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当代创新的三维进路

2016-03-16崔华华

甘肃理论学刊 2016年6期

关键词：话语马克思主义

张翼，崔华华

(1,2.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29)

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当代创新的三维进路

张翼1，崔华华2

(1,2.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29)

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内核的意识形态是我国居于主导地位、具有主流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国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实现了现代性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教育的创新性发展。在社会现代转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与信息引领的现代背景下，中国梦话语实现了话语形态层面理性认知与感性认同的内契交融；话语内容层面政治性与生活化的协同共进以及话语价值层面阶级性与个体性的和谐共生。

中国梦；话语；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现代性

“语言在其实际运用中(包括在传授中)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的。”[1]进言之，话语是特定意识形态得以传输、接受与认同的重要介体，作为普遍性社会特质与政治文化表征的意识形态也不能脱离特定的话语体系而独立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这再一次证明了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的重要意义，根据形势与语境的变化适时引领话语现代性建构与体系创新，是意识形态永葆生命力与吸引力进而彰显其实践效能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中国梦思想，可谓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经由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重大突破。“中国梦”话语体系究其本质而言，可以看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中国的新发展，科学彰显了其在意识形态内涵、本质、内容及表现形式等方面继承基础上的体系创新，及时回应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新型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的确立与巩固问题，初步形成了国家、社会及个体三个层面最大程度上的价值共识。

一、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化的崭新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梦话语的理论基石

其一，中国梦话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性表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阐释中，历经曲折演进的社会主义在理论形态层面“它表现为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2]719依此思维进路，法国启蒙主义斗士们倡导的诸种原则中最为关键与核心的即为理性原则，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不同的理论家与思想家探讨现代性问题的圆心。在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的演进发展中，理性也被视为对于社会发展终极目的进行阐释的重要价值向度，且愈益生发出更为科学、丰富的内涵。进言之，即 “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2]721在马克思以科学实践观为指导，经由“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双重维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深刻批判的思维进程中，被虚幻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体例所支配与掩盖的“现代社会”中的诸多怪象、问题与矛盾得以凸显，力图摒弃资产阶级意识范式、规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悖论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崭露头角，富含现代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体系予以确立。与此相对应，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纵深推进背景下处于强烈社会转型与矛盾凸显期的中国社会，价值多元、文化多样、社会多层与关系多变成为社会运行的“新常态”，社会公共性凸显，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浓烈。在此现代性境遇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进行主导与引领的难度愈发加大，对于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需求愈发紧迫。为赢取现代性语境下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与主动权，同时深度继承并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崭新成果的中国梦话语体系创制生成。它用“梦”作为话语体系生成的理想情境、以国家大业、民族利益与大众关切为话语主旨、以平民化、大众化与生活化为话语风格、以人民利益的充分实现为话语的落脚点，创制出了贴近生活实际与需求、符合接受特点与规律、激发理解与认同的创新性话语，以此来主导并引领当前中国社会多元化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实现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与力量凝聚。

其二，中国梦话语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内核。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其深切的历史性、坚定的革命性与鲜明的实践性表明其绝不囿于以思想体系的学理建构与观念意识的学术探究为核心特质的形上追求，而是以科学实践观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创生之基。在马克思看来，“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60正是建基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内核的科学认识，中国梦话语体系并非遥不可及的观念意识的抽象表达，而是内嵌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深度改革的现实语境中，生成于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干事创业的现实土壤中，运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克难的生动实践中，传播于普通民众鲜活平实的日常生活中。具体而言，中国梦话语体系的实践性特征可表述为以下几点：首先，中国梦话语内蕴着对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与人民幸福生活的践诺这一根本性实践目标，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4]13其次，中国梦话语涵括着共同创造与共同享有的双重实践性原则，“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5]40再次，中国梦话语规制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向度的进步与发展，要言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5]39这一全新的话语体系以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团结奋斗的逻辑起点与归宿，一方面体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直面人民现实利益与矛盾的勇气与担当；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内核中有关 “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一观点的体认与验证，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丰富并发展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高命题。

