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再论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理论体系

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作为文体学集大成之作的《文心雕龙》，辨体批评是贯穿其始末的一条主要线索。其辨体内蕴丰富，自成体系，是其文体学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文体文献价值和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文心雕龙》之辨体批评包括辨文体类别、辨文体风格以及辨优劣高下等诸多方面。关于辨文体类别，包括辨不同文体之间和相近文体之间的界限，这种“分界限”体现在辨同异上，即辨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或侧重于体裁，或侧重于风格，或从整体风貌上区分。关于辨文体风格，包括辨文质、辨情文、辨奇正、辨华实、辨风骨丹采、辨雅俗等。此外，辨析文体之优劣高下、是非清浊亦为其辨体内蕴的要义之一。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体学；辨体批评；理论体系

作为文体学集大成之作的《文心雕龙》，辨体批评是贯穿其始末的一条核心理论线索，这不但体现在《序志》篇的明确主张，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以及《明诗》至《书记》二十篇文体论的具体实践，而且在总论五篇中也包含着作者系统的辨体理论。本文之所以名为“再论”，是因为笔者曾发表过《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理论体系》一文，主要包括“务先大体”的辨体观、“辞尚体要，弗惟好异”之辨体破体的辩证观以及“体乎经”的文体源流论等三个方面*任竞泽：《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理论体系——兼论其辨体观的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学术论坛》2015年第6期。，与本文共同组成刘勰的辨体理论批评体系。本文中刘勰的辨体理论和辨体实践包括辨文体类别、辨文体风格以及辨优劣高下等，通过补足这些辨体内涵，可以使得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理论体系显得更加系统而完整。

一

辨文体类别包括辨不同文体之间即一级文体之间的界限，同一文体之内二级文体之间的界限，以及不同但相近文体之间的界限，这种“分界限”体现在辨同异上，即辨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或侧重于体裁，或侧重于风格，或从整体风貌上区分。

辨文体类别主要在《辨骚》和《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文体论中。这二十篇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辨骚》《明诗》《乐府》《诠赋》为一组，每篇论一种文体，即骚、诗、乐府、赋，但这四种文体互相之间又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间同异之辨很细腻也很复杂。第二类是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史传、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十四篇为一组，每篇兼论两个相近文体之同异。

在这二十篇的文体论中，其辨文体界限首先从音韵学角度，把所有文体分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类。前十篇为有韵之文，后十篇为无韵之笔，这就是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文笔之辨”。即《序志》所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周振甫：《序志第五十》，《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48页。这种从“文笔之辨”的角度把各种文体分成两大块的辨体方法，是六朝永明声律论和骈文兴起这一文学思潮的反映，在当时成为一种辨体风气。如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六朝人分文笔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其一，以有文彩者为文，以无文彩者为笔。谓兼二说而用之。” “论文叙笔，谓自《明诗》至《哀吊》皆论有韵之文，《杂文》《谐隐》二篇，或韵或不韵，故置于中，《史传》以下则论无韵之笔。”*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辨析文体间的同异，即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是这部分的最大特点，最典型的便是《定势》篇所云：“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周振甫：《定势第三十》，《文心雕龙今译》，第278页。或四体或两体为一组，文体不同但相近，重在辨析其异中之同，这种辨体方式最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之四科八体：“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3页。看到每两种文体之间异中之同，这为刘勰十组两两并举文体所效仿。它如陆机《文赋》所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狂。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99页。曹、陆所谓“四科不同”“区分在兹”云云，正为辨析文体类别之异同。其中，陆机论十种文体，学者多以为超出曹丕四种，其实不然。陆机虽分论十种，实则为五科十体，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既把两种相近文体前后并列，又指出各自不同写作特征，与曹丕可谓大同小异。比较可以看出，刘勰之两两一组与曹、陆亦大同小异，如诗赋、碑诔、铭箴全同，其它则微异。所以说，曹丕论四组文体之异与每组不同文体之同；《文赋》则论十个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别，更多注意不同文体之间的区别所在，并暗含五科十体之同异；《文心》论六组文体之间不同与每组四个或两个不同文体之间相同，其间的承传与创新一目了然。

