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钢琴家大卫·杜巴尔（David Dubal）邀请了与霍洛维兹同辈的钢琴家们，谈谈他们所了解的霍洛维兹的艺术风格，于是成就了本书《永远的霍洛维兹——一百二十五位钢琴家讲述一位钢琴传奇人物》（Remembering Horowitz： 125 Pianists Recall a Legend）。

“在联系这些作者时，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从任何角度撰写文章。”因此，书中并非每篇文章都是赞美之词，批评也时有发生。这些文章的长度、重点以及质量各不相同，但每篇都让大卫·杜巴尔惊喜。“这是钢琴家们对另一位钢琴家的想法，而不是出自那些可能都不会读谱或演奏，也一点都不了解能够作为一位职业音乐家站上舞台需要付出多少努力的乐评人之手。”

《永远的霍洛维兹——125位钢琴家讲述一位钢琴传奇》，即将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引进出版。本篇为大卫·杜巴尔本人所写，略有删节。

霍洛维兹被称为“最后的浪漫主义大师”，这个称呼被提及了太多次，以至于变成了一种老生常谈。但是，这个称呼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指霍洛维兹生活于一个错误的音乐时代，对于被完全不同的音乐类型所包围的音乐爱好者们而言，他代表了一种充满吸引力的怀旧情结？我们当下的文化是否与霍洛维兹出生的年代完全不同？

在霍洛维兹漫长的一生中，有一段时期正处于所谓钢琴家黄金年代的最后几年。黄金年代持续了大约一百年，从1830年左右开始，那时“现代”钢琴正式完成了进化。在那个年代，钢琴大师们被众人追捧，钢琴是音乐文献中最主要的乐器，也是历史上最流行的乐器。无数人会演奏钢琴，如果客厅里没有摆上一架钢琴，就不能称之为家。

从贝多芬到德彪西，钢琴文献的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大多数作曲家本身也是钢琴家，他们用极其自由的方式演奏着极具色彩的音乐。钢琴家们之间不同的诠释方式是司空见惯的。当李斯特演奏舒曼的《幻想曲》给作曲家本人听时，舒曼听到了意料之外的东西，高兴极了。肖邦曾说过：“我想‘抢劫’李斯特演奏我的练习曲的方式。”钢琴演奏鉴赏家们常常自豪地吹着牛，说即使蒙上眼睛，听一两个乐句，就能分辨出他们最钟爱的钢琴家的演奏。安东·鲁宾斯坦曾说过：“我在独奏会中漏弹的音符足够开另一场独奏会了。”这些错音并不是因为技巧不到位，而是因为他的演奏风格。鲁宾斯坦的错音是“富有启发的”，正如美国乐评人詹姆斯·亨内克（James Hunecker）所说，他的演奏如“火山爆发一般，他如同正午酷热的赤道”。

仅仅是在1870年——霍洛维兹的上一代中——就有戈多夫斯基（Godowsky）、斯克里亚宾、列维涅（Lhevinne）、鲍尔（Bauer）、拉赫玛尼诺夫、加布里洛维奇（Gabrilositsch）、科尔托、兰多夫斯卡、比涅斯（Vines）、霍夫曼等一大批伟大的钢琴家诞生。霍洛维兹是属于这一充满创造力的钢琴演奏传统的。然而，在他人生的最后四十年，音乐表演变得越来越程式化，在很多倾向于忠于作曲家意图的诠释者手下，音乐的创造力大大削弱了。这一备受推崇的想法，加上枯燥无味的录音，让钢琴演奏不再那么多元化和大胆。霍洛维兹那炙热的风格，那依赖直觉的演奏，以及他对某些特定织体的忽视都让他成为了那些更为保守的同行们的对立面。然而，霍洛维兹的伟大是世人公认的，公众对他的热爱超乎寻常。他依然炫耀着自己的个性，按照自己的规则演奏。如果说个性以及给作品打上强烈的个人烙印，让每部作品听起来都是“浪漫主义风格”的话，那么霍洛维兹的确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大师”了。在霍洛维兹的一次独奏会上，一位钢琴老师对我说：“如此古怪而奇特的演奏，还漏掉了不少音，他不可能通过钢琴比赛的第一轮。”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当霍洛维兹在他的遗嘱中坚持，永远也不要有任何钢琴比赛使用他的名字的时候，这是意义非凡的。

