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和

隗瀛涛师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城市史领域独辟蹊径、自成一家的大学者。学者之可贵，贵在为人与治学。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为人是治学的基础，治学当以为人为先。没有高尚的道德品格，在学术上是难以有大成就的。道德和文章，从古以来有良心的学者都重视齐头并进，相得益彰。能将这二者统一起来，两美具备的当代学者群中，隗师是其中值得崇敬者之一。

在人品上，隗师的特色有两点：一是忠诚爱国，耿介正直，具有独立不移、卷舒不随乎时的坚贞品格；二是强学力行、诲尔谆谆、无私奉献的从教育人精神。他在学术上也有两点特色：一是立足近代，学具通识，放眼中外，善于掌握当代学术前沿潮流；二是思虑明达，识解不凡，具有开拓性的原创思维和深邃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这两方面的四个特色，都是值得弟子们孺慕学习的。古人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作为隗师历时最久的幸运弟子之一，人师与经师兼得际遇，我在这里谈点粗浅的体会。

一

人生难得是际遇。隗师从教六十余年。这六十年中，隗师与我有几段际遇：我们都是开县人，彼此老家都离得不远。小学时，他是我的老师。进入大学时，他又是我的老师。我回成都工作后，我担任省政协委员20年，又与他同在一个界别小组，还同在他任副主任的文史委员会。后来，继他和谭洛非副院长之后，我又担任文史委副主任。他是省历史学会会长，是他要我出来参加学会工作，后来由他与绍明学长推荐我为继任会长。可以说我的学习与学术生涯中，多数时间都与隗师有关，因此也有更多机会聆听师尊教诲，这真是难得的机遇和人生的巧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隗师即在开县的小学任教。1950年，我与内子祁和晖同时就读于开县城厢二小，隗师是我们小学的校长。他导演了小学生舞剧《白雪公主》，和晖任公主角色，我是小白兔演员之一。后来，1957年隗师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时候，我又刚好考进川大历史系。隗师虽没有直接给我们年级上课，但作为指导教师参加对我们年级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为选择论文题目，我与同乡学友赫志清找隗师作指导。隗师亲切、热忱、健谈、风趣、敏捷，教我们作论文的方法，谈近代史可供选题的范围，使稚嫩的学生很快消失蹐之感，坚定了选题的信心。我体会高迈俊爽，诚恳待人；健谈理义，言话如流，是隗师教书育人的一种特殊风神。我们弟子和乡人多亲切地称他为“隗师”，也多是因心仪其风神的缘故。隗师交游极广，学生和师友众多，求教者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有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无不受其无私的指导和教诲的感染。蜀人苏轼说过：“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隗师教书育人是继承了巴蜀学者这一历史品格的。健谈是公认的隗师的特点之一。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犀利的谈锋是以学术和知识上无保留的奉献为内涵的。这是为人最有价值之处，也是一些学人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和知识产权使人情日益严酷化的今天所难于做到的。但隗师做到了，并且几十年如一日。举凡学术上的思路、难见的资料、正在形成的课题、出版社向他的约稿，他都爱交给学生，让学生独立完成。我个人就是长期受到隗师学术呵护的受惠者之一。我思考这是川大历史系自徐中舒先师以来形成的好传统。这一传统联绵不辍，体现在系上很多学者身上。这是今天在历史系求学者的一种幸遇。

隗师的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社会职务也很多。有幸的是，我能同隗师在学术、工作和活动上多所接触，使我对隗师的为人和治学有更多心仪的机会。隗师担任省政协常委，尽管很忙，但只要有时间，隗师总要来参加小组讨论，并且必发议论，而委员们最爱听隗师的诤言谠论。他善于团结交友，友直友谅，说话率直有风趣，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表现了参政议政的热忱和肝胆相照的本色。对时事政治剖析透彻，洞察力强，往往别人可意会而难于言传者，他都能风趣地给人以启发。

作为共产党人，隗师爱国爱乡的忠诚和从事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执着，是最值得我们学习之处。20世纪80年代初期，隗师带头宣讲中国近代史。由于隗师高深的学养和幽默风趣的谈吐，吸引的听众越来越多，邀请宣讲的单位也越来越多。能把一部国耻史和奋斗史讲得如此生动有声有色的，确属少有。但其中隗师付出的辛劳也是无与伦比的。他讲演和讲课几百场，往往同一天连续好几场，讲得声音嘶哑，喉咙出血也不休息。这些讲演全是义务性的，没有报酬。隗师不仅没有丝毫计较，而且热忱不坠于地，只要单位有请必到。开县邀请隗师回乡讲课，听讲之众，人空其巷，是家乡多年没有的盛况。中宣部领导称誉隗师是“传播共产主义火种的人”，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评价。