下面我们分两组来逐篇分析其辨析文体界限的辨体思想。第一组，《辨骚》：“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故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可谓鉴而弗精。”“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通篇辨析《诗经》、《楚辞》与汉赋之区别和联系，把诗、骚、赋放在一起来谈，辨不同文体之间异同意味甚浓。《明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周振甫：《明诗第六》，《文心雕龙今译》，第62页。辨四言五言文体之别。《乐府》：“故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周振甫：《乐府第七》，《文心雕龙今译》，第70页。；“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周振甫：《乐府第七》，《文心雕龙今译》，第72页。。辨乐府与诗之界限同异，把乐府从诗体中分离出来，独标一体，这与《文选》分类于赋、诗之后独标乐府具有相同的辨体理念。《诠赋》：“班固称古诗之流也”*周振甫：《诠赋第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5页。，也即“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周振甫：《颂赞第九》，《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1页。。辨赋与诗之同，即二者的继承关系。“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周振甫：《诠赋第八》，《文心雕龙今译》，第76页。申明赋与诗和楚辞的关系，即处于诗和楚辞中间的链条作用。“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周振甫：《诠赋第八》，《文心雕龙今译》，第76页。所谓“与诗画境”，是说“跟诗划清界限”；“斯盖别诗之原始”，是说“这是跟诗分别的开始”*周振甫：《诠赋第八》，《文心雕龙今译》，第76页。，明确辨析赋与诗之异。

以上四篇为纯文学文体，可划归一类。可以看出，骚、诗、乐府、赋四体之间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纵横交错的血脉相连关系，这也成为后世学者辨析这几种文体相互之间关系的学术热点。

第二组，包括十组两两相近文体，辨析其间的同异。大体先分述各自源流演变，然后在论后一种文体时指出二者同异，并在最后总结二者之间的同异，更着眼于其同，以指导写作，即“敷理以举统”，以下分而论之。

《颂赞》。论颂。首先论颂之源于《诗经》赋比兴风雅颂即六义，并辨颂与赋及与风雅之别。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周振甫：《颂赞第九》，《文心雕龙今译》，第83页。“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周振甫：《颂赞第九》，《文心雕龙今译》，第84-85页。辨颂与赋及序引之间的区别。如：“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辨颂与赋及铭之同异。论赞。如：“及迁史固书……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周振甫：《颂赞第九》，《文心雕龙今译》，第87页。“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周振甫：《颂赞第九》，《文心雕龙今译》，第88页。“赞曰：容体底颂，勋业垂赞。”*周振甫：《颂赞第九》，《文心雕龙今译》，第88页。详辨赞与颂这两个文体之间的同异。而所谓“颂体以论辞”“亦犹颂之变耳”“其颂家之细条乎”云云，则更多着眼于颂、赞两文体之同，这也是把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论述的原因。以后其它每组两种文体大都依如此顺序和方式来论述。

《祝盟》。论祝。“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纚也。”*周振甫：《祝盟第十》，《文心雕龙今译》，第93页。“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周振甫：《祝盟第十》，《文心雕龙今译》，第94页。辨祝与《楚辞》之咒、骂之别。“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伸而作也。”*周振甫：《祝盟第十》，《文心雕龙今译》，第95页。辨祭与赞之别。“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执策。然则策本书赠，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而文实告神，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史作之赞，因周之祝文也。”*周振甫：《祝盟第十》，《文心雕龙今译》，第95页。辨祝文与哀策、诔、颂、赞诸体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论盟。如“汉祖建侯，定山河之誓。”“刘琨铁誓，精贯霏霜”*周振甫：《祝盟第十》，《文心雕龙今译》，第96页。。论盟与誓之关系。《铭箴》。“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周振甫：《铭箴第十一》，《文心雕龙今译》，第102页。辨铭与碑的异同。“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主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所以箴铭异用，罕施于代。”*周振甫：《铭箴第十一》，《文心雕龙今译》，第105页。“赞曰：铭实表器，箴惟德轨。”*周振甫：《铭箴第十一》，《文心雕龙今译》，第106页。详论铭箴文体之同异。

