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永远记得父亲教他写毛笔字，“写字要回锋，走到尽头时要回来，要圆润才完整、好看”。1954年10月23日，台湾屏东潮州，时任花莲师专校长的李升家里，新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按照老辈人的说法，这个孩子属马，其命纳音为砂中金命，流年纳音为长流水。金水相生，运势不错，但琐碎，劳碌。

此时是李升到达台湾的第四个年头，这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另外的一儿一女不得不留在老家江西省德安县乌石门村，一同留下的还有他教育部主任秘书的头衔，一栋五井大宅院，以及开在九江的“恒裕商行”。1954年，世事如棋，倏忽万变，每个人都如风中漂萍。对于客居他乡的李升来说，这个孩子的出生，使得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和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找到了更切实的着力点。李升给儿子起名为安，把他当作长子养。很多年后，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李安解释说，父亲起的这个名字，一是要后人不要忘了老家德安，一是纪念来台时搭乘的“永安号”货轮。

当时谁都不会料到，这个叫李安的孩子，成了家里最不争气的那一个。他没有做到父亲希望的那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甚至在李安结婚，有了孩子之后，父亲还写信骂他，要他“像个男人一样”。但也正是这个父亲口中的“鬼样子”的李安，成为目前最成功的华人导演。他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一次金球奖最佳导演，两个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两个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被供奉进世界电影史。他打破了好莱坞对外裔导演绵延了近百年的偏见，也打破了民族、种族的文化界限。现在，他忙于自己的第14部电影，《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一部“伊战版的《第22条军规》”。他叫李安，他说他一直是个失败者。

他的成绩“比糟糕还糟糕”

小时候的李安在花莲长大，对于花莲，李安的记忆是“很单纯，泥土性很强”。就像很多人对小时候的记忆一样，李安对花莲的记忆也是模糊，甚至是混乱的。他记得每年过年时候家里要拜祖宗，但他不记得拜祖仪式和随后对父母大人的叩拜，在细节上有什么不同了。他记得每次吃饭时候，气氛都很端庄，因为父亲教导过“食不言，寝不语”。他也记得，父亲还会在吃饭之前告诉他们，“不要把饭都吃光，留一点给内地的哥哥姐姐”。

很多年后，李安总结说，在花莲“接受的是美式自由开放的实验教育”，他像一匹野马，可以随意奔驰，但家里是典型的老式儒家环境，一回到堂屋，他必须安下心思，抚平所有纵横交错的念头和举动。但作为一个小孩子，李安永远不会做到收放自如天衣无缝，弟弟李岗也说，“哥哥小时候挨揍比较多”。父亲对于长子的期望，从一开始就沉甸甸地压在李安身上，这是他直到现在为止还在心系念念的，每当家里出现了任何大事小情，他的第一反应都是，“我是长子，这个应该由我来”。和爸爸的严厉不同，妈妈和李安“是一伙儿的”，他最高兴的就是和妈妈去看电影。十岁之前，李安记忆最深的，是和妈妈看了李翰祥的《梁祝》，九岁的李安哭得稀里哗啦。这件事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李安对李翰祥的崇拜绵延至今；二是换来了父亲更大吨位的失望。李升第一次对儿子说出“要像个男人一样”这句话，当时他不会料到，此后，这竟成了他对家中这个长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李安不止一次地承认，“不是个合格的儿子”。从小李安就没有表现出父亲所期望的胸怀和担当，不但不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就连“仁义、好施、慷慨、重诺”都磕磕绊绊。失败的儿子当到十岁，李安又迎来他生命中另一个更失败的身份，学生。10岁那年，家里搬到台南。“老师都讲闽南话”，而且台南实行的日式教育，李安“上课第二天，就因为数学考不好被打耳光”，“打完还要谢谢老师”。这让李安再一次生出外省人之感，10岁的少年开始学习此后他一直需要学会的融入。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融入一个环境，首先得在学习上占据话语权，而这恰恰是李安作为一个家学渊源的孩子，最感到丢脸的，他的成绩“比糟糕还糟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失败的学生，李安另一方面的优点开始浮出水面，唱歌、跳舞、书法，他都冠绝全校。但每次放学，他又暗暗企盼，这些要是能反作用在他的科目上，该有多好。大概每一位天才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撕扯吧，自我与他者的厮杀，要么以向现实缴械而终结，要么以涅槃重生为起点，而每一个这样死里逃生的天才，这一番挣扎最后都成为其赞美诗中的一个特别的注脚，以供旁观者津津乐道，但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这有多凶险，有多煎熬。尤其是16岁之后，他进入了由父亲做校长的台南一中。

