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从 军

(安徽省和县第一中学，安徽 和县 238200)



【《史记》人物研究】

亚父及亚父文化考

薛 从 军

(安徽省和县第一中学，安徽 和县 238200)

亚父为范增主管军旅兼祭祀的官职称谓，不是范增的字，也不是项羽对范增次于父亲的尊称，更不是范增的外号。亚父城为范增封历阳侯时回历阳所建，当在公元前206年。历阳城为战国时代的古城，秦汉之际为郡尉治，是九江郡军事治所。亚父文化涉及亚父遗迹、景点及民间亚父传说和地域风俗，涉及典籍记载有关亚父的诗文与评论。这些文化反映人们对亚父的纪念、肯定和对历史的探究，值得发掘、整理、提升。

亚父；亚父遗迹；亚父文化

亚父是谁？亚父是历阳侯范增。《史记·项羽本纪》：“亚父者，范增也。”亚父文化涉及范增以及亚父城、亚父冢、亚父山、亚父庙等多处亚父遗迹和景点，涉及关于亚父的诗文及其对亚父的评价。

一、亚父——范增的官职称谓

(一)“亚父”一词有关解说

《史记》一句“亚父者，范增也”，令后世颇费猜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亚父是尊称，次于父亲。“亚父”一词最先解释是《史记·项羽本纪》裴骃《集解》引如谆曰：“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称仲父。”《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也持相同意见：“项羽得范增，号曰亚父，言尊之亚于父，犹管仲，齐谓仲父。”叶永新等先生认为范增确系项羽的亚父这一观点影响久远，目前各种有关亚父的解说基本持此观点。[1]

第二种观点认为亚父是范增的字。吴仰湘[2]、陆精康[3]等先生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范增不是项羽的亚父，亚父的亚是字，父是美称。

第三种观点认为，“亚”的本义其实是指人的背部弯曲隆起，《说文》曰：“亚，丑也，象人局背之形。”“亚” 是范增的体形特点。[4]“亚父”是一种外号，意思是背上长包而驼背的男人。[5]

上述观点，似不正确。就《史记》原文来说，并没有明确说，项羽尊称范增为亚父，也没有说亚父就是范增的字，更没有说亚父是范增的形体特点。因此需要讨论。

1.说亚父是字，不符合《史记》的人物传记写作的体例

按照传记叙述人的惯例，如果是字，则在人物传记之始，就有所交代。例如：《项羽本纪》：“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陈涉世家》：“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

但也有的传记没有交代“字”，或许人物没有字或者未弄清楚。例如《苏秦列传》：“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项羽本纪》在开始叙述范增时没有交代其字：“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根据《史记》人物传记写作的惯例，如果亚父为范增字，则应交代：“居鄛人范增，字亚父。”而这里没有，显然亚父不是范增的字。据《巢湖市居巢区志·人物》记载有“范增，字”, 可见亚父不是他的字。

2. 亚父不是“次于父亲”的尊称

从《史记》看，项羽没有一次称范增为亚父。司马迁只在叙述人物座次时才交代出亚父，用的是判断句，不是项羽称呼范增的用语。 从“亚父者，范增也”看，司马迁并未说是项羽对范增的次于父亲的尊称。

我们考察一下项氏家庭情况，《项羽本纪》：

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楚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

楚左尹，就是楚左丞相。可见项伯官职高，又是项羽叔父。古代兄弟排行为伯、仲、叔、季。季父为最小的父辈。

鸿门宴上的排列为：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

这里的座位排次，余姚黄宗炎分析精辟：

天下臣庶，贵者，东向；贱者西向，虽居家无敢正位。南面者，惟人君，则衣裳拱已向明而治至。秦汉尚然。《项羽本纪》：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是时，项羽几天子自居，以怀王尚在，犹不敢南面也。亚父、沛公乃侍坐尔，不嫌其僭也。又韩信得广武君，坐之东向，是信欲执弟子礼而求教于广武，亦以东向为极重也。《周勃传》：勃不好文学，每诸生说事，东乡坐，责之趋，为我语言，其不以宾主待诸生，而自贵也。《田蚡传》自坐东向而坐，其兄北向，是则骄蹇。若蚡使兄侍坐矣，犹不敢南向也。夫子许仲弓南面，竟称其可为王者也。

