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贻



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

张钊贻

摘要：“神化”鲁迅一般是指夸大鲁迅的革命思想和跟共产党的关系，有歪曲和利用的涵义。冯雪峰对鲁迅研究有公认的贡献，同时也被指“神化”鲁迅。冯雪峰“神化”鲁迅，抵制了“左联”内部反对鲁迅的力量，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维护了鲁迅这面即将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的进步文化的旗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将鲁迅研究建设成显学，保卫了鲁迅的真思想精神。尽管任何“神化”都应该反对，但如果没有冯雪峰“神化”鲁迅，新中国精神文化恐怕就没有鲁迅，这将是莫大的损失。认同鲁迅思想人格的人们，大概也都会因此感谢冯雪峰。

关键词：鲁迅；冯雪峰；“左联”；“两个口号”论争

一、所谓“神化”鲁迅

二、从认识了解到共同战斗

这青年有过多的热血，有勇猛的锐气，几乎样样都想来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变，重新再做，从来好像没见他灰心过。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

三、鲁迅与共产党的桥梁

对于冯雪峰在鲁迅研究的贡献，论者都指出他是鲁迅和共产党的桥梁*例如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51页起。。首先是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桥梁。瞿秋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1930年瞿秋白回到上海，翌年5月初在茅盾家中遇见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冯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开始关注并参与左翼文化战线的工作。瞿秋白在上海时，冯雪峰就是瞿和鲁迅的主要桥梁之一。冯雪峰对此有一段很扼要的回忆：

在这时候，两人不但还没有见过面，并且也没有什么通信，来往的只是事务性的条子，大半事情都是经过我在口头上替他们相互传达和商量的；但他们中的友谊却早已很深了。*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第224页。

自从柔石和瞿秋白牺牲后，中共内部推崇鲁迅而又能够对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有深刻了解的人，只有冯雪峰。由于冯在左翼文坛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对他的倚重，以及他跟毛泽东一段密切的关系，所以他所树立的鲁迅比瞿秋白的文章在中共内部更有影响力。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称鲁迅是：

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58页。

四、“神化”鲁迅的背景和动机

“左联”成立当初代表“鲁迅方面”的，除鲁迅本人外，就只有冯雪峰和柔石，仅占发起和筹备人数的四分之一*《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4卷，第548页。。多数人其实对鲁迅颇不以为然。有人认为鲁迅的见解都是老生常谈*冯雪峰：《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雪峰文集》第4卷，第536页。；有人认为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是泼冷水*Agnes Smedley, China Correspondent (London: Pandora Press, 1984), 63. 按：此书原名 Battle Hymn of China。；也有人因为鲁迅“只会写写文章，不能作实际工作”，便认为“鲁迅茅盾的路，是已经过去了的路，我们不必重复他们的路！”*周文：《鲁迅先生与“左联”》(1940)，《周文文集》第3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351页。茅盾在回忆录中指出，“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87页。。可谓点中问题的关键。对于这党员与统战对象的区别，究竟只是“左联”内部一些人的态度呢，还是同样也反映了介入“革命文学”论争的中共领导层人物的想法呢，我们并不清楚，但从日后发生的事情看，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似乎并非偶然出现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领导层和基层都一样。冯雪峰则不同，他不作区别，真诚地推举鲁迅为“左联”的“首脑”，“革命文化战线”的“主帅”*冯雪峰：《回忆鲁迅》(1952)，《雪峰文集》第4卷，第164页。。

为了维护鲁迅，树立鲁迅的领袖地位，冯雪峰在“左联”做了大量工作。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所作的简单讲话，当时其实并无记录，是三、四天后冯雪峰根据记忆，并结合平日与鲁迅谈话的有关内容，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经鲁迅过目并修订两处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萌芽月刊》。这是冯雪峰为鲁迅起草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文章的开始，使鲁迅在政治上更符合党的路线政策，也可以说，是他“神化”鲁迅工作的开始。

然而，至少在1937年之前，大概由于冯雪峰熟悉上海文坛，以及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加上他在长征中的表现，中共领导层对他甚为信任和支持，也明显重视及采纳他的意见。1936年7月张闻天和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就是证明*《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1936年7月6日)》，《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此信看来是对冯雪峰工作汇报的回复。不过，冯雪峰所谓张闻天特别嘱咐他要先找鲁迅*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06页。，其中恐怕并非完全出自张闻天的决定，而更多的可能是反映了冯雪峰的意向。换言之，中共领导层对“左翼”文化界及鲁迅的态度，主要是以冯雪峰的意见为决策的依据。当冯雪峰回到上海，发生“国防文学”的论争，情况便逐步产生变化。

五、“两个口号”论争和鲁迅逝世的转折点

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上是两种政治取向的斗争，其影响远超出当时的文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常常被概括成“两条路线斗争”，但从冯雪峰等当初新口号提出的目的，以及当时中共政策演变的过程看，所谓“路线斗争”之说似乎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忽略了问题的焦点。要了解论争的实质和焦点，我们似乎应该先分析一下冯雪峰当时面对的问题。