我要是有日本丈夫的气节，早就剖腹自杀了

李安不止一次地和媒体说起，在台南一中时候，看见父亲时的复杂心情以及他远远避开的举动，听者无不莞尔，李安亦憨厚地笑着。作为成功后的点缀，任何艰苦都有了足够盛大的理由，但少年李安的艰苦，似乎应该更被记取其艰苦本身的意义。李安说，他至今遭到两个重大的磨难，一是两次高考落榜，第一年差了六分，第二年差了一分，也就在得知第二次高考失利的当天，李安摔了桌上的台灯和课本，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激烈的举动”，其恢弘可以和当年因为在戏剧社里扮演女生被父亲骂，他摔门逃走相并列。第二个磨难就是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在家赋闲了六年。

这六年仍然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传奇，想想看，一个后来震惊世界影坛的大人物，在毕业后整整六年的时间里，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老婆要下班的时候，就和儿子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是不是比一部好莱坞电影还要惊险刺激？在一次和朋友闲聊的时候，李安说起那段被人赞叹为“起跳前的下蹲”的六年时间，说“我要是有日本丈夫的气节，早就剖腹自杀了”。妻子林惠嘉是李安去芝加哥替中华荣工青少棒比赛加？由的时候认识的，在关于李安的各种文字里，林惠嘉被誉为奇女子。这个伊利诺大学毕业的生物学博士，比李安酷得多。

大儿子出生，她居然没有通知李安，“第二天我搭飞机赶到伊利诺，医院的人都高兴得鼓起掌来。原来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和亲友，她说不用了，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感觉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油的汽车就到医院生孩子去。二儿子出生时她也赶我走，说你又不能帮忙，又不能生！”李安功成名就后，和妻子去菜市场买菜，有人羡慕“你命真好，先生还可以和你买菜”，她答“是我今天特意抽空陪他买菜的”。即便酷如林惠嘉，也曾被李安那六年弄得几近崩溃，她打电话和妈妈诉苦，妈妈要她离婚，放下电话，林惠嘉自责“我怎么变成这样子的女人了”。难怪老父亲写信骂他，就连李安自己都丧失了信心，想去学电脑，聊以度日。妻子林惠嘉骂他，“学电脑的人这么多，不在乎你李安一个”。也许，很多人不相信的“成功与失败永远一步之遥”这种泛酸的话，是大多数人碌碌无为的主要原因吧，起码这句话的光芒折射到了李安身上。他的成名作《推手》是献给父亲的，也是献给妻子的，在影片最后他专门写有郑重鸣谢林惠嘉。这个失败的儿子、丈夫，终于等到了极有可能等不到的这一天。

在父亲面前的失败，造就了李安的成功

李安的电影被誉为打破了东西方界限，曾有专家为此专门研讨，他跨越种族与文化的藩篱的原因，结论是李安对人的思索是基于人性本身出发的，而人性从来都不曾被时间和空间围剿得手过。这或许只是一家之言，当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被纳入到大众视野的时候，其解读永远都带着仰视的切入点。换句话说，李安的成功正在于他对自己失败的直视。李安的电影一直没有走出他的少年阴影，他在《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中探讨的是两代的隔阂，所以，他把这三部电影命名为父亲三部曲。他借着电影怯生生地和这个以父亲为代表的世界讲和，他试着去理解，去沟通，去勇敢地到父亲面前大马金刀地坐下来。但他到底还是那个在花莲疯跑完了，在进入堂屋之前，先整理了衣服的孩子。对父亲的敬畏，是他探寻那些他所不知道的世界的缘由。父亲高大的背影一直出现在他的每一部电影中，在这样的背影的笼罩下，长大了的李安依然背负了那个小小的李安的全部，努力地和每一个风车战斗，希望得到来自父亲的认可。他说，从《绿巨人》开始，他走了出来，但这也是迄今为止他不甚成功的作品。在影片巨大的投入产出的压力面前，最后还是父亲对他说，“要是不行，你还是回来当老师吧”。在父亲面前的失败，造就了李安的成功。

据《看电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