如果亚父就是次于父亲的话，即仲父，那么范增应与项羽坐在一起，因为项伯是季父，身份没有范增高。古代这种伦理性的排位十分严肃而很有讲究。就鸿门宴上的排位看，亚父不是次于父亲的尊称。

再则，如果亚父是项羽对范增的次于父亲的尊称，则别人不能称范增为亚父。 如：

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

“详惊愕曰”的主语应是汉王。

又如《汉书·高帝纪》：

亚父范增说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

笔者用叙述语言，称“亚父范增”。查遍《史记》，有汉王、张良、陈平等人称亚父，司马迁的叙述语言称亚父，但没有一处项羽称范增为亚父。可见，亚父并不是项羽对范增次于父亲的尊称。

次于父亲的称谓应是“仲父”，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原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於关。”

这里对人的尊重用仲父、叔父，而不用亚父。而且有“吾”“寡人”等第一人称代词呼应。语言叙述显明而清楚。

《史记·吕不韦列传》：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

这里用“尊”“号称”等词，称“仲父”，不称“亚父”。称仲父符合伯、仲、叔、季伦理排列。除这两处用仲父词外，其他处叙说句称吕不韦，而不称仲父。这是《史记》的例子，其他史书的例子如：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

《三国志·蜀书八·许麋孙简伊秦传》：

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侯纂请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宓称疾，卧在第舍，纂将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谈，宓卧如故。纂问朴曰：“至于贵州养生之具，实绝余州矣，不知士人何如余州也？”朴对曰：“乃自先汉以来，其爵位者或不如余州耳，至于著作为世师式，不负于余州也。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为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击颊，曰：“原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于小草，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

可见古代称次于父亲的称谓是仲父，而非亚父。

3. 亚父不是背上长包而驼背男人的绰号

说亚父是背上长包而驼背的男人，是范增的绰号，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文中说亚父，显然是一种尊称，突出范增在项羽面前的地位，而非嘲笑之语。《史记》用生理缺陷称人，几乎没有。

(二) 亚父——范增的官职称谓

1. 鸿门宴时范增的官职

亚父一词出自《项羽本纪》鸿门宴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没有称“亚父”。范增最先从项梁，后从项羽，当项羽为次将时，范增为末将，未被称“亚父”。

《史记》鸿门宴部分，通过张良嘴交代范增的官职是大将。《楚汉春秋》交代更直接。《史记》的楚汉部分的材料大部分采集《楚汉春秋》。而《楚汉春秋》为陆贾所著，陆贾为刘邦身边的谋士，此材料应该是可靠的。《史记集解序》班固有言曰：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只是到了南宋时，这本书已经失传了。

《楚汉春秋》点明鸿门宴时，范增是大将：

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上，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王。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

“大将亚父”，明确点明亚父是“大将”。张良称“大将军”，其说法一致。大将军，古代领兵之最高统帅。始于战国，是将军的最高封号，汉代沿置。西汉时， 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军，位在诸将上总理军事。《汉官仪》载：“ 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此时楚汉相争之际，官职权力大致相当。可以推知范增权力不小。

2.亚父的“亚”是掌管军旅与祭祀官职名称，“父”为老年人之称谓

现代学者郭沫若从文字学考察，认为：“殷有官职曰亚。”卜辞中“亚”之职掌主要为军旅，同时也司祭祀。其地位异常尊崇，深受商王之倚重。[6]115“亚”字，是殷商时代官职名称，主要掌握军旅、祭祀等，且异常尊崇，深受商王之倚重。似与大将军一样的地位。