(二)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是中国梦话语的实践根基

其一，中国近现代革命与建设历程为中国梦话语生成提供了实践前提。自近代起，中国人对于人民美好生活与国家繁荣昌盛的绚丽梦想始终未曾间断，诸如著名的以“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所编织的国富民强梦、作为农民起义典型代表的义和团运动所推介的天朝上国梦、以变革图强为目标的维新派所推崇的改良梦、以民主共和为意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簇拥的共和梦，如此等等。上述诸种观念、主张与构想均装点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梦、寻梦的灿灿星河。与此同时，追梦之路的曲折反复与艰苦卓绝也被历史所见证。毛泽东同志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感慨良多，“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6]1470由此表明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同阶层、不同派别所倡导与推动的形态各异的追梦行动均不能使中国民众以国富民强的奋斗目标得以奏效。由此，在中国梦话语的生成过程中，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追梦故事的讲述与经验启示的升华，可以作为中国梦话语的实践前提，使广大民众在对历史的体验与认知中了解、接受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必须路径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其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为中国梦话语生成开辟了现实路径。伴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进入加快改革开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的历史阶段。历经三十余年的奋斗与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紧密团结下，中国人民仅仅依托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这两大抓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重大突破，成就辉煌，初步奠定了国富民强的总体基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现重大转折。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对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目标的描摹也在同步推进，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 “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7]16进言之，这一时期在为中国梦话语的生成奠定坚实根基的同时，也对中国梦话语的实践路径进行了方向性规约与研判，即在中国梦话语教育与阐释中要融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求索实践的鲜活故事以拓宽中国梦话语的辐射效力，彰显时代特色，激发创业热情。

(三)“立足时代、面向大众、包容多样”是中国梦话语的逻辑准则

当前，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持续稳步推进的战略需求与社会主义文化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深度交流的时代情势，迫切需要在思想认识与理论认同层面创生新型话语体系来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现代性矛盾与悖论。在此境遇下，中国梦话语在生成中须着眼于时代发展浪潮下中国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定位，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进行科学继承并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予以合理借鉴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话语的核心议题，对世界发展进程中“和平与发展”主题以及中国自身发展方位的研判做出了科学性的时代诠释。与此同时，中国梦话语以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亲切手法，将规模宏大的理想愿景与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紧密相连，在话语体系的生成主体、传导主体与认同主体间形成了深度交往、平等交互与深层对话的新型话语沟通范式，实现了话语体系的大众化价值皈依。此外，中国梦话语在创制过程中十分注重话语体系的跨国界性的文化包容力与辐射力的自觉生成，十分注重话语思维视域的合理拓展，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4]67这一话语体系的定位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梦话语寻求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乃至不同文化间沟通共进、包容共生的话语理念，意即“中国梦与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是相连的，也是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梦想相通的。”[4]74

二、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当代创新的重要引擎

(一)意识形态话语形态转换之维：理性认知与感性认同的内契交融

科学性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的质的规定性，是由于其“联系着启蒙运动的理想，特别联系着对世界理性的认识的理想。”[8]35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建设中十分凸显其科学性与真理性特质，强调依靠理论的彻底性说服人，依靠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作为历史演进与变迁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之一，一方面具有思想认识建构的理性光辉；另一方面由于其遵循历史发展的动变规律，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紧密结合，同政治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及个体生活深度融合并以风俗习惯、情感体验等方式得以展现，所以其在表现形式上也凸显了些许感性特质。

作为制度化与体例化的思想认识体系，“实践”是意识形态功能的科学彰显，究其实质，意识形态实践功用的发挥主要是经由情感认同的方式与激情调动的手段实现真理性认识的顺利达成。我国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内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步进行，在国家现代化事业胜利推进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始终没有停步。诸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将爱国主义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富含道德情感的价值内容涵括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再次将“爱国”这一情感性语词加以包含，这越发表明我们已经掌握了科学应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新情势的主动权，将先前的抽象、僵化的意识形态说辞转换为契合民众生活实际与心理需求的行动指南。

