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大 可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司马迁思想研究】

《史记》为后王立法，是一部治国宝典

张 大 可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史记》的创作宗旨是“究天人之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创作目的是效《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是一部治国宝典和人伦道德教科书。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司马迁塑造明君、贤臣形象，总结历史不断革新的模式，为后王立法，避免变革天命的“革命”发生，保持社会和谐，这就是古代的开明政治理想。

《史记》；明君；贤臣；开明政治

孔子周游列国，宣扬王道，没有得到任用。于是回到鲁国，著书立说，编写《春秋》以当一王之法。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所谓“王道备，人事浃”, 就是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太史公自序》说得更直白：“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史记》效法《春秋》，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在实践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的理想。本题先说为后王立法，下分四个方面来谈。

一、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

《史记》的形制五体结构象征礼制国家的等级序列。如果把国家建制比作一个宝塔结构，以帝王为中心的十二本纪，用编年笔法记载国家大事，为全书纲要，是塔尖。八书阐释国家大政，三十世家载侯王，如同二十八宿环卫北辰，是塔身。七十列传载述臣僚及黎民大众，是塔基。十表贯通三千年，划分历史断限，如同人体经络。《史记》从形制到内容鲜明地展现出是一部治国宝典。

《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司马迁展示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完善的历程，表现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

黄帝之世，部落互相攻战，生产落后。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统一了天下。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按时播百谷草木。风后等人，只是黄帝的助手，黄帝本人“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世本》记载黄帝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五帝本纪》说黄帝“迎日推策”，亲自观测太阳运动以推算时令。这时制度草创，国家建构还不能成体系。颛顼、帝喾相继。大体仿黄帝之治。

当尧之世，历法、生产、治政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尧用羲氏、和氏为历官，有了专门的治历机构。尧还在东方的郁夷、南方的南交、西方的昧谷、北方的幽都设立了4个观日台，即4个天文站，精确地推算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节令，指导生产。年历为366日，还设置闰月调整历法。尧还兴修了水利。在治政方面有四岳佐政。但国家建构还很不完善。当舜之时，礼义制度都建立起来。舜举了22个贤人治理国家。伯禹为司空，平水土；契为司徒，敬敷五教；皋陶为士，掌理刑狱；垂为共工，主百工；益为虞官，治山泽；伯夷为秩宗，掌礼仪；夔为典乐，和人神；龙为纳言，宣诰命。各部主事有正有佐，“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各种事业都兴办起来。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句话就是《五帝本纪》的主题。历史经历了从黄帝到虞舜的不断发展，国家建制才初具规模。

《五帝本纪》的思想脉络对于读《史记》全书是一个示例。本篇仅3000余字，具体生动地描绘了五帝相承的发展变化，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进化论的历史观。《太史公自序》云：“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推”是追述的意思，含有理性推度的意义。“录”是记载、实录。“略推三代，录秦汉”，即是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的原则。《五帝本纪》也是详近略远，是全书写作原则的一个缩影。司马迁的这一写作原则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正因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所以才要详今略古，取法后王。司马迁法后王的思想是十分彻底的，具体内容就是法秦汉。《六国年表序》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都有明确论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司马迁述史为鉴，并非循古。所以战国的权变可以借鉴，汉代百年治政的经验更值得借鉴。

国家稳固，要长治久安，执政的帝王要与时俱进，如同五帝相承，要不断更化革新，赢得民心，赢得天命。如若因循守旧，甚至倒行逆施，就要失去天命，发生改朝换代的“革命”。司马迁所称的“革命”，是指变革天命，不同于今天的革命观念，但其结果是一样的，即改朝换代，社会发生大动乱。“革命”这一词源出自《逸周书·克殷解》，《周本纪》作了摘引。司马迁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革命就是推翻失去天命的暴君，拥戴获得天命的仁德君主登基。汤伐桀、武王伐纣，陈涉首难，司马迁都称之为“革命”。《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避免“革命”的发生，施政者要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自强不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用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司马迁认为“变”是历史进步的永恒法则，“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国家施政要不断地变革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人采择。

