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秀 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在另一个国度》的空间建构

张 秀 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摘要：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在另一个国度》借助书写一群受伤士兵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构建了文本与现实空间、心理空间和未来空间之间流动的空间关系。从对现实中残酷战争的再现，到心理空间的细腻刻画，再到对未来空间的远瞻，小说以极简的语言叙述，捕捉到宏大社会空间的一角、瞬息心理空间的一面和不确定未来空间的一点，建构了一种文本与多元空间的多向流动关系。

关键词：海明威；《在另一个国度》；空间；流动

马尔科姆·考利曾这样评价海明威的作品：“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现实世界的一种实录；它们是新颖的，因为它们写得十分精确。”[1]113的确，简洁准确而到位的表达使得海明威的作品尤其是战争小说，更像是历史记录，真实地再现了战争的残酷及其对人性的践踏。就小说本质而言，展现社会现实历来被作为不二选择。英国作家康拉德对此有这样的阐述，“小说难道不是我们对同胞的生存做出的肯定吗？它强大有力，通过想象的形式，创造出比现实更清晰的一种生活，它有选择地收集了与生活相似的片段，这种选择足以与历史记录相抗衡。”[2]然而，文本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复杂的、动态的关系，而且从空间理论出发，我们也不难看出由于空间本身的流动性所形成的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从空间理论切入，通过探讨海明威《另一个国度》中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来看其空间建构艺术。

一、现实空间

康德关于空间是展示人类活动的空容器的观点在现代遭到了质疑，相反，空间不仅是“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又是“一种作用力”，“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3]。《在另一个国度》所构建的空间是战争、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势力等共同干预产生的，而这种空间不是作为背景静止地存在着，而是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的思想、行为和心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小说伊始，萧瑟与死亡就笼罩着整个天空。秋天、阴冷、黑暗、风雪等意象渲染了这一气氛。意大利米兰的秋天阴冷无比，黑夜也来得特别早，只有当街上店铺里的灯都亮起来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一丝温暖。然而店铺门外挂着的许多野味却又令人不禁联想起战争，那被猎杀后倒挂的狐狸，被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还有那些羽毛在寒风中翻转的鸟儿，无不令人想起与残酷的狩猎无异的战争。

叙述者用对比鲜明、简洁犀利的语言，反讽与黑色幽默的手法，不露声色地向读者展示着周遭的环境、人，以及他们的遭遇，借以传达战争带来的瘫痪现实图景。在事件方面，小说两次直接提到的死亡真实地展现了战后的社会现实。在描述“我”治疗所在的医院时作者提到，葬礼经常在院子里举行。作者用轻描淡写的语调指出，死亡是常有的事。医院本来见证的死亡事件就较多，在战争年代，这种见证似乎更加司空见惯。除此之外，小说还用少校妻子死亡的具体案例来展示战争带给个体的伤痛。借助于医生之口我们了解到，少校受伤从战场退回来才得以与年轻的妻子结婚，可是妻子却患肺炎突然离世。对于少校而言，身体上的伤痛尚赤裸裸地横亘在眼前，精神上的伤痛却又骤然降临。在战场上失去的是灵活的胳膊，而在战后他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小说详尽地刻画了这位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保持军人风范的少校那一刻难以抑制的痛苦。“他站在那儿，紧紧地咬住下唇。”他努力使自己保持冷静，竭尽全力控制着情绪，他理智地说道，“太难了”，“我无法释怀。”此时的少校清楚地知道自己难以从妻子的离去中走出来，他所使用的语言简短有力，直接地表达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虽然同“我”果断地说着这样结论性的话，他却“越过我直直地望向窗外。然后开始哭了起来。”军人的坚强和指挥官的准确使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毫无差错地进行语言表达，可是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他一边说，一边哽咽，直至难以抑制内心的悲恸哭了起来。作为军人，他能够时刻保持头颅高昂、身子笔挺，但此刻他的眼神却是空洞的，精神是空虚无力的。作者不断强调这位少校刚毅的军人风范，旨在与他瞬间情绪的爆发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使得死亡这个在战争笼罩下挥之不去的字眼更加赤裸与突兀。

在具体的人物刻画方面，小说从细节之处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及深远影响。三个负伤的男“孩子”常来医院，其中一个本来是要做律师的，另一个想要当画家，但如今一切理想都化作了泡影。战争残忍地践踏着人性，将人对生活的美好愿景破坏殆尽。那些本应握画笔的手现在拿起了枪，那些本应待在干净明亮地方的人们现在却在泥沼中挣扎。人的尊严在战争面前不但苍白无力，反而显得可笑荒唐。战争不仅摧毁了理想和美好愿望，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大了痛苦、偏见与仇恨。当经过共产党人聚集区时，“我们”这些军官遭到了他们的仇视与谩骂。战争使得信仰不同的人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战线内部，士兵们也因为国籍、级别、待遇等的差异而充满了不满和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战争爆发而变得扭曲变态。

