, 申慧萍2

(1.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阜阳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安徽 阜阳 236030)

因擅长政治实用文体而被誉为“朝廷大手笔”的张说，在颂文创作上不仅坚守传统，言辞宏雅，具有宏阔的历史和空间视野，还运散入骈，间用诗、赋，打通文体畛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显示出强烈的创作个性。造成这种宏雅与新变的原因是应时而出的颂文使其才情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呈现。在客观上是盛唐时代精神的感召，主观上则是盛大国力所培养出来的士人对自我的充分肯定，以及张说昂扬乐观的资禀和敢为天下先的意气在颂文审美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文学自信。

张说；颂文；宏雅；新变；时代精神；文学自信

初、盛唐时期的张说，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于文学上更是取得了卓然的成就，被公认为是“大手笔”，《旧唐书·张说传》载：“……(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1]《新唐书·苏颋传》曰：“……(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2]“燕”是燕国公张说，“许”是许国公苏颋。“大手笔”者，当是取自王珣典故，《晋书·王珣传》曰：“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3]可见“大手笔”，主要是指代朝廷而作的公文，如哀册谥议之类，用来指人，则是称赞一个人能够写出非常好的朝廷公文。目前学界对张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诗歌、奉敕而作的碑志和序文，以及禁中书诰上面，对其颂文的关注则比较少。本文主要从时代背景、语言风格和创作技法等主客观方面，对张说的颂体文进行分析，以期一窥其“大手笔”之不凡。

一、坚守传统，言辞宏雅

早在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就专立《颂赞》篇，讨论颂、赞这两种文体，从而也为后世文仕的颂文创作指明了道路，确立了法则。在刘勰看来，规范的颂体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美盛德而述形容”，二是“容告神明”，三是“义必纯美”。[4]这就分别从情感方向、目的意图和内容语言等方面对颂文作了界定。张说的颂体，是很符合这些要求的。张说颂文今存九篇，分别是《圣德颂》、《上党旧宫述圣颂》、《皇帝在潞州祥瑞颂十九首奉敕撰》、《开元正历握乾符颂》、《起义堂颂》、《大唐祀封禅颂》、《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奉敕撰》、《广州都督岭南按察五府经略使宋公遗爱碑颂》和《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对于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这些颂文很明显都是赞美颂主，并且也带有广而示之，“容告神明”的意图，此两点自无需赘述。而第三点，刘勰提出颂是用于纯正美好之歌颂，即“义必纯美”，以诗经三颂的内容为美颂和语言为宏雅作为颂体典范的。这一点，显然为张说所认同，并且在颂文创作中付予实践，内容上对颂主美盛德而述形容，语言上则是既宏雅又不乏文采，符合刘勰所界定的颂体特点。

从具体文本上来看，张说显然继承了《诗经》等先秦经典的语言风格。如《皇帝在潞州祥瑞颂十九首奉敕撰》中的《黄龙》篇曰：“黄龙土精，五方之长。在田而见，文明厥象。”[5]乃化用《易·乾卦》中“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一语，言辞宏雅，用意也很妥帖：《乾卦》中的这句话是说真龙出现在田野，预示着有大德之人会出来治世，张说化用此句，是赞美皇帝是真龙，他来到了潞州，一定会有贤才之士出现来辅佐他。再如《圣德颂》采用了《诗经》中的不少词句，如“皇哉皇哉，胡可舍旃。”是本于《诗经·采苓》：“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6]“旃”是“之焉”的合声，“舍旃”是“放弃它吧”的意思，这一词在先秦之后很少使用，而张说用在颂文中，更增加了一种典懿之气。再如其中的“思皇嘏焉”之“思皇”，也是《诗经》中的词语，《文王》篇曰：“思皇多士”，“思”作为发语词无实义，“皇”是盛美的意思。张说显然非常熟稔先秦经典，他将其中的词汇选择性的运用到自己的颂文中，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一个很明显的对照，同样是说盛大壮美的意思，同样是《圣德颂》，初唐时期也很擅长册奏文章的颜师古在文中说“皇矣大圣”，“皇矣”是一个形容词加上一个表示语气的虚词，这显然是一个很常见的结构，与“思皇”相比，就少了点典懿的味道。再如张说《圣德颂》末尾“怀我好音，稽颡天阙”，更是直接移用《诗经·泮水》中的句子：“食我桑葚，怀我好音。”正是因为张说直接向先秦经典尤其是《诗经》学习，通篇而观，他的《圣德颂》就明显要比颜师古的《圣德颂》宏雅有致。再如《上党旧宫述圣颂》颂文部分四字一句，三句一节，每节最后一个字都以语气词“兮”字收束，也是源自于《诗经》，如《十亩之间》、《伐檀》、《无衣》、《月初》等篇，以四言为多，或句句末尾用“兮”字，或间杂少量非“兮”字句，张说此文显然继承了《诗经》中“兮”字的用法而又有自己的创造，结构的规整与“兮”字的灵动意味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此外，张说的颂文有的还写得像诗歌一样优美，如《皇帝在潞州祥瑞颂十九首奉敕撰》中《紫云》篇曰：“天临壶口，露座山眉。紫云来覆，如盖如帷。毕景不灭，含风自持。一人有庆，兆民赖之。”[5]《李树》篇曰：“李兴帝族，寺榜延唐。异枝同干，双名合祥。花转瑶萼，子缀珠光。本支百代，永永蕃昌。”[5]前者状云之奇异，如在目前，后者以树作比兴，言辞宏雅，意象密集，是极富文学色彩和诗意化的语言。由此可见，张说的颂文是很符合刘勰对颂文的体认的。