1984年成立成都市历史学会的时候，隗师不仅欣然同意我的请求，担任会长，而且指示学会搞爱国主义教育讲座作为开局第一炮。他自己以身示范担任第一讲，一共进行了十几讲，一时成都学界俊彦徐溥、胡昭曦、刘琳、沈庆生等十余位先生都各献其学，掀起了热潮，社会反响相当大，获得了中共成都市委的好评。隗师却对人说这是我的“功劳”。

1998年春，四川省历史学会组织世纪之交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是由隗师和好些同仁共同商定筹备的，理应隗师主持。但隗师说这是我“发起”的，要我主持。记得我曾写过一篇保路运动与巴蜀文化的论文，他阅后非常称赞，说有创新性；又指出缺点是未提川人留法勤工俭学的文化，希望补上。这是要十分认真的内行才可能看出来的问题。这篇论文我一修改就放置了十年，直到2011年才发表。隗师作了很多这类启蒙育人、社会反响大的工作，但却总是把成绩归于我们学生辈。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是我们所常常感念的。

隗师是继徐中舒先师之后担任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的，是四川史学界的领路人和学会的领导者。他对学会的组织工作和学术活动花了不少时间，费了很多心血。作为会长，对学会巨细问题，他都抽时间过问和解决。历史学会是我省历年的十佳先进学会，有民主的团结的活跃的氛围和传统，大家说这是因为隗师和李绍明先生这两面“旗帜”有凝聚力的缘故。隗师与同样谦谨坦荡的著名学者李绍明先生一起担任省历史学会会长。在他俩的言传身教下，学会兴起了互谅互让理事、淡泊名利务求实在的风气，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组织活动，得到省社科联领导和省市有关领导的多次赞扬。学术界也公认我们学会是团结的、讲求学术质量的“传统学会”，这是我们学会值得骄傲的一个传统。

在当前学术规范失衡，竞逐名利而少实学的浮躁之风蔓延的风气下，隗师和一些同辈学者甘当人梯，奖掖和扶持中青年学者，兼覆之厚，是尤为学术界值得称道的闪光点和亮丽的风景线。隗师长期担任省社科联副主席、省政府社科奖评委和历史学科评审组的负责工作。历史学的评奖历来比较公正、客观和民主，这是同隗师以及其他学术造诣深、为人宽厚公正的评委们为人治学的风范的影响分不开的。在历次社科成果评奖活动中，隗师想得更多的是扶持中青年，几乎每一次隗师都要向省社科联多争取评奖的指标，而每次也总能增加几个名额，这与隗师的辛勤“游说”和声望是分不开的。他常是以身作则，利居众后，责在人先，主张老年学者礼让中青年，要多让中青年得奖。令人感动难忘的是，《近代重庆城市史》评奖时，他放弃个人的最高级别荣誉奖而主张评学术群体的一等奖。他说服大家，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成果，执笔的多是年轻人，应该奖励他们。他指出，把奖励给予中青年，有利于他们个人学术的发展，也有利于我省跨世纪学术发展层次延续不断代。在评奖出现矛盾和困难的时候，隗师不仅能坚持原则，而且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独特见解，加上他的人格力量和威望，总能说服大家，而又能尊重每位同志的意见，取得共识，合欢而成。在申报国家和省的科研课题的时候，作为国家评委，他常常指导中青年如何申报，并且为他们据理力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隗师治学育人的无私精神是值得我们景从的。