对于霍洛维兹而言，只有一种传统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将自己视为作曲家那般，重塑作曲家的作品。每一首他演奏过的曲子都成为了他的战利品，好像他本来就拥有它一样，或者他就是作曲家本人。他不喜欢任何人演奏他的改编版，拒绝把它们写下来，也回绝任何出版商的邀约。舞台上的霍洛维兹是最富有创造力的。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下，他让听众们脸热心跳。他所做到的，之前只有李斯特、鲁宾斯坦、拉赫玛尼诺夫、霍夫曼、施纳贝尔、帕德雷夫斯基以及布索尼等人做到过。这里提到的每一位钢琴巨匠自己本身也是作曲家。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霍洛维兹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成为“最后的浪漫主义大师”。霍洛维兹出生在1903年，那年飞机发明了。李斯特，这位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仅仅在十七年前过世。对于很多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而言，艺术取代了宗教。艺术被视为人类精神最崇高、最睿智的存在，而“所有的艺术都渴望达到音乐的境界”。1911年，还是个孩子的霍洛维兹弹奏给最伟大的钢琴家兼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听，后者认为自己是梅西安，他的音乐是可以净化世界的。斯克里亚宾对霍洛维兹说，他一定会成为一位钢琴家，但他应该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文化人，要深刻地钻研各种艺术。后来，霍洛维兹总是乐此不疲地提起与斯克里亚宾的这次见面。

霍洛维兹成长于一个高雅艺术仍位于显赫地位的西方社会。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曾写道：“选择古典艺术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们都认同拥有伟大艺术的知识和思想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颓势已经开始。就在霍洛维兹出生的那一年，拉赫玛尼诺夫弹奏给托尔斯泰听，后者指责他演奏的音乐对于“人民”而言太高深了。“弹简单的音乐，容易听懂的，”这位伟大的作家劝说道。二十世纪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托尔斯泰的话付诸实践，商业力量的滋长催生出无数的“流行文化”，势头之猛几乎取代了高雅艺术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一晚，霍洛维兹指着《纽约时报》的一则广告说道：“我怀疑在未来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里，还会不会有钢琴独奏会。”广告里，他的唱片被放在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唱片旁边。

霍洛维兹出生于两个世界的交汇点：维多利亚时期以“制作人-工作-道德”为文化的时代，那时很多东西都是纯手工制作，匠人们因他们作品的质量而决定价值；商业消费时代，商业和经济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催生出整整一代被动消费者，他们愿意购买任何东西，从最新出品的薯片到标价六千万美金的小幅毕加索的油画。钢琴本身也代表了这种变化，正如阿图尔·罗萨（Arthur Loesser）在《男人、女人和钢琴》（Men， Women and Pianos）一书中所写的：“钢琴注定要衰败，如同任何一个在二十世纪无法被快速贩卖给上百万人的物品、出版物、表演或想法一样。钢琴是由机器制造的，但是人们无法让机器制造得更快一些……总会有更好的机器，那些可以为百万人制作东西的机器会被那些可以为亿万人制作东西的机器所取代，而那些只能提供给几千人的东西则成为了一种慈善行为或利他主义的奉献。机器的概念，给所有的价值观和人类之间的道德关系蒙上了一层色彩。人们购买的也许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而是机器能够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数量的东西。”

在霍洛维兹还是一个孩子时，欧洲和美国有不少杰出的钢琴制造者。1909年，霍洛维兹六岁，那时的美国有超过三百个钢琴制造商，一年制造的钢琴超过三十七万架。成千上万的妈妈们每个月都会购买新的乐谱，为孩子们弹琴唱歌，她们的孩子也开始学习钢琴。1910年代，钢琴产业开始走向衰弱，但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点。不少音乐爱好者仍然演奏钢琴。人们到音乐厅听他们最爱戴的钢琴家的演奏，回到家就尽力尝试一些大师弹奏过的曲子。但机器立刻就毁灭了人们弹琴给自己听的传统。录音机和能够自动演奏的钢琴取代了家庭音乐演奏的地位。勤勉和刻苦练习的重要性被淡忘了。消费者文化取代了制作人文化。业余的音乐演奏活动大大减少了，音乐表演逐渐成为一个职业。