意识形态话语形态转换的重要机理，即以感性认同的形式进行理性化的话语表述。作为当今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趋势，意识形态感性化表征对于意识形态凝聚力、说服力及吸引力均构成十分突出地话语挑战。“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绝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9]355因此，在意识形态话语现代转型的进程中，要在一贯强化对于意识形态理论彻底性的同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实践范式的合理开显。进言之，不能仅仅将意识形态理论知识的记诵与政治说教作为终极归宿，而要适时将意识形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内心关切紧密结合，将理论思辨性极强的意识形态知识转化为人们源自情感与意识层面对于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接受，进而建立起牢固的意识形态信仰、情感选择以及行为践履层面的感性体验与价值践诺，充分彰显当代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魅力。基于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建设与维护，不能仅仅囿于立足于社会层面考量的抽象性知识，而要与着眼于个体层面关照的感性体验。在中国梦的实践表述中，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贴近及合理化诉求的关照可谓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形态转型的强大引擎，“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地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卫生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4]13从上述崭新的话语阐释中不难看出，最大程度激发民众的情感认同力，将有关意识形态的抽象性论述转换为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直接关切的具象化表达，凸显了意识形态话语形态的创新性转换中的交融化推进。

(二)意识形态话语内容整合之维：政治性与生活化的协同共进

回顾意识形态概念的发轫与发展，其间内蕴的政治性话语内容占据相当比重。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革命战争年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更是饱含政治斗争意味，政治性也成为意识形态的显著表征，以至于在建国后“左”倾思想滥觞之时被片面化误用，意识形态也由彰显特定阶级与集团思想观念的表达形态渐趋异化为教条的、毫无生气的政治文化表征，导致之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中产生“去意识形态化”错误倾向。由此不难看出，将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仅仅限定在政治性范围内衍生出一系列不良景象，归结起来一方面断然割裂了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意识形态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基础动力；另一方面曲解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本真含义，造成其内涵、外延及价值与应用层面一系列的失误与偏颇。

回到对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科学表述，“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11]因此除政治之外，意识形态同时涵括了经济、文化等多维化内涵表达，并非仅有政治性一维。将意识形态简单归属到政治研究视域下显然会阻滞其功用的全面发挥。诸如在意识形态话语教育层面固守对于话语教育的形上追求，政治教化与训导意味浓重的标语、口号等充斥民众生活，由于无法激发内心情感体验的积极介入，民众渐生视而不见之感，意识形态话语呈现“空转”与“悬浮”之态。诚然，政治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表征，因此在话语教育中要克服“泛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两种极端做法，兼顾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性与其他属性协同共进。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体系创新是摆脱意识形态泛政治化的重要抓手。在以往的话语教育范式中，我们往往依托于理论性、政策性与抽象性均较强的政治性话语统摄教育全局，与民众生活实际与接受心理的差距较大，与民众的疏离感加大。在社会转型所诱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型的时代进程中，要积极拓展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活视域，要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话语生长点，充分考量受众的生活习俗、文化心理与接受特点，将主导性意识形态话语的教育引导放置在清新、恬淡的民众真实性生活情境中，使其摆脱以往政治性极强的、以政策、文件等形式自上而下下发的空洞无味的话语内容体系的束缚，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平民性、生活性与实践性，增强话语号召力与感染力。

在中国梦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体系的建构中，特别注意在坚持政治方向性前提下对于非政治性话语的延展与阐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4]15“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4]15如此等等。这些词句恰切性的使用了日常生活话语的言辞手法，话语中既透露着鲜活的生活气息，又内渗着政治价值的鲜明立场，立足于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科学整合，实现了政治性与生活化的协同共进。

