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河南安阳455000）



论红旗渠及其精神的崇高

杨杰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河南安阳455000）

摘要：本文基于红旗渠及其精神是美的，崇高是一种审美形态，阐述了红旗渠及其精神的崇高，即红旗渠及其精神美在崇高。

关键词：红旗渠；红旗渠精神；审美形态；崇高

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现林州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太行山的险崖峭壁和险滩峡谷上修建的总长约1500公里的引水灌溉水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孕育和铸就了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为基本内涵的不朽的红旗渠精神。［1］红旗渠及其精神“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自然的人化，以其生动的感性形态显现出人类积极向上、迎难而进的本质力量，具有审美价值。”［2］审美是特殊的人生实践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不仅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且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开放性。但这不意味无法划分，也不是没有较稳定的美的样态或表现形态。比如，美学上一般根据具有某一类型审美意象的“大风格”，或历史积淀下来较稳定的不同的审美形态分为崇高（壮美）与优美、悲剧与喜剧、丑与荒诞等主要审美形态或审美范畴。本文基于红旗渠及其精神是美的，而且属于崇高的审美形态（或审美范畴），进一步阐述了红旗渠及其精神的崇高，即红旗渠及其精神美在崇高。

一、对美、审美形态、崇高的认知

（一）关于美和审美形态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3］206从某种意义上说，欣赏美包含着人对自我的确认和欣赏。

审美形态是人在审美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境界的感性形式与存在状态，及其在逻辑上的归类和总结，是“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特定的审美关系存在方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最全面的感性体现和展示。”［4］151换句话说，审美形态就是审美作为特殊的人生实践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存在状态与感性形式，是人类在审美创造的世界中复现和直观自身所形成的基本形式。世界是人的世界，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人化自然，人类通过物质和精神实践不仅在世界中不断复现自我，赋予世界以人的本质特征，打上人的烙印，同时人自身也在人化的自然中观照自我及其本质力量。

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标准可能分出不同的审美形态。但笔者认同划分审美形态应从对审美实践活动本身思考来考量，注意审美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基，注意审美形态与人的思维方式间的关系、与人的语言文字的关系、与文化精神的关系。比如，鉴于中西方思维和文化的主要差别，西方的审美形态常常是按照二元对立性质来划分的，像悲剧与喜剧等；我国主要是基于“中和”的观点，划分成像气韵、意境等。尽管中西方存在诸多差异，尽管对审美形态划分所使用的范畴在不同的美学体系中受到了整体系统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范畴是美学系统中的范畴。但由于作为人类的特殊实践形式的审美活动，具有超越地区、民族、思维、文化和历史的意义，因此，这就“决定了审美形态的普遍有效性。”［4］161所以，我们既要避免简单孤立使用不同美学体系中审美形态（范畴）替代，导致机械、生硬和曲解审美形态（范畴）的结果，也要防止厚此薄彼，把人类审美活动的共同规律性仅仅看作是个别现象。比如，西方美学中的崇高、喜剧等审美形态或范畴与中国古代的壮美、滑稽等审美形态都有可比较之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西方主要审美形态的崇高和中国的壮美的交集的意义上统一使用“崇高”这一审美形态或范畴来阐释论述红旗渠及其精神的崇高。

（二）崇高（壮美）的内涵和特征

崇高，在我国通常指高、高大，如《国语·楚语上》：“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还指地位特殊、优越，如《易·系辞上》：“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另外也指高尚、伟大，如唐柳宗元《哭张后馀辞》：“子之崇高，无媿三事。”三事，指事父、事师、事君。崇高在语词学上通常用于形容理想、信念、事业、精神等的伟大或高尚，但作为审美形态或审美范畴的崇高又称壮美。它主要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姿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进而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越，引起人们产生敬仰和赞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人的精神境界。就审美对象而言，崇高具有强大的威力，表现在人格与道德行为中、自然界事物的状貌样态中、艺术作品的形态与格调中；就审美经验而言，它使主体受到震撼，带有庄严感或敬畏感，甚至伴有某种程度的恐惧或痛苦。

