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列子》是继《老子》《庄子》而著称于世的道家典籍，《老子》称《道德真经》，《庄子》称《南华真经》，《列子》称《冲虚真经》。

列子是先秦人物，名为列御寇，居老子、关尹之后，在庄子、孟子之前，《庄子》里多次称道。《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班固注云：“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圄”是“御”的通假字。刘向《列子书录》言“列子者，郑人也”；说他是郑人，因《列子·天瑞》说“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今传其故里在河南郑州。现在郑州市东部莆田村的东南，还有一座小型墓冢，传为列子墓，附近又有列子祠。宋皇祐年间（1049—1053年）郑州知州宋庠《过列子观》诗云：“故墟墙舍坏，尘案酎杯空。款户殊无屦，乘衣尚有风。”列子祠在明清时期曾多次修缮过。

刘向说列子“与郑缪公同时”，郑缪（穆）公时期（前627～前606年）在孔子（前551～前479）的前一世纪，就太早了，今人以为是郑繻公（前422～前396）之误，甚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引《庄子·让王》“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郑子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史记·郑世家》：“郑繻公二十五年（公元前398年），郑君杀其相子阳”，可证列子约为公元前450年至前370年之间的战国人。

但马叙伦《庄子义证》[2]据《德充符》“子产师伯昏无人”，而《田子方》“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说明列子与子产（？～前522）同时；又《吕氏春秋·下贤》有子产见壶邱子林之事，高诱《注》“子产，壶邱子弟子”，而《应帝王》称“列子归告壶子”，司马彪注称“壶子名林，列子师”，这也说明列子与子产同时，为春秋时人。《达生》有“子列子问关尹子”之事，《吕氏春秋·审己》又有“子列子请于关尹子”之语，好像列子又与老子、关尹子同时了；其实《庄子》“寓言十九”，故事往往编造，配角常常虚构，不能认真，更不宜用于考证年代。《列子·仲尼》有“子列子与南郭子连墙二十年，不相请谒”的话，南郭子即《徐无鬼》上隐几而坐的“南伯子綦”，他说“吾常居山穴之中矣。当是时也，田和一睹我，而齐国之众三贺之。”田和就是田齐太公（？～前384），又说明列子是战国时人了。

元赵孟頫《玄元十子图》云：“列子，姓列，名御寇，郑人也。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初事壶丘子，后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九年，而后能御风而行。弟子严恢问曰：‘所有问道者，为富乎？’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其书凡八篇。列子盖有道之士，而庄子亟称之。今汴梁郑州圃田列子观，即其故隐。唐封冲虚至德真人，书为《冲虚至德真经》。”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六有基本相同的《列子传》：“列子，郑人也，姓列名御寇。问道于关尹子，复师壶丘子林；又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九年之后，能御风雨行。弟子严恢问曰：‘所谓问道者，为富乎？’列子曰：‘桀纣为轻道而重利，是以亡。’尝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知者。得道之后，著书名《列子》，现行世。唐玄宗追号为冲虚真人，其书号《冲虚真经》，宋徽宗封致虚观妙真君。”

思想

列子思想的主轴，据《战国策·韩策》：“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当时名家的坚白辩证红极一时，所谓“正”是指列子走中间正道，不赞成也不反对。《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评论诸子学说，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己皆弇於私也”。《吕氏春秋·不二》有类似的评论：“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都说列子贵虚，视一切事物为虚设，接近佛家“四大皆空”的思想。书中特称“子列子”，显得在诸子之中高出一头。

西汉刘向校正先秦古籍，在上报的《列子书录》中加以评论，称列子“盖有道者也”，归属其学为“秉要执本，清虚无为”的道家，但“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今本有东晋张湛《列子序》，归纳了《列子》的中心思想，“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坏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明确了列子实以贵虚为主旨。唐卢重玄《列子叙论》认为：“道之自我假言以为诠；得意忘言，离言以求证。”

由列子的片断事迹得知，他是一位长期隐居郑乡的士人，在民间无人知晓，缺乏经济收入，经常受饥；但他有自己的底线，相当清高。他曾虚心请教过郑国的许多高人，学到各种道术，由此成为一代大家。

在《庄子》书中，将列子描写成具有神通的得道之士，《逍遥游》说：“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说他可以乘风而行，利用风力，一次能迅速地走半个月；但没有大风，他就走不成了。《应帝王》《列御寇》《田子方》都讲列子在几位名师那里学到了非常深邃的东西，所以道行很高。梁任昉《述异记》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显然是编造附会之言。

文本

今本《列子》有《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8篇，与《庄子》体例相似，可分为120章，以102个故事寓言义理，其中“两小儿辩日”故事今已纳入小学6年级语文课文中；“愚公移山”纳入初中语文人教版第23课、北师大版第六单元第11课。