范增当时在项羽集团是从末将到大将，足见有很大的军旅之权的，请项庄舞剑，可见他是掌握军旅的，否则，项庄是不会听命的。

《楚汉春秋》云：

项王在鸿门，亚父进谏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彩相纠，或似云，或似龙，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也。”

《项羽本纪》“鸿门宴”部分也有类似记载，可见范增是主掌祭祀一类活动的。范增一开始就深得项羽信任。故用亚字。父者，是老年人的称谓，如田父、渔父。范增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故用亚父称范增，应该是很恰当的。

司马迁为什么在此时交代“亚父”呢？其意在突出范增在项羽集团里的政治地位。鸿门宴是双方最高领导人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参加人都是高级别的领导，当时位居都尉的陈平无资格参加。项羽集团只三人，项庄是范增召见而进帐的；刘邦集团，只有两人，樊哙是张良召见而闯帐的。可见会议是高级别会议。在重大场合或重要会议一般称官职，鸿门宴是重要会议，称项羽为项王、称项伯为楚左尹，称刘邦为沛公，称樊哙为参乘，称曹无伤为左司马，都是称官职。称范增为亚父，当然也应是官职。这里补叙，用判断句，特意点明。

再者，从刘邦与张良留谢的言辞对应关系看，亚父是官职：

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

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

刘邦称项王，张良称大王足下，刘邦称亚父，张良称大将军足下。所谓亚父，就是大将军之类的官职。

刘邦献礼，一是项王，一是亚父。在叙说时，亚父常与项王相对举，如“亚父欲急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汉书·陈平传》)。

由此可见，“亚父”是官职称谓，是大将军的代称，是非常尊崇的官位。

3.称官位符合《史记》称谓的体例

《史记》称刘邦为沛公、汉王、高祖，称项羽为项王，称韩信为齐王、楚王、淮阴侯，称萧何为相国，等等。例如：“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淮阴侯韩信，淮阴人。”“萧相国萧何，沛县丰邑人。”

用官名称人，是借代手法，是古籍书常用的手法，应用比较广泛。例如称刘备为豫州，称李白为翰林。 欧阳修《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李白曾任翰林学士，故有翰林之称；韩愈曾任使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翰林、吏部是官名，在这代称人名。称亚父，就是代指范增。

后人用亚父命名历史遗迹，如亚父城、亚父井，也是用官位借代范增，以示纪念。

二、 亚父城

《明一统志》对亚父城记载：“亚父城在州境，刘禹锡记：城高而坚，亚父所营。亚父，楚范增也。”《江南通志》“亚父城”条也说：“在州境，唐刘禹锡记云城高而坚亚父所营。”从《明一统志》《江南通志》看，最早记载亚父城应该是刘禹锡。换句话说，亚父城在唐代还存在。

《和州刺史厅壁记》云：“城高而坚，亚父所营。”[7]103《历阳书事七十韵》：“霸王迷路处，亚父所封城。”[8]577从刘禹锡的记述看，历阳城为亚父所封之城，又为其所建。

亚父城，显然与范增被封历阳侯相关。

现在讨论的是：范增何时被封为历阳侯？何时建筑亚父城？历阳城与亚父城有何关系？

(一)亚父城建于公元前206年

范增被封历阳侯当在公元前206年，建亚父城也应在此时。

亚父范增被封为历阳侯具体时间，《史记》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依据资料作一合理推断。

项羽什么时间封分诸王侯？《项羽本纪》：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这段文字记载封王侯最详细。很显然，范增参与项羽封分王侯一事。从“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等句可推知，范增参与了分封诸王侯的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封王的具体时间不明，二是未见到范增被封侯的记载。

封分诸王侯的时间，在本文段落的下段有交代：

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

可见项羽封分诸王侯在汉之元年四月。汉之元年，即公元前206年。此时项羽自立西楚霸王，于这年四月“出之国”，诸侯“各就国”。

但是本段文字没有范增被封历阳侯的记载，是司马迁的疏漏呢，还是别有他因？

不过，在后文却有明确记载，在叙说“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时，提到范增的历阳侯：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