早在1914年，美国就制造了超过五十万台留声机，那时每年生产的钢琴不过三十二万三千台。1913年的一则胜利者（Victor）答录机广告将留声机描述为一件乐器，就像钢琴一样。“比钢琴更胜一筹的是，如果你想它是乐团，它就是乐团；是钢琴，就是钢琴；是人声，就是人声；而且它自己就会演奏。它不是一架孤零零地站在角落里，无人弹奏的钢琴。”一则自动钢琴的广告如此说道：“要成为一位成熟的钢琴家所必需的练习令人沮丧。自动钢琴是人类手指的替代品。”这与伟大钢琴家汉斯·冯·彪罗的话相比是多大的反差啊，后者曾说过：“为了让我的手指顺从我的想法，我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样，这是一位钢琴家所必需的。”

自然而然地，钢琴家们很快蜂拥而至地录制唱片。到了192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子录音技术的发展，录制唱片成为了音乐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霍洛维兹刚到美国的第一年，就跑到位于新泽西卡姆登（Camden）的RCA录音室录制唱片。

1925年，霍洛维兹逃离了苏联。1917年的革命爆发中断了他的学业，也摧毁了他期望成为一位作曲家的梦想。他的家庭瞬间一贫如洗，他成为了养家糊口的支柱。他开始不停地演出，从1925年至1928年，他征服了欧洲的听众。在三年的演出生涯后，他仍然十分贫穷，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赚美金了。不少欧洲钢琴家都在美国安了家。于是，经纪人亚瑟·贾森（Arthur Judson）在1928年为霍洛维兹安排了美国巡演。

霍洛维兹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独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继纽约后，他又在美国其他地区巡演，都获得了热烈的反响。美国对霍洛维兹一见钟情。他热爱这个年轻国家的物质主义和单纯，以及对生活充满乐观的期待。另一边，美国的听众则被霍洛维兹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中桀骜不驯的热情以及他的柴科夫斯基协奏曲所击倒。这两首曲子无疑是霍洛维兹的音乐杀手锏。1980年，当我采访霍洛维兹时，他谈起初到未来故乡时的情景。“当我刚刚在这里获得成功的时候，简直是太棒了。每个到这里演出的人都能售罄音乐会的门票：拉赫玛尼诺夫、帕德雷夫斯基、霍夫曼、伊图尔维（Iturbi）、诺瓦伊斯（Novaes）、施纳贝尔（Schnabel）。那真是个惊人的时代。他们都出席了我的首演，并立刻就喜欢上了我。”

在1928年听了他的首演后，一位坐在听众席的钢琴老将预言道：“我们的生涯将从此不同了。”他是对的。就在下一年，经济大萧条，霍洛维兹是少数几位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保有之前演出费中的一位。1930年代，霍洛维兹一直在美国和欧洲演出，直到疲倦和沮丧让他变得力不从心。1936年，他第一次宣布退休，那次退休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那时的霍洛维兹三十三岁，已经连续演奏了十五年。他需要恢复元气。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太稳定。而且他已经是一位丈夫和父亲了，他与伟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女儿万达结了婚。

1939年，霍洛维兹重返舞台，但二次大战让他无法在欧洲继续生活下去，于是全家搬到了纽约。在战争年代，霍洛维兹席卷了美国，每场演出都大获成功，听众在听到他改编的《星条旗永不落》时，跺着脚，欢呼着。看起来，霍洛维兹似乎特地为美国度身定制了演出风格——时髦，如同摩天大楼一般拔地而起的演奏。那些年，他常常被形容为“钢铁时代”的钢琴家。他开始觉得自己远离俄罗斯的传统。浪漫主义钢琴风格似乎已经死去，他的同辈人都渐渐逝去。当拉赫玛尼诺夫于1943年去世时，霍洛维兹感到绝望了。音乐演奏需要新的理念。

霍洛维兹再次感到筋疲力尽，健康状况不佳，大肠炎和抑郁症折磨着他。同时，社会也每况愈下——原子弹爆炸、种族屠杀还有电视机的发明。1948年，能够长时间播放的录音带来了音乐消费的革命。好像口香糖一样，音乐变成了另一个消费品。1953年，在持续举办音乐会十四年后，霍洛维兹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他放弃了，那时的他才五十岁不到。之后的几年，他静养，沉溺于自己的生活，住在他的豪华洋房里，与世隔绝，包围着他的，是他在1940年代收藏的绘画。在这段恢复期，他开始探索之前没有时间了解过的音乐。他率先录制了克莱门蒂的钢琴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学习了斯克里亚宾的作品。斯克里亚宾，这个基本已经从钢琴曲目库中消失了的名字，成为了他每日的精神食粮。霍洛维兹与斯克里亚宾的组合是钢琴史上一个伟大的乐章。霍洛维兹录制的斯克里亚宾作品是具有破坏性的。这两位雄辩机智的玩伴，他们的性欲在燃烧，霍洛维兹演奏的斯克里亚宾是最富有被压抑的性欲的。

