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摘 要：中国文化（人种）的来源问题在清末民初是个广泛关注的话题，由法国人拉克伯里首倡的中国文化（人种）西来说具有相当的影响，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普遍推崇。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危机中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历史的认识。

关键词：中国民族溯源 “西来说” 拉克伯里

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战败，更多的有志之士认识到横亘在中国古老文明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别，西方的人文科学已开始点点滴滴地向中国渗透。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中国文化（人种）起源”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出现。为反驳西方殖民者所谓的“白优黄劣”的论调，激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20世纪初，一大批著名学人在没有仔细辨别的情况下，借用和接受了法国人拉克伯里首倡、但并不科学的“中国来源于巴比伦说”，即通常所谓的中国文化（人种）“西来说”。

一

1894年，法国人拉克伯里以19世纪后半叶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挖掘成果为基础，大胆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在其著《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又译《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中，拉氏明确指出：“中国民族来自迦勒底巴比伦。古时候有霭南王名廓特奈亨台（黄帝）者，初用兵平巴比伦南部，嗣率巴克民族（百姓）东徙，土耳其斯坦横断亚细亚中郭山脉。由此东向，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出土鲁番、哈密二厅之边，抵中国之西北部，循黄河而入中国。”此说一出，即有附和。1899年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对拉克伯里的学说做了引介。此书“罗列巴比伦与中国文明及传说相同者都七十条，分为四大目”，为拉克伯里张目：“1.关于学术及艺术之相同者五十一。2.关于文字者、巴比伦楔形文字类中国之卦象。3.关于政治制度及信仰者九。4.关于历史上之传说相同者八。”①

在国内，对中国人种“西来说”做了详尽发挥的当属蒋智由（字观云）。1903至1905年，《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他的《中国人种考》长文，对拉克伯里“汉族西来说”做了介绍，并从中国古史记载中为之论证。蒋观云考求古史传说，把一切文明的原始，集中于黄帝。他根据拉克伯里在其著述中说黄帝是从巴比伦来到中国的一个酋长，笃信中国文明是由巴比伦来的。{2}接着，蒋氏指出：早在文明初兴的五帝时代，黄帝就率领着汉族的先民从“横断中亚洲山脉，由此东向，其一道从叶尔羌（即莎车）、喀什各尔（即疏勒）而出吐鲁番、哈密之边，达中国之西北部，沿黄河而入中国。其一道从西藏之北部青海边而入中国，然路稍险隘。又从西藏之打箭炉，亦为一道，然由此入中国者，住蜀而入长江之流域”{3}。

作为巴比伦说的中坚人物，与蒋智由同调且互相支持者为章太炎，1904年，章氏专撰《序种姓》一长文考察古代华夏族的形成史，在文中他对汉族源于两河流域的说法深信不疑。他说：“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与三苗九黎战，始自太；至禹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为证明此结论，章氏运用自身擅长的文字音韵，他说：“加尔特亚”与“葛天”，“西米特科”与“西膜”，“西膜”与“西王母”，皆为“间音”“余音”之省略，所指实同，“萨尔宫”与“神农”，“苍格”与“仓颉”，则“对音正合”，同为一人。在他看来，“考方夏种族所出。得其符验”“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人事如此惊人地相似，足可为“中国种姓出于加尔特亚”之“征”。{4}

除了蒋、章二人，受拉克伯里之说影响的还大有人在，1904年，由邓实、黄节主持并创立的《国粹学报》在第一期就介绍了拉克伯里关于中国人之西方起源的假设。这份期刊致力于被认为面临灭绝威胁的中华文明精粹的保存。对于国粹派而言，黄帝代表着中华民族，但他们强调“中华民族并不始于黄帝”。黄节在他的“黄史”中介绍拉克伯里并将黄帝等同为种族之父，即一个西方种族的旁系子孙。{5}宋教仁亦赞同拉氏看法，他言道：“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宋氏还探究过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系由西来，并批评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失之支蔓”，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未有确切解释。梁启超同样受到“西来说”的影响，他在《中国史序论》第五节《人种》中指出：“黄帝起自昆仑之墟，即自帕米尔高原东行而入于中国，栖于黄河沿岸，次第繁殖于四方。”{6}