《诔碑》。论诔：“观其序事如传”*周振甫：《诔碑第十二》，《文心雕龙今译》，第109页。，“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周振甫：《诔碑第十二》，《文心雕龙今译》，第111页。。辨诔与传颂之关系。论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已者，同诔之区焉。”*周振甫：《诔碑第十二》，《文心雕龙今译》，第113页。辨析碑文与铭、诔、及传体的同异。“赞曰：写实追虚，碑诔以立。”*周振甫：《诔碑第十二》，《文心雕龙今译》，第113页。碑诔并谈以见二者之同。《哀吊》。论哀：“《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周振甫：《哀吊第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116页。“叙事如传，结言摹诗。”*周振甫：《哀吊第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116-117页。详论哀与诗的联系及与传的关系。论吊：“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周振甫：《哀吊第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119页。“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未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周振甫：《哀吊第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120页。辨吊与赋之渊源。《谐隐》。“隐语之用……与夫谐辞，可相表里也。”*周振甫：《谐讔第十五》，《文心雕龙今译》，第134页。“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荀卿蚕赋，已兆其体。”*周振甫：《谐讔第十五》，《文心雕龙今译》，第135页。辨谐与隐及谜语的关系。

《论说》。论“论”：“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周振甫：《论说第十八》，《文心雕龙今译》，第166页。可见论之文体内蕴和体裁丰富复杂，与八种文体都有密切联系。论说：“范睢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此上书之善说也。”*周振甫：《论说第十八》，《文心雕龙今译》，第173页。辨说与上书之关系。《诏策》。诏策难分，故两体并列同述，交错互杂，不像前者所论有先后顺序之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舜，同称为命。……其在三代，事兼诰誓。……降及七国，并称曰令。……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周振甫：《诏策第十九》，《文心雕龙今译》，第177页。详论诏策名称、体制之历史沿革，并辨析诏策与命、诰誓、令、制、戒敕之关系。《檄移》。“檄者……或移露布。”*周振甫：《檄移第二十》，《文心雕龙今译》，第187页。“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周振甫：《檄移第二十》，《文心雕龙今译》，第191-192页。辨不同场合檄移文体之同异。《章表》。“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议也……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周振甫：《章表第二十二》，《文心雕龙今译》，第203页。辨章表名实之别。“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周振甫：《章表第二十二》，《文心雕龙今译》，第204页。辨章表名称沿革及章、表、奏、议之区别。“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章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周振甫：《章表第二十二》，《文心雕龙今译》，第207页。进一步详论章表同异。

《奏启》。论奏：“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周振甫：《奏启第二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211页。“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周振甫：《奏启第二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212页。“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周振甫：《奏启第二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213页。“后之弹事，迭相斟酌。”*周振甫：《奏启第二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213页。论启：“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周振甫：《奏启第二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216页。辨启与表奏之同异。“自汉置八仪，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周振甫：《奏启第二十三》，《文心雕龙今译》，第217页。辨表奏与封事之关系。《议对》。“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周振甫：《议对第二十四》，《文心雕龙今译》，第219-220页。“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周振甫：《议对第二十四》，《文心雕龙今译》，第223页。“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周振甫：《议对第二十四》，《文心雕龙今译》，第225页。“赞曰：议惟畴政，名实相课。……对策王庭，同时酌和。”*周振甫：《议对第二十四》，《文心雕龙今译》，第226页。辨驳议与对策文体之同异。《书记》。“详总书体……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议，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周振甫：《书记第二十五》，《文心雕龙今译》，第230-231页。辨书与表奏、奏书、奏记、奏笺、笺记之同异。“观此四条，并书记所总：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周振甫：《书记第二十五》，《文心雕龙今译》，第239页。辨众体之同异，并指出“随事立体”是辨体的关键。

