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石录后序》的重心不在伉俪情深或时代苦难，而在叙写自己的婚姻理想在夫妻的价值观对立及动荡时局的双重打击下走向破灭的过程。李清照通过对士大夫雅癖的反省，批判了男性社会的价值系统。在对女性与士大夫两大群体的认同中定位了自己，并凸现了自我的独特性。《金石录后序》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文本特征，也提醒研究者应变换角度才能深入错综鲜活的文本世界。

关键词：李清照 《金石录后序》 主题 自我呈现 私人领域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以自叙生平的详备而成为研究李清照行事思想的珍贵资料①，但历来对此文的主题仍然存在着误解，故有重新分析的必要。这篇文章不易索解是因为它充满着矛盾和张力。一方面，李清照对自我有着清醒的反省和执着，而她不得不面对的是包括她丈夫在内的男性社会及其价值系统；另一方面，她采用的是序这一文体处理金石玩好这一题材，特定的文体和主题都有共同的规范和意蕴。于是，当她采用这种文体处理这个题材而又极想作自我呈现时，情况便变得非常复杂。本文总体上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但又略有改变。“论世”方面，本文着力分析以雅癖为中心的私人领域，而非一般的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论人”方面，尤注重从自我呈现的视角出发，在文本的缝隙中发掘那些隐藏起来的情感，试图通过细读触摸、展示李清照内心及文本世界的丰富错综和鲜活，因而更多的参考社会心理学、性别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仅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结果，之所以敢以“新探”“新尝试”标目，实祈盼专家不吝指正，同道不吝于切磋。

一、李赵价值观的歧异

《金石录后序》经常被当作李清照与赵明诚关系完满的主要依据，但究其实，《金石录后序》叙述得更多的是夫妻之间的隔阂。李清照与赵明诚确有着格外紧密的知识方面的联系，一起收藏鉴赏着书籍、绘画、书法、金石印章或古代青铜器等文物，一起编辑金石图书目录和藏品清单，但这种美好情况仅仅存在于初婚及因元党祸屏居乡里的前几年，此时李清照“有饭疏衣，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可恰恰是在他们的收藏研究事业臻于高峰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缝：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收书既成，便为书籍文物建立书库，并为书库的使用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请钥”是李清照向赵明诚“请钥”，“惩责”是赵明诚对李清照的“惩责”，可见，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赵明诚。虽然没有对赵明诚的任何正面描写，但从“请钥”之“请”、“惩责”之“惩”，尤其是“”一语，仍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赵明诚执行规格时严厉、刻板的面孔。显然，赵明诚对物的癖好已超过合理限度，这激起了李清照的强烈反抗。李清照节衣缩食购买书籍以作副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另一个“书库”。“始谋食去重肉”四句的铺除，强调了她自立购书的决心。按照宋代上层社会惯例，嫁妆为妻子所有。李清照在此提及家传《周易》《左氏传》二书，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二书一直为李清照所拥有，并未与赵明诚共享；一是在与赵明诚闹矛盾时把其要回来。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清楚地表明，夫妻二人已经明确地对家中文物的所有权进行了划分。值得注意的还有李清照叙述人称的变化，即从之前使用“余夫妇”的复合人称指称夫妻二人，变为此处的“余”。宇文所安看出这种称呼的变动并分析李清照夫妻关系的变化。②这是一个敏锐的发现，对于理解李清照夫妇的关系并非细事，惜语焉未详，故须再引用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以作进一步的说明。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用以解释社会关系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交换理论。这一理论假定在人际关系中，人最首要的目的是自利，并根据计算回报与成本来进行人际交往。这种普遍存在的交换关系对于不同人际关系类型有不同作用，也并非不可超越。比如在共有关系中，双方会更深入的倾诉、讨论自我的情感问题，对对方的需要更敏感，并视满足对方需要为自己的责任。在更长期、更亲密的关系中，互惠模式和规则会变得更复杂。在大多数亲密关系中，双方会发展出一体感或者“我们”的概念，觉得帮助我们所爱的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研究者发现年轻人在爱情关系中投入得越深，越可能用‘我们等一些复数代词来描述他们的关系，而不是用‘我。将对方看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是亲密关系超越简单社会交换行为的一种方式。”③从李清照对财产的严格区分及称呼的变更，可以看到夫妻由共有的亲密关系退化到交换关系的危机。

