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育

摘 要：沈从文的小说《丈夫》中以丈夫进城看望在妓船上谋生的妻子这两日里的见闻、言行，以及心理变化为主线，讲述了乡下人在城市这一新环境中对自我身份缺失的体认，在城市生活现状的激发下唤起对于尊严与责任的寻回的历程，探讨城乡在对峙与融合中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冲击与变化。

关键词：沈从文 《丈夫》 城市与乡村

乡村与城市是沈从文小说中时常涉及的两个区域，也是凝聚着他关于城乡之间诸多思考的一个命题。小说《丈夫》中以丈夫进城看望在妓船上谋生的妻子这两日里的见闻、言行，以及心理变化为主线，讲述了乡下人在城市这一新环境中对自我身份缺失的体认，在城市生活现状的激发下唤起对于尊严与责任的寻回的历程，探讨城乡在对峙与融合中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冲击与变化。

一、城乡对峙中的身份缺失与寻回

小说主人公丈夫作为具有乡村思想特质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乡村的代表。丈夫进城这一行为虽是出于主动，但从他在城中两日的言行及心理的多变，透露出其中存在的某种对峙和随之而来的身份体认。起初，他刚到船上时便小心而规矩地“把一双布鞋放到舱外护板上”①，而后见到妻子相貌着装的改变和满是城市里人的神气派头而“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②，妻子原本是与他有着同为乡村人的身份和气质，如今他见到妻子这种突然间的城市化在他原本怯懦的心上又添了几分距离感，虽无抗拒，也不欣然；当妻子开始问到是否收到寄回家的钱及家乡圈养的猪时，他才开始在这陌生之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主人身份的犹存；紧接着当他的烟管被妻子夺了去换成哈德门香烟时，他又一次惊讶，但这次只是暂时的一瞬，更多的是新奇之感；晚上船上来客人，他强烈地感受到这窄小的空间不属于自己，怯生生地躲到后舱，面对这种排斥，他首先想到的是回转乡下，用主动的背离试图重新投入乡村那能够真正体现他作为主人身份的温暖之地，这种逃避与背离思想根深蒂固，近乎本能，频频升起，在短短的两天中便萌生三次；起更之时，客人仍然未走，妻子抽空到后舱塞给他冰糖吃，因这被惦记与小小的照顾，他内心得到了和解，独自平和地睡觉，满怀着无奈的他又是那么容易满足。这是丈夫进城第一天的心路。贫穷使得乡下人在城市面前的姿态从一开始就是卑微的，迫于生计，将妻子送至城中谋生在黄庄成了极其平常的事。如今亲临其中他才隐隐感觉到这利益获得所付出的代价。

丈夫第二天在城中的心理变化相比第一天则更为波折，也更加凸显出他与城中人事对峙之强烈。妻子与大娘等人上岸烧香，留他独守空船，水保来巡时与其交谈，丈夫无意中用了“我们”一词之后，才想起与“有身份的城里人”③讲话不该如此用词，从他的怯意中可知，在其潜意识中已自觉地将自己与水保等城里人区分开来。烧柴火做饭是作为农村人的拿手技能，然而在这里他却因生不了湿柴火而产生羞辱感，饥饿随同等待的愤怒以及对水保所产生的嫉妒使他失去了内心的和平。其间使他再一次获感自身身份的是与水保述说乡下生活情形的时候，他兴奋地答话，自个说起水碾子与猪，说到板栗时更是“笑了，近于提到自己儿子模样”④，又说给水保许多乡下的趣闻。只要谈起乡间他熟悉的事物和擅长的事情，丈夫便心情愉悦滔滔不绝，他似乎由此而寻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不至于被陌生的城市所淹没。晚饭后拉胡琴的热闹场面使得丈夫“心上开了花”⑤，但这种快乐很快又被船上来的两个醉客剥夺了。当醉客离去后，他仍抱着能够与妻子独处说点家常私话的愿望，最终又被巡官打破了。在一整晚的闹腾中，丈夫一次次地被夺去了与妻子共度的权利。