二、宏阔的历史和空间视野

颂文虽是褒美之辞，一般人写来容易流于形式之浮夸，成为缺少实质内容的阿谀逢迎之语，但张说的颂文，主旨不离褒赞，具体行文时，追述历史，引经据典，使人读来不仅不觉得矫饰夸大，反而觉得有甚合情理之处，而张说行文之结构严谨又步步盘升的特点，又显示出了一种宏阔的历史和空间的视野，以及作者汪洋的才情和文气。以《圣德颂》为例：

太古厥初，遗文阙矣。书祖二典，聿陈五教。唐虞之训，历代宗焉。孰同理而不休，奚同乱而克韪。……孝和晏驾，嗣子幼冲；凶臣嬖女，蹙弱王室。人甚崩角之危，朝深缀旒之叹。赖天奖忠勇，大戮鲸鲵。……少主奉天命以至禅，皇上拒天命以固违。群公卿士胥进曰：“陛下孝弟之至，历数在躬，……为天下君，其谁与让？”皇帝义不得已，曰：“吁，所忧之长也。”乃被帝服，……是日也，景云至；兹岁也，戎狄来。其尤祥极瑞，杂沓异类，盖玩狎而不记矣。……若夫汤颂传於考父，文什著於周公，臣子之志，不可阙也。敢作颂曰：……[5]

张说将《圣德颂》分为两个部分，此段是序文，其后才是颂文主体。在这段篇幅要远远长于颂文主体的序中，作者远溯历史，追忆唐虞，然后思路一转，指出太宗之后武后乱政、时局危急，其后点明在这危急时刻，是皇帝率领着忠义之士平复了危澜，如此，玄宗就是上承尧舜的英勇之主。按理，再直接说封禅就是很自然了，但是这里又有一个小转折：按照功绩，皇帝进行封禅是顺天应命理所当然的，但是皇帝却很谦虚的推辞，群臣一再进谏要求，皇帝才“义不得已”，答应此事。其后举“景云”、“戎狄”等祥瑞事再一次证明封禅的正确性，最后又援引上古帝王封禅，臣子作文以颂，说明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必要性。这段序文在意思上步步跳转又层层递进，构思严密，引证合理，又极尽开阖变化之能事，就像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其行文如调兵遣将丝毫不乱，又似信手拈来，具有一种内在的充沛气势。

《大唐祀封禅颂》与封禅事有关。封禅本就是帝王崇广成功的仪式，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意思，而张说在这篇颂文里，居然重新对封禅做了一番阐释，认为其义有三：“由此推之，封禅之义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传》不云道德仁义礼智信乎？顺之称圣哲，逆之号狂悖。三者：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为与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为许，其如天何？”[5]作者在这里并不是单纯地赞美玄宗封禅一事，而是表现了他对封禅的个人理解和体认。“且夫柴瘗外事，帝王主之；丞尝内事，后妃助之。是开元正人伦、革弊礼，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载睹末光，聆绝韵，咀甘实，漱芳润，烁元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声。”这里既有对盛世明君的美颂，也有对封禅的“新解”。再如《开元正历握乾符颂》中的“正我长历，同符大衍。天地清焉，日月贞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穷神知化，美功成焉。金版玉牒，远颂声焉。”[5]内容充实，语言有力，声音之高，不可比肩，既有宏阔厚重的历史比对，也有视野交错的空间鳞次，显示出张说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文儒代表的张说，不仅以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认同和参与为己任，还以此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来点评江山，高歌时代。他以豁达雄放和豪迈宽远的精神气度纪圣德、颂君主、美事功等。这些颂文既有集体的认同，也有个体的展现，除继续向政治献礼外，在礼乐体系的自觉建设中有着宏阔的历史和空间视野，这正是盛大国力所培养出来的士人对自我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时代的充分肯定。

