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芳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圣 人 行 易
——《周易治要》①修身主体研究

秦 芳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周易治要》居《群书治要》之首，其修身思想通过圣人行易为榜样而展现。首先，“极深研几”是圣人修身的心法，从心念善恶毫端予以觉察、控制，保持心念纯善则言语行为自然不邪，此其修身简易之道。其次，“崇德广业”是圣人修身的一种境遇实现，以至德而处尊位，内圣足以外王，以致德化百姓、天下太平，此其修身变易之道。第三，“久于其道”是圣人修身的本质属性，圣人之修身为常道，如天地恒久不变，不会因为境遇顺逆发生变化，此其修身不易之道。总之，圣人由天象而深察自然规律、人性本质，进而正心以修善一身，以一身善德随着境遇感化一家、一国，乃至天下。

圣人；周易治要；修身；极深研几；崇德广业；久于其道

一、引言

圣人行仪自古为后人榜样，学者反身自修亦成圣贤君子，王者推行圣道而化天下皆成圣贤君子，典籍所载此类如浩瀚汪洋。《群书治要》节选精要，上下一贯、前后照应、自成一体，而《周易治要》列于群书之首，“首出庶物”[1]1为群书纲领，核心指导思想在于开示天道规律教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善一身，以一身善德感化一家、一国，乃至天下。《周易治要》所示修一身之德而化成天下之德的意蕴十分明显，而其中圣人的榜样力量最为突出，也就是于变易无穷的人事现象中，按照恒长不易的规律为人处事，“自昭明德”[1]6而“化成天下”[1]5。

“圣，通也”[2]597，圣人德佩乾坤，生养民命，育化民德，能“通天下之志”[1]3；以阳德位尊九五，以权位宝器利益万民。施仁履义，代天行化，是为实行易道者，以显明德之明。“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义，易道无形而见于日用云为之中，圣人行易亦有三义：简易心法、变易之道、不易定力。

二、修身简易之道：极深研几

圣人“极深而研几”[1]13能够由变易无穷的现象中看到恒久不易的规律实质，把握心念几微的善恶变化，则其修身为善极其易简。《系辞》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1]11，“赜”为“幽深难见”[3]1188。天下幽隐深藏难以得见的东西是万物之理，“天下之啧，万物之初也”[4]566，“啧”即“赜”，“万物之初”在人即言人性。圣人“极深而研几”见到人性，于是“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1]11，以卦象展示其本如朗朗乾坤，纯净无邪。乾坤阴阳变化如神，“知几其神乎”[1]14，“几”是“动之微”[1]15。人性无思无为，本来不易，也可变易，人心一动则有两仪，即善恶；两仪成四象，有善中之善，善中之恶，恶中之善，恶中之恶；四象成八卦，善恶再次参伍错综；八卦相叠成六十四卦，包罗万象，于是善恶之数无量无边、纵横交错，如一石投入水中，激起千层波浪。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就是一个善恶取向、指导言行，除非寂然不动，无论取向何方都有善恶掺杂，于是吉凶悔吝随之而来。言为心声，行为心迹，做成事业。在位圣人非究竟心念细微善恶之端不出言行事。因为“言出乎身，加乎民”[1]12，一言既出则天下受令，“行发乎迩，见乎远”，天下仰之而效法从事，所以善恶之微不可不辨。“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1]6明德本明，可以通晓万物之情，但为物欲遮蔽，所以隐秘难见。而圣人见到其与天地同辉，遂能顺天行道自然昭显，而无故意修为的痕迹，身心与天地融为一体，不修而心念言行自然皆正，德福相随。

