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德裔美籍汉学家伯托尔德·劳费尔以其卓绝的语言学研究著称，他的研究颇具特色，如：语言学对他而言既是研究工具，又是研究目的和旨趣所在；与文献学研究结合进行；重细节和实证，不重理论建构；与历史学相结合；跨学科的研究特点；大文明观的研究视角等。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为美国学者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语言文献基础，其跨学科研究方法亦对美国汉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伯托尔德·劳费尔 语言文字学 研究特点 贡献

德裔美籍学者伯托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可谓20世纪初期美国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为美国汉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劳费尔一生，他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学术：在欧洲，他先后就学于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并于1897年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学习必要的语言学知识，掌握了波斯语、梵文、巴利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古语、达罗毗荼诸语、藏语等多种语言，为日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美国，他先后组织和参与了杰苏普北太平洋考察队（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席福考察队（Jacob H. Schiff Expedition）、布来克斯通考察队（Blackstone Expedition）等科学考察，为美国带回了大量汉、藏文典籍和珍稀古董。这些经历使他在美国逐渐站稳了脚跟，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做短暂停留后，他应邀赴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出任人类学部主任，美国便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主要阵地。{1}

美国是一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其汉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远远落后于欧洲。20世纪初期，美国虽已有六七十年的侵华历史，但他们所能举出的汉学家却仍然寥寥无几。最早研究中国学问的美国人是传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1812—1884），其研究成果集中于1848年所出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一书。继他之后尚有柔克义（W.W.Rockhill）、费诺罗萨（E.F.Fenollosa）等，“至于人才之丰涩，造诣之浅深，以视欧洲先进诸国，固不可同日而语”{2}。当时美国正在加紧争夺远东霸权，为了与当地人打交道时更加得心应手，它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学者出于功利主义目的，一面开始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文化，一面从欧洲（主要是德国）引进汉学家以发展美国的汉学，劳费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美国学术界的。虽然受过良好欧洲传统汉学训练的劳费尔根本不可能很好地适应乃至认同美国学术界的功利主义氛围，在美国的汉学研究领域里他也时常是孤立的，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大量学术研究，甚至有过一天工作16个小时的记录。他杰出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美国学术界的诸多空白，极大推动了美国汉学的发展。

一、劳费尔语言文字学研究特点

劳费尔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出版论著逾两百种{3}，著作内容包罗万象，地域上覆盖了中国、印度、东西伯利亚、日本、萨哈林岛、菲律宾群岛以及太平洋群岛等广大地区，研究兴趣则集中在当地文化的古老形态上。之所以有这种倾向，一是因为劳费尔在早期研究活动中将大量热情倾注于考古，远东地区人们的古代生活更能吸引他的注意；二是得益于所受的欧洲教育，与美国学者出于现世需要热衷于研究亚洲当代政治经济形势不同，欧洲研究远东地区的杰出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献身于这一地区的古老历史与文化。作为美国东方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劳费尔被誉为“在大西洋彼岸，就知识的渊博和对主要资源的掌握而言，唯一堪比沙宛与伯希和的学者”{4}。而他卓绝的语言学研究既是其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进行其他研究的必备工具，为他本人和其他美国学者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语言文献基础，因此总结劳费尔的语言学研究特点及其贡献是有必要的。纵观劳费尔的学术研究，笔者认为其语言学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学对劳费尔而言既是工具，也是研究目的和旨趣所在。在他的著作中，有专门研究阿尔泰语系所有格问题的，有探讨印度支那语系中a-前缀的，有探索月氏语相关问题，等等。同时，深厚的汉语造诣以及对其他东亚语言的掌握，使得劳费尔在研究中国的名物、风俗、语言、动植物、社会组织、地理、宗教、文学以及艺术等各方面时都能够得心应手。劳费尔所具有的这种语言学的知识和才能，在同行学者中鲜有能与之匹敌者。