三、运散入骈，间用诗、赋

唐代能为应制文章的人很多，但是要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并且被大家公认为是“大手笔”，这就不单需要他们能创作出非常规范的文章，还要具有一种强烈的创造个性，在规范之外有所突破。张说的颂文，其新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运散入骈。张说在创作时不拘于一般颂文全用骈体的成例，而是运散入骈，注重在整齐中赋予变化。

《圣德颂》的主体部分全用规整的四字句，而前面的序文部分虽然也是以骈句为主，却按照时间顺序，一层层写来，又三字句、四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和九字句参差换用，中间又夹以皇帝用散句回答之语，很明显是运散入骈，这段错落有致的序文，正与整齐的四言句颂文主体互为补充，形成对照。与此相类似的再如《皇帝在潞州祥瑞颂十九首奉敕撰》，其中颂文前的序全用散体，如《逐鹿》篇曰：“皇帝景龙二年二月二十有八日，巡属县至潞河。有鹿奔走渡河，水深三丈，帝驰鞭逐鹿，水不及马鞯，应时获鹿。司户参军崔弼随帝而涉，才入数步，马溺焉。”[5]值得注意的是，这段交代事情前因后果的序文全用散体，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面中突出天子之尊显不凡，这种重叙事尤其是突出戏剧性场景的刻画，隐隐中带有《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的影子。在骈体的颂文中用序，在序中全用散体，散体又着重叙述，并且这种叙述方式是远承先秦叙事散文典范，这不能不说是张说的一大创造。

第二，间用诗、赋。张说的颂文不坚守四言，而是间用诗、赋，灵活变通，显示出强烈的创作个性。

一般来说，颂体之作的序文应以记叙说明为主，然如前所引，张说《圣德颂》序文中却实录群臣一问一答，这已经突破了颂体文之轨范，而带有赋体问答的痕迹了。再如《开元正历握乾符颂》的序：

四星入辅五将出御，倚礼乐为国计，仗仁义为军势。英贤集殿而文教成，干戚舞阶而武功振，敬让光於九族，孝慈行於万宇。碛嶂西南，渤瀚东北，织皮火毳，暍炎山，汜热海，向风来王；黑貂駮骏，浮天溟，绝冰漠，连岁献款。鸟兽无猜人之意，草木无不远之气，外中於天，比天同贵：是之谓圣人握符之大政也。

这里回答了“圣人握符之大政”的主观与客观原因，借鉴的是赋体的主客问答形式。颂部分则为：

文含玉律，字吐金钩。鸣丝鹤舞，调箭猿愁。集贤榜殿，花萼名楼。神用外表，事行先兆。万目朝彻，千心暗晓。卿云烂漫，黄龙窈窕。游姑射，神人窅。登太山，天下小。飞祥走瑞，均灵踳类。鞮译穷天，琛维尽地。烁此金戟，铸为农器。匪直也然，探元索秘。轴止轮运，辰居星转。得一神凝，吹万情辨。发敛潜合，晦明幽阐。阶蓂朝开，宫槐夜卷。正我长历，同符大衍。天地清焉，日月贞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穷神知化，美功成焉。金版玉牒，远颂声焉。[5]

颂中前六句为诗，第七、八为三言，中间再为诗，后四句则为文，全文语气纡徐而跌宕，错落有致，有虚有实，声色兼美。对此已有论者指出：

颂这种朝廷述作，讲究典雅大气，一般是骈文形式。张说也用骈体，但能够灵活变通，自由发挥，不为骈体的板滞所拘。以《开元正历握乾符颂》为例。此颂名为“正历”，是纠正历法之义，是为行《大衍历》而作。“正历”之圣人是执掌天命的天子，帝王因广德修仁方能“握符”。因此，该文的目的就是“赓歌以美时”“鼓舞以颂德”，规格很高。张说在此文中采用了主客问答体，以主答客难的方式展开颂美，这本是赋的常用手法，既保持了散文的流畅，又避免了骈体典雅之余的呆板，在颂一类的文章中别出天地。[7]