战国时代，七雄争战，拼的是实力，富国强兵是当务之急。七国都先后实施改革，强国强兵，兵法两家占了主导地位。魏文侯在魏国率先实施改革，主政大臣李悝是法家，嗣后魏武侯时有兵法家吴起。吴起后来又到楚国实施改革。魏文侯兼用儒家，师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皆儒者。继之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主政大臣肥义，有儒者风度。最成功的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国迅速崛起。申不害主持韩国改革。商鞅、申不害两人均是法家。乐毅在燕，兵家。邹衍在齐，阴阳家。田单复齐，田单亦兵家。先秦诸子百家都致力于改革，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改革是剧烈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实质是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也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当统治者还能掌握局面，新旧两种势力达成妥协，改革成功。新旧两种势力不能妥协，水火不容，或旧势力过于顽固，或新势力过于急进，必将导致旧政权不是分崩离析，就是一场革命爆发，都是社会的大动乱。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秦国商鞅变法，是两种改革成功的范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移风易俗，赵国近于称霸，耗时二十年。商鞅变法，革除了秦国旧制度，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超级强国，十年大见功效，但改革者商鞅却落得家破人亡。这说明，一场社会改革步履多么艰难，阻力之大，付出的代价之高。改革成功，十分不易，只有非常之人才能行非常之事。改革家是引领时代的英雄。

比较赵武灵王和商鞅两人的改革，是不同的两种模式。赵武灵王渐进，商鞅急进。司马迁用大篇幅记叙两场改革双方的辩论，赵武灵王与公子成、赵文、赵造、赵俊等人的辩论和商鞅与甘龙、杜挚等人的辩论，仿佛是同一场辩论，两个版本，场景、用语，似曾相识，十分雷同。司马迁刻意用此提示人们，改革方式不同，付出代价的成本不一样，历史后果也不一样。赵武灵王改革具有人性化，带儒家色彩，时间要长，是渐进式改革，可以做到不流血。商鞅用兵法手段改革，是急进的改革，如同暴风骤雨，板起面孔不近人情。因为法家主张人性恶，迷信暴力推行，把群众当作愚民。法家的取信，是以诈欺人，以势压人，压制舆论，甚至烧诗书。改革成功快，见效大，但负面影响也大。秦国政治自商鞅变法起，严厉再严厉，以至于秦国统一，二世而亡，留给人们深刻反思。渐进，就是由浅入深，条件成熟，再进入深水区。赵武灵王的渐进改革，长期蓄势，细致工作，以理服人，最终让反对者也支持改革，虽然时间长，见效慢，但付出的成本低，没有负面影响。毫无疑义，赵武灵王创立了渐近改革的成功模式，效果最好。

二、司马迁笔下的明君

雕塑明君的正面形象，给社会以正能量，这是《史记》为后王立法的主旨。

(一)帝王无私，要天下为公

《五帝本纪》写尧舜禹禅让，揭示上古帝王无私的伟大精神。尧年老，他的儿子朱丹不成才，尧要找一个人接班，众臣推荐了舜。舜继承帝位，天下的人得利，而朱丹一人不得利；朱丹继承帝位，朱丹一人得利，天下的人都要受害。两相权衡，尧说：“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即“不能让全天下的人受害而使一人得利”，这个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行。《礼记·礼运》提倡的“天下为公”，尧舜禅让，给予了实践。