崇高这一术语，西方最早是由古罗马时期的朗吉努斯在他的《论崇高》一书中以修辞学上的巧妙和宏伟来讨论文章风格的崇高体，从而提出了崇高并论及自然界的崇高对象。他指出崇高主要有“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情感”“运用藻饰技术”“高雅的措辞”和“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五个来源。

18世纪，崇高问题受到美学家的普遍注意，博克最早对崇高与美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在《崇高与美》中认为“自然界中伟大和崇高现象所引起的情绪是惊异。”“所有被视觉认为恐惧的东西都是崇高的”。“一般说来我们感受快乐都是从力量比我们低的一些东西上得来的。而痛苦的感觉则是由某些方面比我们高的力量引起的。”［5］203-204他认为美以小巧为特征，崇高是巨大的，甚至是丑陋的；美感以快感为基础，而崇高感以痛感为基础。康德从哲学上揭示了崇高与美的区别，真正确立了崇高在美学上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的美涉及对象的形式，这形式在于限制；反之，崇高也可以在一个无形式的对象上看到，只要在这个对象身上，或通过这个对象的诱发而表现出无限制，同时却又联想到这个无限制的总体：这样，美似乎被看作某个不确定的知性概念的表现，崇高却被看作某个不确定的理性概念的表现。所以，愉悦在美那里是与质的表象结合着的，在崇高这里则是与量的表象结合着的。”［6］288黑格尔不满意于康德单纯从主体方面来说明崇高，他在其《美学》中把绝对理念与康德的理性力量联在一起认为“崇高一般是一种表达无限的企图，而在现象领域里又找不到一个恰好能表达无限的对象”，“因此，用来表现的形象就被表现的内容消灭掉了，内容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对表现的否定，这就是崇高的特征。”黑格尔的这种崇高的象征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有限的感性形式容纳不了无限的理念内容，造成感性形象的变形和歪曲，从而在有限的形式中显示了理念的无限力量，于是引起了崇高感。但这与人类的实践相背离。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中认为“崇高的事物就是指在范围上较之和它相比的事物超出很多的事物而言；而崇高的现象则是指一种较之其他和它相比的现象更要强烈得多的现象而言。”所谓崇高的事物不过是“形体十分巨大而已”。他虽然肯定了崇高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对崇高的解释也过于简单化了。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崇高或壮美常用“大”来表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比一般的美在程度上更鲜明强烈，在范围上更广阔宏伟，是一种辉煌壮观的美。它侧重在主体方面、社会价值方面，而不仅是对象方面、自然状貌方面。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中谈到崇高感时曾指出：对象以巨大的体积或雄伟的气魄突然向我们压来，我们首先感到的是势不可挡，因而惊惧，紧接着自卑感就激起自尊感，要把自己提到雄伟的高度而鼓舞、振奋，感到愉快。所以崇高感由一个不愉快转到极高愉快的过程。崇高是由恐惧转向由衷愉悦，由惊赞转化为自豪振奋，人类自身的精神境界被大大地提高，也是人们对自己力量的一种感觉，是人们自己意志力量的扩张。

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告诉我们，崇高是美的一种表现形态，所以我们应该从美的本质来阐释崇高的含义。美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是对真与善相统一的实践过程和结果的观照。人们观照的真与善相统一的实践过程和结果可能是和谐的、优雅的、喜悦的，于是便产生优美；也可能是动荡的、严峻的、冲突矛盾的，于是崇高就在这种关系中呈现，而且那些反映这种冲突矛盾印痕的物象，便也具有了崇高的审美特征。崇高是“主客体在对立冲突中趋向统一的动态美，它以内容和形式的不和谐、不统一为基本特点。”［3］212崇高不是主客体和谐统一的静态美。自然界的崇高，正如康德所言可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两类，自然界的崇高是以量的巨大和力的强劲显现出人的感官难于掌握的无限大的特性，但无论已经和尚未被征服的自然对象都以客体的无限大间接地显示着人类的无限的征服力。

