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万松，周庆元

国学教育是文化自觉的彰显

汤万松，周庆元

国学是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晶，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体现。今天我们传承与弘扬国学、实施国学教育，应当彰显这样一种文化自觉。

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初提出的。他指出置身在特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能正确评估，知道其长处和短处，并知晓它的由来、形成、特色和发展趋势等，不带丁点儿“文化回归”或“复旧”的意思，也不是要“全盘他化”或“全盘西化”，这就是文化自觉。能正确评估文化，是希望提高对文化方式转变的自我主张能力，从而获得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对文化做出选择的自由决策权。“文化自觉”相当于文化的自我创建、自我反省和自我觉醒。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历程，我们首先需要认识的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文化，然后去理解、认识和接触其他的多种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和条件在这个逐渐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并由此通过自由自主的适应过程，与其他文化一道，兼容并包，各取所需，一起创建一个有同等认同度的合理规则和形成一整套与其他文化能友好共处、各展所长、共同发展的机制。费先生还把他在80岁生日时所说的一句话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放眼古今中外社会的发展，无一不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

先看西方文化的自觉反思。

启蒙运动发起于18世纪的西欧，它使欧洲社会跨越式地迈进现代，它把理性当做其指导思想，纠正人们的信仰，规范社会的行为，并把此当做创建理想社会的基础。直到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启蒙只是“工具理性”的获胜，而并非“理性”的获胜。“工具理性”是促使“牢笼”的出现，也并非促使普遍自由的出现。因此，马克斯·韦伯对启蒙运动的深刻思考，引发了后现代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和对启蒙的深刻批判。

崛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用强大、自信的政治意志统领西方世界，并凭借现代化理论重建战后世界秩序。柏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现代化理论”（其实就是演化论）认为，美国才是20世纪的现代化代表，同时，他还认为，西欧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唯一源头。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独领风骚。可是，随后接二连三的问题彻底暴露了美国社会的病态，让大家对美国作为现代化代表提出质疑。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美国中心主义）以外，因为当时对文化没有足够重视，以及没有给予它足够和应得的位置，也导致了现代化理论的缺失。

后现代主义从文化的视角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觉得，理性不可能超越一切文化脉络，且理性受文化影响和制约，他们反对启蒙的理性观，否定理性的普世性格。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一百多年来，现代性理论都是“现代性的非文化论”，并且认为，现代性的第一个个案和普世化典范都是“西方的现代性”。被他称作“启蒙整套观的错误”的就是，把现代所有的事物都认为是西方启蒙整套的内容。20世纪末期，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出现“人文主义回归”的呼唤。英美著名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站在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的立场上，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的哲学、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检讨，对以功利和权利概念为中心的现代西方道德生活乃至整个现代性，作出了有力的否定性的批评。他指出：“人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偶然成为人的他在，一种是认识到自己后可能成为人的自在。”（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67.）他还认为，“自在”的人一般处在自由自觉的状态下，它拥有独特的个性和非常强烈的自我感知，对道德文化有油然而生的亲密感；而“他在”的人是一种天然的生命状态，它对道德文化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客观存在的“物”没有任何区别。

再看中国社会变革的文化反思。

戊戌维新把洋务运动之“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转进到“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颠覆了两千多年来自成体系的文明秩序。就像陈寅恪说的，儒家的三纲六纪是其基础。儒家文化价值的制度化呈现了可称之为“制度化的儒学”的名教纲常。然而，从洋务运动始到新文化运动止，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愈演愈烈，使儒学被“去中心化”，“制度化的儒学”寿终正寝。然而，中国文化实际上并没有消亡。20世纪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从事“制度的现代化”。中国30年的现代化是与全球化同步的。中国走进世界，世界也走进中国。中国一个世纪的“现代转向”因中国的现代化而展现出巨大的发展生机，与此同时，也因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出现而产生许多新问题。所以，在这股潮流中，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中国文化自觉的终极取向是什么？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中我们该怎样实现中国的文化自觉？我们不妨从国学教育中汲取某些教益。

回顾中华国学与国学教育的历史演变，看得出这种文化自觉的凸现。

近代中华，国学与国学教育，滥觞于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发轫于文化转型的变革年代。它肇兴于20世纪初期，鼎盛于20世纪上半叶，80年代萌生“寻根”热，90年代再掀“国学”热，直至21世纪的当下。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教授所说：“国学是一种人文性与时代性极强的人文学术，百年国学的沉浮演变，是我们民族精神与民族命运的真实投射。”（袁济喜.百年孤独话国学［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188470100d7k3.html）

国学的历史折射出一部中华文明史，国学教育的盛衰演绎了大中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与民族命运的浮沉。我国近代以来国学的演变，更是反映出19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时运变迁与文化选择。国学的近代发展与演变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时期。

一是国学思潮的兴起。这个时期大致在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之前。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再到孙中山与章太炎等，既学习西方，救国图强，又坚守传统，振兴华夏。这里既有“中体西用”的尝试，也有中西融合的追求。于是引发国学思潮的蓬勃兴起。

二是国学研究的鼎盛。“五四”运动之后到1949年之前，是国学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随着大家对当时国家形势和文化选择的再度思考，中国原有的文化引得大家重新深思，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迎来了国学的繁荣时代。那年代的清华与北京两所大学一起，设置了以“国学门”为基础的国学教育，这里面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教育改革思想与文化选择。1925年夏天，在清华大学国学门开学典礼致辞时，当时的曹云祥校长就提出了国学研究要“寻出中国之魂”的主张，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那时众多国学研究人物与实体的共同主张。他们主张“融会中外，博通古今”，这是在大量汲取外来学术文化的背景下，重铸教育和学术的灵魂，并从宏观展望的视角指出了中国传统学术在重塑中华文化和中华之魂时的深刻含义。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便是学术偶像。

三是国学时运的衰颓。1949年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国学时运不济，生不逢时。作为全方位研究和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国学学问，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而且“国学”一说基本上销声匿迹。“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全面扫荡中华传统文化，“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更是从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使国学这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受到整体的打压，致命的伤害。遥忆当年，国将不国，国学何在？

四是国学教育的复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学获得浴火重生的大好时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学热兴起。各大学相继建立国学研究与传播机构，一批民间国学传播组织应运而生，各大高校也都先后成立国学社，一批国学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各种各样的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网站与网页接二连三开通，全国少儿国学文化节等活动也相继举行。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学全方位兴盛的时机已然来临。

历史进程也早已表明，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的兴衰荣枯，每个历史的节点，无不是国人特别是志士仁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时至当前，大多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这就集中彰显出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说到底，其实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和地位的深度认识、对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准确掌握，对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我们要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与基本国情，修身养性，益智增能，培元固本，立德树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球各种思想文化日益频繁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弘扬国学、强国富民的现代化伟大进程中，正确认识并和谐融入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汤万松系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体育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庆元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青年课题［13YBA200］；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级科研2013年度课题；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2010年资助研究成果［TS1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