(二)帝王成事，要任贤使能

贤才决定事业成败。《匈奴列传赞》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高祖本纪》载刘邦以弱胜强，他自己总结楚亡汉兴的原因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治平天下需要众多的贤才。《刘敬叔孙通列传赞》引谚语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周文王、武王之有天下，因为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佐文王，有周公、召公、毕公、尚父之伦辅武王。秦并天下，楚灭汉兴，都是因为有一大批贤相良将在建功。贤才如此重要，大道理人人都懂，凝聚人才的办法也很多，如重金招聘，伯乐推荐，毛遂自荐，等等，但都不是要害。帝王任贤，最核心之点是要有容人之量，也就是帝王气度。刘邦以一介布衣登天子之堂，成功的秘诀就是他有帝王气度，能够役使高于自己的命世大才，所以他取得了成功。刘邦的过人之处，就是他能识人、用人。刘邦有一句口头禅，叫“为之奈何”，这件事怎么办？降下身份，不耻下问，承认山外有山，这就是刘邦识人的秘诀。识人就要用人。刘邦拜将，任用从敌人营垒中逃过来的韩信。任人不疑，让韩信独当一面，人尽其才，施知遇之恩，必得死力回报。再是帝王知错能改，更能服贤者之心。三国时袁曹官渡之战，袁绍失败，杀了提出正确意见的田丰，袁氏的灭亡，不可救药。刘邦平城受困，杀了阿谀奉承说匈奴可击的佞人，赦免忠诚直言反对击匈奴的娄敬，封为列侯，赐姓刘，于是娄敬成了与帝王同姓的刘敬。袁绍与刘邦，两相对照，刘邦用人的帝王器度，袁绍不可同日而语。

(三)帝王善断，有御人之术

帝王办事果决，乾纲独断，这是驾驭能人的基本素质。御人之术，分寸把握得好，以德服人，就是明主、雄主；把握不好，只能以力服人，以诈欺人，就是奸雄。曹操有奸雄之称，刘邦有贤能之名。刘邦的御人之术，我们举两例以观其能。一是收降黥布，二是驾驭韩信，刘邦采用了不同的策略。黥布一介武夫，能征惯战，做到了项羽的九江王。刘邦派说客挖项羽的墙脚，说降了黥布。当黥布来投，刘邦接见时先杀其气，故意冷落黥布在客馆，派人对黥布说：“汉王今夜有事不见，九江王一定要见，只能到汉王卧室里去见。”黥布到了汉王卧室，见刘邦在洗脚，左右各一个美人双双伺候刘邦。刘邦抱住两个美人亲亲耍耍，这对客人是多么不礼貌。如此场面，让黥布十分难堪，恨不得有一条地缝钻进去。黥布告辞刘邦出来想自杀。等到黥布到达他安息的地方，一看卧室的布置与汉王刘邦一模一样，也有两个美人在等候，是王者的规格。这一下黥布又高兴起来(《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原文曰：“布又大喜过望。”黥布心想，汉王是真心待我，给我王者的礼遇，只是做事有点流氓习气，是不见外我，不计较小节，我黥布要死心塌地跟随汉王。

韩信足智多谋，有盖世奇才，投刘邦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刘邦是看萧何的面子拜韩信为大将。韩信拜将后一席对话让刘邦心服。刘邦放手让韩信独当一面，开辟北方战场，派了三个人监视韩信。一个监军张耳，一个步兵头领曹参，一个骑兵头领灌婴，三人分了韩信之权。当韩信灭齐要称假王之时，刘邦受此要挟大骂韩信说：“老子受困，你小子按兵不动，还想称王。”随即改口骂道：“大丈夫在世要堂堂正正做真王，你小子怎么要假王。”(《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刘邦派出高规格使者张良到齐国去立韩信为齐王，但却没有正式的委任状和划界地图。韩信自然也不满意，消极怠工，按兵不动。这事拖了一年，刘邦才正式下委任状和封疆地图给韩信，韩信这才发兵会围项王于垓下。项王被灭，刘邦立即改封韩信为楚王，美其名曰：“衣锦还乡。”其实是夺韩信之军，让他赤手空拳回家乡去做楚王。后来韩信被擒，心有不甘，对刘邦说：“陛下带兵不过十万，臣带兵多多益善。”刘邦笑着说：“多多益善，何为我擒。”韩信无奈地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善将将的御人之术，当然不是天生，是政治成熟的最高境界，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在后天的实践中修成正果。