在那段孤独的岁月里，霍洛维兹神奇地变成了一个传奇。有整整一代战后的钢琴家没有听过他的现场音乐会。对他们而言，霍洛维兹是一座灯塔，让他们回忆起钢琴家被视为浪漫主义英雄的逝去的沉寂的年代。那时，帕德雷夫斯基可以在凡尔赛宫为自己的国家签署和平条约；那时，李斯特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听尼古拉斯二世的演讲。对年轻的钢琴家们而言，霍洛维兹是他们的文化偶像。他对世界不屑一顾，用让自己开心的方式演奏。年轻人都渴望听他的现场。他有着超人一般的光环。

如果说下半个世纪的钢琴家都是听着霍洛维兹的录音长大的，那一点也不言过其实。他的录音是历史上的艺术家中被听得最多的。霍洛维兹对于录音很有天赋，他知道怎么对付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媒介。不像有些艺术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录音对他声音的影响并不大，他也从来不畏惧录音。很少有人怀疑霍洛维兹的现场演奏是否会超出他的录音很多。他的精髓在录音中仍富有生命力，可以清晰地被听到。

虽然霍洛维兹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录音音响质量不佳，但仍留存了下来。从他演奏的车尔尼《回忆——根据心爱的罗德主题而作的变奏曲》（Variations on La Ricordanza）中，你可以听出他令人炫目的手指控制力以及对浪漫主义早期作品风格的极好把握。他录制的海顿《降E大调奏鸣曲》是经典。他录制的舒曼也是不容错过的，例如《梦幻曲》，特别是“热情的急板”（Presto passinato）。他在1932年录制的李斯特奏鸣曲是一首杰作，他在1930年录制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也是如此。也许他最不同寻常的录音是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带出他认为穆索尔斯基想要表达的内容，霍洛维兹故意夸张了不少。纯粹主义者痛恨这个诠释，更有人讽刺说霍洛维兹在乐谱上涂鸦，但这部作品的钢琴演奏是颇具影响力的，就如同自然界的地心引力，最完美地体现了霍洛维兹的一种超越常人的、令人惊奇的能够纯粹地将想法呈现的能力。

在那个时期，霍洛维兹录制了一批肖邦的录音，包括如羽毛般轻盈的《第四谐谑曲》。他的李斯特狂想曲加上了他个人的修改，棒极了。他在《第六狂想曲》中展示的八度令所有人钦慕。另一些不容忽视的演奏包括德彪西的《琶音练习曲》、普朗克的《托卡塔》、圣-桑的《骷之舞》以及霍洛维兹自己改编的《星条旗永不落》——这首曲子让他有了“一人乐队”的别称。四十年代，他录制了普罗科菲耶夫的《托卡塔》以及《第七奏鸣曲》。在听了这首奏鸣曲的录音后，普罗科菲耶夫给他寄了一份乐谱，并写道：“作曲家赠给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钢琴家。”

霍洛维兹传奇慢慢被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最后，1965年5月9日，在沉寂了十二年后，他又一次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了音乐会。约瑟夫·卡林斯坦（Joseph Kalichstein）将它比喻为“好似宙斯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在五十七街上演奇迹一般”。霍洛维兹在六十二岁那年重返舞台了。他的生命还将延续四分之一个世纪，但不会再经历持久的压力和无休无止的演出和旅行了。他根据自己的状况决定何时演出。每一场音乐会都是一个重大事件，每个城市都因为他的光临而倍感荣幸。霍洛维兹知道如何保持传奇的形象，那些被他戏弄的公众担心每场音乐会都可能成为他最后一场演出。人们彻夜在票房外等待买票，他们不希望错过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成为了钢琴的象征。