“汉之三年”，为公元前203年。现在问题是，范增被封为历阳侯是公元前206年呢，还是公元前203年呢？或者在其他时间？

据《史记》材料和上引《楚汉春秋》材料，项羽、范增的官职依次应是：宋义为上将时，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当宋义被杀，怀王任命项羽为上将，范增官职不清楚，可能是上升次将，随项羽而升。鸿门宴上，项羽是上将，而不是王；范增是大将，兼有主管祭祀之类事。辅助作用大，是为亚父。但叙说范增时，未见称“历阳侯”之词。

此前，若范增被怀王封为历阳侯，则在叙说“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时，应该补叙一句“封范增为历阳侯”。此处没有，足见历阳侯不是怀王所封。

项羽封分诸王侯后，未见再有封分王侯之事；项羽封分诸王侯时，范增又参与封分，此时不可能自己不被封分。因此，范增的历阳侯，应该在公元前206年4月。司马迁未能于此叙述范增被封历阳侯，可能是疏忽。

那么，亚父城何时所建？据《史记》“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句，亚父此时到自己的封地去了，亚父城应该是汉之元年(前206)四月以后兴建。

(二)历阳城与亚父城的关系

《明一统志》记载：“历阳废县，在州城内，本秦县。项羽封范增为历阳侯，即此。新莽改曰明义，东汉以来仍为历阳县，本朝并入和州。”这里将亚父城同等于历阳城，但与“和州城”不同，从“在州城内”可知。

在明代，历阳县被称“废县”，是指秦时的历阳县城。

1.先有历阳城，后有亚父城

历阳城建立具体时间难以考定，但可以确定大致时间。历阳城在春秋时代尚未建立。

《越绝书》记载：

吴古故陆道，出胥门，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颈，过犹山，奏太湖，随北顾以西，度阳下溪，过历山阳、龙尾西大决，通安湖。

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

这里“历山阳”“历地”均为历阳县所在地，但未出现历阳县。可见这时还未有历阳县。

《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记述：

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

“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这里的“江上”就是《越绝书》的“出渔浦”的“渔浦”，专家考定就是现在和县城第四中学之地(和县一中旧址)。由此可见，此时历阳城尚未出现。

历阳城应是战国时期楚国一个县城。1974年在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一批战国时期的金币，其中一块方形金币是“爰”。专家考定，“爰”是战国时期楚国在历阳铸造的货币，其地即今安徽和县西约三十里。[9]蔡远章先生经过考证，也认为“爰”是战国时期历阳铸造的货币。造货币的地方应该是不小的城。所以历阳在战国时就存在了。秦统一，就为秦的县城了。

但是，刘禹锡叙述为“城高而坚，亚父所营”，“霸王迷路处，亚父所封城”，好像历阳县城就是范增建筑的。这显然是不准确的。

范增被封历阳侯之前，应有历阳县，而且这个县应该不小。怀王任命时，明确任命侯的是沛公：“封为武安侯。”在项羽分封诸王侯时，明确记载分封侯的有：“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范增被封历阳侯，应该不低于沛公的武安侯，因为当时是项羽、范增共同谋划分封的。

2.历阳县在秦汉时为九江郡武装驻地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范增为什么不封为居巢侯而封为历阳侯呢？

我们再看看《汉书·地理志》地记载：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莽曰延平。属扬州。户十五万五十二，口七十八万五百二十五。有陂官、湖官。

县十五：寿春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浚遒，成德(莽曰平阿)，橐皋，阴陵(莽曰阴陆)，历阳(都尉治，莽曰明义)，当涂(侯国，莽曰山聚)，钟离(莽曰蚕富)，合肥，东城(莽曰武城)，博乡(侯国，莽曰扬陆)，曲阳(侯国,莽曰延平亭),建阳，全椒，阜陵(莽曰阜陆)。