为了真实地展现现实，小说尽可能地降低作家的叙述声音，最大限度地退出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另一个国度》展示了叙述者的所看、所听、所思。借助于这一聚焦的视角，小说构建了一个集中的视角区域，从而使得其所努力刻画的场景更加突出，更具直接性。然而，由于海明威本人也有过类似的海外战争经历，他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从小说中销声匿迹。但正是得益于此，小说所描绘的更具有真实性。其次，在叙述技巧上，小说更多使用人物对话来推进，通过叙述者的观察来衔接。借助于这种方式，读者能够切身感受到作者精心设置的一个个场景，并体会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

虽然小说经过了作家个人视角的过滤，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但亨利·詹姆斯曾经这样说过，“一部小说就是一段历史”[4]。作家在虚构现实的同时也在展现历史。《在另一个国度》这篇小说是海明威实际生活经验和想象经验的产物，饱含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不可否认，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虚构艺术世界与客观的现实世界的某种妥协，但从两种世界的不断撞击中所形成的张力使得小说本身具有了展现现实的本质。在具体细节的似真性描写中，小说传达出了战后社会真实的图景，可以说是对实在现实的本真展现。

二、心理空间

空间并非单向度的，客观的，而是复杂的，主观的，是被感知的存在。正因如此，文本中展示的空间就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背景和烘托，而是人物心理流动本身的外在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由叙述者构建的精神空间和地图一方面连接着叙述者的内心变化，另一方面连接着由此呈现出的真实的东西。这种桥梁作用在《另一个国度》中体现在空间对人物心理的反作用上面。通过对三个士兵、少校、叙述者等人物的刻画，小说展示了他们瞬间的心理意识活动，而这些不同的心理活动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心理现实。参战前后他们不同的身份，迥异的经历，以及各自的立场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心理反应不同。虽然各自相异，但都是在战争的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或扭曲，或悲观，或冷漠的真实心理。

小说淡化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借助叙述者的观察来设置一些场景和画面，用对话的形式直接展示人物的心理现实。小说并不是围绕着事件展开，用某一特定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来表现主题，而是叙述者的观察。借助于他的观察，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些画面，如士兵们结伴去一个叫COVA的咖啡馆，街上店铺里的人冲他们叫骂；少校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而哭起来等。与传统小说不同，这些场景表面上并没有因果关系，而是松散地连接在一起。情节上的淡化更凸显了叙述者意识的流动，以及在叙述者眼中其他人物的心理变化。整篇小说可以说是对叙述者的心理现实的展示。

借助于叙述者的观察，小说不仅将场景与画面进行“拼接”，以此来透视它们对人物造成的心理意义及变化，而且客观地展示了某一特定事件在观察者心中产生的心理意义，以及同一事件对不同人物产生的不同心理意义，并以此展现心理层面上的现实。在小说中，每个士兵获得奖章的方式都不同，也因战功不同获取不同的奖章。他们对待奖章的不同态度折射出战争对他们的不同影响，反映出战争所引发的不同心理现实。三个男孩士兵战前对战争充满了向往与憧憬，但从“detached”一词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态度在战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认可勋章的象征意义，并趋之若鹜。一开始，三个士兵因为“我”所获勋章跟他们的一样而对“我”礼貌有加，认为“我”也是个英雄，但是当他们得知“我”之所以能够获得那些勋章完全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之后就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战场上英勇无比、战功显赫的人才配拥有这些勋章。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三个男孩眼中的战争现实，也可以从他们对待勋章的不同态度上看出他们的心理现实。这种折射出的“现实”与叙述者的完全不同。同样是看待勋章，“我”却不以为意。战争在叙述者的眼中不是荣誉和英雄的代名词，而是异化和死亡。他坦然以对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丝毫不把自己伪装成从战场归来的英雄。在他看来，战争将那些心灵本来纯净的孩子们异化成了“猎鹰”、杀人机器，为了所谓的荣耀去猎杀同伴。

早在1944年，马尔科姆·考利就指出，海明威应该与“爱伦·坡、霍桑和麦尔维尔列为一类，即描写象征内心世界形象的神秘作家。”[1]113的确，海明威在作品中总是将人物复杂的心理留给读者去阐释。这与他的“冰山理论”是一致的。在海明威死后发表的作品《流动的盛宴》中，作者这样说道：“我省略了(不合时宜Out of Season)的真正结尾，其中老人上吊自杀了。之所以省略是因为，按照我的新理论，你可以省略任何东西，而且省略的部分能够加强主题。”在《死在午后》的开篇，海明威就提出了这样一种关于省略艺术的理论。事实上，尤其是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这种省略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海明威短篇小说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是用对话的形式来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主题。省略艺术和对话艺术共同打造了海明威挖掘人物内心的独特方式，一种类似“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间接艺术方式。

三、未来空间

用过去式讲述的整个小说都是在展示过去，以及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战争在过去发生，持续到现在，对现在产生着深远影响，而人物似乎也没有未来，只是在过去的阴影中徘徊。唯一着眼于未来的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医生。医生着眼于未来所反映出的是战后社会现实的积极一面，而包括叙述者在内的其他人物所反映出的是其消极一面。医生的积极时刻遭遇来自士兵们的消极抵触和对抗。事实上，无论是消极厌世还是积极入世，小说人物都是在对过去进行反思，以期找寻未来的出路。这两种力量的同时存在，相互对抗，反映出了未来现实的不确定性。