隗师为人豁达谦谨，在弟子们面前也是如此。他的大作每次都要送给我，并且写上“指教”的字样，很是不敢当。实际上，我总是从他的著作中体味到做学问的方法，受益更多。有一次，我把我们策划的《世界历史通俗演义》十册送给他，没想到他在百忙中抽暇把它们读完了，并且向我谈了他的意见和看法，认为《苏俄演义》一本写得最好。他的细致和认真，诲人从不虚假的态度，是弟子们很感动的。因为自觉不成熟，我很少把自己的论文送给隗师，但隗师在其他地方读到后，总要对我说，你哪一篇写得好，有见解，给弟子以鼓励。记得他在审读成都市政府交办的成都城庆2310年课题项目的研究报告后，一再对我说该报告写得好，不仅解决城庆问题，在中国式城市诞生和形成的理论上也有新的贡献，真可谓对弟子们见善则誉。我负责成都出版社工作时，常求教于隗师。隗师给我们策划出点子，对我们学术上的成绩加以宣传和鼓励。隗师还想把他主持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交给我出版，作为对我们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未能在我们社出版，但其中交融的情愫和情谊始终是令人感动的。我自己在官场浮沉境遇里也受到隗师无私的关心和爱护。他为我奔走和呼吁，说到我的冤屈，义愤填膺。这段师生情谊，我一直是铭记在心的。

隗师担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时，曾对我说：“秀熟老推荐我作馆长，我要尽职尽责，但不去占馆的编制。”他组织《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从筹划、立项、选题到向省上要经费，都是他自己亲自张罗。他对我说：“不要你们年轻的跑（路）了，我来当跑路的主编。”他提出要我用心写一本这套丛书里的《巴蜀文脉》，我开初错听成《巴蜀文化》，初稿很快完成，隗师说：“不对，要写巴蜀文脉，其他人没写过，交给你写，合适。”“化”与“脉”，不过一字之差，内涵却大不相同，逼迫我重新研究和写作，完成了这本书，受到读者甚多赞誉。这与隗师的无私守正，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他总是这样既先人后己，爱护后学，又坚持学术严谨，绝不马虎。

隗师生活简朴，家无长物，唯书为伴。陈师母娴静聪慧，二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以驰骛书林、翱翔学苑为乐事。师母患疾，隗师总是花时间长期照料。在家庭生活上，“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隗师治家为人的风范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忠贞于社会主义祖国，独立不迁，谆谆育人，无私奉献，这就是一个高尚学者的本色。

二

隗师在学术上的成就，作为弟子，我是难以通识的。这里仅就个人体会管窥所及，谈点看法。

隗师长期治近代史，在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和中国城市史诸方面有独特的成就。在学术上，妙论精言很多。我体会最深的是隗师立足近代，学具通识，放眼中外，善于站在学术前沿的制高点，掌握当代学术的潮流。隗师早期的代表作《四川保路运动史》和《辛亥革命史》（中）体现了隗师治学的一贯特色和风格。四川保路运动起了“引起中华革命先”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我国辛亥革命史不可缺少的重大课题，很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但在隗师之前，一直缺乏保路运动的专著。隗师认为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必然向地区研究发展。隗师适时地把握这一研究发展趋势，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酝酿写出了大小两种保路运动史，成为第一部保路运动的专史，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这种掌握学术前沿动态的洞察力，是学术工作最基本的条件。后来，隗师从事城市史的研究，一直贯穿着这一精神。他在《重庆城市研究》一书序言里说：

中国城市史研究虽然代代有人，但却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标志是没有形成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没有产生城市史研究的群体和学派，因而长期处于依附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状况。这种状况限制了城市史研究的发展。

其实，不仅中国的城市史还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就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科学而言，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兴起热潮的新兴学科。至于城市科学中的城市史研究，更是其中的薄弱环节。隗师以深邃的洞察力和学术胆识，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带领学生致力于城市史的研究，勇于选择学术前沿的这一尖端课题，知难而进，创出了我国城市史的理论框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隗师以重庆城市研究的个案为起点，构筑了中国城市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这是城市科学界特别称道的。他为《近代重庆城市史》写的绪论，实际上超出了重庆城市个案的范围，而是站在中国城市史理论体系的高度，对中国城市史指出了研究的方向和途径。“绪论”是全书的灵魂，也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的一个总纲，我多次研读，受益良多。隗师在“绪论”中就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基本内容、基本线索、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关系、城市近代化和近代城市化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万字，但这是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而浓缩出来的成果。唯这种成果最能给学人以智慧的启迪和知识的开发。这也是我国学者传统的治学方法。记得范文澜先生在写作《中国通史简编》时，曾为隋唐佛教搜集了两百万字的资料，而浓缩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里，只有短短的言简意赅的几万字。这就是大学者的本色。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过四五百言，却深含着影响未来局势的发展战略。这在当前轻浮发水的泡沫学风弥漫之际，提倡这种传统学风具有重要的抵抗流俗的意义。隗师的这一“绪论”可说是继承传统学者学术规范，抗俗而不媚俗的一个代表作。他在该绪论里首次着重从城市的结构功能视角展开论述，由此而兴起了以他为领军的城市功能结构学派。