历阳属九江郡，在汉时为“都尉治”。什么是“都尉治”呢？

都尉治源于郡尉治。《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就是郡尉治。《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都尉，掌管一郡武事，与郡守同列二千石官。据此可知，秦之际，历阳为九江郡郡尉治所，在西汉为都尉治所，也就是说历阳为九江郡军事武装所在地。

又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可推知，历阳后又为淮南国的治所之地，《淮南子》称“历阳之都，一夕而成湖”可佐证。东汉时，历阳为侯国、刺史治。《后汉书·侯国四》：“历阳，侯国、刺史治。”

这样，我们就能顺理成章理解范增被封为历阳侯而不是居巢侯的原因了。当时居巢为庐江郡的县。历阳为九江郡都尉治所，九江郡“户十五万五十二”，封历阳侯的食邑不少于“番君将梅鋗十万户侯”。

3.范增回到历阳对县城重新修建——始称亚父城

弄清楚历阳城的情况，我们就清楚亚父城与历阳城的关系：历阳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其城；秦属于郡尉治，为九江郡的军事所在地。与当时九江郡的政治所在地寿春应具有同等重要位置。历阳本是楚国的县城，范增是楚人，回历阳，享受侯的封地，是顺理成章之事。

范增为历阳侯后到历阳，对旧城重新修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亚父文化

亚父一词，已经成为历史文化现象，值得认真探究。

(一)关于亚父的一些历史景点与遗迹，显现人民对亚父的纪念，其物化特点明显

根据现有的典籍记载，不少地方有范增的景点与遗迹，如亚父山、亚父祠、亚父冢、亚父庙、亚父井， 这些景点与遗迹体现了千百年来对亚父范增的纪念，这是亚父文化的物化，随着时光还会继续延伸下去。

1.亚父山

亚父山有多处，反映巢湖一带人民对亚父的纪念与追怀心理。

一是亚父山在巢县东八十里。《明一统志》记载：“亚父山在巢县东八十里，亚父，范增也，增居此山之阳，故名。”

一是在巢县东十里。《大清一统志》记载：“亚父山，在巢县东十里。《隋书地理志》记载：襄安有亚父山。寰宇记：汉时范增死于山傍，故名。以形似旗，亦名旗山，又有鼓山，与旗山相对。”

一是在巢县南三十里。《左传折诸》记载：“秦为居巢县，范增为居巢人，有居巢山，在巢县南三十里有亚父山。”《通鉴地理通释》记载：“巢湖亦谓之马尾沟，东流经亚父山。”

一是在巢县东十二里。 《方舆胜览》记载：“亚父山，在巢县东十二里，昔范增居此山之阳。”一是在巢县东北二十里。《江南通志》记载：“亚父故居，在巢县东北二十里。”亚父山，《皇览》云：“吏民祭亚父于居巢庭上，长吏初视事，必祭而后从政庭中。又有亚父井。”

《合肥日报》载《巢湖鼓山(亚父山)山人共名 交相辉映》一文说：“距离巢湖市区中心3.5公里东郊的亚父街道境内耸立着两座山，一曰‘鼓山’， 一曰‘旗山’， 两山之间是秦末扶楚灭秦的千古谋臣范增故居所在地，成语“旗鼓相当”即来源于此。因为是“亚父”范增的故里，鼓山又被人们称为‘亚父山’。”[10]

古今记载有明显差异，但共同点是都在巢湖市(巢县)四周。因为范增是居巢人，人们为了纪念亚父，就将巢县四周山命名为亚父山。

2. 亚父井、亚父祠

《大清一统志》：“亚父井在巢县治内亚父祠前。”《江南通志》：“范亚父祠，在巢县治内祀范增，又一在县东七里。”《水经注集释订讹》“居巢亭中有亚父井，吏民亲事，皆祭亚父于居巢亭上，后更造祠于郭东，至今祀之。”

3.亚父冢

亚父冢据记载有数处。

《水经注集释订讹》：“又经亚父冢东，《皇览》曰：亚父冢，在庐江县郭东。今在徐州城南。”