(四)帝王兼听，要察纳雅言

圣明君主亲信贤人，远离奸佞，能够倾听不同意见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叫纳谏，不是圣明之君；喜欢阿谀奉承，那就是昏暴之君。司马迁批评殷纣王拒谏，“智足以拒谏”，纣王的小聪明只用在拒谏上，甚至剖心杀了忠臣比干，最后的结果是破家亡国。司马迁称许汉文帝为仁君，他真诚纳谏，有两个举措为后世君主树立了榜样。一是下诏求言，创立了举贤良制度。二是明确宣布言者无罪，言事者无论对与错都不承担责任。汉文帝认为，纳谏的后果由君主承担责任，“国之大患”是“择者不明”(《汉书》卷四九《晁错传》)。汉文帝开明的流风余韵，一直影响到昭宣中兴。

(五)帝王勤政，要关爱民生

凡雄略之主，都有勤政的精神。秦始皇办公，课以日程，批阅公文，每天定量批阅简牍一百二十斤，不完不休息。司马迁批评秦始皇“贪于权势如此”(《史记》卷七《秦始皇本纪》)。司马迁所讲的勤政，指勤于关心民生，而不是具体的政务。恰恰相反，帝王不要去干预臣工的政务。明君之明，是明于国家大体，把握方向，创建制度，要了解民情，要像黄帝、尧舜那样，一年四季巡视百姓，“未尝宁居”，没有睡过一天安身觉。舜死于苍梧之野，大禹崩于会稽山上，他们死在关爱民生的工作岗位上。如此勤政的帝王，似乎只能是一个理想。

(六)帝王节俭，要珍惜民财

汉文帝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十分珍惜民财，非常节俭。他所宠幸的慎夫人，只穿短裙，帷帐不准绣花。汉文帝要修一个观景台，一说是观天文的高台，需要一百金，相当于十户中产人家一年的收入，汉文帝停建。汉文帝临终下诏，臣下守灵，只在早晚各哭十五声，臣民要节哀。十五天解除丧期，全天下的吏民，只需三天，按礼要守三年之丧。下葬器具不用金银，只用瓦器。汉文帝心中装有一个“民”字，司马迁许之为“仁”。文景时代，人民安居乐业，六七十岁的老翁，整天与小儿嬉戏，都返老还童了。

三、司马迁笔下的贤臣

(一)居官理民，要为民办事

西汉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想民之所想，疾民之所疾，司马迁称许说“何之勋烂焉”。万石君一门贵盛，碌碌无为，一生谨慎，只仰承天子鼻息，但能“为百姓言”(《史记》卷一○三《万石张叔列传》)，写万石君石奋少子石庆“为齐相，不言而齐国大治”，石庆为丞相，“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是否与民办事，是贤臣的最高标准，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先进思想。查遍二十四史，只有《史记》写有“为百姓言”几个字。

(二)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在古代断狱判案是国家施政的重中之重。刑措不用，是太平盛世的标牌。在古代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君主干预司法，往往使国家陷于深重灾难。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 人。西汉著名贤臣，汉文帝时廷尉，执法公正，认为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不是皇帝个人的意志。张释之劝谏汉文帝带头按法律办事为天下人的表率。

(三)为官要清廉，不与民争利

公仪休是春秋时鲁国国相，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给为官的人树立了一面高悬的明镜。公仪休喜欢吃鱼，有人投其所好，专程送来了几条鱼，公仪休坚辞不受。他对送鱼的人说：“我正因为喜欢吃鱼，一份微薄的俸禄还吃得起鱼。如果我收了你的鱼，丢了俸禄，那时谁来送鱼呢？”(《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一席话说得送鱼人哑然失笑，公仪休的话既拒腐，又委婉，一针见血揭穿了送鱼人请托的目的。公仪休的夫人勤劳贤淑，亲自种菜织布，公仪休劝说不听，休了夫人，说她争夺了士农工商的口食。公仪休防微杜渐，制止当官的亲属与民争利，这种精神无比崇高，但休妻之举，未免过分和迂腐。

(四)救民水火，甘冒斧钺

汉武帝时，河内郡发生火灾，烧了一千多家。汉武帝派汲黯去巡察。汲黯路过河南，那里发生了大旱灾，接着是水灾，颗粒不收，地方对此瞒报。汲黯见此，自作主张打开粮仓救灾，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汲黯的行为，急民之所急，不顾个人安危，汉武帝赦免了他的罪过，还称赞汲黯是“社稷之臣”(《史记》卷一二○《汲黯列传》)。