二、红旗渠美在崇高

红旗渠总干渠从山西石城镇到河南任村镇长达70.6公里，干渠、支渠和斗渠总长度1520多公里，修建红旗渠共“削平了1250个山头，打通了211个隧道，挖土石方1818万立方米，相当于从哈尔滨到广州修筑一道高3米、宽2米的‘万里长城’。”［7］红旗渠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的长度、修建时所挖土石方的量、打通的隧道、削平的山头数量，不要说在科技水平和生产力落后的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林县，即便是现在来看也是巨大和难以想象的。它逶迤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的独特位置和体量，不由得让人惊叹其险峻、高不可攀和望而生畏。当人们通过艰难跋涉来到半山腰感受这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的红旗渠上，不禁会由衷发出“此物只应天上有”的赞叹。面对红旗渠特别是在仰望和俯视这一缠绕在太行山腰的庞然大物“人造天河”时，人们在感到不可思议、惊奇、震撼甚至惧怕的同时，作为人的一种不可遏制的要生存、要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即便是以卵击石的悲壮）、要征服自然的人的本质力量也被激发，这种被激起的强烈的奋发之情，在观照红旗渠从无到有、从不可能到按照人的意志而改变这一人的实践的结果上显现出人的伟大、自豪和无限力量。主体（人）就从对新中国成立前的要修成如此的渠解决祖祖辈辈吃水难问题简直是不可想象、不可能修成的无奈、恐惧所产生的痛感，转化为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成渠肯定主体（人）的力量尊严以及对无限的超越而产生的快感，这就是崇高感，所以我们称红旗渠为崇高。因为红旗渠“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了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以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6］289红旗渠这一人的实践的产物让人发现自己的超越精神，人们说红旗渠的崇高就是对人自身的使命的崇敬的对象化。红旗渠作为自然的人化，以自身的量（长度、挖石方、历时10年）的巨大，显现出人的感官难于掌握的无限大的特性，但它作为实践的产物和人化的自然对象，以自己的无限大间接地显示着人类的无限的征服力。因此，红旗渠不仅是美的，且美在崇高。

三、修建红旗渠这一壮举崇高

崇高作为一种美的表现形态，既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但又不是纯粹的自然属性。它来源于并直接、间接地与人类实践相联系。它是在实践主体提出了理解、征服和掌握现实的历史要求，且已经或必将趋于实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3

之所以说修建红旗渠这一壮举崇高，首先在于修建红旗渠是一次人类严峻的、艰巨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斗争。比如，历时10年，吃糠咽菜食不果腹还要干消耗巨大能量的抡锤、搬运土方等体力活；面对无情冷酷险峻的太行山的磐石要开凿涵洞等巨大工程量，没有现代挖掘机器、运输工具和爆破物资材料等，需要自制炸药、土法烧制石灰、人工一锤一钎击打和靠人力小推车这简单的原始劳动工具一筐一铁锨地装卸；面对勘察测量的浩瀚数据，没有先进科学仪器测量计算，靠人工凭经验进行反复演算校对；面对没有奖金、加班费、津贴和劳动工具等，还要求根据受益面积自带干粮和劳动器材积极参加修渠劳动；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舒适的床铺，修渠民工自己动手想办法解决住的问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睡在山崖下、石缝中，有的垒石庵，有的挖窑洞，有的露天打铺，睡在没有房顶、没有床、更没有火的石板上，薅把茅草当铺草抵御寒冷；面对错误的批评、误解甚至撤职，仍坚定信念不动摇、持之以恒搞建设等前无古人的执着精神。修建红旗渠这一壮举，承载着林县人民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共产党人造福百姓子孙的信念。林县人民在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一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看起来羸弱和被压倒，但焕发出的要战胜征服自然、挣脱环境束缚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人们受到鼓舞，激发了人们一定要积极主动置身于这种正义斗争实践的无穷力量，从而转化成要彻底征服、掌握或趋于征服和掌握客体。而且人们在实践中越是遇到严峻的考验，越是经历种种艰难险阻，斗争的历程越是激烈、严峻，就越能激发和表现出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崇高正是人的这种主体力量与客体冲突在对象世界中的感性显现。所以，修建红旗渠这一壮举崇高。