以上我们详尽地分析论述了刘勰二十篇文体论中的辨体实践，这正是他屡屡提到的诸如“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务先大体”、“辞尚体要”等“文章以体制为先”辨体论的具体体现。这种尊体辨体观“主要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划界限’和‘比高下’，即通过对某一体裁、文类或文体一定的内在质的规定性的把握，划分各种体裁、文类或文体之间的内外界限，划分各种体裁、文类或文体内部的源流正变的界限，并分别赋予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二

辨文体风格可以说是贯穿于整个《文心雕龙》中而有所侧重，主要体现在“文之枢纽”五篇和文体论二十篇以及《体性》篇、《序志》篇等。其中，《序志》是全书的总纲，也同样是辨文体风格的核心关键所在。所谓文体风格，是指包括作家个性及作品之内容形式相统一的一种整体的文体风貌，如辨文道、辨文质、辨情文(情采)、辨奇正、辨华实、辨风骨丹采(风骨)、辨雅俗、辨丽雅、辨今古等等。其中，辨文质是核心，即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它都是文质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此外，辨析文体之优劣高下、利病得失、是非清浊亦为其辨体内蕴的要义之一，下文一并论之。

在“文之枢纽”五篇中，刘勰通过对《原道》《征圣》《宗经》之道、质、雅、正和《正纬》《辨骚》两篇之文、丽、奇之强调，“表达了全书的基本思想”*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9页。，“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大致说来，《原道》《征圣》《宗经》是一组，说明了文章的根源是道，圣人的文章(《六经》)体现了微妙的道心，是文章的典范；《正纬》《辨骚》是一组，指出纬书、楚辞虽有背离《六经》之处，但应酌取其奇辞异采”*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340页。。刘勰从儒家思想出发，在先哲诸如荀子、淮南子、扬雄以及道家玄学思想的“文道”观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道”思想。如《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此盖道之文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逮及商周，文胜其质……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反复申说，认为道是文的根源，道决定文。但他重道又不轻文，认为“圣文雅丽，衔华佩实”，提出“情信而辞巧”，如《征圣》云：“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雅从内容上着眼，丽从文辞形式着眼，即要华实相符。《宗经》篇进一步提出他的辨体六义，即“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其中情深、事信、义直是指思想内容，风清是指艺术风貌，体约、文丽是指语言风格。文章具有六义之美，就是在内容形式上都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在这里，刘勰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树立了六条标准。”*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350页。王运煕、杨明两位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整个第三章《刘勰<文心雕龙>》中，对文章内容和形式之关系分析透辟，虽然未提辨体，但我们认为，刘勰的文道、文质、雅丽、华实、情辞、奇正之辨，正是一种辨体批评，而王、杨所谓“文学批评标准”亦应理解为刘勰的辨体批评标准。本文之论在王、杨之论的基础上和启发下，融入了笔者的辨体分析，其中很多观点不一一标注，受惠良多。以下我们把相关的《文心雕龙》此类观点列举出来，以见刘勰之辨体思想。

在《正纬》《辨骚》里，刘勰从偏重形式角度出发，论述内容形式之关系，即“执正驭奇”，反对逐奇失正，这正是指要有经之内容、纬骚之奇辞异采。刘勰认为“经正纬奇”，但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于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辨骚》云：“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王运煕、杨明二先生对此所论颇详，如云：“除奇正这对概念处，《文心》书中还使用了华实、文质这两对概念，意义往往与奇正接近。……要求奇正兼采，华实并重，做到文质彬彬，这是刘勰指导文学创作以至文学批评的总原则或基本思想。它贯穿在《文心》全书中间。”*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360-362页。