首先，从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小说几乎只有医生用将来时态表述。在讨论男人是否应该结婚这个问题时，少校使用了一句将来时，但却是否定的，“他将会失去一切。”与其他人物不同，医生眼中的现实是面向未来的，但这种肯定性的展望时刻遭受各种质疑，因而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小说的第一个对话来自医生与叙述者。医生主动来到“我”坐着的机器旁边，询问“我”战前最喜欢什么运动。在得知“我”喜欢踢足球时，他说道，“你能再次踢足球的。而且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踢的更棒。”但是叙述者却对医生的鼓励性憧憬很不屑。他不无嘲讽地叙述道，“我的膝关节无法弯曲，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跟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疗器是使膝关节弯曲得跟骑自行车那样灵活，可一到膝关节那里机器就不灵光了。”即便如此，医生依然对“我”的康复充满了信心。他说，“这些都会过去的。你是个幸运的年轻人。你会像冠军那样重新开始踢球。”过去式的叙述与将来时态的憧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叙述停滞在过去，似乎走不到未来，而医生面向未来的话语似乎又过于乐观。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使得未来现实呈现出诸多不确定。也许“我”真的会好起来，也许不会。战争带来的伤痛也许假以时日会慢慢得以平复，也许永远都将存在着。

从身份的对应角度来看，与医生相对的是病人，在小说中对应的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士兵们。这两种人物相对的人生观折射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医生总是安慰受伤的士兵们，他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而且会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病人们却对此持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这两种力量折射出了两种现实，而两种力量的对抗则凸显了未来的不确定。如果说“我”这个病人对医生的乐观持质疑态度的话，少校则直接坚定地持否定态度。他讽刺地质问医生：“我也能踢足球吧，医生队长？”他对医生的称谓本身就饱含反讽与黑色幽默。面对这样的挑战，医生很镇定地回去取了一张照片。照片显示出经过治疗，那只与少校一样萎缩的手明显大了许多。然而医生的实证并没有使少校信服。“不！”少校答道。他坚决的否定不仅是针对有信心与否，更是直指生活的意义。在他看来，经历过战争的他是没有未来的，生活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种对抗的力量在“我”和少校的一番对话中渐进高潮。

这段对话可以看作两人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探讨性思考。虽然两人都不再相信生活的意义，但是他们依然在做出寻找意义的姿态。正是这种寻找使得现在与未来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在少校看来，为了避免未来美好东西的失去，现在理应什么都不做。换句话说，由于他对未来持否定态度，现在在他眼中也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发起对话本身就是对未来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一方面，他否定医生以及相关治疗，另一方面却一日不落地参与这种治疗。心理上的消极与行动上的积极在少校身上得到了最直观体现。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种矛盾与对立正是对未来的一种积极思索，相比较医生对待未来的态度而言，是一种更严肃，更负责任的思索。

正是这种对抗，人们才有了对未来的思索，而这种思索本身也是对过去、对战争、对人性本身的反思。这也正是小说的复杂性所在。战争是可怕的，战争的影响是深远而残忍的，但从战争中走出来也是需要考虑和探讨的，而不是一味地活在过去。只是，走出来单纯依靠医生的鼓励，先进的机器还是不够的。小说一方面肯定了士兵们对战争的控诉，另一方面也暗指士兵们含义深刻的“病人”身份。也就是说，作者似乎在暗示读者在同情士兵悲惨遭遇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他们也是战争这个万恶机器的变态牺牲品，他们视野下的现实不可避免地沾染着因战争而积累的扭曲世界观，因而具有片面的可能性。尽管读者也许会觉得医生过于乐观了，但是医生的出现确实平衡了这种扭曲，从而使得小说具有多元化、多层次的含义。

参考文献：

[1]马尔科姆·考利.海明威作品中的噩梦和宗教仪式[M]//董衡巽.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 Joseph Conrad. A Personal Record[M]. New York: Harper， 1912：15.

[3]菲利浦·E·魏格纳.空间批评：地理、空间、地点和文本性批评[M]//朱利安·沃尔弗雷斯. 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4.

[4]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M]//James Harry Smiths & Edd Winfield Parks eds. The Great Critic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 Norton, 1967：653.

责任编校： 汪长林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In Another Country

ZHANG Xiu-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Anhui, China)

Abstract:Ernest Hemingway’s short story “In Another Country” construct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ual and realistic spaces, and that of the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the space in the future, by narrating a story of a group of wounded soldiers being treated in a hospital. It moves from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ruelty of war in reality, to the delicate portray of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ner space,and eventually to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future space. With concise dictions and narrations, it catches a slice of the panoramic society, the temporality of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uture space, and thus constructs a moveabl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and multi-spaces.

Key words:Ernest Hemingway; In Another Country; space; movable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1-0029-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1.007

作者简介：张秀丽，女，河南郾城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安徽理工大学讲师。

*收稿日期：2014-09-24

网络出版时间：2016-03-09 13:49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309.1349.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