(一)心念正

圣人明辨善恶的几微差别，以天地无私光明之德立心行事，利人无穷。如处乾元九五尊位，知谦退而不傲亢，如尧舜禅位让于贤德；国家存而防危亡，战战兢兢，临渊履薄，文王事殷内明外顺，所以中正不倾，“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1]2。“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1]4，天地运行但是规律不变，所以日月升落可循，四时变化有常，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圣人同样顺时而动，春则衣青食麦、亲率播种、养幼存孤、聘士礼贤以启发生机，夏则衣朱食菽、行赏封侯、勉农耕作、均琴调竽、不斩不伐以助长正气，秋则衣白食麻、厉兵征暴、戮罪断刑、百官收敛务蓄菜积聚，冬则衣黑食黍、赏死恤孤、固疆守国、考功行罪务保藏元气。“大礼与天地同节”[5]1474，圣人行大礼即施天地生生之德，四时之务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刑罚清而民服”[1]4。“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天时变换而四时如期而至，年复一年始终如一，所以养育万物成材；圣人心念中正而观天下，看到众人多不知明德而浑浑噩噩、熙熙攘攘，因而设立教育启蒙明德，如伏羲画卦、神农兴耕，教人生存、育人慧命；黄帝始垂衣裳制礼、尧舜制琴瑟作善乐，而民俗美善、人心醇化；文武尊师三公、世子受教三孤，而百姓效法、五伦率正，均以至诚感人而天下归服。“天地感而万物化生”[1]6，阴阳二气交感则云行雨施、万物化生，圣人礼贤下士、至诚待人，如周公一饭三吐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以天地之心感，生民以同心而应。《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西伯曰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6]209百善孝为先，而文王不独亲亲，还善养长者，非有广博天德做不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圣人行出天心，自然一身行道而天下归心。

(二)言语正

言为心声，又为祸福之门，圣人言辞寡而行笃敬。“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吾有好爵，吾与尔糜之”[1]11，圣人得一善言贤士，则虚心听教，以爵位尊之。如禹闻昌言而拜，听到皋陶的高见感叹“俞”并进一步详问“如何”，所以皋陶益之以“行有九德”提出察人任能的方法。[1]20禹“敏给克勤”[6]84，舜帝让他讲话时，他却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想着每天勤勉工作；皋陶进而追问禹是怎样工作的，他才将自己治水的经历、体验讲出来。《史记·夏本纪第二》记载：“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6]121

禹看到鸿水包围高山、淹没丘陵，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生命难保，于是行遍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九州疏导鸿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6]85，凭借准绳、规矩和四时季节的规律“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6]87，为实施大型工程“劳身焦思”[6]85，终于在与各诸侯国的百官百姓通力合作下取得“九州攸同，四奥既居”[6]114的治理，同时将天子之德推行天下，使舜的“声教讫于四海”[6]115。功绩如此卓著，连舜帝都称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1]19是禹的功劳，禹却对自己的功劳轻描淡写、寥寥数言。寡言而慎行，功劳让与别人去说，自己保持平常心态，甚至因为明了功劳依靠众人得成而更加谦卑，不敢独享盛名。简练的言语与显著的功绩相称，表现出禹不争功劳的品德，不矜而天下莫与其争能，不伐而天下莫与其争功，不标榜炫耀自己的成就，却踏实认真地为天下福祉工作，是“厚之至”[1]12的谦德，这是天地无私的仁爱之心，能够真正造福百姓，“劳谦君子，万民服也”[1]4，所以舜帝将帝位禅让给禹。

(三)行为正

行为心迹，在位圣人明了自己的身行影响深远，非于极深研几处纯净纯善不足为万民所睹。“藉用白茅，无咎”[1]12，孔子谓之“慎之至”。苟且之人安放东西，随便一放便以为稳妥了。谨慎之人则认为不妥，比如身坐于地，如果没有草席，凉气就会深入身体，久而必伤；足履于地，不穿鞋就容易受伤害。而放置东西时会想到衬垫白茅，虽然很薄，但是干净、防潮，用途很大，这是一种慎重的态度。平日小事都如此谨慎，那么但凡大事一定会尽心尽力，所以不会出现过咎。圣人正是从小处留意，所以大事可以无有过咎。[7]376所谓“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1]12。“不伐”则不自夸，“不德”则不自矜，虽然功德卓著，但不自以为是，这样的气度识量非圣人不能为。[7]377大禹治水九州，然而不伐不德，所以德佩九五，可受舜帝禅让。凡人稍有成绩或高于他人之处难免心生骄慢，邪态自然流露，而圣人可以洞观心念动微之处，“知微知彰”[1]15，保持自心中正不偏，自然防患于未然。