1969年，霍洛维兹再次退休了，这次持续了五年。1974年11月，他重返舞台，现在这位传奇人物可以为自己的独奏会开出最高的价码了。1986年，当他宣布要回俄罗斯演出时，所有人都惊讶了。他常常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再看见出生地了。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为他的音乐生涯戴上了桂冠。上万人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莫斯科的演出。那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动人的时刻。霍洛维兹回去的时候正是那个他六十多年前逃离的政治体系开始分崩瓦解的时候。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位和平大使，“也许人们不会再互相残杀了”。在莫斯科，他向斯克里亚宾致以敬意，后者在1915年过世。他在斯克里亚宾博物馆演出，那时作曲家的女儿仍然在世，亲耳听到了这位伟大钢琴家演奏了她父亲的作品。

离开俄罗斯后，他在欧洲其他城市以及东京的音乐会也大获成功。勋章、缎带纷至沓来，他还荣获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回到纽约后，霍洛维兹重燃了自己对莫扎特的喜爱，开始为1987年将在米兰录制的莫扎特协奏曲做准备。1986年12月14日，他在美国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在大都会歌剧院举办。1987年，他在柏林、汉堡以及阿姆斯特丹演出，并在维也纳举办了五十三年来在那里的第一场音乐会。那是他最后一场音乐会。他的钢琴技巧仍然十分杰出。此后，他又生活了两年，在去世前几天刚刚结束了一张唱片的录制。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让他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钢琴是他唯一渴求的，是他的所有。

霍洛维兹给音乐舞台带来了一种即兴。他是一位音乐会曲目策划大师，总是为每个人准备一些特别的曲目。他知道听众来听他的独奏会并不是为了来被教育的，而是为了被吸引，为了在接下去的两个小时忘却自己，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为了让音乐重新燃起他们的梦想，以及享受惊人的演奏技巧所带来的惊喜。

拉扎尔·贝尔曼（Lazar Berman）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他十分羡慕霍洛维兹，因为在他的音乐生涯中，他自己的钢琴始终触手可及。很少有钢琴家有如此的幸运，总是可以有一件自己的乐器，专门为满足他的需求而调音。我记得曾在阿图尔·鲁宾斯坦的一场音乐会后跟他聊起这个话题。“是的，”他说，“我弹得好是因为我的钢琴始终伴随我左右。”1991年1月，施坦威音乐厅让霍洛维兹心爱的钢琴（音乐会用琴503）做了一次长途巡展，它在七十五个城市的施坦威商店展出。彼得·古德里奇（Peter Goodrich）是施坦威钢琴和艺术家部门的主管，他曾让我创作一个多媒体展，名叫“施坦威向霍洛维兹致敬”。在钢琴被运往各个城市的途中，钢琴经销商们让当地的钢琴家和学生在钢琴上短暂地弹奏一会儿。我很高兴看到人们对于霍洛维兹钢琴的敬重。然而，我听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钢琴总是被毫不客气地砸得很响。每个人都试图演奏出霍洛维兹的“风暴”，但很多人的演奏听起来没有音乐性。

当我独自一人与钢琴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快意识到这架钢琴是霍洛维兹本人的杰作。这么多年来，他都与施坦威的首席技术人员比尔·胡普费尔（Bill Hupfer）以及后来的弗朗兹·莫尔（Franz Mohr）合作，为这家钢琴特别设计了独特的灵活性。这架钢琴声音的通透感、绚丽的高音声部以及有力的低音声部是很多钢琴家心目中的理想，对于大型的音乐厅是最适合不过的钢琴了。霍洛维兹曾经这样评价道，“空气潮湿会让我漏音，让钢琴的反应变慢”。现在我知道，这架钢琴对于天气变化是异常敏感的，空气太潮湿会非常影响钢琴的机械以及钢琴家的演奏。

在1840年后，好的“现代”钢琴大多有不错的机械。在产于巴黎的埃拉德（Erard）钢琴大范围传播后，这个钢琴的模型成为所有音乐会用琴的标准。钢琴厂商们各不相同，每架钢琴都个性鲜明。于是，演奏者在钢琴的挑选上有很大的空间。肖邦，这位最后的小型沙龙钢琴家曾说道：“我觉得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时候，我会弹奏埃拉德钢琴，它让我很快找到现成的音。但当我感觉精力充沛，想弹出自己的声音时，我就会想要演奏普莱耶尔（Pleyel）钢琴。”

李斯特在1839年举办了历史上首场钢琴独奏会，甚至定下了“独奏会”（Recital）这个名字。我们始终有理由相信这件乐器会一直存在下去。无论何时，这本书都是一个记录，记录下曾经有一个人主宰了钢琴超过半个世纪，正如李斯特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