刘向校书时，上报的《列子书录》全文是：

右新书定著八章。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

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

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

谨第录。臣向昧死上。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这一篇《书录》与传世的许多古籍书录体例一致，文风相同。这种书录都抄录在所校正的文本前面，因而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由此可知，《列子》在西汉初年传抄甚广。刘向是用皇家藏书与太常、太史和其他同僚以及他自己所藏的20篇，互相参校，厘定为8篇，改正了一些错字。《书录》所举的4个篇名，也与今本完全相同。

东晋张湛《列子序》表明，《列子》书在晋代士族中皆有收藏，但在两晋之间的战乱以后，篇章散失严重，经过努力拼凑成功，形成今本。他还为此书做了一些注解：

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名陶）、傅颖根（名敷）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姓王），始周从兄正宗（王宏）、辅嗣（王弼）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王粲）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问。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赉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当前流行的文本，就是张湛的注本。《隋书·经籍志》道家著录《列子》八卷，注云：“郑之隐人列御寇撰，东晋光禄勋张湛注。”可见隋代流传的文本仍出自张湛。直至《宋史·艺文志》著录仍然如此。就因为这个文本曾经经过一阵散乱，便引起一些辨伪家的种种疑窦。

先秦子书题名者多不是撰写者，例如除《庄子》内七篇可定为庄周自撰外，其余外篇杂篇多属门弟子或外围别传者所为。《列子》也不例外，故书中常说“子列子”如何如何，自己本人当然不可能这样称呼。不过，全书文笔十分流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定是出自一位高人之手。

疑辨

古今辨伪家常常怀疑传世的张湛注本可能是一部“伪书”。唐代柳宗元《辨列子》，对刘向把列子说成郑穆公时人感到奇怪，虽然没有直接说成伪书，但也认为“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宋代高似孙《子略》说司马迁不记列子，是怀疑此人是否存在；《列子》与《庄子》重合的地方有17章，故全书是“出于后人荟萃而成之耳。”南宋叶大庆《考古质疑》据《列子》中有公孙龙、宋康王事，皆晚于郑繻公百来年。张湛注也说“后人增益”，感慨此书“有如张湛之言矣”，并不认为是张湛的伪作。南宋黄震《黄氏日钞》说出自佛家的内容有2章，因晋人好佛，故此书“渡江后方杂出于诸家”。明代宋濂《诸子辨》认为《列子》“必后人荟萃而成”，但其中有真正的古论，疑《杨朱》《力命》就是杨朱一派的遗书，没有全伪。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列之于“真书杂以伪者”一类；指出书中所谓“西方圣人”等语为“后人所附益无疑”，许多地方又抄袭《庄子》。《四库全书提要》也认为“不出于御寇之手”，“为传其学者所追记”。晚清陈三立《读列子》认为是“杨朱之徒为之”，魏晋之士又“增窜其间”。近代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认为就是张湛“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并假造刘向《书录》；真《列子》汉以后已失。章太炎、顾实、吕思勉大都是这个意见。马叙伦在前人基础上作《列子伪书考》，综合各家之说，提出《列子》是伪书的二十条证据，结论是张湛注本“非《汉志》著录之旧，较然可知”；因“此书亦出王氏”，怀疑是王弼之徒的手笔。当时，日本汉学家武内义雄《列子冤词》逐条反驳马氏的举证，认为刘向《书录》不是伪作，张湛注本大体尚存刘向校书时的面目，虽多经后人删改，但非王弼之徒所伪作。[3]

今人马达《列子真伪考辨》认为，《列子》里大量使用通假字、古字、古义、古音，证明此书确系先秦古籍；因此前人意见并不妥当，一是在学术上颠倒了时间先后，抹杀了《列子》在老子之后的承前启后作用，使先秦道家的发展脉络不清；二是把战国的贵虚学派，误认为西晋的颓废派；三是抹杀了《列子》最富创见的宇宙生成四阶段说；四是抹杀了《列子》中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而这些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五是忽视了《列子》中所保存的音乐史、杂技史等珍贵先秦史料；六是忽视了《列子》开创融寓言与哲理为一体的浪漫主义文风。人们往往只注意“以伪乱真”之害，却看不到“以真为伪”之害。[4]

今人程水金、冯一鸣《列子考辨述评与列子伪书新证》将评判者分别为“主真”与“主伪”两方，进行了很有意义的对比，例如《列子》有与《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等书相似的文字；《列子·周穆王》与汲冢书《穆天子传》的关系密切；考辨双方通过文献比勘对读，主伪者认为《列子》抄袭诸书；而主真者则认为诸书抄袭《列子》。《列子·汤问》所记“火浣布”，主伪者据以证明《列子》成书于曹魏之后；主真者则认为曹丕不信有火浣布之事，正史未载，不足凭信。《列子》涉及“西方圣人”有关思辨，主伪者认为《列子》吸收佛教思想，以老庄思想加以比附，整体上受佛教影响甚深，故晚于汉明帝之时；主真者则认为反映的是道家思想，不是佛家思想。谁是谁非，难以定论，可见辨伪者实际上没有多少证明力。[5]