李清照无一语直接评价丈夫，叙述较为冷静客观，其不满的情绪通过对比显现。夫妻池阳之别又是一种对比。《金石录后序》：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熟，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北宋南渡，赵明诚担任建康知府要职，一年半后因城乱政变，缒城宵遁而罢官。辗转逃难至池阳，被旨知湖州。李清照夫妻对此事的心理感受差异甚大。赵明诚无疑非常兴奋、踌躇满志，但李清照更强烈的感情是“甚恶”，为什么她有特别厌恶的感受呢？宋朝兵败渡江，时局极其危急，而眼前池阳城也传闻动乱，李清照随时有覆灭之灾，此时丈夫离开，其内心的惶恐不待言。这种“恶”是对赵明诚“独赴召”的决绝态度的“恶”。此其一。赵明诚向她交代了不得已时丢弃家产和藏品应当依照的顺序，在这个价值先后的序列中，李清照被安排在同宗器共存亡的位置上。宗器指祭祀祖宗的礼器，用生命捍卫宗器，是对孝观念的最忠诚实践。这在赵明诚看来是理所当然，他没有考虑到李清照的生命安危，当然更不会去考虑李清照对夫家所可能有的怨恨。赵明诚之父赵挺之是造成李清照及娘家不幸的罪魁祸首之一。赵挺之为哲宗“绍述新政”的倡导者，是打击元党人的主力。为人谄媚权奸、趋炎附势而又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故对亲家儿媳也严加打击，结果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被列为元党人而被禁锢，李清照作为党人子弟受株连而被遣离京，夫妻暌违。赵挺之绝不施以援手无非是以此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之明确，他确实也因此一时仕途通畅，炙手可热。两家恩怨交错，赵明诚却要求李清照“与宗器共存亡”，岂能不感“甚恶”？此其二。④

叙丈夫病亡前后夫妻情状又形成鲜明对比：

（明诚）涂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葬毕，余无所之。

同为兼程赶路，赵明诚是为强烈的功利仕途所驱动，而李清照对丈夫的性格、行为特征有着准确的理解，对他的安危有着深切的关心。一是“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一是“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李清照丧夫而无嗣可依，且当时时局动荡，内外亲属离散难得依靠，以一女子，真不知逃亡至何处才得存身之处。赵明诚的绝笔诗逸失，内容无得而考，但面对妻子的关切之情，面对妻子的艰难处境，却无一毫关心之意。李清照以“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后接以“葬毕，余无所之”叙己之走投无路，含蓄而明确地表达了对丈夫的深深失望。

为了深入追究李清照的思想感情，必须考察“分香卖履”这一典故。这一典故出于曹操《遗令》，但这一典故之所以受到关注，更多的要靠陆机《吊魏武帝文》（并序）的评论。陆机赞美曹操遗嘱“顾命冢嗣，贻谋四子，经国之略既远，隆家之训亦弘”，但对其把香料分予诸夫人及嘱咐诸妾学作履组糊口的行为却深致非议，以为“留曲念于闺房”“乃系情累于外物”，非贤俊之所以宜为。陆机对曹操遗令各事的评论在封建士大夫中具有代表性。事关经国隆家的，具有最高价值，至于“婉娈房闼之内，绸缪家人之务”则毫无价值，且缺乏面对死亡所应有的超脱境界。“分香卖履”所包含着的亲昵情爱与正统的夫妻相敬如宾相对，代表着异端的观念。李清照对“分香卖履”的肯定也即是对男权社会中夫妻伦理的否定。

在《金石录后序》的前半部分，李清照有意地在婚姻生活历程的三个关键阶段的叙述中形成三次对比，突出了夫妻间的分歧：一方重视爱情婚姻，重视体验搜集鉴评书画金石过程中的严肃与自由；一方重视功名，重视家族。《金石录后序》并非写战争如何毁灭一对同命鸳鸯，而是写自己的理想在夫妻的龃龉及动荡时局的双重打击下走向破灭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金石录后序》写于李清照经历了不幸的再婚后。李清照在极其无奈的情况下，于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四十九岁时再嫁于张汝舟，而张汝舟仅仅贪图李清照的嫁妆，索取遭拒，即多方虐待重病的李清照。张汝舟之官职乃通过虚报举数而得。按宋朝刑法规定，妻讼其夫，即使状词属实，也需系狱、判刑两年。李清照不惜冒失节之讥、判刑之苦，检举揭发其夫，使张汝舟受到惩罚。{5}李清照并未选择委曲求全，也并没有选择自杀以作抗议，她选择了能给予丈夫惩罚的法律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对男权进行挑战，表明她只为自己而活，即便需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可是，即使遇到如此自私暴虐的再婚丈夫，当回顾与赵明诚的婚姻生活时，李清照也没有刻意美化，仍然对于赵明诚的冷漠表示深深的遗憾。这也可见，李清照对于婚姻关系有着认真的反省和执着的追求，或许正是因为再遭不幸，才促使李清照更清醒冷静地进行反省。

二、独特的雅癖批判

《金石录后序》为赵明诚《金石录》而作，但真正的用意却不在此。序文按照文体惯例，开头便点明《金石录》的卷数、作者、丰富内容及有补于经史的重要价值，但随之又对其进行否定：“自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虽然嗜好文化产品与货物财富，表面上看，雅俗悬隔，实质都是一种嗜爱，都足以导致破家亡身，都是“惑”，又结尾明言“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但若说文章为诫收藏癖而作，也未得其实。在详细地叙述了她于战乱逃亡中如何费尽心思保存却无法保存的过程，最后“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李清照却仍然“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这种前后矛盾、游离的行文，逼着读者思考着，李清照那种劫后余生的执着之“愚”，跟她所批评的钱癖、《左传》癖，包括赵明诚撰作《金石录》在内的“愚”究竟有何区别？