按照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所说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4]可见刘勰认为颂体是可以借鉴赋体的铺陈描写之法的，而张说显然不满足于此，他进一步发挥，将主客问答的形式移植到了颂体文创作当中，为颂体注入了新的生气。

四、应时而出：才情的价值呈现

文体是由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学体式。它首先是一定作品的体裁体制，其次是一定体裁对语体语势的要求。张说的颂文在体裁体制上，继续沿着先秦汉魏六朝以来的体制，不再变化，但是在语体语势方面，因个人的秉性不同，反映到作品上还是有着一些或多或少的差别。张说的这种运散入骈，间用诗、赋的文学表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张九龄、李白、李华、韩愈、白居易等人。

如同时代稍后的张九龄的《开元正历握乾符颂并序》(与张说同题)，也多用赋体创作，骈散结合，语言多散化畅达。另一《开元纪功德颂》：“赫赫天威兮被遐荒，蠢兹山戎兮不来王。命南仲兮整六师，出幽陵兮躏九夷。簸赤山兮荡沧海，吊无告兮伐有罪。徒不勤兮车不殆，虏震惊兮兵气倍。昔负固兮今安在？魁自歼兮裔既平，谋既集兮圣自明。我不战兮献戎捷，俾厥后兮扬天声。”[8]则全是赋体。

稍后李白的《赵公西候新亭颂并序》：“耽耽高亭，赵公所营。如鳌背突兀於太清，如鹏翼开张而欲行。赵公之宇，千载有睹。必恭必敬，爰游爰处。瞻而思之，罔敢大语。赵公来翔，有礼有章。煌煌锵锵，如文翁之堂。清风洋洋，永世不忘。”[9]则是诗赋结合。

李华的《无疆颂八首并序》中的《太宗烈颂二》：“高祖受天命诞兴，太宗承天之命。帝炀昏逾，黎人毒痛，甚爇於炉，甚溺於涂，以号以呼，呼天无辜。高祖谓太宗，尔必有天下，尔其訏谟，太宗稽首，恭受天命。臣请涤除，张我师抚征四国；翦薙群慝，鼓一方三方振惊。默炤其灵，随顾而平。我负我乳，我安我成；以奉君父，以临天下。任忠孝文武，建礼章乐舞。我虽明德，谏则纳汝，时维帝降祐之。自古明后，莫如我德我勋，唐无疆天子之无疆，本太宗成命。”[10]则是诗赋结合、骈散结合。

到了中唐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11]则全是古文结撰。

白居易《中和颂》：“权舆胚浑，元黄既分。煦妪絪缊，肇生蒸民。……於戏！德洽道丰，万邦来同。微臣作颂，垂裕无穷。”[12]则是诗论结合。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张说颂文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那么张说颂文宏雅与新变的成因及历史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应时而出的颂文使其才情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呈现，是最好的回答。

自初唐贞观之时，李世民君臣即以三代盛世为施政理想，以杨隋覆亡为教训，取法汉魏、借鉴北周，通过伦理与礼乐的内外配合，重建与普及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体系，“以文德绥海内”作为不变的治国纲领，博采广取，兢兢治世，以此期许整个社会的道德人格能够提高和完善，并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关系。迨至玄宗执政，继续广纳人才，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如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活力。这一时期朝廷所采取的重建儒学、撰制《大唐开元礼》和《唐六典》、校注《孝经》、重视道家以及《道德经》等这些文德治国的措施，特别是玄宗时丽正院、集贤殿的先后设置，以及皇帝本人的鼓舞，盛唐文士不断地在自我发现与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肯定，他们在将一己之命运参与政局之时，以儒学诗教的内在逻辑，在礼乐体系的建设中找到了各自的契合点，构建着新的时代文明。而文学创作的实践和文体功能的坚守，就成为当时文士们必须(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面对的问题。

从武后朝到玄宗朝，张说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者。由于传统的礼法制度再次被重构、创新，传统的文体也再次被继承和发扬，以玄宗为例，在《全唐文》中有：赋、颂、令、制、诏、敕、批、诰、册文、表、书、序、诗、赞、戒、铭、碑等多种文体；稍前的陈子昂也有：赋、颂、表、策、谏、书、启、序、诗、赞、戒、铭、碑、祭文等诸多文体；张说则有赋、颂、表、策、疏、议、书、露布、序、诗、记、赞、箴、铭、碑、祭文等，文体也十分丰富。对于传统文体的坚守是因为文体自身的基因，这种基因的坚守，使之固有的功能或价值得以保持，而不会与其它得文体相混淆，颂文体也是这样。张说的颂在功能(美盛德、告神明)和语言运用方面(“义必纯美”、“辞必清铄”)，继承了传统颂的创作规范，尤其是对《诗经》等先秦经典语言风格的继承，突出了美颂艺术的本体特征，正是对传统颂文的认知和把握。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一种文体固化之后，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方面受时代的因素、地域的因素、文学传统、民族因素等客观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受作家资禀、气质、审美体验、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主观因素影响。