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基本线索，隗师特别分析近代城市化过程和城市近代化过程这两条主线互相推进和制约的各种主导因素，指出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不能局限于探讨城市本身的发展，而必须从这两条主线和从城乡之间复杂递进的关系与特征这样更广阔的背景上来探讨城市的发展。这一论点，无疑具有开拓性的城市史方法论的意义，是近代城市研究值得注重的指导思想。而这一指导思想，如果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掌握学术潮流的气魄是提不出来的。隗师还多次对我阐述他的看法：“巴蜀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发展史，巴蜀文化应该以城市为中心来展开研究的层面。”这对我不啻是大开思路的高明指点。几千年的巴蜀文明史就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对立演进的历史，由此开辟出了有巴蜀特色的城市乡村化的进程，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城市作为古典的“田园共和国”诞生、定型和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些真知灼见，没有精深的研究是提不出来的。站在学术前沿，掌握学术潮流，得出独创性成果，这是隗师身体力行加以实践的重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途径。

治学讲究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着眼于大处，用功于细微，以丰富的扎实的史料为基础，从历史问题的特殊性入手，从而概括出整个历史时代发展的脉络。以资料来发展理论思维，是隗师近代史治学的又一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到《四川保路运动史》的时候，就深深地受到影响。隗师对汗牛充栋的保路运动史料烂熟于心，几乎每页书都有翔实的资料佐证。但隗师并不堆砌资料，而是以行文的流畅和理论思维的逻辑表达为原则，引证和点出史料的最精要处，并把史料的每一条来源都详细注明。这是史学著作逻辑性强、富有文采、便于行文的一种重要方法。而留给读者的，是饶有兴趣的思索和点到为止的问题，从而引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按图索骥、从事探索的趣味。隗师的著作很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贯穿。他主张“宏观的研究应建立在微观剖析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一问题的深刻了解、分析和研究，要准确地追寻它的运动轨迹，概括它的表现特征，判定它的好坏优劣，预示它的未来发展，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的著作能针对空泛议论、模糊勉强的时弊，另辟资料与理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蹊径。他对史料善于剪裁，掌握史料极富，但从不整段整篇广征博引以自炫，因而行文十分简洁。学术大师陈寅恪说过：法国学者写文章的风格，证据够用就不多举了，不多啰唆。他最厌烦繁复冗长、堆砌史料的文章。隗师继承了史学前辈的优良传统，为我们后学者做出了示范。

具有开拓性的原创思维，是隗师治学的又一特点。原创性思维体现在学术的见解和行文里，能发前人之所未覆。他在《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一书的序里说：“当前，一个研究中西文化的热潮在学术界正方兴未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文化研究工作，是复兴伟大的中国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隗师在这里从复兴民族文明的高度指出文化研究工作的意义，足以振聋发聩，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理论思维，是原创性思维、创造性学术见解的生动体现。在隗师自己的著作里，这种创造性见解和原创性思维随处可见。这里仅举一个我接触到的小例子。我曾请隗师参加成都锦江（府河南河）整治与城市现代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隗师在两三天的短时间内，即写出了论文。他提出府河南河整治精神就是成都精神，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精华，又蕴含了不同层次内容的现代化精神。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能够全面地提到，而隗师却能很快抓住问题的精髓，指出其精神实质。这种原创性思维特征，没有平时学养的积累和关注时事前沿的胆识，是无法形成的。我觉得，在当前学术界，应该有更多的人出来从事原创性思维的奠基工作，这是当代学术能够发展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

总之，崇高的为人和精深的治学相结合，才是一个完全的学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里说：“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力行，秋实也。”隗师于2007年仙逝， 时77岁，这在史学家的年龄计算方式上不算老，正是壮室之秋，如春花如秋实丰收之年。不幸天年不假，其身虽去，其业则永存。隗师生前，多次谈及，信奉曹丕《典论》之言：“年寿有时而终，未若文章之无穷。”此治学、处亊、为人之真缔，隗师是身体力行的。岁月有限，但他在中国近代史和文化史上的独特建树是永存的。随着时光之弥久，其学术贡献必弥光，其成就定如春花般明媚，其品格定如秋实般养人，其影响定会更加深远。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