对于典籍书画等文化产品的癖好，一直是士大夫身份的一个突出表征。这在西晋杜预严格区分自己的《左传》癖与王济的马癖、和峤的钱癖时已经明显的体现出来。对高雅玩好的癖好在中唐开始漫延，到北宋，成为士大夫一种持久不衰的风尚。这些玩好包括诸如茶、酒等日常生活用品，也包括品质更为高雅、更为持久的文化生活用品和艺术收藏品，如书画、砚台、剑、奇石，等等。这远不止是一个纯粹私人性的、追求一种审美适意生活的问题，由于这种癖好流行于对社会管理负有重要责任的士大夫阶层，尤其是宰相、皇帝的热切参与，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了各层次的冲突，如审美和道德、政治的冲突，哲学层面上人与物的关系等，从而引发了士大夫的焦虑和反省⑦，但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阐释与价值重估的问题。

毫无疑问，李清照非常重视雅癖这一士大夫的表征，她在《金石录后序》中特意写到自己对收藏品的熟悉程度超过丈夫。李清照并非不关心国家社会，陈祖美甚至用“不恤纬”来形容她晚年的爱国情怀，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对元载、王涯、萧绎、隋炀帝等人的批判也植根于她的这种家国情怀。无论是对雅癖的标榜和批判，都显示出李清照作为女性试图跻身于士大夫之列的强烈愿望。此外，她锐意作词，又撰写《词论》倡导词别为一家，并点明批评秦观、苏轼等前代大词人，也都是她希望在士大夫阶层获得承认的体现。无才便是德的意识形态已经定型且为大家闺秀所自觉遵循的唐宋时代，但正如孙康宜所说：“李清照从不认为自己是‘阃内诗人词客，也不觉得妇行与妇女艺文有何抵牾。她反而在文‘士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且胆敢挑战他们，评比高下”，“足以抗衡男性传统。惜乎李清照到底是异例，同代女辈举不出第二人。”⑧

文章前半叙夫妻搜集研究书画金石，后半叙南渡后收藏品的四次严重散失。第一次是由于金兵占领青州，导致存放于家无法及时运走的收藏品毁于战火；第二次是寄存于亲戚家，再毁于战火；第三次是由于受“颁金”流言，意图把收藏品贡献朝廷，却为宋军一将军横夺；第四次是为邻居所盗。费尽心血保护却最终难逃散失的劫运，仅剩的零碎普遍的书帖，却“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为何？因为对李清照而言，这些收藏品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士大夫所应该具有的高雅修养和家国情怀，而且是联结夫妻的精神纽带，在历经国破家亡后，更成为其多灾人生的见证和载体。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清照独特之处在于站在维护爱情及自我价值的立场，对男权世界理所当然的价值标准进行了批判，提出自我、女性、爱情、妻子等与功名、家族、国家等的价值关系，简言之，即提出了一个女性（妻子）在男性的价值系统中的地位问题。嗜好书画、《左传》这些所谓的雅癖之所以与嗜好胡椒、金钱这些所谓的俗癖没有区别，之所以“名虽不同，其愚则一”，即在于对于一物的偏执，都会破坏价值系统的平衡，这是人性的欠缺，而不是人性的丰富。李清照谓“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所戒者即在此。

迈克尔·豪格指出，人们总是从他所归属的社会范畴那里获得他们的认同（他们的自我感知和自我概念），“个体所归属的群体组成了一个坐标系统，因而每次个体成为一个新群体的成员，个体的位置就会变得更确切、更清晰一些。个体归属的群体越多，其他人越不可能归属同样的群体组合，这些独特的群体就不可能（在第二个那里）再次的‘交错组合。因为认同，我们才建构出了独特性和个体性。虽然与其他人不相似，但是，是对他人的一种独特组合。”⑨李清照正是在对女性与士大夫两大群体的认同中，在这两种群体形成的坐标交叉点上定位了自已，并凸现了自我的独特性。

① 本文所引李清照诗文均据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文古典文学中的往事重现》，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1页。

③ [美]谢利·泰勒、安妮·佩普卢：《社会心理学》（第12版），崔丽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④⑤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页，第35页。

⑥ 李清照《投内翰綦礼启》曾叙事情始末。另可参考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0-92，第188-192页。

⑦ 关于唐宋士大夫雅癖所引发的焦虑，可参考杨晓山著、文韬译的《私人领域的变形》第三章《物恋及其焦虑》。拙文《论自我命名在古代自传文学中的功能》也有所讨论，见《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

⑧ 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280页

⑨ [奥]迈克尔·豪格：《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家族文化视域下的北宋熙丰新党文学研究》（15YJC751048）阶段性成果

作 者：刘桂鑫，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与文化。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