从张说的颂作可以看到，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种与当时盛唐精神相符合的特点：具有一种宏阔盛大的气象。“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环境，就给文学提供什么样的题材，触发作家什么样的写作动因，也就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13]《新唐书·文艺传序》也有：“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2]“气益雄浑”，正道出了此期文坛的主要特点，而特言“燕、许擅其宗”，虽然这说明了张说正是提领这一文坛风习的佼佼者，但是我们还应看到颂这种文体在张说的努力下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

另一方面则是主观因素的影响。张说他们对于传统文体有继承的要求，但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传统文体如果只是继承而不能创新的话，则是无法长足进步的。“张说曾经和主张文体改革的杨炯、陈子昂有所交往。长寿元年，杨炯迁盈川县令，张说作《赠别杨盈川炯箴》相呈。在万岁通天元年，张说从武攸宜讨契丹，为军中管记，与陈子昂成为同僚，来往密切。四杰及陈子昂对盛世到来相当敏感，疾呼文体改革，呼唤文学向着刚健质朴的方向发展，倡议虽好但终因其寿祚短暂而难以践行。而时代给予张说充分进行文体改革的机会，其承上启下，以其大手笔的地位才能，将文体改革与文学发展潮流、现实政治需要结合起来”，[14]但是张说并不刻意追求在作品中显露与时代有关的符号(潞州祥瑞、起义堂、封禅、握乾符等)，外向化的创作思维并非他的主要特征，面对创作，他所要解决的是传统的美颂(圣德)与个体的精神在文本上的互动问题，思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进入传统(美盛德)，领悟传统，进而在时代中再次强调传统的美颂精髓。

他的努力是自觉地吸收诗经三颂、两汉以及魏晋经典的经验，同时不拘于一般颂文全用骈体的成例，而是运散入骈，间用诗、赋，这些在整齐中灵活变通的方式方法，表面上是打通了文体畛域，也是他“大手笔”的具体体现，但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作者昂扬乐观的资禀和敢为天下先的意气在颂文审美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文学自信。

[1]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057.

[2]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402，5725.

[3]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56.

[4](梁)刘勰著，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97，102.

[5](唐)张说.张燕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5，72，82，75，75，77，77，80.

[6]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1:303.

[7]肖瑞峰，杨洁琛.论“大手笔”张说的散文[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17-22.

[8](唐)张九龄著，刘斯翰校注.曲江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378.

[9]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4235.

[10] (清)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190.

[11]曲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362.

[12]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978.

[13]刘江.论文学需要政治[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48-54.

[14]徐海容.论张说碑志文创作的思想理念及时代精神[J].文艺评论，2016(3):72-76.Magnificence, Elegance and New Changes: Focus on Zhang Yue's Songs

Zhang Zhiyong1， Shen Huiping2

(1.Literature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2.Fuyang Infant Normal School, Fuyang, 236030, China)

Because Zhang Yue is good at writing political and practical literature, he is known as a capable writer in the imperial court. His Songs have broad historical and spatial vision. In his Songs, he not only sticks to the traditional, magnificent and elegant in rhetoric, he also uses the language of prose parallel with rhythmical prose, as well as poetry and prose language, such an approach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pening the stylistic boundaries and showing a strong creative personality. The reasons for this magnificence and elegance on rhetoric, and new chang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so that his talent and value has been the greatest showed in this era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objective reasons are inspired by the spirit of the era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subjective reasons are the full recognition of the self due to the national power and Zhang Yue high-spirited and optimistic character, his passion to be the first and his confidence on the aesthetic level in literature embodied in Songs.

Zhang Yue; Songs; magnificence and elegance; new changes; spirit of the age; confidence of literature

2095-0365(2016)04-0066-06

2016-07-25

张志勇(1971-)，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ZW009)；河北省社科联社会发展项目(201303008)

I206

A

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6.04.12

本文信息:张志勇,申慧萍.宏雅与新变：张说颂文管窥 [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4)：66-7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