圣人行易，以极深研几为心要，心念端正而言行皆顺天道，能于隐微之处加以约束自身，随心中矩，崇德可配天地，如同天地化身，堪称人间楷模。正如《礼记·礼运》所言：“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5]929

三、修身变易之道：崇德广业

圣人行易，随时变易德行的隐现，于屯难之时经纶造始，委曲求全，得以开创天地；家人正位，以孝悌家风，醇化风俗，民皆礼让；于否世俭约德行，逆来顺受，默修心性，等待天时人和而革去否闭、鼎成通泰。

(一)处屯建侯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1]2，圣人处于草创之世，心系天下苍生，筚路蓝缕，开创天地。

周朝的先祖弃在帝尧时为农师，教百姓稼穑而“天下得其利”[6]200，被封号“后稷”，在尧舜禹时期都有出色的功绩。其子不窋继承父业，但是因夏末时期不务农耕而失官，夏政衰而逃亡戎狄一带。至不窋之孙公刘，复修先祖之业，“务农耕，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虚积，民赖其庆”[6]202，周家政治德业由此兴起，公刘之子庆节在豳地建国都。传至古公亶父时，曾让国于熏育戎狄反得百姓追随。《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6]204

“云雷，屯”[1]2，熏育戎狄欲攻国取民，而民怒欲战，犹如天地间乌云密布、雷声滚滚、郁积不明、充满郁闷，这是“屯”的状态。处屯之时，古公“元亨”[7]40先正己身，考虑到战争势必两败俱伤，有悖天地生生之德，于是事事相与、处处相让，只为保民平安，甚至选择弃国以“利贞”，避免战事之殇，以身行教导百姓“勿用有攸往”，不要与熏育戎狄正面冲突、针锋相对。结果，其仁德更加远播，得到他国归附，此时“利建侯”，于是重新建制、设官理民、改变风俗，云消雷息而天地清明。古公屯时行易道而使周朝德政为人民拥戴，奠定周人享朝八百载之根基。

(二)家人正位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1]7圣人修身正己、敦伦尽分，而通过家庭人伦关系而一家严整，得到诸侯万民的仰赖和效法，能使天下安定。

古公自身有德而能为家人楷模，孝悌传家尽显厚德，所以众人追随。人伦始于夫妇，古公“正位乎外”，广施普惠，受人尊重；其妻太姜“正位乎内”，善教子而“贞顺率导，靡有过失”[8]14，善相夫而“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二人育有三子：太伯、虞仲、季历，耳濡目染父母的端正品行、相敬如宾，父子两代之间自然有慈有孝，一家和乐融融、德行相彰。季历之妻太任亦有婆母之德，“端一诚庄，惟德之行”，身怀昌(即文王)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因为太任身心端正，又不沾染恶色淫声，常自谦虚敛己，所以生子亦端正，“有圣瑞”[6]207。古公寄予厚望：“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但是当时按照长幼之序，古公不能传位给季历。太伯和虞仲体察到父亲的心思，为了能让季历继位兴周，二人“文身断发，以让季历”[6]208，季历于是继位。周家二兄让弟、成全父愿，孝悌传家，令人佩服。后来季历又传位于昌，即西伯。西伯遵祖业、则祖法，“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1]55，善行广闻于诸侯。比如虞芮两地有人争讼，不能决断，要去西伯那里评理，结果到了周地看到民俗尚礼让，马上反观自省：“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衹取辱耳。”[6]212西伯秉承祖德，不仅妻贤子孝，民俗大化，就连邻国的争执都能够平息，这是一身之德在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上下级)等人际关系中产生的变化作用。

圣人行“家人”道，由夫义妇随变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后长幼有序，足以化民人为家人，家人礼让化成民风，足以感化邻国，以礼相让化解争讼、人心平和，进而足以安定天下。

(三)俭德避难

圣人行易并非常显德行，如处于否闭世道，则俭约其德以避险难。“天地不交，否”[1]3，阴阳二气不相交时为秋季，阳气上升，阴气下降，气渐肃杀，万物收敛。而否世“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君臣不能合力为民，而是自享荣华，不闻百姓疾苦，两极严重分化，纵有贤良义士也不得用谏，甚至遭难。所以圣明之人应时收敛锋芒，以俭德等待时机。“俭”为“约”[3]44，本义是自我约束、不放纵。所谓“俭德”，不仅就用度财物而言，还包括身行、言语，甚至名望等，都要俭到不能再俭，只能隐没行事，不可张扬。[7]87