《咸淳临安志》：“亚父冢，在皋亭山。”“今显灵其地，有祷皆应，世传为亚父冢。”这其实已经神话了亚父。皋亭山，又名半山，在今浙江省杭州市北郊。

《剡录》：“亚父石迹，亚父山在礼义乡。昔山中老农遇神人，曰:吾，亚父也，当宅兹山。明日，见崖石中有足迹甚大。亚父事，出《神异经》。”这两段神话与其后浙江台州亚父隐居民间传说似有联系。

《江南通志》：“北史云：世祖至彭城，登亚父冢以望城内。”

据360百科发布，范增墓有两处：一是徐州范增墓，范增墓在徐州市彭城路乾隆行宫后的土山上，即古代彭城范增墓。一处巢湖范增墓，据载范增死后葬在亚父山，郭沫若诗中“空余孤冢在湖濡”即指此。现山上有古寺庙遗址，山下村中有两口“亚父井”。[11]

(二)民间传说、民间活动显现人们对亚父尊敬与怀念的文化心理

据中国台州网发布《天台民间流传九遮山为天下第一谋士范增的隐居地》：

在天台，跟“天下第一谋士”范增有关的文化事业很丰富。2002年3月27日，天台县街头镇举行大会，隆重纪念范增诞辰2279周年。从此，此地有一个著名的风俗节，即每年农历二月十四日会举办亚父庙会活动，期间有“三盘铳”迎范增等庙会节目，现已成为当地百姓每年最盛大的节日。

农历二月十四日为“亚父庙会”。据该园文字资料记述：亚父园历史悠久，后周显德四年(957)在岩坪建亚父宫。宋朝皇佑元年(1049)刺史何郭扩建庙宇，尊亚父为仙皇佛祖。明朝洪武年间亚父庙宇遭火毁，崇祯三年重新建造庙宇并塑像于现在的庙址。清朝乾隆四十年大殿重修，建庙房四年，由三保共管。道光十三年改建楼房，各村舍田资助银两招收主持。光绪九年，在庙的前面，建戏台、厢房十一间。从此，每年农历二月十四日，天台周边有万余人前来举行范增诞辰纪念大会。会后，按本地习俗举行“范增佛像迎会”活动。

“范增庙”建筑分布：庙围墙左侧是“清节门”，右侧是“神策门”。庙宇坐东朝西，建筑雄伟。大殿称“仙皇殿”，正中是“仙皇佛祖”范增的巨大神像，佛像庄严而慈祥。旁有对联：“进则医国退则医民到如今秀谷村中又怀大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叹当日鸿门宴上未遂雄图。”墙体上刻有多次重修范增庙的序文。其中一文为：“盖亚父者乃西楚霸王之相父范增是也。”[12]

(三)歌咏亚父的诗文显现亚父文化的流动性与传承性，彰显亚父文化的内涵

1.为亚父而感叹

《宋诗纪事》载有吕定定一首诗《登彭城楼》：

项王台上白云秋，亚父坟前草树稠。山色不随人事改，水声长近戍城流。空余夜月龙神庙，无复春风燕子楼。楚汉兴亡俱土壤，不须怀古重夷犹。

“亚父坟前草树稠”，感叹无人凭吊，有十分惋惜之情；“空余夜月龙神庙”，正是照应无人凭吊，只有夜月相伴。“楚汉兴亡俱土壤”，楚汉相争当年事，现在都已成为历史的粉尘了。

2.认为范增是人杰

惜其未用亚父，似总结历史憾事。苏轼是其代表。苏轼论曰：

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亦人杰也哉！

汤鹏论曰：

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作者认为这些贤者未能重用，是“左右谮愬之罪也”，并上升为“此乾坤憾事也”的高度。蒋济对此有同感：“项羽若听范增之策，则平步取天下也。”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五十(宋杜大珪编)：“故屈平怀石，亚父疽殒，贾谊忌鵩，张昭塞户，而汉唐以来，公卿大臣以废放不用，而颠沛若无，以乐其生者比比是也。”