四、红旗渠精神伟大而崇高

红旗渠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在修建红旗渠这一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也改造了人们的主观世界。一方面改进了思维方法，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和能力，可以说一部红旗渠修建史，就是一部人民群众发明创造史；另一方面也在修建红旗渠的实践中改造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孕育和产生了崇高而伟大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集中体现了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勤劳、智慧、勇敢、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魂和文化核心，与这种民族精神相比其他都是渺小的，所以红旗渠精神是伟大而崇高的，因为崇高“是与之相比一切别的东西都是小的那个东西”［6］293。红旗渠精神是新中国成立后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阶级正义事业的不可战胜的威力和本性的显现，特别是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为基本内涵之一的红旗渠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具有明确的伦理本质，它的内容是至善，所以红旗渠精神是崇高的，因为“那些体现着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要求的进步力量及其代表人物，正是社会崇高的本原。”［3］210

姚村公社第一营妇女营长、24岁的女党员李改云，在检查施工时判断崖壁要坍塌，立即呼喊大家赶快躲开，并急步向前将吓得不知所措的姑娘推出，自己却被压在了乱石下不省人事，当她在医院稍一清醒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还有人压在下面吗？”她身体好转后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流点血算得了什么？为了水，就是把一腔热血都洒了也值得。一个人的鲜血和生命，哪有全县人民的水重要和宝贵呀！”除险队长任羊成，每天腰系大绳，飞崖除险，为崖下修渠民工的安全开路。有一次，他从崖上掉下来，掉到荆棘窝里，浑身扎满了刺，还被磕掉了3颗牙，仍不下火线。在青年洞凿洞施工的一年多时间里，干部、民工的口粮很少，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上山挖野菜、下漳河捞河草充饥，很多人得了水肿病，但仍坚持战斗在工地，终日挖山不止。还有河南省原阳县白庙村人吴祖太，根据组织安排1958年调到林县水利局工作。他在修建红旗渠中作为一个技术骨干，在短时间内就拿出了第一本蓝图——《林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初步设计书》，期间在遭遇了母亲病故和妻子救人牺牲的巨大变故，仍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坚持奋斗在红旗渠建设的第一线，并最终完成了定线测量和设计。但1960年3月28日，他听说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王家庄隧洞往下掉土，就同工友李茂德一起进入洞内察看，不料，洞顶突然塌方，夺去了他年仅27岁的生命。据悉，红旗渠修建10年当中，先后有81位干部和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年龄最大的63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

面对着为了早日解决群众吃水用水问题置自己生命于不顾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面对着为了人民谋福祉的担当情怀和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为核心内涵的红旗渠精神，面对30多万名党员干部群众历时10年总投工5611万个，只为挖山修渠这一件实事的坚定的理想信念，人们在心理和道德上会不由得产生因感到自身平庸渺小而激起一种高山仰止、奋发向上的情感和震撼。尽管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但它也砥砺人们去理解、赶上和超越对象，克服和净化自身的渺小，摆脱平庸和碌碌无为，积极向上飞跃，探索和追求饱含巨大伦理情感以及深邃哲理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人们也因自身的精神境界被大大提升而感到一种愉悦，但由于“内心不只是被对象所吸引，而且也交替地一再被对象所拒斥，对崇高的愉悦就与其说包含积极的愉快，毋宁说包含着惊叹或敬重。”［6］289红旗渠精神这种引起人们“理智与感情的紧张探索，从而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实践主体战胜客体的严重、艰苦的斗争的印痕”［3］212就具有了崇高的特征。崇高是先进阶级的正义事业的不可战胜的威力和本性的显现，在社会生活之中“那些体现着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及其代表人物，正是社会崇高的本原。”在修建红旗渠这一社会实践的曲折进程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林县人民（实践主体）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力和最终胜利的必然性。因此，红旗渠精神是伟大而崇高的。

参考文献：

[1]杨杰.红旗渠精神与党的思想、作风、反腐倡廉建设[J] .安阳工学院学报，2014（5）：1.

[2]杨杰.浅析红旗渠及其精神的审美价值[J].美与时代（下），2014（7）：42.

[3]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等.美学基本原理[M].3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博克.崇高与美[M]//朱立元.西方美学名著提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6]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张全景.永远的红旗渠[J].红旗文稿，2012（12）.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刘怀山）

作者简介:杨杰（1964-），男，河南滑县人，教育硕士，高级教师，中学校长，主要从事中学管理和思想教育。

收稿日期：2015-10-10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16）01-0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