商纣之时便是否闭不通的乱世。西伯昌“乃阴修德行善”[6]212，默默行善，不以彰显名望、获得利益为目的，是“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1]3。商纣恃才傲物、刚愎自用，废典忘祖、荒淫滥刑的程度令人发指。当时虽有西伯昌、九侯、鄂侯等圣贤之人为三公，可是纣王非但不能尊重求教，反而妄害贤良。九侯将女儿送给纣做妃子，但是纣怒其不喜淫，反将其父女残杀；鄂侯强力谏诤，触怒纣王，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听说后不禁暗自嗟叹，却被崇侯虎告诘而遭囚羑里。纣不仅疏远君子，还亲比小人，任用“善谀好利”的费中为政，而“殷人弗亲”；又用“善毁谗”的恶来，结果诸侯因此越来越疏远殷朝。[6]185正所谓“小人道长，君子道消”[1]2，世道否闭困厄如此，不能不暂避一时，退而从长计议。西伯善德早已远播，感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人归附；后来虽囚羑里，但是依旧反躬修己，“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6]216，潜心研究上古圣人留下的教诲，默默积植德行；被赦免后还献出洛西以劝谏纣王废除炮烙的刑罚，又征伐犬戎、密须、耆等好战之国而以武止戈，深得人心，诸侯渐渐“多叛纣而往归西伯”[6]187，为武王伐纣的天时到来提供“人和”的准备。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1]8，顺时而动，德行隐现自如，是圣人行易的大智慧，唯有极深研几的功夫才能做到不露痕迹地相时而动。

(四)革否鼎泰

圣人于否世顺应天时民意而兴义师革命，养贤以佐助护佑百姓，终得否极泰来。商纣否世为人厌弃，周武王率师东伐至孟津，有八百诸侯叛商奔周，希望武王伐纣，而武王认为天命未至，也就是商朝气数未尽。等到微子弃商，纣又剖比干、囚箕子，甚至其太师、少师皆投奔周，于是武王发兵战纣王于牧野，“纣师皆倒兵以战，武王遂入斩纣”[1]242，一举成功。商朝否极所以人心涣散、重兵倒戈，正如“泽中有火”[1]8，其君民成不相兼容的态势，武王顺势“革去故”，以少数人的同心同德夺取了商朝政权，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然后“鼎成新”，武王释放箕子，追封比干墓，表彰商容之闾，保留纣子武庚、禄父在朝歌祭祀祖先，散发鹿台财物、巨桥粟谷以赈济百姓，“圣人养贤以及万民”[1]5。革道完成后，武王又“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6]238。战争是为了和平，暴主既除就宜休养生息。“君子豹变”[1]8，武王一反纣王腐朽暴虐政治，而行仁德养民的王道，圣王仁君即位取代暴君“以财成天地之道”[1]3，所以“小人革面”[1]8，万民臣服，变面顺上，上下交心而通泰承平。

圣人德崇如天，所行之处无不暗合易道之妙、诸卦之德，“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2“有德此有人”[5]2252，贤士同德首先与圣人相感相应，“有人此有土”，身修家齐而后感召民人，建国设侯，久久积德，余庆所以足以庇荫后代，润泽万民，以一身之德变易转化为一家之德、一国之德、天下之德，所谓“盛德大业至矣哉”[1]11。

四、修身不易之道：久于其道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天下没有一件事是恒久不变的，不变的只有天地四时运转不息，所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1]6天地有恒德，所以万物有恒用，“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人的局限性在于寿命不能无限，但是人的无限性可以通过一代代继承人承传道统得以实现。圣人正是“久于其道”，继承古圣先王的修身之道而进德修业，得以家齐、国治，而“天下化成”。