(五)当官要自律，职位是责任

春秋晋文公时，晋国最高司法长官李离，办案五年没有出过差错。公元前632 年，李离的部属错判了一件死刑案，李离自责，向晋文公请求死刑。李离说：“我是最高司法长官，俸禄最高，职位高，俸禄多就要担负最高责任。臣不能平时享受高位高禄，有了过错推给下属。”(《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李离不接受晋文公的赦免，自杀而死，承担责任。

(六)治理积弊，要有智慧，启迪民智

如何处理尖锐复杂而又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手握权力的长官，是用暴力推行善政，还是用智慧让恶人现身说法，教育人民群众觉醒，两种办法，两种效果。褚少孙所补战国时西门豹治邺，提供了一个以人为本，运用智慧办事的典型。西门豹也用暴力，一是有限度，二是只用于惩办首恶。

邺城是魏国的领地，在今天河北临漳县一带，经常闹水灾。那里的官绅与巫婆结成一伙坑害民众。他们每年要为河伯，即河神娶媳妇。家家都要出钱，搜刮上百万，官绅与巫婆把大部分钱财瓜分，只用少量的钱娶妇。民间长得漂亮的小姑娘及其家庭遭受侵害。有钱的出钱免灾，无钱的就要倒霉，有的带着女儿逃匿流浪，但每年总有一个家庭、一个女孩遭殃。西门豹到任，了解情况后，决心革除陋俗，动员民众修水利。但在强大黑暗社会势力笼罩下尚未觉醒的民众，强力推行很难奏效。西门豹不动声色，他也声称要参加为河伯娶妇的典礼，并以县令之尊做主持人。西门豹以虔敬的心情顺民之俗。当娶妇典礼正式开始时，西门豹声称揭掉女子盖头，要察看是否漂亮。然后要巫婆去向河伯报信，问河伯是否满意，说时迟，那时快，没等西门豹话音落地，上来两个吏卒，不容分说把巫婆投入河中随水漂去。西门豹装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站立等待，纹丝不动，等待回音。成千上万的群众鸦雀无声。过了一阵，西门豹说，巫婆为何久久不回，再派她的弟子去催促她。于是投一女弟子河中。过了一阵，又投河一个弟子，一连投了三个弟子。她们都没有回来。西门豹说：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子，不会办事，现在要男子去向河伯汇报，于是把地方官三老投到河中。地方豪绅和县里官吏个个惊恐。这时西门豹又发话了，说：“三老官职小，也回不来，现在请地方豪绅长老、县衙高官去见河伯吧。”西门豹想把这群恶棍一个一个都投入河中。这些人连忙一个个叩头，真是叩头如捣蒜，自己出来拆穿西洋镜，揭穿骗局，退出赃款，西门豹饶他们不死，全体百姓也受了教育。西门豹趁热打铁，组织全县百姓挖沟修渠，共修通了十二条渠，彻底免除了水害。西门豹的智慧和工作方法，不是很值得借鉴吗？

西门豹治邺，是西汉褚少孙所补，符合司马迁的思想，与商鞅变法用暴力和诡诈之术相较，适成鲜明对比。司马迁自己所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与商鞅变法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治申商刑名之学的能臣，高高在上，视人民群众为愚民，只可共享其成，不可与之虑始，往往主观蛮干，与民对立。司马迁称商鞅“天资刻薄”，不赞成对人民施暴力。由此可见，贤臣不仅能办事，更要有一颗赤子之心，与民共休戚。