第二，劳费尔的语言学研究是与文献学研究结合进行的。劳费尔在从语言学、音韵学层面对各种古代语言文字进行研究的同时，广泛阅读了数量庞大的相关历史文献，并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出于练习和实践的目的发表过一些翻译作品。对于这些古代文献，他并非不加任何批判地拿来，无论是西方语言记录的材料还是东方语言记录的材料，他都会以批判和审慎的态度阅读和使用。劳费尔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研究一般的精确性，他认为后人对前朝的记载一方面因为时间的久远难免存在讹误，另一方面加入了记载者的主观意志，需要谨慎对待。

第三，劳费尔的语言学研究重细节和实证，不重理论建构。他一生在自己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很少有构建理论轮廓的作品，这也是他作为“微观汉学”代表人物的原因。以他的吐火罗语的研究为例，他研究的诸如吐火罗语中ri一词的由来、汉语中“阿魏”名称的源流以及tuman的意义与溯源，{5}都是具体而微的问题，相应地，他对整个吐火罗语的语言学体系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概括。

第四，语言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以劳费尔对藏文起源问题的研究为例，除了提出语言学和文献学的论据外，他还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指出吐蕃与和阗开始交往的时间与藏文形成的时间相悖，从而否定藏文起源“和阗说”，进一步证实了藏文源自印度的观点。{6}

第五，跨学科的特点。这得益于劳费尔早期在欧洲所受的跨学科性质的学术训练，即欧洲传统的“通才式”教育。古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对象虽然具体而集中，但却远非一个学科所能解决，需要研究者有渊博的知识背景和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应用。除了结合历史学和文献学，劳费尔还从地理、医学、宗教、文学等多个方面考察研究古代语言文字，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他的名著《中国伊朗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六，劳费尔古代语言文字研究中的大文明观研究视角。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具体而抽象的，但劳费尔的眼光却是宽广的，他总是从各种语言文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大文明观视角，将研究对象置身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予以观照，进行综合的考证和对比研究，以求得尽可能准确的结论。

二、劳费尔语言文字学研究对美国汉学的贡献

要探讨劳费尔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对美国汉学的贡献，首先有必要考察一下美国汉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展状况。美国早期的汉学研究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最早的美国汉学研究以传教士为主体，比如裨治文、卫三畏等。这些学者本身具有的先决条件是他们在中国居住多年，精通汉语，搜集并阅读了大量汉文书籍、文献，甚至可以用汉语著书立说。虽然他们的研究水平高、程度深、范围广，但因未曾受到正规的学术训练，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终究人数太少，难成气候。第二，不同于欧洲汉学的古典之风，美国汉学注重中国和亚洲的近现代历史研究，这与美国侵略中国的现世利益是紧密相连的。{7}重视近代史就导致美国学者大多不了解中国和亚洲的古代文明，至于对这些地区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就更无从谈起了，以至于大多美国学者无法阅读中国和中亚地区出土的用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载的文献，其汉学研究颇受局限。虽然美国人并不想完全仿效欧洲汉学——他们认为应当将汉学与现实的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但劳费尔所拥有的资料功夫、语言功夫、考证功夫以及跨学科的宽广研究视野和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美国汉学{8}，其中又以语言学研究的贡献最大。

第一，劳费尔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和造诣，为美国学者乃至其他国家的学者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仅使得中国的古典文献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众多学者所见，而且对一些生僻语言的翻译和研究，如藏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更是极大开阔了美国学者的视野，使得以这些语言记载的文献能够为大家所知晓。美国汉学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掌握中文、藏文、蒙文等东方语言的人太少，劳费尔利用他的东方语言专长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奠基工作，如他曾翻译了《一位藏族王后的小说》{9}《苯教的赎罪诗》{10}《密勒日巴》藏文本{11}等一系列藏文文献，美国的藏学研究能后来居上，劳费尔的贡献是不能忽略的。同时也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这些语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诸如《藏文中的外来词》{12}《关于女真族的语言》{13}《关于阿尔泰语言第二格的形成》{14}《西夏文字——印中语言学研究》《“萨满”一词的起源》{15}《藏族人语言科学研究——宝箧经》{16}《“哇”“啧”考——关于藏语的发音》{17}《藏文姓名的汉文转写》{18}《印度支那语言中的前缀A-》{19}等一系列论著。