楼适夷称，冯雪峰告诉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按：原文作“民族解放战争文学”)的口号是冯从陕北带来的*巴一熔等编：《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如果不是他理解错误，恐怕并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回上海，主要是建立情报网，推行中共抗日统一战线，为重建上海地下党做准备，文艺界只是“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统一战线的政策*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06页。。(夏衍质疑冯所说的四个任务，稍后再论)从冯的回忆可以清楚看到，冯对提新口号其实毫无准备，所以跟鲁迅和胡风商量，如果口号是带回来的话，则只需传达即可。

正因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冯雪峰临时想出来的口号，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例如口号中的“大众”，原来在左翼文坛有特指“工农”的含义，但冯雪峰和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并没有及时作出扩大内容的修订解释，以至让周扬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加编者附记抓住这点，到后来才在答徐懋庸信中补充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39页。按：《文学界》主编挂名是徐懋庸，但这篇编者附记的作者，从口气来看，笔者认为只能是周扬。。在同一篇文章中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冯雪峰和鲁迅又说：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有益的，需要的。

胡风在回忆邓洁与鲁迅的会面时，有下面一段对话：

我们有了现代武器，何必还用原始武器呢？鲁迅马上回答：要看这现代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胡风：《鲁迅先生》(1984)，《胡风全集》第7卷，第102页。据说邓洁在“文革”期间也有回忆此事的文章，原文未见，摘要见吴作桥等编：《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17页。

冯雪峰曾自我批评说，提口号时没有请示中央，但正如楼适夷指出，“国防文学”口号也没有请示批准*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第514页；楼适夷：《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周扬到了延安后，也指责冯“从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转引自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108页)。，虽然当时上海地下党与中央断了联系。夏衍称，他曾要求冯雪峰就“两个口号”论争向中央请示一下，冯雪峰“迟疑了一下，就点了点头”，但论争持续，所以夏衍认为冯是“不管”了*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212页。。因为冯的“不管”，夏衍质疑冯雪峰后来提到回上海的四个任务。其实那第四个任务也只是对文艺界“附带管一管”，也许因为只是“附带”，所以冯没有跟夏衍说，而且冯即使“附带管一管”也遭到周扬他们的抵制，实际是管不了。不过，如果认为冯雪峰没有向中央请示汇报，恐怕并非事实。证据就是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和周恩来给冯雪峰的复信*《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1936年7月6日)》，《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这封信是冯雪峰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前后来的三信”所得到的回复，其中包括文艺界状况。

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对的。

程中原指出这段“不仅是泛论，而且是同当时鲁迅的境遇联系起来思考”，那么最后一句的“周君”是谁，程中原虽没点明，已呼之欲出。显然，张闻天他们同意冯雪峰批评周扬的关门主义，也就是排斥鲁迅的错误。第二段说，鲁迅和茅盾：

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所谓怀疑，从背景来看，自然是指所谓鲁迅另提新口号，破坏联合战线，是托派。冯雪峰有没有汇报“两个口号”的论争？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回复开宗明义指出，中国革命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如果冯雪峰的三封信都没有“请示”“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那原因大概是没有必要了罢。

“两个口号”论争到了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可以说告一段落。冯雪峰虽然无法完全令文艺界团结起来，但他至少保住了鲁迅这面旗帜，并使鲁迅更靠近党，而不是把鲁迅排斥出去。鲁迅逝世时，中共组织动员群众送殡，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三份函电，高度赞扬鲁迅，冯雪峰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

六、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地位的变化

陈早春及万家骥指出，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但到了1937年8月两人关系有点紧张，很少找对方，以至冯手头的一些工作都移交给新成立的江苏省委，成了一个多余的人。陈早春等认为，冯雪峰与潘汉年的紧张关系跟南京吵架一事有关*据冯雪峰《自传》，转引自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248页。。据胡愈之说，他把吵架一事告诉了潘汉年，而潘对冯雪峰在谈判还未成功就跑掉，非常气愤*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包子衍等编：《回忆雪峰》，第73页。。这个说法似乎指潘汉年跟博古立场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潘汉年还为另一事气愤。同年9月他给中央电报，谓听了冯雪峰转达博古对他的批评，表示不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代替他。而博古对他的批评，是针对他对国民党抗日可能性估计不足，对联合国民党抗日方针发生动摇*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第343页。。据此，冯雪峰和潘汉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不会有太大分歧，但他们的矛盾却与“上海来人”有关。

据楼适夷回忆，1937年楼刚出狱回上海，冯雪峰去看他，并告诉他：“他们有些人，一心要当国民党的新官了，我可不干，还是回老家。”*楼适夷：《雪峰啊雪峰》，《话雨录》，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76页。冯雪峰1937年“请假”回义乌，其中原因包含对中共政策的意见，应该没有疑问，可以令人对冯的政策水平提出疑问。秋石认为，“由此可见，在冯雪峰心底深处，他从来没有认同过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他自己不理解，又怎样能够引导他人理解和接受呢？因而，他知道胡风另写文章另提口号来与周扬们的‘国防文学’抗衡，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必然的”*秋石：《我为鲁迅茅盾辩护》，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冯雪峰在1937年对当时统一战线实施方式有意见，恐怕是事实，但把他1937年的认识和态度往上推演，恐怕也不符合事实。形势从1936到1937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把“联合战线”看成迎合了一些人想当官这个看法，其实有鲁迅的影响在。鲁迅就有这个观点*张钊贻：《重读〈出关〉的现实寓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冯雪峰和鲁迅的确是互相影响。