四、司马迁开明的政治理想

在古代皇帝制度下，“朕即国家”，尚无民主、自由的观念。人民期盼的、史家颂扬的是希望君明臣贤，国家实施开明政治。何谓开明？那就是执政的国君要明，臣子要贤。君“明”的标志是“纳谏”与“兼听”，倾听臣民意见；臣“贤”的标志是“清廉尽职”，为民办事。君与臣，都不能以意为法，施政要顺民之俗、心里装有老百姓。司马迁在高祖、吕太后、孝文帝诸本纪赞，以及律书序，萧、曹世家赞等篇都鲜明地表达了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的思想。汉高祖刘邦，起自匹夫而得“天统”，是因为他顺民之俗，“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称之为“德至圣”的“仁”君。治国的最高原则是“顺民之俗”，又称“顺流与之更始”(《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赞》)。要办老百姓希望办的事。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2012 年11 月16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这是共产党人的心胸和追求。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但他“顺民之俗”的作为应当肯定。司马迁以帝王亲民为仁德的最高准则，这一先进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怎样才能做到“顺流与之更始”，办老百姓希望办的事？西汉初的无为政治就是顺民之俗。当时民无盖藏，急需休养生息，国家施政以休养生息为要务，无为就是顺民之俗。因为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量力而行。具体说，有两条最基本的国策：第一，君臣无为，不举措暴众，不搞政治折腾，不滥用民力。该办的事，能办则办，不能办等到条件成熟再办。第二，民众则是有为，士农工商全面发展。“无为”是道家的语言，老子主张“绝圣去智”，灭去人欲。恰恰相反，司马迁主张一个人要积极用世，提倡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精神，人生的追求是“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司马迁不认为人欲是洪水猛兽，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鼓励人人发财致富。国家施政，不是阻遏人欲，而是“善者因之”，即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让人民富裕，构建和谐社会。国家怎样施政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呢？那就是君明、臣贤。明君的榜样是汉文帝，带头执法不干预臣职。贤臣的榜样是张释之和冯唐。张释之依法审案，冯唐直言劝谏。《孝文本纪》与《张释之冯唐列传》，两篇合起来读，鲜明地展现行政、司法、监察三者平衡互补，显然，这就是司马迁构建的一幅开明施政蓝图。

综上所述，司马迁塑造明君贤臣的榜样，用以构建他理想的开明政治蓝图，核心思想是两个方面：第一，贤者在位；第二，言路畅通。落实在帝王身上就是“用贤”与“纳谏”。无论是古代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近世的“康乾盛世”，历史学家总结经验，不出这两条，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大体如此。“用贤”与“纳谏”放之四海而皆准，大道理不难懂，关键是国家施政怎样才能落实“用贤”与“纳谏”，司马迁升华为“贤者在位”与“言路畅通”，构思制度建设，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超前以至于今，司马迁的开明政治思想在今天仍然光芒四射。再申说之如次。

其一，贤者在位。司马迁讲的“贤者在位”，有三个突破：第一，“贤者在位”，不是单纯的用贤，而是包括君主在位，也要贤者，明君、贤臣，缺一不可；第二，治平天下，需要众多贤才，“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第三，智不可专，民间有贤才。

其二，言路畅通。司马迁讲的“言路畅通”，也不是单纯的“纳谏”与“兼听”，而提出“言者无罪”，帝王要像汉文帝那样下诏求言，听取民众心声。司马迁不只是思想境界的突破，他进一步提出怎样才能保证“贤者在位”与“言路畅通”的方法。贤者在位，要集体推荐，试用考察，民心拥护，然后授以实政。尧禅位舜的过程就是这样，时间长达二十八年。君臣在位，都要遵守制度约束；司法要独立，要公正；监察要进言，要敢言，这些先进思想，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责任编辑 朱正平】

Historical Records as the Rule Book for the Later Kings

ZHANG Da-ke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aimed to “search f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e change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write the academic works of an independent thought which have formed a school of his own”, which imitate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make the rules for the later kings and for the morals as the textbook of the ruling classic and the ethic morality. Constructing a nation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nnovate constantly. Sima Qian invented the wise monarchs, loyal officials, summarized the innovative mode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making rule for the kings, in order to avoid the revolution and to maintain the harmonious society, which is an enlightened political idea.

Historical Records; making law for the later kings; wise monarch; loyal official; enlightened politics

K207

A

1009-5128(2016)21-0005-06

2016-09-08

张大可(1940—)，男，重庆人，著名史记学家，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渭南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