对于刘向《列子书录》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三事：其一，《书录》列子“与郑缪公同时”，主伪者认为列子应为郑繻公时人，刘向号为通人，不应有此低级错误，所以《书录》出于伪托；而主真者则认为，因一字之误，而疑《书录》之全体，颇不合理。其二，《书录》云《力命》“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不似一家之书，主伪者认为《书录》这一说法，与“列子贵虚”的说法不一致；而主真者认为《列子》全书，除《力命》《杨朱》二篇外，都讲“贵虚”，占绝大部分。其三，《书录》云《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又谓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司马迁不为立传；主伪者认为，“迂诞恢诡”的寓言《庄子》也多，司马迁却立了传，因此不立传非因寓言之故，而是太史公从未见到《列子》书；而主真者则认为《列子》与《庄子》是同一类型的书，太史公在这一类书中选了《庄子》做代表，所以不为列子立传；那时列子书散在民间，也不必立传了；因此刘向《列子书录》绝非伪作。双方的讨论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6]

评析

笔者认为，近年地下出土不少先秦古籍，过去定下铁案的“伪书”往往也在其中，制造了一些冤案，可见根据目录学硬杠子来辨伪并不可靠，因为任何目录都不能概括全部古籍，当然其他软杠子就更不可靠了。在文房四宝完善以前，书写文章相当困难，故古人著作多属零星篇章，并无成本大套，当时绝无著作权，篇章不必署名，作者究竟如何归属，仍然十分随便；而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又全靠手抄，抄书人显得十分自由，可以把任何几篇焊接在一起，即使作者不同也没有关系；而且抄书也没有具体规定，更无法律责任，抄者可以把自己认为差劲的一段略去不抄，而感兴趣的段落还可以润色一下，有时还把个人感想体会注在一旁，下一个抄者不知底细，就一并抄到了一起。先秦古书就是以这种状态出现，例如《墨子》里好多篇都有“上中下”，其间并非“未完待续”的关系，而是同一内容的三个不同抄本。至于一部书里的字词，常常只凭抄书人任意采用，通假字成堆，熟语花样百出，比如马王堆出土的两种帛书《老子》，虽然内容大同小异，但相互之间多一字、少一句的情况却司空见惯。直到刘向父子校书之后，不少厘定的古书才比较稳定下来。由此可见，古书的内容刘向等人也可能删改不少。[7]

如此说来，古书之中窜进后来的情节、后来的语辞、乃至后来的思想，都不能轻易把此书定为伪作，因为这都是流传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至于平白无故地怀疑某人作伪，更不应该，因为此人伪做一本书，花钱出版，拿不到任何稿费和版税，相反还要挨骂，试问他所为何来？如果说要图名，加以注解或写篇序言就行了，何必花费气力伪作一部书留下可耻名声？若不是“为往圣继绝学”的民族责任感所鼓舞所支撑，谁都不会冒作伪之名而被后人指责。

对张湛注本是真是伪的判断，亦应作如是观。他对《列子》书中许多不解或存疑的地方，都注了出来，伪造的人会这样做吗？质疑者恐怕太缺乏常识了吧？有人甚至说他的骗术高明，那就完全等同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至于刘向《书录》错了一个字，这种情况古书里哪本没有？《书录》整个文字是西汉官方文牍的口吻，想伪造也相当困难。质疑者提出的种种臆断，基本不能成立，有些甚至相当可笑。

《列子》文本首先就不是御寇亲笔，刘向以前已经通过许多人的增删润色，刘向以后这种现象仍然会持续，有不少后世的内容存在，不足为怪；因为这是许多古籍的通病，并不能据以定为伪书，说“真书杂以伪者”也有些过分。

杨伯峻《列子集释》是一部力作，对理解全文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却是将《列子》当作“伪书”来干的，提出“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 列举《列子》中“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等词的用法，皆非先秦古书所见，为汉后乃至魏晋始有。[8]如果杨先生能见到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9]和考古界陈列的许多出土简帛，也许便不会再说这些傻话了。

注释：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列子考》，民国24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2]马叙伦：《庄子义证》，民国19年（1930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3]以上资料引用张心澂：《伪书通考》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4]参见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5]参见程水金、冯一鸣：《列子考辨述评与列子伪书新证》，《中国哲学史》2007年2期。

[6]主伪派代表作有季羡林《列子与佛典》（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陈连庆《列子与佛经的因袭关系》（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主真派代表作有岑仲勉《列子非晋人伪作》（收入《两周文史论丛》，中华书局，2004年）；许抗生《列子考辨》（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马达《列子真伪考辨》。

[7]参见冯广宏：《考古发现对辨伪学的冲击》，《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

[8]参见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

[9]《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版。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