七、新版“神化”的鲁迅与冯雪峰的坎坷命运

“文革”期间，由于周扬等遭到批判，冯雪峰成了整人者挖掘材料的宝藏。尽管冯雪峰与周扬等有历史恩怨，后来受尽委屈，但他还是尽可能实事求是地交待事情原委，为还原真实的鲁迅留下宝贵的资料。这是他“神化”鲁迅的最后努力，也是他抵制另一种“神化”鲁迅的最后努力。

八、结束语：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功绩

中共内部及左翼阵营中存在对鲁迅相反的态度，冯雪峰在“神化”鲁迅方面，对景仰鲁迅的人们，自然是很大的支持。1936年胡风从冯雪峰处已知道毛泽东对鲁迅评价很高，但语焉不详，1938年看到毛泽东纪念鲁迅的讲话，就非常高兴，原因是当时一些人轻视、敌视鲁迅*胡风：《一点回忆》(1981)，《胡风全集》第7卷，第39页。。虽然仔细阅读毛泽东“神化”的鲁迅，就可以发现这个鲁迅跟冯雪峰和胡风的鲁迅，其实是并不一样的。

冯雪峰“神化”鲁迅，无论是对中共革命事业本身，还是对中国思想、精神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都有很大的功绩。就以“两个口号”论争为例，撇开鲁迅与冯雪峰对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是否准确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质疑冯雪峰提出新口号是否符合当时中共政策，实际上是质疑冯应不应该维护鲁迅作为进步文艺界盟主的地位。如果没有冯雪峰支撑鲁迅的盟主地位，那么鲁迅这个“统战对象”，很可能就会因为不参加文艺家协会而丧失价值，甚至会被定性为破坏联合战线的托派分子，而鲁迅及以鲁迅为中心的党内外作家，也就有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的可能，鲁迅对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就无法为统一战线所利用*周扬等对不支持他们的作家都一律批评，参见《国防文学问题》中何家槐的意见及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18、231页。，所谓统一战线也就形同虚设。但坚持鲁迅的旗帜也只是当时一时之利。

当然，冯雪峰“神化”鲁迅如果只停留在树立偶像的层次，他的贡献不会很大。但他“神化”鲁迅除了使鲁迅更能为中共上下所接受之外，还使鲁迅研究成为新中国的“显学”。这“显学”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尽力保留和出版鲁迅的文本，还有众多有关的回忆录和史料*冯雪峰对十卷注释本《鲁迅全集》及十卷本《鲁迅译文集》倾注大量心血，在文本校勘和注释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为未来的版本打下良好的基础。但限于当时环境，鲁迅的书信相当一部分不能出版，译文集也有删改和故意刊漏，主要是涉及托洛茨基的地方(见止庵、王世家：《〈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答问》，《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8期)。。即使在“文革”期间，鲁迅的作品也能广泛流传，滋润荒芜凋零的文化园地，让人们精神上还能喘一口气，并以白纸黑字的沉默方式，如实地传播他的思想和精神，打破对他的种种改造和塑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作家、思想家能出真正意义的全集，只有鲁迅，可谓奇迹。在这个意义上，冯雪峰“神化”的鲁迅背后其实保护着真实的鲁迅。

鲁迅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虽出自毛泽东的文章，应该是中共领导层的共识，其中有冯雪峰“神化”的功劳。中共内部一些人设法改变以鲁迅为代表的方向*例如周扬，见其《新的人民的文艺》(1949)，载《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13页。，终于没有得到认同。所谓“方向”，自然是面向未来，鲁迅也就成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而真实的鲁迅，是个具有独立精神，实事求是，敢于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抗争，而又具有韧性战斗和清醒现实主义精神的爱国知识分子。

鲁迅被当成棍子，对事对人好像都只有负面的批评。这也不符合事实。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就说过：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

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些“脊梁”并不限于当时“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589页。，而是包括古今中外，不分阶级的一切“庄严的工作”者*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88页。。把鲁迅当成棍子，只是另一种“神化”鲁迅的目的。

冯雪峰“神化”了鲁迅，因此保护了真实的鲁迅，而这个真实的鲁迅，在人格上是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新人”的模范，是各种投机和随风倒的“聪明人”的障碍；在思想上是中国人精神革命的利器，是纯粹功利唯物论的救赎，的确是中国新文化的一种值得重视的方向。认同鲁迅思想人格的人们，大概也都会因此感谢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

[责任编辑曹振华]

作者简介：张钊贻，澳洲昆士兰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