二

进入民国时代，拉克伯里“西来说”在国人中仍有相当的影响。1915年，浙江学者丁谦出版《中国人种从来考》，以《穆天子传》为主要资料，来考证中国民族西来的有关史迹。至1918年还有人撰文指出：“朔轩辕东征之迹，其必由衡山钟山复逾昆仑，而后入于中夏，繁衍其子孙民族，以肇造此泱泱古大邦。”此外，吕思勉也坚持了汉族“西来说”，他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中国史》中谈到了汉族由来问题，吕氏指称：“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最为详博。”但是吕思勉认为蒋观云在《中国人种考》里所列举的证据还不是很可靠，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吕思勉和前人一样，从中国古籍中找来证据，为之论证。他提供了两条“证据”：一是关于“昆仑”的考证，认为即今于阗河上源一带，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汉人西来之后，还祭“昆仑之神”；二是“汉族”的名称，古称“夏”或“华”，“夏”在阿姆河流域，古代汉人，居住在葱岭河帕米尔高原一带，这里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吕思勉认为，“这两条证据，似乎都还严谨的”“其说自极可靠”{7}。

民国初年，由于中国考古发掘事业未兴，所持中国人种（文化）“西来说”的学者还只是凭借引据中国古书加以朋附，而若要证明此说之正误，搜采和发现地下的史料切属必要。20年代时，一位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因发掘仰韶沙锅屯及甘肃马家窑和齐家坪等地石器时代的文物，就以此推断中国民族（文化）西来，为拉克伯里等张目。他于1923年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文中对仰韶文化与中亚地区的安诺文化和特里波列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了彩陶文化是由西方传播而来的看法。安特生说：“仰韶陶器中，尚有一部分或与西方文化具有关系者，近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通，远或与欧洲有关。施彩色而磨光之陶器即其要证。”他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著彩之陶器，当由西东来非由东西去也。使他日可证明制陶器之术来自西方，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性，亦可由此输入……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来说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8}

及至20世纪30年代，“西来说”则被“土著说”代替。然而还有个别学者相信中国民族来自于西方，历史学家张国仁就是其中一位。1934年，他在《中华民族考》一书中就赞成汉族来自西方。他经过一系列详细考证后推知：“汉族来自地中海东岸，大夏以西，虽与沙恭帝国两河流域之文化有若干部分相似之处，不承认汉族即系创建沙恭帝国的阿开德人，而认为汉族与阿开德人另有一共同起原之地，一直入两河流域，创造沙恭帝国之文明；一支由大夏东行，逾葱岭，沿河源，而至黄河流域，创造中国之文化。沙恭时代，据现代史家推测，约当至元前2845年至2649年；我国伏羲时代之文化，约当纪元前2910年顷，黄帝时代约当2640年顷。东西遥遥相对，同时发展，实缘另有一共同根据地。易言之，两河流域间之文化，亦系由外移植而来：阿开德人之代色马人而兴，亦与我族战胜三苗相若。”{9}

“西来说”的出现，“除了个别人（如法国人哥比诺）是种族主义者，倡导中国人种西来说是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张目外，主要的还是出于学术的目的。……在中国考古学尚未发达之前，得出上述的结论并非不可理解。”{10}实际上，中国人种“西来说”在学术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它并没有可靠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但是，它确实也给清末民初时被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民众带来些许的自我满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历史的认识。

①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

②{3} 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34年版，第37页，第18页。

{4} 章太炎：《书·序种姓上》，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2页。

{5} [英]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6} 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7}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3页。

{8}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9—60页。

{9} 张国仁：《中华民族考》，出版单位不详，1934年，第111—112页。

{10}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