将亚父与屈原、贾谊、张昭等贤者同列，足见惋惜之意。

3.对亚父持批评态度

王安石、洪迈是其代表。王安石：“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鄛人七十漫多奇，为汉驱民了不知。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陈孚《范增墓》云：“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平生竒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 批评似有嘲讽之意。

《史记疑问》对范增在鸿门宴行为予以批评:

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哙覆盾按剑切而啖之，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沛公先破秦遣将守关，而王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彘肩，自庖人来或自席上来也，安得生者耶？且二王相会，末辄敢肆言，且曰窃为大王不取，此时之项王未有以应，此刻之亚父亦无一辞，直俟沛公遁去而始曰：不足与谋，王怯，增騃，不应至是。

洪迈对亚父也持批评态度，认为范增不是人杰：

世谓范增为人杰，予以为不然。夷考平生，盖出战国纵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关中，则当如约，增乃劝羽杀之，又徒之蜀汉。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坑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见之，未尝闻一言也。至于荥阳之役，身遭反间，然后发怒而去。呜呼，疏矣哉！东坡公论此事伟甚，犹未尽也。

陈郁论曰：

范增为羽上客，岂不知羽残忍多忌，非人君之度，而从之与汉王争。至其言皆不用，乃曰：‘孺子不可与谋，夺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后疑间一行，竟以疽死。何觉之晚耶！不及一妇人远矣。

赞扬也好，批评也好，亚父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令后人产生许多深思与评论。民间的纪念活动，反映了人们对亚父的怀念与尊崇。亚父的历史悲剧为后人提供了历史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发掘、总结和提升。

[1] 叶永新.范增确系项羽的亚父[J].安徽大学学报，1995,(6):78-81.

[2] 吴仰湘.范增不是项羽的亚父[J]. 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4，(2)：103-106.

[3] 陆精康.亚父新考[J].语文学习，1996，(3) ：18-19.

[4] 张港.“亚父”当是范增的绰号[J].阅读与写作，2004，(5):12-12.

[5] 罗献中.试释“亚父”汉字文化[J]. 2007，(3)：95.

[6] 姚孝遂，肖丁台.小屯南地甲骨考释[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7]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 盛观照.关于楚国钱币的若干问题[M]//舟山钱币史论丛稿.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10] 巢湖鼓山(亚父山)山人共名 交相辉映[N].合肥日报，2013-08-07(1).

[11] 范增墓. [EB/OL].[2016-07-04]. 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7861733-8135828.

[12] 陈剑.天台民间流传九遮山为天下第一谋士范增的隐居地[EB/OL]. (2014-01-05)[2016-07-05].中国台州网， http://www.taizhou.com.cn/wenhua/2014-01/05/content_1546704.htm.

【责任编辑 朱正平】

Study on Yafu and Yafu Culture

XUE Cong-jun

(No.1 Middle School, Hexian 238200, China)

Yafu was not Fan Zeng’s name, not the honorable title as Xiang Yu showed his respect to Fan Zeng, even not Fan Zeng’s nickname, but actually it was an official rank in charge of military and religious affairs which Fan Zeng once worked as. Yafu Town was built in 206 B.C. when Fan Zeng was bestowed Liyang Hou and returned Liyang. Liyang Town, an ancient town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military legacy for lieutenant rule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of Jiujiang County. Yafu culture includes Yafu ruins, scenic spots, folklore stories, regional customs, and also poetries and commentaries on Yafu in the records of the ancient records. Such culture reflects people’s memory and confirmation of Yafu, and it is worth exploring, excavating and upgrading.

Yafu; Yafu ruins; Yafu culture

K207

A

1009-5128(2016)21-0047-08

2016-08-30

薛从军(1948—)，男，安徽和县人，安徽和县第一中学特级教师，主要从事地域文化、中国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