第二，劳费尔在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美国汉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学领域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单一的学科无法担此重任，而劳费尔为美国汉学树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二战”结束以后由费正清开创的、以研究中国史和中国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为主的所谓“中国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继承了劳费尔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从某种意义来讲，劳费尔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对美国汉学的贡献是一种综合体。对于大多数西方学者而言，由于语言的障碍，封锁在这些语言中的巨大财富无法挖掘，而劳费尔则打开了这宝藏的封印，从中获取了大量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补缀、缝合，从而向世人昭示出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相互影响。1930年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常务秘书长莫提摩尔·格里夫斯（Mortimer Graves）在写给美国科学院关于“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的需求和计划”的报告中称，“例如，一部中国碑文集巨著、中国地理辞典、中国考古学术语辞典、西藏甘珠儿和丹珠儿与中国三藏经的批判性比较、汉——藏和中国语言比较研究大全、关于中国与其他东方世界的文化联系研究、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史研究以及中国人和他们祖先早期文化的重构研究，这些工作的大部分灵感来自最伟大的美国汉学家劳费尔博士。”{20}这或许可以视为美国学术界对劳费尔的至高褒奖吧！

{1} 陈继宏：《汉学家伯托尔德·劳费尔》，《新学术》2009年第1期，第114—116页。

{2} 贺昌群：《悼洛佛尔氏》，原载《图书季刊》1934年卷2第1期，后收入《贺昌群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49—555页。

{3} 陈继宏：《劳费尔与中亚古代语言文字研究》之《附录·劳费尔论著目录》，兰州大学2006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42—70页。

{4}{8}{20} 转引自龚咏梅：《劳费和他的汉学研究对美国中国学的贡献》，《海外中国学评论》2007年5月第2辑。

{5} Berthold Laufer， ‘Three Tokharian Bagatelles： A Chinese Loan-Word in Tokharian A， A Tokharian Loan-Word in Chinese， Tuman， Toung Pao， 1915， pp. 272-281.

{6} Berthold Laufer， ‘Origin of Tibetan Writ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8， 1918.

{7} 仇华飞：《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9} Berthold Laufer， ‘Der Roman einer tibetischen K？nigin. Tibetischer Text und übersetzung.8 figures and book-ornaments after Tibetan designs drawn by Albert Grünwedel.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11. pp. x， 264.

{10} Berthold Laufer， ‘Ein Sühngedicht der Bonpo.Aus einer Handschrift der oxforder Bodleiana，Denkschrifte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phil.-hist.Classe，Vol.XLVI，pp.1-60.Abhandlung.

{11} Berthold Laufer， ‘Milaraspa， Tibetische Texte in auswahl übertragen. Folkwang-Verlag，Hagen， 1922.

{12} Loan-Word in Tibetan. By Berthold Laufer.[J] Toung Pao， 1916.

{13} Berthold Laufer， ‘Zur Sprache der Jutchen， Cologne Gazette，Nr.325，9.4，Jan.1896.

{14} Berthold Laufer， ‘Zur Entstehung des Genitivs in den altaischen Sprachen， Revue Orientale （Keleti Szemle）， Budapest， 1901， Vol. II， no. 2， pp. 133-138.

{15} Berthold Laufer， ‘Origin of the word Sham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17， pp. 361-371

{16} Berthold Laufer， ‘Studien zur Sprachwissenschaft der Tibeter， Sitzungsberichte des philosphilol und der history. Classe der k.bayer.Akad.d.Wissenschaften，München，1898，part.III，pp.519-594.

{17} Berthold Laufer， ‘über das Va-Zur， Ein Beitrag zur Phonetik der tibetischen Sprache， Wiener Zeitschrijt fii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Wien， 1898-1899， Vol. XII， pp. 289-307； Vol. XIII， pp. 95-109， 199-226.

{18} Berthold Laufer， ‘Chinese transcriptions of Tibetan names， T'oung Pao， 1915， pp. 420-424.

{19} Berthold Laufer， ‘The Prefix A- in the Indo-Chinese languages， Journal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 1915， pp. 75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