(三)意识形态话语价值超越之维：阶级性与个体性的和谐共生

意识形态究其本质而言，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一种观念层面的理性阐释与科学表述，并非个体在自身的生命历程与生活体验中的自发性体现。因而体现阶级性与集团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要获取普遍民众情意识乃至行为层面的认同，从外部进行理论灌输与观念引领以达成最广泛的意识形态认同不失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所在。阶级性与集团性主导的国家需求科学转化为民众个体的自觉追求是意识形态灌输的最佳效度体现，在此情境下阶级性与个体性之间是友善与积极的和谐态势，“在这种状态下，公民所希望的，正是统治阶级所要求的。”[10]在传统型意识形态话语教育场域，尤其在中国革命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个体对于集体、国家的强烈依附性，个体性需求与利益诉求并未得以显性表达，在这一情形下，以外部灌输以突显社会本位需求为核心价值、以教育与支配民众为主要目的的意识形态教育收效明显。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与完善，先前的时代境遇中处于隐性地位的个体、个性与个人的系列性问题愈发凸显，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层面简单运用灌输性支配方式将国家需求转化为个体自觉意志与行为、以社会价值统摄个人价值的话语范式的适切性成为意识形态教育的焦点与难点。彰显阶级性、社会性与集团性的意识形态如何在个体主体性凸显的现代社会获得普通民众的广泛认同并通过个人意志发挥作用，转换为个体的行为自觉？意识形态虽集中体现特定集团利益，但其最具渗透力与影响力的教育模式是让其体现集团性的观念表达穿上“普遍性”的外衣，通过对意识形态“普遍性”的科学阐释与正向引导来赢取社会民众的普遍性认可与认同。所以人类性、全民性诉求形式下的集团性思想和利益表达，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著作中对于意识形态普遍性问题也有精辟论述，即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100基于此，反观我国当代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一方面不能借故话语的阶级性与集团性而一味拒斥人类性与全民性话语的合理生成，而是要依托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将两者科学耦合；另一方面不能借故意识形态话语的普遍适切与人类共享而偏执性挣脱阶级性话语的规制，而是要促成两者间的和谐共生。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的社会情势与社会分层、多元与共在的时代特质，对于个人合理需求的关注、对于个体正当利益的维护以及对于个人不懈努力的认可等日益发展为社会中存在的共性理念，如果这时意识形态话语价值取向仍旧立足于社会、集体本位而无视个体发展需求的现实状况，其意识形态宣传与引导必然招致广大民众的排斥与质疑，难以获得普遍接受与广泛认同。为消解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间的强大张力，同时科学引领社会转型期普通民众对于我国主导意识形态自觉认同的新机制，中国梦的话语诠释展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超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崭新成果开始摒弃非此即彼的话语价值定位，着力于对于阶级性话语与个体性话语的合理关照，实现两者的和谐共在与有机融合。就中国梦的科学内涵体系而言，其核心要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言之，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话语内容的延展与拓新均须紧密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思想主线与观念内核，这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阶级性与集团性，与此同时，中国梦话语的阐释与辐射还适时关照到“作为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的具体的现实的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4]16要立足于个体的合理需求与利益表达，让普通民众与祖国共同进步，让普通民众享有人生出彩之机。进言之，在中国梦的话语表述中，蕴含着个体对于社会公共服务、公共资源与公共利益的享用之意，彰显了意识形态表述中的个体性话语。在对个体性话语予以充分体认的同时，中国梦也再次向人们科学阐释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有助于缓解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价值取向层面的压力与挑战。即个体梦想的践诺与完满无不依赖于国家与社会共同理想的实现。要努力凝练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这样一种“集体性心理图式”，克服由于个体不同需求的驱动所致使的整体性奋斗图景的模糊。同时也是明确“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4]14质言之，在中国梦意识形态话语教育与实践中，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科学指引下时刻明晰人民大众的实践主体地位，“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之上。”[4]17实现阶级性与个体性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价值超越。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毛泽东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9][捷]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M]．张斌,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康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