可以看出，刘勰《文心雕龙》之辨内容形式，辨文道、文质、情辞、雅丽、华实、奇正等等哲学思辨观，是一种从整体风貌上来进行文体辨析，与辨源流、同异有不同之处。这里与钟嵘《诗品》之“体被文质”的辨体批评最高标准是相通的。《诗品》“体被文质”之辨体标准指的是曹植作品体现出来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创作特征，要求内容与形式并重；而《文心雕龙》的辨体批评标准以诗之“六义”为总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风骨》篇所谓“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也即风骨与丹采并重，这与《诗品》之辨体批评标准是相同的。

其它辨文质、华实等，如《情采》论文质、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之关系，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周振甫：《情采第三十一》，《文心雕龙今译》，第286-287页。此外，刘勰“文体”论研究方法“原释选敷”之“敷理以举统”中，即篇尾的“赞曰”，大多都从文、质两方面提出该文体的总体写作规范，这是从辨源流、辨同异的基础上来作的总结，这个总结也是辨文质的具体实施。如：《诠赋》篇云“风归丽则，辞剪荑稗”，《祝盟》篇云“立诚在肃，修辞必甘”，《铭箴》篇云“义典则弘，文约为美”，《诔碑》篇云“观风似面，听辞如泣”，《哀吊》篇云“辞之所哀，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恸”，《论说》篇云“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致远方寸”，《诏策》篇云“腾义飞辞，涣其大号”，《章表》篇云“言必贞明，义则弘伟”，《议对》篇云“断理必刚，摛辞无懦”，等等，俱是。

《诗品》中钟嵘对前人及当时文论著作之弊提出了自己的辨体批评主张，即“掎摭利病，辨彰清浊”，进而“显优劣”和“定品第”*[南朝·梁]钟嵘原著、吕德申著：《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9页。。《文心雕龙》亦列举历代文论家之失，从而提出其辨源流的辨体思想。《文心雕龙》之辨源流不但辨文体源流，亦如《诗品》一样辨文体风格，在论述源流的基础上，“选文以定篇”指出作家作品之优劣是非，从而提出自己的辨体批评标准。这一点可以说贯穿全书之中。

例如，《序志》篇便对文论著作之得失进行指摘，从而提出自己的辨体主张。其云：“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周振甫：《序志第五十》，《文心雕龙今译》，第446页。在这里，刘勰既指出了自己的辨体标准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同时又在下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文体研究思路，即“若乃论文序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这一纲领不但统领贯穿上篇，达全书一半篇幅，而且成为后世以及现当代文学史家和文体学者的治学路径和研究方法，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文之枢纽”五篇从质文角度分别论经骚之得失，认为经正纬奇，要酌经取骚，华实相符，提出了自己的辨体主张。

再看二十篇文体论中的辨得失利病和优劣高下。《明诗》篇论汉代，贬“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褒古诗乃“五言之冠冕”；论正始，褒“嵇志清峻，阮旨遥深”，而贬“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周振甫：《明诗第六》，《文心雕龙今译》，第60页。论晋代，则贬其“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颂赞》篇论“谬体”弄文而失质，“讹体”之论等，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谬体、失体、讹体、得体等等，俱为辨文体之得失和高下优劣。《箴铭》之论得体失体，如云“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要之，《文心雕龙》体大而思精，其辨体理论批评亦自成体系，是《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辨体批评的角度来挖掘和观照《文心雕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将使得《文心雕龙》之理论内蕴和价值体现得更充分。

(责任编辑：王学振)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tyle Discrimination System in Liu Xie’sIntentandOrnamentinLiterature

REN Jing-z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Throughout 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a stylistics masterpiece—recurs the style-discriminating criticism as a main clue. Rich in its implication and self-contained in itself, the style-discrimination system is a core part of the stylistics theory as well as of great style literature value an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The style-discriminating criticism in 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 includes categories of stylistics for discrimination, styl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etc.

Key words: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stylistics;style discrimination criticism；the theoretical system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宋代文体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1BZW02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辨体理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0YJA751059)、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文艺思想编”

收稿日期：2016-03-01

作者简介：任竞泽(1968-)，男，内蒙古赤峰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唐宋文学和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83-07