(一)恒以立方

“雷风，恒。”雷风皆是动荡不安的事物，然而恰恰在这动荡不定的状况下，圣人得以彰显其“立不易方”的恒久定力。“方”为“道”[3]430，也就是前人探索出来的行事的常理常法，这是天地间不变的规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舍弃，人才能立定脚跟，如大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1]17。立身行道经常会有各种境遇考验意志和对于道路前景的信心。武王伐纣得天下后夜不能寐，思考的是如何继承周朝先祖之德，代替天地保民安民。初获天下，武王虽然怀柔殷朝子嗣，将他们安置在故地安息生养，但是难免其不存逆反之心，这种隐患如同雷雨形成前的寂静，随时可能爆发。这也只是各种不安定因素之一，其余如殷朝留下“麋鹿在牧，蜚鸿满野”[6]237的狼藉如何整理，诸侯关系如何稳定，周朝事业如何继承发展，等等问题同时存在。武王把自己的决心告诉其弟周公：“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徳方明。”[6]238武王应对措施依旧是顺承祖先仁德，而且是进一步扩充德行，更加兢兢业业、安民纳士、推行德教，总而言之恒守祖道。周朝以德开国，自后稷、公刘，至古公、文王，辈辈恒守养民惠民之德，修利民安民之业，武王对于这条道路深信不疑。

(二)前成后继

恒不止在一人，而在世世代代后继有人。“其人存，则其政举”[5]2012，武王过世后，周公继承了其兄遗志，同样以恒道辅佐幼主成王。周公曾跟太公望、召公奭说过：“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6]2613为了继承祖宗的德业，周公承受着“不利于成王”的流言操持国政。理政初期，周公首先为成王扫除了管蔡等人伙同淮夷的造反，然后集合殷民于卫地，封康叔为君，封微子为宋国诸侯以维持对殷商祖先的祭奠，最后平定淮夷活动的地区，为成王的政治树立起威信，使得天下诸侯继续归服于周。七年后待成王成人，周公便还政，“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恒行之道在于继承余烈并使之稳定发展，而不在于是否在君位、掌政权。成王年少时周公辅政掌权，秉持祖辈一贯的作风弘传周家德业；成王长大有能力执政时，周公退居臣位，同样以辅佐成王完成继承政统为主要目标。只要保证周家德业后继有人，如周公这般圣人并不在乎名位如何，而常以天地正道、祖先德行训诫成王恒守祖道，甚至不惜性命、不畏毁谤，在成王患病时祈祷自咎“奸神命者乃旦也”[6]2618，至诚恳求以自己的性命保全国君的健康，以保周朝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安定和平。周公至死效忠于成王，临终遗言：“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6]2624足见其赤诚恳切。周公去世后，天降异象，“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6]2625，成王立刻率众臣检点反省，发现周公之前为救武王而愿以身代死的祷文，终于冰释前嫌，明了周公一片赤诚，从而更加顺奉周公之德，也就是全然继承祖宗德行。父行子效，成王的风范同样为康王继承，所以有“成康盛世”的“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6]248。

圣人行易，恒于道而不拘于形，处于顺逆境遇、高下之位，皆能以德相配，方令德业推广。

五、结束语

圣人行易，修善一身而天下大化，有其易简心法、变易之道和不易定力。心为一身之本，圣人首先极深研几而修心，心正则身行言动皆正，易简至极；其次若遇尊位则可实现德行推广，足以令天下大化，一身之德变易乾坤而天下之人普周变易，或为贤人君子，或为良民善类，是为崇德广业的理想境遇；最重要的是圣人修身不为名位所驱，所以能够久于其道，不被顺逆境遇所转，定心不变，立身为人伦之轴，不易其道而轮转不息。

[1] [唐]魏征，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群书治要(校订本)[M].北京：中国书店，2014.

[2] [汉]许慎.说文解字[Z].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清]张玉书，陈廷敬.康熙字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4]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 [汉]司马迁著，韩兆琦译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 [清]刘思白.周易话解[M].上海：三联书店，2015.

[8] 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张林祥]

2016-10-0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13BZX070)的阶段性成果。

秦芳(1986—)，山东济南人，中共中央党校2014级伦理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B221

A

1003-4307(2016)06-0110-05

① 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魏征等人精选晋代以前典籍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史实、论著等，集成《群书治要》，以供贞观君臣资政为用。《周易治要》位列其首，主要以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为底本。本文以中国书店2014年版《群书治要(校订本)》中的《周易》为文本，称之《周易治要》以别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