二、城乡融合带来的价值观更新

尽管丈夫从一开始进城就显得格格不入，但他也在不经意间做出要与城市相融合的尝试。他在行动上尽可能地小心谨慎，为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在礼节上犯错，以便更好地立足于这方陌生的土地；好奇心也驱使他愿意去亲近城里的新事物，如妻子将他的烟管换成哈德门香烟后，他很快便接受了，饭后也仍旧抽起来；察言观色地与水保谈话后，觉得能与尊贵人物交往便愉快地唱起山歌……城市里仍有他向往与渴望的事物，在这些细小事情上他获得了满足，同时也给他的内心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置身城里妻子工作的氛围中，有一种反省之力在丈夫心中发酵长大，促使他有所悔悟。水保让他转告妻子老七说：“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⑥起初丈夫并无太在意这句话，而后经过寻思才意识到这话威胁到其作为丈夫的身份，由此产生的愤怒已深深占据了他的心头，这可以说是他娶妻以来真正感受到在丈夫身份上的屈辱。他愿意和妻子讲和，实际上更深层的是同自己讲和，倘若说丈夫因妻子陪客而忽略了他而赌气，不妨再次回溯到最初的谋生动机上，那也是为了养家丈夫主动送妻子到城里来的，妻子面对客人与丈夫更多的是为难。意识到这一点，丈夫开始理解她，也意味着自我反省的深入。

然而，两天来未能满足的欲望以及身份的缺失感全然化作了悲愤，而悲愤在这个乡下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仍旧是沉默。第三天一早他便决定回乡。妻子为难之下，将前一晚赚来的陪客钱连同大娘的那一份全都塞给丈夫，而正是这一举动，再次触碰到丈夫心中的软肋。他把票子撒下，终于忍不住在众人面前哭起来。这一哭夹着复杂的情感，既有迫于生计的无奈、身份缺失的卑微及对这两日来的遭遇的发泄，又有因亏欠妻子而带来的愧疚感。这种亏欠在黄庄大概是不为人们发觉和意识到的，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常常与其所能带来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在第一天夜幕降临灯火初上时，他感觉到“如今与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⑦，于是便想到要回乡下。在丈夫的这番寂寞中，妻子与家庭似乎是被截然分开的，在他的观念里，家庭是他所熟悉的那片自给自足又能发挥其主人身份的小天地，妻子在家里是处于附属地位的，而如今置身城中的妻子则从这种附属地位转变为有独立自主权，变得“大方自由”了。这是城市带给这些妇人在人格与精神上的一片曙光，驱散乡村里附着在其身上的阴霾。此外，丈夫也曾因为找不着小镰刀而对妻子生气，他对与他生计相关的事物都倍加珍爱，尤其是那些农具和家畜。而这一场大哭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丈夫的反省和觉醒。当城市里的现实生存法则冲撞在乡下人质朴而又蒙昧的心上时，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重重讶异和企盼适应的无力感，还有对其责任感与尊严的唤回和重拾。

三、善恶评判中的城乡二元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乡村常常被表现为淳朴真善，而城市则总是被披上一层“霾”，这足以反衬出乡村人事的善良纯美。但事实上，城中人和乡下人的区别不在于本性的善恶上，而是区域环境使然，即使是一个纯朴的乡下人在面临激烈的生存竞争时，也会慢慢地被“毁”掉，就如那些在城市小河妓船上做生意的年轻女子一样，她们后来学会的那些恶德“只有城市里才需要”⑧。在作者看来，城市是催生恶德之地，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始终流露出对回归乡村的召唤。《丈夫》中夫妇二人最终回转乡下；《萧萧》中主人公萧萧那成为城中女学生的梦，也被她最终幸免于沉潭或发卖且在乡村里得到善待而终不得实现。沈从文美赞乡村纯朴之风的笃定之情，使得他对这些在城中“做生意”而沾染上恶德的女子抱着惋惜而同情的态度，他也观察到“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⑨，这也就言明了他深信来自乡村的原始纯良天性是不可磨灭的，并非每一个从乡下来城市的人都会被毁掉。

作者对于乡村的感情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对于原始纯良天性的召唤，倘若仅将乡村这一地理空间区域作为其唯一的可栖留地，则必然走向城乡的二元对立，狭隘在某种程度上也将随之而至。正如上文所解读的，城乡间也存在融合互补的可能，城市新兴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为乡村的腐旧注入新风。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固然存在，但这不应该成为界定美丑善恶的准绳。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沈从文：《丈夫》，《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第48页，第53页，第54页，第60页，第56页，第49页，第48页，第48页。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